两面作战的鲁迅:反抗精英与批判底层

摩罗 2013-05-02 浏览:

两面作战的鲁迅:反抗精英与批判底层

摩罗

正如本书其他部分所总结的,精英群体创造的人文学术体系,主要具有三个功能。为了论述的方便,这里再一次列举出这三种人文资源及其功能。

第一,精英人物探讨精英人物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维系政治的平等、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公平、社会的繁荣和彼此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汉代人整理的周代“宪法”《礼记》,还有孔夫子的伦理思想,都体现了这样的功能。

第二,精英人物探讨对底层群体作出什么评价、提出什么要求、征收多少赋税、施加什么刑法。在这四项功能中,后两项一般是由社会控制集团的最核心机构决定的,王宫、总统府、议院等等就是这样的核心机构。前两项通常是由精英群体中的笔杆子完成的,鲁迅的一系列涉及底层人形象和境遇的小说,以及进行国民性批判时涉及底层群体的诸多杂文,就体现了这样的功能。

第三,精英人物对人类生命的自由意义、对“存在”的神秘性和宇宙大生命的奥秘进行哲学研究和神学思考。《庄子》、佛教的《金刚经》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即体现了这种作用。这些精神成果有时候也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底层群体接受和消费,但是总的来说,这主要是上流社会即精英群体享用和消费的东西。

从以上所列人文学术的三大功能中,我们不难看出,底层人群在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永远是“被描述”者、“被要求”者、“被征收”(财产赋税)者、“被征调”(劳役、兵役等)者、“被刑罚”者、“被处置”者。至于如何“被”描述、“被”要求、“被”征收财产赋税、“被”征调劳役兵役、 “被”刑罚、“被”处置,他们自己没有发言权,没有表达意愿的渠道和机会。因为这些都由王公大臣们聚在皇宫大殿里议决,由屈原、亚里士多德、培根、杰弗逊等等大宗师拟成条文,颁行天下。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的现实,韩愈有充分的依据总结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韩愈的言论跟亚里士多德的言论如出一辙。中国农民虽然并没有被精英阶级明确描述为工具和财产,但是一个“诛”字表明他们的境遇比古希腊时代的奴隶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关系既然如此判然有别,由精英群体掌握的文化权力必定会对那个无力掌握文化权力的群体进行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所以,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愚民愚妇”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语,这是上流社会人士对底层人的基本用词。

即使是那些在感情上对底层群体十分同情的贤达之士,只要一谈到底层群体,“愚昧”往往是首选词。比如,真心实意为底层群体谋利益,终生都在从事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先生,他对农村和农民的基本描述是“愚、穷、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著名的胡适博士在诊断中国的病症时,提出了“五鬼乱中华”的重要学说,在“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鬼中,“愚昧”当然不是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来描述那个生产“粟米麻丝以事其上”的底层群体的。

在晏阳初和胡适等精英人士的描述中,大众的“愚昧”始终是、永远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在这个判断中,精英群体显然把谋国无智、治国无方、护国无力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了底层群体,底层群体不但永远是精英群体的供养者,必要的时候必须充当精英群体的替罪羊。

描述了这样的背景之后,终于到了可以讨论鲁迅的时候。

我把鲁迅安置在一个庞大的人文学术体系的背景下来讨论,并不是说鲁迅在精英群体中有什么特殊的身份或者特殊的社会关系,只是想指出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人所拥有的基本特征。

这个特征分两层说。第一层,鲁迅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是官俸、政府补贴、版税,他不是靠体力或者武力而是靠他的知识谋生的;第二层,他作为一个靠知识谋生的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以自古以来的精英群体所建立的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作为基本资源和依托。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的主要部分被命名为人文学术,这个人文学术体系及其诸般特征,成为鲁迅无可摆脱的背景。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鲁迅是对于人文学术的精英性质具有洞穿力和批判意识的极少数学者之一。他时时警惕着社会控制集团的政治权力转化为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对弱势群体构成的隐性威压。就此而言,鲁迅一直是精英意识形态的敌人。鲁迅在五四时期写过不少文化批评文字,对于体现中国历代精英群体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抨击。定居上海之后,他的晚年毫不放松对于精英群体及其意识形态的批评。很显然,鲁迅为自己竟然只能属于精英群体而沮丧万分,并且十分渴望跟精英群体划清界限。他经常强调自己“无所属”(“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两地书·八》),其中包含着他对精英群体和某种权力框架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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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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