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不仅不是民主,而且是排斥民的政治权利,反对民参与政治,是彻底反民主的。

作者:刘永佶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将民本说成民主,目的是不给民众以政治权利,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这是从既得利益考虑的。

  当今的中国思想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是不适合中国人的,而且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民本”理念,这就是“中国的民主”,是符合中国的人种、传统和伦理的,是比“西方的民主”更为深刻、和谐、优越的,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实行民主,而是宏扬民本理念。

  “民本”是“中国的民主”吗?

  否!

  民主是现代全世界劳动者争取解放和主导公共事务的政治形式。“民本”则是中国从封建领主制向集权官僚制过渡时由儒家提出,并在集权官僚制确立后的统治理念,是以儒家道统为理论基础的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不仅不是民主,而且是排斥民的政治权利,反对民参与政治,是彻底反民主的。

  说到民本,论者往往推孟轲为首倡者。这有其道理。但孟轲并未提出“民本”这一术语,而是在论其“仁政”、“王道”时阐述有关思想的。让“民本论”者最看重,也以为主要根据者,是孟轲这句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这里所谓“贵”,并不是说“民”的社会地位,而是从统治者实施其统治,巩固其统治角度和重视程度而言的。所以,他紧接着就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

  根本没有什么“人权”、“民主”的意思在内。只是要求统治者注重其统治对象,善待他们,使之服从统治。

  与“贵民”相对应的,就是施“仁政”行“王道”。其中基本的一条,是在“治民”的同时要“保民”,为此要:

  一、不能滥用刑罚,特别是不能随意“杀民”,而应“重民”、“保民”。

  二、使民有“恒产”,即相对稳定的生产资料。“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

  战国时,基本的经济制度是领主农奴制,农奴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没有“恒产”,也就没有对领主的“恒心”,故而犯上作乱或流亡他国。孟轲建议滕文公在其国内实行“仁政”,使民有“恒产”,显然是要扩大农奴对土地的权利,即给民以一定的土地占有权,使民相对稳定地生存和生产。虽然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制度变革,但包含着秦汉以后“均配土田”的萌芽。

  三、“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孟轲所处时代,已是农业为主,“民”也以“农事”为主业。他认为,“仁政”的重要内容,就是统治者调动“民”的生产积极性,并适时地指导农事。丰年荒年,税敛都要有度,并使民在丰年时有一定积蓄,以备渡过荒年,从而民有“恒心”,国家富强。

  孟轲也是讲求实用性的。他的“王道”,也包含“敌”他国之意。不过,在那动乱年代,“王道”毕竟是慢功,不能急功近利,因而没有一个国君接受他的建议。但是,孟夫子也和孔夫子一样,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据此批判“霸道”。 “王道”的主要内容,就是“保民”,使民心服。为此,就要施仁政,使民有利益。

  儒家学说在形成时,是很先进的。由于农奴等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且与其对领主的依附地位冲突,孔、孟等人适时地提出了相应改变统治关系和统治方式的主张。孔丘所倡导的“仁”,明确了“民”作为“人”的资格,也为孟轲的“贵民”范畴创造了前提。孟轲反复宣讲一个道理:只有“保民”,才能为“王”;只有保护“民”的利益,“民”才能拥护并归附“王”的统治。

  孟轲处于从封建领主制向集权官僚制过渡的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加剧,如何保住自己统治,并扩大领地和人口,是封建领主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孟轲是针对这种状况,向梁惠王等领主提出行“王道”、施“仁政”的建议,提出了“民生”问题,演化至近现代,强调民生又成为反对民主的重要理论依据:民只有经济利益,只考虑如何生活得更好一些。至于政治,则与民无关。只要保证了民生,就可以排斥民主,就能保证集权专制的稳定。

  不能以民本反民主

  民本观由孟轲提出,西汉初期贾谊进行了深入阐述,从而得以系统。贾谊以他独到的才思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指出要保证统治的稳定、长久,必须重民。《新书·大政》开篇即写道: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

  将民提到如此高度,是自先秦以来首次,而在《大政》篇论“民本”,也足见贾谊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不论他将民的作用提得多高,基本点未变:民是被统治者、被使用者。大政是对民的统治,却不是由民来统治。“民本”是将民作为被统治的对象,是统治者首先要考虑的,而如何统治民也就成为为政之本。治民和教民,是统治的要务,使民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为了稳固统治,使民善而服从,君不仅要明要善,还要选好吏,使之能够贯彻君之善于民。这是为君的必要条件,也是政治的要务。两千年来,明君、忠臣、清官、干吏都被书之于史,并在民间广泛宣传。昏君、奸臣、贪官、酷吏也被书之史,并受舆论谴责。但前者寥寥,后者泱泱。儒家学者以此解说王朝兴衰,据此不断宣扬“民本”理念,提出各种稳定统治、整顿吏治的建议。而民作为统治对象,依旧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只能祈望偶尔有明君、忠臣、清官、干吏出现,使自己能活得稍微好一些。但民从未幻想自己可以参与政治,更无所谓民主观念。

  时下以民本反民主,或将民本说成民主的人,大概是读过孟轲“民贵君轻”之类话,这可从他们的引语中看到,至于贾谊则很少见引用。不管是否清楚儒家民本观的“经典”论述,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不能给民众以政治权利,不能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这是从既得利益考虑的,至于两千多年来的民本观,不过其强调中国国情,人种文化特殊,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证据而已。

  来源:《国企》 日期:2013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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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佶
刘永佶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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