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成娟:践行崇高与扎根土地的新时代实践——《大罗庄》创作谈

佚名 2021-10-28 浏览:

践行崇高与扎根土地的新时代实践

——《大罗庄》创作谈

姜成娟

姜成娟:践行崇高与扎根土地的新时代实践——《大罗庄》创作谈

那是许多面巨大的镜子,镜子前的我,泪流满面。那镜子,在本色红色群落老党员事迹展览馆,这个展馆,在莒县大罗庄村。

那次流泪,是在7年前,而它的滚烫,延绵至今。

今天,我的四部红色革命文化系列出版(包括《大罗庄》),以及我今天的生活——依然站立在那片镜子前,只不过,由当年出差,而变成了本色馆馆长。——我经常自己一个人上四楼,到镜子前,长久地凝视……

这一切,源自那个初夏的午后,那次铭心刻骨的流泪。

是的,从那时开始,我转身离开省城,离开原来的生活,把生命投入了这个叫做本色的事业。

也从此,投入了彻骨的孤独。

我的孤独在于,我所热切投向的家乡和人群,并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我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工作。“为客”是通常以来,人们对名校生的定位和期待。甚至长久以来,我自己也都讷讷:似乎自己还在这里,是一种不好意思。

不能做一个潇洒的采风者吗?为什么不能像很多人一样,以俯视和旁观的角度来写当代农村?为什么要坚持成为叙事主体,而不是作为客体,来书写与表达?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在土地上生活与工作的基层干部,如此笨拙、焦灼,如同地里一株拼命酝酿生长的植物?

甚至,在6年的时间里,尝试纯粹以精神的方式活着,耻于谈钱与一切当代人汲汲以求的东西,——我想,我确实是在崇高地活着,而忘记了,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它能持续多久?

在今天,在历经孤独、嘲讽之后,我悲凉地回首,我郑重地向历史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曾经有过崇高是社会的主流,全心全意为祖国奉献、不计较任何个人得失,也不考虑物质金钱的时代——毛主席年轻时“人可以纯以精神活着”——也是我6年来的追求。什么时候,这种纯正美好的追求能够回来?让年轻人可以不需要考虑金钱物质,而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奉献中?

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呢?

深挚的,无法熄灭冷却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还有对老家,这个鲁东南地区那座千年古县的愚蠢而执着的热爱。这热爱,甚至哽咽无言。

正是因此,2014年文艺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出青年作家要到基层扎根的号召后,我认真践行。6年来,深心苦意,惟有鲁东南的深夜明月,可以照见。

关于这6年,我想,将来有一天,时间过去很多很多年,当有人要研究某一个历史时段中国青年、中国作家的思想史的时候,当他们拂去历史的灰尘,翻开我的书,看到我用鲜血写下的文字,轻轻叹一句:这是个真信仰者。这不是一个聪明人。

是的,我不是聪明人。为了心头的这一点鲜红,我所付出和牺牲的,今天没有能力描述之,将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能力写出来。

在今天,在很多人仰头合唱的时候,我已经将近缄口不言。

任何时代,都有真诚的信仰者,也有投机者,投机者的歌唱往往更加高亢。

姜成娟:践行崇高与扎根土地的新时代实践——《大罗庄》创作谈

大罗庄是我工作的本色老党员事迹展览馆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出生的村子。2020年仲秋节,我为大罗庄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典型九间棚村牵线,期望两个村庄能够加强联系,大罗庄村向九间棚学习,促进村庄经济社会发展。那晚从平邑赶回家,已经深夜,超市已下班,冰箱空空,孩子饥饿。那天晚上,月明如素,我在阳台上看着月亮,眼泪流下来。我问孩子:你能理解妈妈吗?孩子说:妈妈,我知道,你是为了宋平爷爷,为了这个地方。

《大罗庄》是我的四部红色革命文化系列之三,《本色》写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现滨海》是以青年视角发现滨海根据地的历史意义,《向组织报到——一个新时代青年的信仰之路》是写新时代语境下,当代青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大罗庄》主题是党的领导,线索是党的建设,另一条线索则是党的土地政策,每个时期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在人类一切生产资料中,土地是第一位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中指出:地产,即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认为,社会运动将做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

事实上,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正是从农村走向胜利。

我关注农村,焦灼地关注土地问题,正是因为土地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这是宋平一再强调的。那么,在新时代,土地、农民问题对于根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有着怎样的巨大意义?

大罗庄的一位村民说过,前几年金融危机,他在城市里失业后,就回老家了。“咱不怕。咱有地。还有宅基地。”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要离开土地,到“外面的世界”去,刘庆邦《到城里去》的宣言,代表着80、90年代农民对城市的向往。而从什么时候,当城市居民失去保障和稳定工作后,才发现农村的两亩地还是退路和保障。而乡村何以振兴?关键在哪里?

图片认识、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最亟需的,也许是理论视野。

2019年7月1日,我决定写这个村庄,以此写党的一百年,写中国社会的百年剖面。此后两年,收集资料,各种寻访,省委党史研究院、省方志馆、县档案局、育英中学等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资料不外借,我就去拍照、抄写。

在长期的扎根中,我了解到宋平的哥哥宋寿田是王尽美介绍入党的早期党员,是王尽美生命尽头往来青岛莒县之间的护送者,意识到,这个村庄每个时期的实践,正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历史的细部投射。

我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农民的土地,不是天经地义就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因为正确解决了土地问题而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未来也必须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才能保证旗帜继续飘扬。这是更加深刻的思考。

什么是正确的土地、农村政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加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

我以一个村庄百年的翔实数据和事例,表达和支持了这一观点。这是当代青年对历史的负责,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也是对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忠诚。

这个作品,是我在济南的家与大罗庄之间的奔波里,在深夜的火车和清晨四点的早班车上,在大罗庄的土地上,6年思考的结果。在这几年里,有人以为我天经地义就是红色作家,我想,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逻辑。我的思想成长当然并不例外。事实上,我热爱红楼梦,喜欢话剧艺术,《大罗庄》是听着肖战的歌曲写下的。我想说的是,我始终具备更多的丰富性以及小说写作的可能与储备。而我写这个红色系列,是因为一个信仰者的政治责任。

创作主体的站位最终将决定作家透视和切入的视角、叙述的重心以及立足的点位。这些取决于他与叙述对象的关系,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主体怎么样,作品就怎么样。这是我坚持在土地上生活工作,真正平视的原因之一。

当下报告文学的创作大多追求写人物、细节,而我恰恰在《大罗庄》中有意反之。这是我的坚持,也是我的尝试。

我的对故事、细节的背离,反传奇,反夸大的坚持,在当下,几乎注定是孤独的。

它不是当下很多人在写的那种“报告文学”。它甚至不是“仰头歌颂”。它是平视的,对土地,对农民。

我并没有有意塑造人物。他们是共产党员。不同时期的共产党员。他们存在,不是为了不同,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他们是“我们”。

我注重写大的视野下共产党员的共性。注重梳理百年党史中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注重写党的自身建设。注重写党在每个时期的土地政策。更注重得出有深度的思考,比如在写60年代村里人人为人人,人人为集体的风气时,我写到:这就是伟大的文化上的重塑与革命。它昭示着:六亿神州尽舜尧是可能的。

对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事件,我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读,尽量引用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大罗庄是宋平同志的家乡,他对土地政策、青年干部成长的思考,我也用在了书里面。

我有意在文本中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需要作者具备理论素养。我尝试理论注入、党史再现、文学表达。

是的,我追求的,是理论视野下的文学表达。用理论视野来观照每一个历史事实和人物。

这是我的自觉和决绝。也是我的自我属望。

我的这个书,像刺向风车的长矛,它能刺中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要刺出。我的第一本理论入门书籍,购自山东教育书店。毕业初到济南,我经常在那里驻留。山东教育出版社门前,有两株玉兰,十年来,每一个春天,它沁芳泻玉,长久地留在我的生命中。《大罗庄》大部分是在疫情期间,在家中凝视着那两株玉兰所写,从一地白雪到玉兰吐蕊,书稿完成后,春天也来了。

感谢家乡组织部门的关怀与支持。事实上,这个作品自始至终,都是在组织部门的关心下完成的。个人服从组织、个人服务组织,在组织的指导、培养下,以文学创作的方式,为组织的伟大事业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这,就是一个新时代青年作家,最幸福的事情。

最后,感谢亲爱的中国共产党,是她的百年实践,波澜壮阔而感天动地,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值得我们为之反复咏叹与郑重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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