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冬日其心,秋月其文

作者:黄纪苏 来源:作者博客 2013-10-30

  注:这是黄纪苏为祝东力的随笔集写的序。

  冬日其心,秋月其文

  东力要将历年的文章结集出版,命我作序。我知道他这是对我们多年友情的珍重。几年前我的《与精英保持距离》出版,也是请东力作序,我在该书的后记里说,想籍此书纪念一段生命,籍此序纪念一段友情。

  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我都读过。读的第一篇是署名“亚子”的剧评,评的是2000年上演的《切·格瓦拉》。我跟东力结交在那之前不久,他在我那本书的序言里对此有过记述。回首来路,两个书生拎着各自对世界的感受,沿着生活的逻辑一路行走,在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走到一起,从此成为古人所说的“同道”。古人还有“神交”的说法,我与东力的神交,准确说,始于2000年春末夏初读《评<切·格瓦拉>》那个静静的上午。当读到“砰然心动,怆然涕下,流落在旧世界的战士听到了革命的乡音”时,他彼时观剧的感受和我此刻读文的感受已混为一谈。这篇文字,这些年我又读过数次,那种基本情感、立场和价值观在万籁无声中訇然共鸣的感觉依然如故。记得友人杨平——我们也是相识于2000年某次他声泪俱下的演后座谈会上——读到这篇文章即向我打听“亚子”是谁并要去了电话,从此他们也成为好友。

  东力属于最近已不大流行的“读书人”。虽为60后,他却讲话得体,做事谨严,为人诚朴,身上有种旧式学者的风致。一位女士见识了他之后直嚷嚷:“看来看去,这些人里也就祝东力像个学者!”整整一个甲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人格一直定不下来。前三十年学工农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略有眉目,天地一转前功尽弃。在如今这个打砸抢资本主义时代,“真小人”成了无数人的行为楷模,电影电视戏剧小说纷纷办班教授油腔坏相邪拳歪掌,路边街头随处可见脸红脖粗的初学者在交流学习经验。士林盗匪气日深,快成李鬼剪径的那片林子了。学者公知的确多才多艺,各类坏事一学就会,尤其那张污言秽语的嘴,一动就跟肛裂似的。在你追我赶、生怕左邻右舍比自己更不是东西的时风对面,抱朴守拙、谦冲内敛成了“古风”。嘴常闭、头微垂、连笑都止于呵呵的东力是个向内生长的人,倒映在他文章中的内心世界蔚然而深秀。这样的内心世界正与嚣张秽烂的外部世界拉开夺目的距离,将会在未来力量的吊民伐罪中成为特殊的战斗力。

  东力是一位纯正的左翼思想者。之所以说“纯正”,是因为“左翼”在他首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一种哀悯弱者的心性。我曾在很偶然的场合听青年人很偶然地谈起多年前挣扎于社会底层、人生冬天时“东力老师”对其倾力相助的温暖往事,这类事这些年我从未听东力提起过。左翼本来就是一团嘈杂,再放社会剧变的桶里一搅,名实就更乱套了。有些“左派”之所以走左边,纯粹是因为右边的梯子太挤了;有些不巧投生在社会的沟壑,于是和高楼大厦不共戴天,可一旦挨上名利权势,还不一定真挨着了,那可真比做变性手术挨了一刀还难认;有些就连迈最基础的道德门槛都能把大腿根部屡屡擦伤,却号召芸芸众生冲刺二米五的历史新高;有些身上的涂料红得发紫,那是因为这是巴黎今秋的流行色,明年开春中国没准儿风行。面对眼花缭乱的身影,观者会希望有一个本色的原点作为实在的参照。我个人就近拿东力当了弹簧秤,逛思想早市的时候随身携带。

  东力的思想也透着清洁,这首先体现在思想的动机上。他也要养家糊口,也须出卖劳动和技能,但思想在他是非卖品。他没有把思想改装成“学术”,抱到“学术殿堂”去堆积声名、变现利益,更没有骑着三蹦子去给谁家铺地砖贴壁纸、做理论精装修。由于无欲而坚、拒载其他闲杂目的,东力的思想探索干净利落,单刀直入肯綮。他取径马克思等人经受了考验的真知灼见,避开道旁灯红酒绿的名词概念,不沾花惹草,不拖泥带水,朝着求真的方向不紧不慢独行。社会历史像群山一样如约现身晨光之中,为不计漫长、不惮寂寞、乐乎其中的旅人展示其峻冷的轮廓、深浅的层次和分明的走向。东力很少鸿篇巨制,他有资质却没兴趣进行理论圈地。与其把几个钢镚放进一口大箱子,他更习惯把挺厚的钞票装进一个小盒子,虽然他未必不清楚,大箱子加小钢镚摇起来跟拨浪鼓似的,音响效果肯定更好。东力的文章话题再小、篇幅再短,哪怕只是谈刀子谈辫子的百字千字文,都内含深远的时空,读之有如武陵人入桃花源:“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与孤峻的思想品格相配套的是简劲的语言风格。东力的文字,以性情涵养,经晨昏淬炼,有一种高秋朗月的清湛虚明之象,可以无愧于那悠久而正大的美学传统。

  东力的思想探索简单说,就是总结过去,探索未来。这其实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和夙命。总结过去和探索未来本是可以独立的两事,但在中国却几乎融为一体,尤其当“过去”是和当下关系密切的中国革命。中国革命起于近代大危机,盛于新中国,随文革的破产戛然而止。这个曾经浩浩汤汤的巨大存在,其一兴一衰即决定了对它的反思必须是多面的,结论只能是复杂的,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均非正解。从中国革命的破绽中动身的改革开放及其右翼意识形态,具有足够的合理性、正义性和必然性。可惜右翼思想家们忘了,从旧中国败局中胜出的新中国,也曾经三证齐全。胜利者的通病是极度膨胀、不留余地。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前三十年是这样,恨不将毛鞭尸的后三十年也还是这样。两个三十年都为其过头偏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左翼能否再次获得未来,能否不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那首先要看左翼思想能否反省己方弊端、吸收对方长处了。左翼思想者中,东力是最可期待的一位。

  东力对社会主义理想有真挚的认同,对它的艰难实践也有深切的理解,挖掘其意义、抢救其价值,是他多年一贯的努力。东力摩挲那段历史的文字富于情感,异常动人,就像怅立西风残照前的诗人,徘徊断垣颓壁间的吊客。但东力不止于此,作为一名货真价实的思想者,他输得起这场革命,敢于直面它的失败,探讨其中的原因包括自身的弊端,而不是像很多论者出于一时的需要文过饰非,或干脆铁杆粉丝、直系亲属似地睁着眼睛跟没睁一样。东力对中国革命教训的一面,虽然反思得尚不充分,但在几乎完全丧失了反省能力的左翼思想界,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了。记得他的有关文章转载于某左翼网站,就招致一些“红色”网友的恶骂。其实,没有否定的肯定才可疑而不可持续。这些年,在极左和极右间一惊一乍的空中飞人络绎不绝。反省与坚守在东力那里并行不悖、相得益彰。2011年他撰文对左翼国家主义及左翼保守主义倾向不假辞色的批判,可谓空谷足音,为当代左翼思想史留下孤礁一样的见证。

  东力年方五旬。这个岁数对于一般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尚且不算夕阳在山,对于东力就更是来日方长了。就情怀、禀赋、训练与节奏综合而论,东力更像一支依赖雄厚实力和坚实业绩的“长线股”。他还没够着潜在的自己,还有可观的发展空间。只要顺其自然,假以岁月,到时该是什么就会是什么。展望之余也谈点希望。治学方法上,东力“情”、“理”兼备。情以感觉体味细节,心通微妙,意会朦胧;理以巨眼参透乱象,统观大局,直逼本质。当代文化溺于情而昧于理,几乎被本能、感觉、细节深埋厚葬了。东力逆风高飞,情、理展如双翼,他的许多观察分析出乎情而入乎理,如“好心热线”接通宏观、微观,使现象和本质如离散骨肉破镜重圆,令人称叹。不过读东力的文章,有时也觉理过于强势,情成了随叫随到的差役,这使得他的一些观点略显生硬牵强。对于剧变中的当代社会,理(如演绎)尤其需要情(如谨慎归纳)的不断滋养,这就需要将二者比例调整到最佳。也不知东力以为然否?

  游笔至此,不觉回忆起跟东力认识的最初几年,那时我们时相过访,谈天说地。那时他任职的艺术研究院在恭王府,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宋庆龄故居后身,彼此相隔一泓碧波、一片柳浪。那一带小街窄巷曲折勾连,古槐老柏蔽日遮天,新旧北京的平民岁月袒露着活色生香。一辆浅绿色自行车不时穿行其间,车上人只觉画在眼中,车在画中,只觉是骑着曲儿去,踏着歌儿回。后来,东力他们搬走了。再后来,我们也离开了。浅绿色自行车也不知丢哪儿了。一段生命,就像那湖面上的一片叶,随着水流渐渐飘远了。

  纪苏序于2012年中秋之夜

附文:

  李云雷为祝东力的随笔集写的跋。

  李云雷:《文明走到十字路口》跋

  祝东力老师是知识分子中“述而不作”的典型,在1998年出版《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之后,一直没有出版新书。但在我们平常聊天时,他却是高屋建瓴、新见迭出,我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之后,时常聆听他的谈论,感到受益匪浅。一般是午饭后,我们在附近的小区内,边散步,边聊天,谈论最近的新闻、读到的文章、网上的事件,以及思想文艺界的动态,等等。散步走了几圈,我们会找个地方坐下来,继续聊,直到下午上班时为止。我们聊天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在小区里的藤萝架下,那里有L形的两排座椅,上方是密布的藤萝;另一个是在一棵高大的槐树下,这里有一个石桌和四个石凳,正午的阳光透过枝叶洒落下来,明亮,澄澈,而又斑驳,我们坐在这里谈天说地,既是互相切磋、增进学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在研究院的这七年,对我来说,这是最为值得珍惜的场景之一。这样的聊天,仿佛就是一种“游学”,在祝老师的言谈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在我看来,祝老师是很少的能和学生辈的人平等相处的学者,和他聊天,从不让人感到有什么压力,而能够畅所欲言,他包容、敏锐而细腻,同时又视野开阔,知识渊博。跟他谈任何问题,他都可以从一个更高的视点去看,或者他会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你细节中的矛盾,让你论述中的罅隙显露出来,你只能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表达更加精确细致,——而这样的过程,也正是讨论逐渐深入的过程,它会让你澄清个人意识中暧昧不明的部分,从迂回曲折中寻找到真正能够表述自己的那条小路。

  我想大多数读者不会像我一样,有幸聆听祝老师的言谈,因而这本《文明走到十字路口》是弥足珍贵的。此书收录了他近20年来的大部分文章,涉及到政治、社会、思潮、文化、文艺等各个层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敏锐的观察与思考。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光谱中,祝东力常被划为“新左派”一翼。1997年以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成了划分知识分子的标签,即使在当时,这一分类方式也没有尊重每一位知识分子个体的复杂性,而只是陷入了不同立场的攻讦。而在15年之后的今天,这一分类方法就更加值得反思。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我们可以看到祝东力的思想轨迹,他从个人的经历切入对一代人思想的分析,“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在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求学和思索,形成了比较右倾的立场观点。但是,九十年代初期,激于国际国内的重大事变,许多人的思想迅速左转。”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重要的是对时代的敏感与自我反思的能力,这可以让他对社会与人生有更深刻的体察,祝东力可以说是最早从“新启蒙”中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他的思想也不能以“新左派”简单地加以概括。在新左派内部,如果以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做更细致的区分,那么可以说祝东力更偏向于民族主义一翼;如果以庙堂与民间做一个横轴,祝东力则更偏向于民间一侧。我想这大致可以概括祝东力在当今思想界的位置。但是这一位置是动态的,我们只能在他的立场、观点、方法中加以把握,思想的独立让他更具超越性,比如此书中关于“中国模式”的分析,关于“全球困境的出路”的分析,就与我们通常所见新左派或民族主义不同,而他对宪政与民主等问题的思考,更是触及到了一般“左派”不会触及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能见出祝东力的思想特色。他总是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思考,在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中发展自己的思想。在这里,其实隐含着对“学术”更为深刻的理解。在祝东力看来,学术并非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也不是在搬来的某些理论中进行逻辑推演,而是对当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提出系统性的思考,因而学术的最高境界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学术的这一理解,让他撇开那些花哨的招式与装饰,而直抵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我们细读此书中的文章,便会发现祝东力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视野,比如《文明走到十字路口》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而《中国的历史使命》、《大目标PK民族主义》、《迎接全球动荡期的来临》等文章,则着眼于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28年后回头重看:潘晓的路和中国的路》、《“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社会文化问题的探讨中,祝东力也擅长于在历史梳理中发现新的问题。在我看来,从这样的历史视野提出问题之所以必要与有效,既在于祝东力的思想方法,也在于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我们置身于一个飞速发展而充满激荡的时代,如同跳进了一条湍急的河流,时常会辨不清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十七年”、“文革”、新时期、90年代以及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大约每过10年左右,我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氛围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让整个社会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充满了“断裂”。不仅当代中国如此,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同样充满了“断裂”,而自“现代性”问题发生以来,500多年来的人类史同样如此。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建立起内在的统一性,如何面对这些巨大的断裂,便构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对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并从更高的视点加以概括,让我们辨清来时的路,认识当前的处境,并探寻未来的路,便是最值得重视的工作。祝东力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结合政治经济分析与社会结构分析,孜孜以求地探索中国的路与世界的路,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承担。他所提出的一些论断,如对“苏东模式、东亚模式与中国”的分析,对美国霸权来自于“军事—高科技霸权、美元—金融霸权和意识心态话语霸权”的分析,都简洁而深刻,令人难忘。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中国现状与未来的忧患与思考,构成了祝东力问题的核心。在这里,祝东力不仅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由此理解他的“思想曲折”,尽管与1980年代相比,他的思想、立场与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核心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说,正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执著求索,让他改变了个人的思想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祝东力是1980年代“新启蒙”的真正继承者,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完成了思想转折,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继续着对这一核心问题的思考与追索。

  祝东力不仅有开阔宏大的一面,而且有敏锐、细腻的一面,在此书所收入的对具体文艺作品的分析中,我们能领略到他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及细腻的感受力。对我个人来说,读到他早期的文章《文化符号学短论(九则)》和《钱钟书现象》是意外的惊喜,这些文章呈现出了他的另外一面,《文化符号学短论(九则)》的风格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而又精辟透彻,《钱钟书现象》指出,“在古今中西浩瀚典籍的运用上,钱钟书的特点是撷取表面,扔弃深部。对于那些博大精深的经典之作,这种取舍之间的反差尤其显著。”——这是很多论者所不及的,而层层深入的剖析更让此文趣味横生。

  在约我写此篇“跋”时,祝老师特意嘱我要写写问题与缺点,虽然学生批评老师似乎有些不敬,但彼此之间真诚的交流似乎更加重要,在此我也不揣冒昧简略地谈一谈。在我看来,祝老师文章的不足之处是:他的文章似乎只有观点,而较少展开具体的论证过程,这让他的文章似乎一棵树只有主干,而缺乏枝叶的纷披,这或许也是他文章都较为短小的原因,这样的文章虽然精炼,但有时也感觉不够舒展;在某些文章中,他宏大的一面与细腻的一面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或者说没有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我想这可能与他写作时紧张的状态密切相关,如果能以更从容的心态去写,或许他能为我们奉献出更好的文章。就像我们坐在那棵大槐树下闲谈一样,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观古今于须臾 抚四海于一瞬”,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境界。

  201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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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
黄纪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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