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群体

陈晋 2021-10-24 浏览:

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群体

  

陈晋: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群体

  关于学党史,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要“学史明理”。明什么理?我的体会,就是要明白三个道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加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坚定“四个自信”。“学史崇德”,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在100年的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伟大精神和红色基因。“学史力行”,就是实践,办实事,开新局。

  总书记讲学党史要发挥这四个方面的作用。我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出发,是怎样出发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象,这些,大概可以为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四句话带来一些启发。

  我讲四点:一、100年前建党,它不是一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愿望,而是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选择。二、参加建党,包括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入党的那群人,他们的组成特点和精神气象。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层不成熟、不稳定,为什么不成熟、不稳定?四、毛泽东为什么脱颖而出?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毛泽东?这四个问题结合起来就叫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群体。

  一、把握大势: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

  一大前各地早期组织的成员,现在明确的是58位。参加一大,到底有多少代表,有12人之说,有13人之说,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的表述方法是,先列出12位代表的名字,再加一句:“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这样讲,是叙述性的,很客观。他们代表着全国58名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掌握了大势以后的结果。当时的大势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五四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可以从介绍过来的各种理论思潮中选择一种来救中国;二是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一种新的救国道路;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萧条,再加上巴黎和会无视中国对山东主权的诉求,使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非常失望,甚至反感。

  这就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势所在。

  为什么说58个人的选择,算是把握了大势?真理从来是先由少数人掌握,在实践中比较,逐步得到大家认同的。这是个规律。

  实际上,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不只这58个人。不在58个人当中的一些人,也应该视为建党群体。比如说蔡和森,他最早提出党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1920年7月,蔡和森在法国的一个会议上就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年8月,他写信给毛泽东,再次表达了这个主张。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准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还曾经想过,我们党叫什么,我们既然奉行社会主义,就叫“社会共产党”吧。所以蔡和森虽然没有参加一大,也不在58个人的名单当中,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里面也没有他。但是他的地位跟58个人是不相上下的。

  再比如说,恽代英也不在58个人里面,他在1920年夏天就组建了一个“波社”,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四川当时比较闭塞,吴玉章、杨闇公(杨尚昆哥哥)不知道当时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而且还给共产国际写了报告,说明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创建和他们的组织结构。他们直接和共产国际联系,后来听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且参加了共产国际。于是,他们立刻把中国青年共产党解散,然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张太雷,他是属于58个人里面的,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早期组织,受李大钊委派到苏俄,结果还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科长。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发言,谈到中国国内共产党组织的建设,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他参加大会的时间是1921年6月,我们党是1921年7月23号才开会成立。他的发言已收入《张太雷文集》,讲的内容水平很高。

  总体上说,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共产主义,是个大趋势。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组成特点和精神气象

  一大前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可叫建党群体,一大以后到大革命失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可叫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两拨人,可统称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什么特点?有三大特点,这三个特点注定了我们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精神气象。

  (一)知识分子出身

  58个第一批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一色的知识分子,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性。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理念,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被知识分子接受,知识分子掌握了这个思想武器,再去发动工人和农民。而且知识分子要创立一个党,它代表谁?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说的,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作出了很大的创造性,它代表的,除了工人阶级,还有农民等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中华民族利益。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三个特点:

  1、选择信仰,是经过各种理论思潮的比较,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有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

  我们来看毛泽东选择共产党,或者他确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1921年元旦,在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20多个人,毛泽东让大家讨论新民学会的走向,说我们要选择信仰,选择什么,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毛泽东总结说:摆在我们面前五种选择,社会政策派、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的激进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温和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经过反复比较研究,觉得激进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我们可以采用。而且,他还认为,其他的方法、途径、主义,有的是理论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做不到。毛泽东当时还告诉大家,把新民学会的宗旨,改成“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还写信跟蔡和森谈到:我们选择共产主义不是说放着很好的路不走,偏要走这条路,而是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的一种“变计”。意思是只能走这条路。

  这就是知识分子建党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可以说,这代人是对马克思主义行不行、社会主义好不好、共产党能不能干成,有没有未来,是反复思考才作出选择的。多数人都有发自内心的信念,对初心使命有恒心,能坚持。有人统计,58个人当中,后来被开除或脱离党组织,叛变投敌的,就8个人。

  2、他们大多有文化艺术气质,而且很方便把自己的革命意志、政治信念,转化成一种文化自信,表达出来,鼓舞人。

  这是一般的政党很少有的特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信仰转化成文化自信的可能性或途径有很多。

  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都是文化大家、宣传家。陈独秀是研究文字学的,他在研究“小学”这个问题上造诣比较深。李大钊学法律出身,他的诗歌写得好,写了大量旧体诗,五四运动以后还写新体诗,留下8首新诗。其他写诗词、散文的很多,像瞿秋白他是作家、翻译家,印章刻得很好。这种文化气质对他的信念有什么影响作用?

  举个瞿秋白的例子,他是第一个翻译国际歌的,他牺牲的时候,敌人把他押到山坡上,他专门找到一个地方,说:“此地甚好。”还说人生有大休息,有小休息,过去忙于革命,很少大休息,现在我可以大休息了,然后从容面对刽子手。这种信念,这种境界,这种精神气象,我觉得就是这代共产党人的文化气质带来的对政治信念的自信。那种崇高感,是在死亡面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和淡定,背后是信念的坚定。所以,毛泽东说,方志敏、瞿秋白“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陈毅,早期写过小说,后来写诗。在梅岭被围的时候,写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今天要断头了,你怎么想?创业很难,身经百战,死了很多人,我要死了。虽然要死了,但是我要到泉台(相传是阴间和阳间的结合部)那个地方,把比我先死的部下们召集起来,在地狱里面也要造阎罗王的反,要革命。他通过诗歌把自己信念和理想传达出来。

  毛泽东不用说了,他一生都是诗人,越是逆境、危急的时候,他的诗情越张扬,写的诗越好。长征当中写的诗都是经典之作。

  周恩来,虽然写的诗不是很多,可不能小看周恩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年轻的时候是写新诗的,也有一些旧体诗,比如我们熟悉的“大江歌罢掉头东”等,五四前后他写新诗,中央文献研究室还出版了周恩来青年时期的诗选,有很长的新诗。甚至到晚年,上世纪60年代,他还跟他的侄辈说,我年龄大了,早晚有退休的一天,退下来以后我就写长篇小说,而且题目都想好了。他说巴金写过一部小说叫《家》,很有名,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叫《房》,就写他们那个周氏家族。周恩来荡漾在内心深处的文化气息,弥漫着共产党人的牢固信念和深刻的理性思维。

  这就可以理解早期共产党人,确实是被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所以说,到关键时候,到曲折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灰心丧气的。

  3、大浪淘沙。

  知识分子出身,有理论,有信仰,但终归要和实践结合,和工农结合,才能成熟,才能奋斗到底,才有未来。因此,一路前行,就会出现大浪淘沙的情况。

  早期共产党人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人,是主流。他们经受了考验,走到新中国,或者在征途当中倒下去了,牺牲了,这是主流。

  第二种,一部分脱党,大革命高潮的时候是5.8万党员,后来大革命失败以后只剩下1万多人,其中不少被国民党给杀害了,其他人到哪去了?脱党了。但好多人脱党而不反党,思想理论上甚至包括信念上,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做进步的事情和工作,包括一些著名作家,理论家。比如李达、郭沫若、茅盾,他们依然在宣传先进的文化。

  第三部分人是走向反面的,从“红船”出发,但是半途当中跳船了,跳了以后还要拿斧头去凿共产党这艘船,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这些人。这是极少数。

  (二)大部分是中等家庭出身

  除个别的外,大多处于中等家境。一般来说,他们有往上走的冲动和能力,经过奋斗,都会有比较好的前途。但他们的冲动和能力,改变了方向,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谋个人的出路,而是为改变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初心使命是明确的。而且,选择了共产主义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对待家庭的概念、对待财产的概念。

  比如说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他的毕业证都印好了,但他没有去要。至今张太雷的毕业证还放在天津大学,作为他们的镇馆之宝。那个时代北洋大学读法律的毕业生出来以后,找工作或者说未来的前途,那是不得了的,他不要了。

  彭湃是大家庭出身,当时有种说法,乌鸦都飞不过彭家的田产,乌鸦在天上飞,要跨越彭家的田地,中间都要休息一下,这是个比喻。但是他把田契烧了。

  这说明,他们不是为谋个人的出路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很重要。他们一般都有比较高的道德标准,有高远的追求,胸怀境界不一般。

  比如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到同学家里作客,那位同学当着他的面,把仆人叫来说:我今天来客人了,你到街上去买几斤肉,作了仔细交待。毛泽东此后就不跟这个同学来往了,他觉得怎么能斤斤计较做这些事呢?他想的是:社会、国家、民族、人民、世界。新民学会的宗旨,开始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后来毛泽东改成了“改造中国与世界”。

  由此,我们就能体会毛泽东为什么在延安时期能够写出“老三篇”,提出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种道德感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是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别人,为了集体能够付出自己。第二个是同志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纽带。

  什么叫同志关系?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瞿秋白,1920年以记者身份到苏联,写了两本书,《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在苏联时,看到这个国家物质紧张,到处饥荒,他有一块金表,就把金表捐献给了苏维埃政府。在苏俄采访的时候不能没有手表,苏维埃政府又回赠了他一个钢制作的怀表。瞿秋白就带着这个怀表工作。

  1931年,茅盾(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从苏联回来,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让他到鄂豫皖当省委书记,临走的时候,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去看他,就把这块怀表送给沈泽民,理由是:你到苏区可能要指挥打仗,需要怀表。

  沈泽民带着怀表到了鄂豫皖,他指挥红二十五军打了几仗,其中一仗跟军事干部徐海东等人发生矛盾,意见不一致,最后按照沈泽民的意见干,结果证明沈泽民那个策划是错误的,打了败仗。后来他主动找到徐海东承认错误。

  临走的时候,一看徐海东手表没有了,就问:你手表呢?徐海东说不小心摔坏了。沈泽民说我身体不好,要休养一段时间,你在前方打仗不能没有手表,就把怀表送给徐海东。徐海东带着这个怀表在鄂豫皖战斗,带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直到抗战。

  1939年,徐海东在一一五师当旅长,中央让他到苏北新四军去,任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临走的时候,他去见彭德怀,把这块怀表送给彭德怀,当做纪念。还说,这个怀表是沈泽民送给我的,沈泽民说是瞿秋白送给他的。而当时沈泽民已经病逝了。

  彭德怀用这个怀表指挥了百团大战等。1946年,新疆放出来一批共产党人,128人回到了延安。彭德怀听说其中有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想到这个怀表最早的主人是瞿秋白,就找到杨之华,把这个怀表完璧归赵。怀表最后是物归原主了,但最早的主人瞿秋白已经牺牲了。现在这个怀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这就是同志关系。哪怕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争论,没关系,但感情牢固。而且当时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把最珍贵的和最需要的东西给对方。这就是那代人的感情,他们对财产的概念。这可以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很好的题目。

  (三)年轻人,充满朝气,使党充满活力,一开始就有强大的生命力。

  100年前建党的那批人,除了极个别属于当时的80后,基本上都是90后,主体是95后,还有00后。参加一大的,就有19岁的学生。100年前就是这些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人,大多也是年轻人。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个年轻的政党。年轻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几乎很难复制,因为那一代人,基本上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洗礼。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干大事的。从年龄结构来看,大革命失败前,除了陈独秀外,在中央领导工作的,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所以陈独秀当时在党内的外号叫“老头子”。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央领导层工作的,仍然是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工作,当一把手。瞿秋白那时28岁。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29岁。博古24岁时被推为党的总负责人。

  还有,任弼时进入中央政治局时23岁,24岁便任政治局常委。邓小平25岁到广西领导起义,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也就29岁。在根据地指挥打仗的红军的军长、师长,也大多是20多岁的人,像萧华,还不到20岁。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开创闹得那么红火的局面,红军的发展也进入高潮,主持中央工作的人24岁,多年轻!

  年轻人想问题比较乐观,往前看,着眼未来,遇到大事敢干、敢承担,敢于发表意见。敢想敢干,充满活力,充满激情,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很重要的政治优势。

  但也存在问题,比如说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为什么对毛泽东搞的那套正确的东西看不进去,一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就受排挤。首先是思想路线不一样,毛泽东实事求是,那些人就觉得他们有理论。他们理论确实比毛泽东要多,跟共产国际接触更多,所以想在领导岗位上一试身手,觉得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能做到的,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来一拨人就把毛泽东挤一边了。前后来了三拨人,临时中央搬过来后,干脆就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博古1945年在延安有一个回忆,很真诚地说他当一把手的心态。他说:在上海中央被破坏以后,由老的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自己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的事情,相反,我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发展到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临时中央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大家还是让我当一把手,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说:请别的同志来当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那就是我。

陈晋: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群体

  三、为什么说早期中央领导层不成熟?

  我们党100年,一路走来,确实很曲折,很艰辛,领导层也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

  今天,9100多万党员,这么大一个党,从制度到理论非常成熟,特别是形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格外珍惜,真正做到“两个维护”。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年轻人领导,带有不成熟的特点是必然的,他们有争吵,有探索。在中央领导层的选择上,不行了,就换一个人上来,变动很频繁。

  所以邓小平后来讲:“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没有形成有能力的党中央。”不成熟,没有能力,这是邓小平对早期中央领导层的一个评价。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组织上不独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决策,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或认可。这就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隔了一层,而有的领导人偏偏照搬苏联革命道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在1930年说,中国革命要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指的就是组织上不独立的情况。

  第二,理论上不成熟。当时,全党还没有形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还没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一些中国化的做法受到批判的原因。

  第三,能力上不适应。中央领导层不稳定。在弱小时期,敌人强大,意外事情很多,危机很多。领导层恰恰是在危机中出现。在危机中,能看到一个领导层到底有没有能力、成不成熟,这是很重要的。

  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确实没有把名誉地位看得很重,这是那代人的胸怀。1927年7月以前,陈独秀是名副其实的党内一把手,但是陈独秀离开岗位以后,一直到1943年,严格来说,这16年的时间里面,除了六大选了一个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后来叛变了,我们党没有形成经过严格组织程序任命的正式的主席或总书记。在实际工作中,担负一把手的职位的人,他们没有总书记、主席这样的名分,他们有时候用的是总负责,有的连总负责这个名义都没有,比如说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他没当过一把手,也没有搞过总负责,但很长一段时间,中央的实际工作是他一直主持在做。包括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层,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名义上的排名,并不是第一个,只是几个常委中的一个。他干了八年实际上是一把手的工作,并没有主席或总书记的名义。一直到1943年,中央才正式开会确认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所以早期领导人没有把个人的名誉地位看得很重,邓小平晚年说:我们那个时候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务超过了赵世炎和周恩来。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他父亲陈独秀,可惜牺牲得太早。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就在他们领导下,并不在乎地位,就是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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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什么党选择了毛泽东?

  我们比较一下毛泽东之前的五位一把手,会发现,他们都难以指挥打仗。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他们理论水平高,政策水平也不低,但是军事领导不擅长。革命战争年代,党要生存,需要革命家,需要政治家,需要理论家,但也需要好的军事统帅。军事统帅如果不能在中央领导层,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为什么被选择?首先因为他是好的军事统帅,天才军事家。遵义会议复出,因为军事上需要他。当时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后,到陕北初期,党内有同志就称呼他“毛大帅”。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问题,共产国际支持了毛泽东作为政治上的一把手。毛泽东从军事领袖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政治领袖。

  最后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成为了理论上的领袖。

  从军事、政治、理论,毛泽东完成了被历史选择为领袖的过程。

  这当中,理论上的成熟很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毛泽东在军事上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在哲学上发表《矛盾论》《实践论》等,在政治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在文化上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经济上发表《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这样一来,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代表作一写出来,全党就醒悟了,接受了思想上的洗礼。当然,人们会从心里觉得,只有毛泽东才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是当时党内其他领导人反复说的。

  比如吴玉章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毛泽东在这之前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党,最终选择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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