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影我的团——红色影像的开拓者“延安电影团”

孙文晔 2020-01-18 浏览:

我的电影我的团

——红色影像的开拓者“延安电影团”

孙文晔

我的电影我的团——红色影像的开拓者“延安电影团”

白求恩大夫在手术中 吴印咸/摄

我的电影我的团——红色影像的开拓者“延安电影团”

1939年拍摄电影时的合影

我的电影我的团——红色影像的开拓者“延安电影团”

吴印咸正在为毛泽东拍照

我的电影我的团——红色影像的开拓者“延安电影团”

南泥湾屯垦 吴印咸/摄

《马路天使》的导演为何在当红时突然消失?白求恩大夫手术场景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南泥湾事迹是怎么传扬开的?说起红色延安的记录者,我们总想起埃德加·斯诺,想起那些冲破封锁的外国记者,却往往忽视了延安自己的摄影摄像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习称延安电影团)。

抗战初期,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左翼电影精英从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了最早的延安电影人。

他们在最艰苦的岁月,用最简陋的设备,质朴地记录延安抗战岁月。这些影像资料,尽管画面已不甚清晰,声音也偶有中断,但对领袖风采的准确捕捉,对战斗瞬间的真实记录,更衬托出其珍贵。

当胶片成了历史,延安电影团成员也大多离世了。为了填补这段电影史上的空白,他们的后人,两位退休老人,重新拾起记录的力量,努力还原了这段传奇。

《风云儿女》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延安影像,如白求恩在手术台上的镜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镜头,以及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诸多生活照片,用光讲究,构图精当,一看就是出自大家之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外国记者的手笔,其实,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国产”。

抗日战争初期,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几位左翼电影精英,从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了红色延安记录者。

1938年抗战到1946年挺进东北,电影团在延安拍摄了整整8年,留下了厚重的影像资料,但记录他们自己的照片却屈指可数。

著名摄影师吴印咸的女儿、延安娃吴筑清,搬出厚厚一本延安影像集,但影集里鲜有父亲在延安的单人照。“可惜啊,他们拍了延安八年,但却不舍得把镜头对准自己。”

当时胶片有限,电影团有“不准给自己人拍照”的纪律,幸亏几个年轻人练手时偷偷拍过,给电影团留下了几张照片。更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历史只零星散落在回忆录中,因为没有完整的述说,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段空白。

“电影团的这段历史本该由父辈来书写,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去了,眼看着这段历史越来越简单模糊,甚至常常被忽略,我们只好拿起笔。”延安电影团成立70周年前夕,作为第二代的吴筑清和张岱,又重拾了老一辈的信念——记录是一种力量。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仅仅三个月的密集采访中,这个几十人的小单位就有三人陆续离去。如今,健在的电影团成员只剩下张岱的母亲、百岁老人张建珍了。

不过,也许正因为跨越了几十年,很多历史文献已经公开,回忆录也相继出版,延安电影团的故事反而越来越清晰。在吴筑清家,当两位老人对记者讲起这段故事时,一个个人物、事件又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我俩的父亲,一个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摄影师,一个是剪辑师,当时在上海,月薪150大洋,他们到延安去,是有袁牧之、许幸之这样的引路人。”吴筑清和张岱对历史的追寻,是从左翼电影运动开始的。

1931年,战争的阴影投向中国东北,即使是在纸醉金迷的大都市上海,神怪武侠、风花雪月也不再受观众欢迎。中国当年最有影响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穷则思变,向几位新文艺工作者伸出了橄榄枝。

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先找到安徽芜湖的同乡钱杏邨(阿英),邀请钱杏邨和夏衍、郑伯奇三人加入明星公司。

要不要帮资本家拍电影呢?夏衍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当时在上海领导共产党文化工作的瞿秋白拍了板。他说:“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一定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现在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何不利用资本家的设备学一点本领?”

为了把这件事办好,中共中央“文委”还特地成立了一个电影委员会。别看这个小组才5个人,但不同凡响的新内容和形式,却给当时奄奄一息的电影业,带来了生机。1933年,上海的“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公司共摄制50余部影片,其中左翼影片或受左翼影响的影片就有43部。

左翼电影在民众中越来越有影响力,国民党打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没底线。1935年,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夏衍、阿英、郑伯奇被迫撤出明星影片公司。

不过,电影小组没有气馁,他们又另起炉灶,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商业电影公司。为了办好“电通”,“左联”把在戏剧界崭露头角的袁牧之输送到了电影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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