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而不媚俗,需要正确的文艺思想引领

忽培元 2020-04-24 浏览:

通俗而不媚俗,需要正确的文艺思想引领

——在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上的演讲

忽培元

通俗而不媚俗,需要正确的文艺思想引领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在抗疫期间,能够网上召开这个会议,体现了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很有担当,也很有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首先向大家祝福,祝愿每位朋友都平安健康!

楚水会长提议,会议安排我作个演讲。我想了一下,也谈不上演讲,就是和大家一块儿探讨一些有关文艺规律的问题。比如说最近,有一位作家写了一些东西,即所谓的日记,也有的作家在一些国际场合演说中宣告了自己的文艺创作态度,说白了就是表白自己的文艺观,引发了我的忧虑和思考。文艺应当提倡和保护个性、鼓励创新。但是任何事物都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比如说《方方日记》,和对这个日记不同的态度所引发的争论,实质就聚焦于此。据此归结出一个话题:文艺究竟有没有歌颂真、善、美的功能?

有人说文学不是用来赞扬的工具,这话显然是话中有话,很有挑战性。接下来他公开讲,文学唯一的功能就是暴露,就是写黑暗,就是呈现社会阴暗面和人性中的丑恶。一句话就是要揭露社会弊端,就是要攻击“当局”、唱出让人们“不高兴”的反调等等。甚至还说,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他也要这样写下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孤胆英豪劲头。貌似独傲清高,其实这种人很懂世故。当他们这么讲时,他们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事实上他们已经按照能让洋人认可叫好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即一味迎合和释放世俗负能量和对某些敌对势力的特殊需要帮腔示好,结果,早就赢得了好多好多梦寐以求的世俗利益。而且为了得到更大更多的世俗利益,不惜在洋人面前大肆“乱讲”。

文艺的功能究竟应该是歌颂还是暴露?这不是一个新话题,而是老话题了。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提出,并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讨论而有了结论。是歌颂,还是暴露,并不决定作品是高还是低,是文还是野,是正确还是错误。暴露也有好作品,歌颂也有坏作品,关键看是不是符合真、善、美,关键要看出发点,看立场和感情,看屁股坐在哪里。是像鲁迅先生、老舍先生们那样,在黑暗中厉声呐喊,还是像贺敬之同志、孙犁同志这样在阳光下放声歌唱。当时在延安,即阳光普照的解放区,就有这样两种观点。有一些来自国统区的文化人坚持认为,文艺就是要暴露,文艺家应该保持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独立的身份,不偏不倚,发表自由言论。也有的干脆声称文艺就是暴露,歌颂就不是文艺。

上述这样的一些偏颇的观点,当时就受到了多数文艺家的批评否定。也就是说,是非已经辩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为啥今天又沉渣泛起,重新好像又成为一个问题?可见是遇到了类似的气候和环境。那时是延安与国统区对垒,今天是中国和西方世界较量。可见解决世界观亦即文艺观问题,不是一劳永逸,而是需要长期坚持培育、提醒和批判强调。

既然文艺的功能,关键不是歌颂还是暴露,而是看文艺家怀着怎样的立场和感情,那就不能对错误观点听之任之,而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其实是非曲直并不复杂。我相信谁都能够判断出父母责骂孩子式的批评、兄弟相互辩论的否定和敌对恶意中伤之间的本质区别。可见在有阶级和阶层存在的社会中,文艺不可能不具有强烈的阶级和阶层利益色彩,即从某种意义上讲,很难不带有不同立场和感情色彩。托尔斯泰的《复活》和普希金的大量诗歌,对于俄国黑暗的封建奴隶制度的揭露和对于富有民主思想的革命党人的同情歌颂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是通过揭露或是赞颂来醒人醒世,呼唤光明,控诉黑暗、维护公平正义、拯救社会和拯救人类灵魂的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创造。暴露也好,歌颂也好,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存在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文艺的主要功能就是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真善美提升人的境界,拯救人们的灵魂。因为物欲和各种欲望的膨胀难免会导致人们精神堕落。要把人类的精神,通过审美的陶冶和启迪而从兽性诱惑转为引导提高到人性的高度,这才是文艺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当然娱乐与审美享受过程也就在其中。

因为人有惰性和自然属性,人有时候许多欲望和动物的需求一样。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如洪水袭来。有一个时期出现了以“解放思想”为名,强调回归“人性”,书写“人性”的风潮。所以有些作家的作品中,把人性曲解等同于兽性,把人的精神追求与人格尊严降低到动物属性的层面,即回归了兽性。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感观刺激和迎合低级趣味等。在文学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强化人的动物属性而忽略了真正的人性。赤裸裸地展示人的动物属性的欲念和诉求,还给这些四不像的奇怪物象贴上一个好听的标签,叫做“人性的回归”。实际上是对人性最大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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