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判《武训传》事件的研究与思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场思想政治教育课

——关于批判《武训传》事件的研究与思考

作者供稿，转载请注明来源红色文化网。

　　19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曾经这样对周扬等人谈及什么是“政治”：“政治是什么?政治大体上可以分两方面。一个是政权机构——政党,这是上层建筑里面实的部分。虚的部分是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政治观点。”[①]新中国建立时期，中共中央在竭力抓“政权机构等上层建筑里面实的部分”确立和巩固的同时，也密切关注“上层建筑里面虚的部分”的“破旧立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旨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确立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相一致的新国家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执行，学术界开始了对批判电影《武训传》事件“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研究。有关权威部门修撰的史书对这个事件基本观点为：《武训传》创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影片的主题是有问题的，影片艺术手法、情节上也都有失当之处;毛泽东发动批判《武训传》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错误思潮”;批判本身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存在的缺点在于批判的方式、方法失之于“片面和上纲过高”。[②]但另一方面，不时有诸如“小题大做”，“毛泽东错误的理解了武训”，“错误的发动了批判运动”，“关键在于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言论发出。有的学者仍在感慨：“假若毛泽东不是以领袖的身份出面，不带那么大的情绪化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指责，那种讨论就应当是有意义的”。至于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更是拿该事件做文章，“肆意歪曲当代中国的历史，丑化中国几代领导人”。

　　本文通过史实考证，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确立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背景和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出现的“思想混乱”体现出的问题实质，论述了毛泽东决定发动批判《武训传》运动的严肃和审慎的政治思考，说明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是“理固如此，不由不发”;并且论证了这场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发动后，尽管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简单”、“粗暴”现象，但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从政治原则的高度要求严肃对待《武训传》讨论的同时，一再强调“重要的不是武训和《武训传》”，“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对事不对人”。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7月21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研究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意义，不仅仅是“正本清源”，还历史一个本来面貌的问题，更是一项“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的政治任务。基于此，本文还提出了解放初期批判《武训传》的历史意义，以及对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安全及建设的启示意义和理论思考。

　　一

　　如同每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都需要反映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一样，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确立新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以前所有的“新时代”来临有着本质区别的是：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新中国，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同时，“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③]其次，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自发地产生”,“必须从外部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④]

　　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使得新政权的确立新国家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强烈的开创性、革命性和艰巨性。然而，建国之初，承担思想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主体，是中共从原国统区(新解放区)接收的知识分子。1947年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对原国统区的大批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大量使用这些“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⑤]，是由于“我们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因为我们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太少了。”[⑥]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毛泽东充分肯定他们的爱国、进步立场和革命倾向，十分重视他们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作用。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又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接受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教育等原因,因而毛泽东认为就世界观和立场而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些知识分子之中，有许多人是“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但“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⑦]。至于美国以艾奇逊为代表所寄予希望的，在中国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的“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毛泽东认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争取的，但必须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批评、教育和改造。

　　建国前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的，是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诸如“缺乏教育”、“工业落后”、“乡村失调”、“腐败”、“科学不发达”、“卫生落后”等具体原因，认为只要一个接一个地研究解决这些具体问题, 就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政治主张。显然，这些思想主张，由于没有触及当时人民遭受苦难的制度根源，回避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实质上就是“改良主义”，它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求得“根本解决”的政治主张是有本质区别的。而在那些“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中间，仍然存在着对中共是否有能力执掌新政权有所置疑，对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满腹疑惑，幻想依靠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帮助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对新政权“一边倒”政策的持不理解等的思想态度。

　　建国初期，针对中共从原国统区(新解放区)接收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占主体地位，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存在着本质差别的现实，毛泽东曾经无不感慨地说：“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⑧]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但新中国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发表以《美国与中国关系》为题的白皮书，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连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通过批判艾奇逊白皮书的唯心史观，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批评了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恐美、亲美、崇美”思想。

　　总之，新生政权对确立自己意识形态的内在需求;无产阶级革命崭新性质和历史使命;思想文化领域的“战线”和“方面军”的作用;开国时期特殊政治环境;资产阶级及其阶级思想意识存在的长期性;思想文化领域仍然是旧知识分子在人数上占主体地位的状况;以及中共建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经验教训等因素，使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不能不把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问题，看成是关系到新生的政权能否得到支持和巩固的关键问题之一，看成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前提之一。[⑨]在此历史语境下，建国初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进行着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破旧立新”。“破旧”即破除和清理旧的观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内容为进行思想改造、文化批判，及破除旧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与制度支撑。“立新”即进行新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宣传以及建立新意识形态的政治上层建筑。

　　二

　　电影《武训传》是1948年7月，由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正式投拍的，旋即因为战火而停拍。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私营的昆仑影业公司决定通过修改剧本来上马。影片的编导者孙瑜等人以“积极主动力求与身处其中的当下新中国政治语境保持一致”的真诚[⑩]，对剧本进行了修改。把原剧本的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转变为评叙武训认定“念书方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影片加入了许多所谓的“把解放前反动政权压制下，许多不准说的对话和不准明显地表现的革命行动明朗化起来”的内容[11]：诸如互相映衬的武训与周大“一文一武”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统治阶级对武训施行阴谋的伎俩”;武训含笑看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以及把毛主席的画像与武训画像并联等的情节。这样，新剧本武训形象被演绎成为“劳动人民学文化求解放的模范”，“为人民做牛马的精神的典型”，“千古一人”。

　　这种把“中国人民革命”嫁接到原主题的主观努力，在实际效果上既削弱了对原主题的表现，又呈现出对新意识形态的“相违”和抵牾。这主要表现在影片“阶级矛盾”的叙事背景却产生不了“阶级反抗”的叙事结果;“读书识字而不是阶级斗争方能解救穷人”;武训“向地主老财卑躬屈膝、忍辱挨骂乞讨”;“武训与地主士绅的合作办学”;“作为反衬的周大领导农民革命却失败了”;“把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暗示为武训事业的继承者”;“苦操奇行”的个人奋斗和个人反抗精神，等等。本来如果就是一部单纯表现武训行乞办学的影片，尽管“不合时宜”[12]，也不会遭致那么多政治非议，但影片在建国后的修改偏偏对“关涉到中国人民的历史的道路”，做了不正确的诠释，这就超越单纯的电影艺术本身了。后来批判《武训传》，也就根本不是什么“毛泽东错误的理解了武训”，“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等问题了。

　　作为曾经长期生活在国统区，主观上努力追随新时代的艺术家孙瑜等人来说，他们希望寻找一个偶像来歌颂新中国，以表示对于劳动人民政权的拥护和热忱，其精神也是可贵的;只是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经历，再加上《武训传》电影本是一个现成的半成品，于是《武训传》在解放后修改的实际结果是“南辕北辙”和“画蛇添足”。

　　从一开始，包括夏衍等上海文艺界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人，对此时拍摄此片有所疑虑[13]。但剧本和影片最终都顺利通过审查，这与当时“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治大背景下，中共对原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文艺作品，采取以“团结为主，改造为辅”的方针，以及当时为了“驱除西方电影”而制定的相对宽松的电影政策等因素紧密相关。新剧本于1950年初获得审查通过，并于2月投入拍摄。是年底，《武训传》在上海试映，随即于1951年初在京、津、沪等地公映。

　　看过《武训传》对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国革命、教育和个人奋斗的作用等重大问题的艺术诠释，毛泽东是不满意的，因为这些诠释充斥着唯心史观、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观点。如果把武训行乞办学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看，毛泽东不认可把武训比拟为“农民革命的典型代表”， 而认为武训道路的实质是回避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背离革命的主要形式(武装斗争)，向着封建统治阶级屈膝投降。至于《武训传》那些“把武训的革命行动明朗化”的内容安排，尤其是影片中“农民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了”的情节处理，毛泽东认为这是用“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外衣下”表现出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这一判断，在他为《人民日报》写的1951年5月20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有充分体现：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当时，中共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按照《共同纲领》确立的，团结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群众的“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在此时也是抱着“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 [14]的谨慎心态，一再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作为一个擅长把握全局、讲求政治策略，视“统一战线”为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的大政治家，毛泽东并没有轻易出面去批判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尽管很不满意《武训传》这部影片的表现失当和失误，毛泽东没有立刻要求批判此片，叫停影片的公映。

　　三

　　在影片《武训传》公映前，当时京、津、沪等地主要报刊杂志上，已经出现许多肯定和赞扬武训的文章和书刊，影片《武训传》公映后，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了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进行“极为夸张”的歌颂的文章，旋即掀起了“武训热”。这里，我们选取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对〈武训传〉的讨论》中被点名的文章和论著为例来考察这时“武训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实质。选择这些材料，是因为毛泽东通过它们，对当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达到何等程度”产生了直接印象，从而影响了他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和决策。

　　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做了“极为夸张”的褒扬和歌颂。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对武训事迹和精神极力夸赞，把武训颂扬为“中国劳动人民的楷模”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战斗英雄”。

　　这些文章纷纷把武训誉为“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儿子”，“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为无产阶级而生，生与无产阶级为友;他为无产阶级而死，死后与无产阶级同穴。”“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他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

　　二是认为“教育”、“知识”能使“劳动人民翻身”，而“新民主主义教育”“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

　　《武训传》放映后，一些文章认为农民受压迫就是因为“不识字”、“愚昧”，而“劳动人民要想翻身，必须透过教育”。许多文章大力呼吁“一切知识分子, 特别是人民教师”，要宣扬和学习“武训精神”， “把全国的工农都教育起来”。也有文章要求结合当时的“革命运动”，“产生许许多多新武训”，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放映后，当时的文教界兴起一种舆论，说“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连环画《武训画传》就在“武训第四”——陶行知先生这幅画下面写了说明：“陶行知先生………有规模的发扬武训精神，解决了育才的困难，并奠定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见该书86图)。

　　三是用“武训的道路”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号召学习武训的“革命精神”。

　　观赏者认为《武训传》“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观众在影片进行中，始终燃烧着对封建社会的愤怒的火焰。” “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在“这个封建社会里面”，武训与周大作为反对地主阶级统治“一文一武 ”的两条战线：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所以，“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由此逻辑，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就是武训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引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连篇累牍的肯定和赞扬的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与电影《武训传》一样，其思想实质其实是一些唯心史观、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观点。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根本改变，这些作者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还没有确立唯物史观，告别唯心史观。正是因为这些旧式思想基础的影响，只是新接受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只言片语”，所以产生了这些“马列主义名词下的错误认识”。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名词”包装下，来诠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等重大根本问题。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影片《武训传》公映后形成了所谓“武训热”、“好评如潮”的局面——在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上，这些“马列主义名词下的错误认识”，不仅没有得到必要的批评，反而畅行无阻，受到普遍的颂扬，一时间，似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真理，而是让资产阶级唯心论大行其道了。

　　这一“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的现象，既反映出新政权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巩固，明显滞后于它在军事和政权方面的“攻城略地”;也反映出新政权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存在着“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的问题。至于许多“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也去跟着称赞“武训精神”，这“暴露了许多同志在新的环境下政治上思想上变得麻痹起来，开始失去共产党员所应有的思想上的锐敏，失去对敌对的和错误的思想的辨别与批判的能力。”[15]毛泽东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内”了。

　　这就不是区区一部电影的问题了，而是涉及到中国是否应该进行人民革命的“最高的一般原则的”大问题了!这一点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说得明明白白：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毛泽东这一态度，我们可以从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谈话中得到印证，1951年5月初，邓拓奉命在《人民日报》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由于他特殊的政治身份而较其他人深刻的了解毛泽东当时发动批判的动因，他当时在动员金紫光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自我批评文章时说：毛主席说，武训办学搞的是阶级调和、改良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起来搞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真正有翻身学文化的机会，中国人民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下进行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才取得了胜利，而不是靠什么办义学，走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等改良主义的路。而在现在这个时候用文艺作品歌颂武训就更不应该。[16]

　　问题不在于武训本人和电影《武训传》，而是对《武训传》评价中所表现出来的“混乱思想的严重程度”。除了上述两则史料外，我们从当时毛泽东关于武训问题的其它谈话里，同样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对讨论《武训传》问题认识的政治高度。1951年6月，毛泽东审阅一篇稿子时有针对性地加写道：

　　“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还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17]

　　在1951年8月武训历史调查团出发之前，毛泽东也明确地说：“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18]

　　四

　　据林默涵回忆：“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19]电影《武训传》公映后，“文化界的思想混乱”，正好契合了当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意识形态领域“破旧立新”工作的高度重视之心。毛泽东自然不会放任这种现象的存在。他比一般主管宣传或文教的工作者甚至是领导干部想得更多更远：讨论和批判这部电影，“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不只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是通过批判人们在观察武训这个人所表露出来的唯心史观、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引伸到如何正确看待和认识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质言之，就是通过讨论和批判《武训传》，进一步加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进一步确立、强化新国家意识形态。

　　据《周恩来年谱》和《中国电影研究资料》的记载：1951年3月24日，周总理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20]，研究加强对电影改造领导的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会议后，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21]在3月23日结束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点名批评了《武训传》。3月下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丁玲在北京师范大学作文艺报告时，“很尖锐地批评了《武训传》电影的立场和观点的错误。”[22]

　　领导人出面批评《武训传》的“错误表现”后，报刊杂志那种连篇累牍地、“一个劲地”的褒扬武训和“武训事业”的现象没有了，并且开始有了一些批评武训“不足为训”的文章，那么，这些“讨论与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情况如何呢?下面就以京、津、沪等地重要报刊在1951年3月下旬-5月上旬所组织发表的讨论和批判文章来进行考察(均被《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点名)。[23]

　　这些批评《武训传》的文章，通过分析武训及其所从事活动的“时代环境”，得出了武训“不足为训”的结论，具体原因为：武训当时“脱离了时代要求”;“采取了错误的斗争道路”;对当时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客观上起了阻碍作用”; “客观上起了掩饰反动统治的作用”。在表达武训“不足为训”的同时，这些批评文章又纷纷“一分为二”地说：“武训的动机是好的”，“武训的‘苦行’与‘利他主义’是难得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的。”这些文章的特点正如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它方面”。

　　一方面是此时批评文章的不够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另一方面是当时许多人对于批评武训表示怀疑或异议，而褒扬武训“三十年如一日，为自己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理想而奋斗”之类的文章仍然在报端时有出现…….

　　通过分析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此时报刊杂志所组织的批判进行的不很得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武训精神”在知识分子中，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毛泽东关于“武训问题的实质”，以及讨论《武训传》问题的原则意义的思想认识，许多人“跟不上”，也没有引起下面足够地重视。李长之在1951年5月的检讨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新立异’罢了，没有加以足够注意。”[24]这种状况，在1951年5月16 日《人民日报》转载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所配发的编者按，也有强调说明：

　　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注：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实践证明，靠这种“钝刀子割肉”式的文章和小规模批判方式是达不到特定政治效果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工作，必须有“鲜明、尖锐、毫无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25]，以唤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必须发动更多人参与以更大规模地教育人们。1951年5月初，毛泽东决定亲自指挥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为此，他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醒目地推出了这个社论，直截了当点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社论置评了思想文化界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种种混乱现象，旗帜鲜明地提出开展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在宣传和树立什么历史观、世界观的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与社论相配合，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借助机关报进行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思想动员和行动号召。“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文艺界是‘平静’的，没有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讨论和批判《武训传》运动， “打开了文化界、艺术界思想斗争的风气。”[26]

　　毛泽东要求批判《武训传》目的，不是因为武训本人和这部影片，而是从整体、全局、根本、原则的层面来考虑的。其次，毛泽东是充分肯定原国统区知识分子的爱国和进步立场，一贯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思想斗争“只能用细致的说理的方法”;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方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表现在批判《武训传》事件过程中，就是毛泽东一方面要求高度重视对《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强调在批判运动中“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问题” 的方针和“对事不对人”的政策。“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问题”和“对事不对人”强调的是这次批判是为了澄清文化界的“混乱思想”，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科学区别开来，把思想政治批评教育和对当事人的组织处理上区别开来。这一政策，在周恩来向夏衍传达中央对《武训传》问题的态度时说得很清楚：“《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27]周恩来这一讲话精神，与上文提到的周恩来1951年3月24日召集会议决定的，“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等要求是一致的，都是对毛泽东指示精神的贯彻执行。1951年8月，上海文艺界主要领导夏衍因《武训传》一事的检讨发表前夕，周扬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毛主席看了之后说：“检讨了就好”，要你“放下包袱”, 放手工作。[28]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亲自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听到有安排的回答后，毛泽东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29]……

　　五

　　《武训传》批判，围绕着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农民斗争、人民解放等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和思想教育活动，诸如造成劳动人民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由于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位,还是由于没文化?劳动人民怎样才能获得翻身解放，是搞改良主义还是进行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通过对这一根本问题立场观点的澄清，新政权进一步确立和宣传了唯物史观，反对和批判了唯心史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和普及。

　　开展对电影《武训传》批判, 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30]。这次批判增强了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主动性，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士真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判《武训传》运动，“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31]

　　今天，党和国家的事业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迈进，新的形势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提出新的任务、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解放初期批判《武训传》的历史意义，对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安全及建设的有着强烈的启示意义。

　　启示一。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所谓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定义，就是反映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和执政党的精神和灵魂，也是全国人民的思想指南和信仰中心，攸关国家的方向、性质，攸关维护政权的合法化、社会的稳定，以及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推动大规模社会政治动员等重大问题。当前，我国国家意识形态仍然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认同和信守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准则，但毋庸置疑，随着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经济社会和利益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复杂变化，加之大量涌入的西方意识形态、苏东剧变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安全仍然面临严峻的的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像建国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那样，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把它看作是与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任务去抓。

　　启示二。善于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方向，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敏锐性。毛泽东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政治洞察力和政治预见。善于从“起于青蘋之末”的小风开始进行风向的辨别和判断。这一点，在批判《武训传》的当时，许多人也是“跟不上”，所以，该运动有所反复。今天，毛泽东当年对《武训传》批判时那种对意识形态动向高度敏锐的思想仍然有着现实指导意义。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之外，存在着渊源各异、流行范围和影响程度不等的社会思潮。其中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的社会思潮具体表现为：一是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公然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言论。二是以“超然”、“普世”、“公理”、“人性”、“共性”等来自西方的似是而非的口号出现，实质是兜售西方的价值观，鼓吹西方的宪政的言论。三是以“马克思主义者”、“为党说话”和“为改革开放申辩”的面目出现，用所谓“新思维”、“民主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重新评价”、“转型”等理论去“重新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史”。上述三类思潮，大多指向非常敏感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时涉及重大历史问题和根本理论与制度问题。对于第一种情况，不难辨认其真实动机，自然应该予以批判。而其他两类社会思潮，却往往很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对此，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者必须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与它们进行公开的辩论和严肃的思想斗争。

　　启示三。必须充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着眼整体、原则和大局，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毛泽东发动该批判运动固然是毛泽东的思想的敏锐性和政治高度，另一方面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严重思想混乱，这反映出新政权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巩固仍然需要大力加强。这才使得毛泽东最后不得不亲自领导发动该批判运动。即便如此，毛泽东也要求“重要的是思想认识问题”和“对事不对人”。该批判运动是以既达到铺展国家意识形态，又得到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的良好效果。在现实语境下，我们也应该学习毛泽东这种原则立场和工作艺术，从战略意义和整体角度上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充分注意到思想改造问题的特点和规律，把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严格区别开来，这样，一定能够生成“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意识形态工作局面。

　　A research and thinking on the Campaign of the film wu xun zhuan

　　作者：杨俊，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杭州市，310018)

　　本文曾发表于《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01期

注释

　　[①]周扬：《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见：《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页。

　　[②]譬如《毛泽东传》(逢先知，金冲及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都持此说。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列宁选集》第1卷，第3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参见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毛泽东：《接见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的谈话》(1965年8月3日)。

　　[⑦]参见：《周恩来传》，第1190-11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⑧]转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第3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⑨]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就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⑩]王洁:《建国后17年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史论》，第288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孙瑜：《编导武训传记》，《光明日报》，1951年2月26日。

　　[12]当时正在配合着政治上的“肃反”、“土改”和“抗美援朝”，新政权运用新掌握的国家宣传机器，大力进行着“控诉着旧制度的罪恶和歌颂新制度的优越”，肃清“封建思想影响”和“亲美、祟美、恐美的错误思想”的宣传教育。

　　[13]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人审查剧本时的，均微妙地表达了认为武训“不足为训”、影片“不合时宜”的态度。参见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2期。

　　[14]这是1944年11月21日 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书信中形容自己工作态度的话语，事实上，建国时期的毛泽东仍然是这样小心谨慎的。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1951年11月23日)。

　　[16]袁晞：《<武训传>》批判纪事》，第10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17]毛泽东对杨耳的《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稿的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374页。

　　[18]参见：锺惦棐：《起博书》，第1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

　　[19]林默涵：《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林默涵文论集(1952-1966)》，序言，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上卷)，第8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年版。

　　[21]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页。。

　　[22]参见吉林省五院校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3]这些被《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点名批评的“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文章，主要发表时间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23日之间的篇目。相关引文出处参见：杨俊：《批判电影〈武训传〉研究——从历史语境的角度》;另参见：《批判“武训传”》(第2辑)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人民出版社1951年。

　　[24]李长之：《我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获得教育》，《人民日报》，1951年5月27日。

　　[25]《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22页。

　　[26]当时文艺界主要领导周扬在1951年10月对该批评运动的评价。周扬: 《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7日。

　　[2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58页;另见：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

　　[28]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0]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1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31]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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