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作者：王悦来源：党史博览 2015-07-30

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战役实施展厅里，陈列着一辆普通的“飞利浦”牌女式自行车和一台老式发报机，它们的主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斑驳的文物上依稀可见历史的沧桑，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它们的主人在解放战争中那段为北平和平解放而冒险开展工作的难忘岁月。

　　一

　　情报工作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北平开展情报工作的主要有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后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系统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也有其他解放区派出的系统。在这张地下工作网的建立中，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刘仁。

　　1941年6月，刘仁开始主管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领导华北敌占地区城市的地下工作，代号“老头儿”。其实这位同志们口中的 “老头儿”一点儿也不老，时年才32岁。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驻守平津部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在共产党人面前展露无遗。当时，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平津，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指示，周密部署地下党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立足于打，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尤其注意争取一部分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发动总攻时，做好内应；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特别花大力气去做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和平解决。

　　于是，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北平地下党接近“能跟傅作义说上话的人”，以影响并促成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和平起义。早在1948年春，刘仁就指示北平地下党，大胆利用能对傅作义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要通过傅作义的亲信和亲属，直接向傅做工作。在解放军迅速完成对平津的分割包围，特别是新保安战役全歼傅部嫡系三十五军之后，北平国民党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北平地下党抓住时机，利用一些上层关系做工作。时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崔月犁分管上层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为策反傅作义，刘仁指派崔月犁尽快联系“能跟傅作义说上话的人”。很快，崔月犁圈定了三个主要人物：傅作义恩师、高参（中将总参议）刘厚同，傅作义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傅作义的副手、结义兄弟、副总司令邓宝珊。

　　这一年，崔月犁的工作状态是一大早出去，骑一辆“飞利浦”牌女式自行车四处转，天黑回家。此时，由于崔月犁的共产党员身份已从秘密变为半公开，置身明处的他，危险环伺，国民党便衣早已盯上崔月犁，特务组织交代，一旦捕获即押送南京。

　　刘仁不断提醒崔月犁“提高警惕”“绝对保密”“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崔月犁做了最坏的打算——随时献身。他清理了马列著作、进步刊物，烧毁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幸运的是，机警的崔月犁多次虎口脱险。

　　二

　　1948年秋的一天，崔月犁会晤了66岁的刘厚同。崔月犁的公开身份是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学养深厚、见多识广的刘厚同会晤青年才俊“李大夫”后，感觉相见恨晚，尽管两人相差近40岁，但他仍与崔月犁成了忘年交。很快，刘厚同送给崔月犁一张全家福以示对他的欣赏与接受。刘厚同约“李大夫”每周见两次面。鉴于当时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每日每时捕杀异己，心思缜密的刘厚同叮咛：“如果一星期不见你来，我就认为你被特务逮捕了，我会请傅先生派人到监狱救你。”一次，崔月犁因有急事爽约，刘厚同果然要傅作义派人到各监狱查问有没有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崔月犁得知此事后，感叹刘厚同“对共产党是友好的，也是讲信义的”。刘厚同不负崔月犁厚望，隔三岔五劝傅早作和谈决断。11月29日，解放军包围张家口，该役彻底击破了傅作义割据一方的梦想。刘厚同告诉崔月犁，傅作义研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后想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很快，毛泽东就该想法致电平津前线领导人：与傅谈判必须以他们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下给傅以宽大待遇。

　　1949年1月中旬，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傅的嫡系主力基本丧失殆尽。此时傅作义想战无实力，欲逃无出路，现实明摆着，只有和谈一条路。崔月犁请刘厚同力劝傅作义丢掉幻想，莫失和谈良机。此时傅作义虽心向和谈，但顾虑自己出路不明。崔月犁请刘厚同转告傅作义：“只要共产党和平接管北平，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人民功臣的。”

　　崔月犁与刘厚同一周见面两次，与傅冬菊却是每日上午见面。在平津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因傅冬菊是地下党员，所以崔月犁直接派任务给她，即了解傅作义的心理活动及观察其情绪的细微变化；研究怎样做傅作义的工作。

　　《大公报》记者傅冬菊，此番变为深居将军府邸的“大小姐”，随侍在四面楚歌的傅作义身边。这使傅作义感到莫大的安慰。此时的傅作义，也只能向自己的女儿倾诉心里话了。于是，傅冬菊伺机向父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将他思想矛盾的焦点和举棋不定的疑虑，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以及华北“剿总”的军事部署、与南京蒋介石的联系和争议等等，都密报给崔月犁，通过崔月犁又转送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和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使解放军对敌情了如指掌，运筹帷幄，能在29个小时内，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中将军长刘云瀚、警备司令陈长捷和市长杜建时等高级军政大员，胜利解放天津，创造了被毛泽东称为武力解决的“天津方式”。

　　崔月犁曾撰文描述了他和傅冬菊接头时的情景：“每次见到我，她都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头天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比如思想斗争激烈时，他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棍，甚至用枪抵住自己的太阳穴……”

　　崔月犁收获的是情报，傅冬菊得到的是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及宣传册，这些红色印刷品不时出现在傅作义的办公桌上。

　　1948年11月的一天，傅作义去南京开会，傅冬菊猜想该会与平津战局有关。她怕父亲再继续从蒋打内战，于是谎对父亲说：“今天我见到一位老同学，他希望你接受和谈。”傅作义立即问：“你的同学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答：“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沉默后道：“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后才能答复你。”11月7日，傅作义从南京回来。10日，他将蒋介石令他扣留卫立煌的电报给了卫立煌。11日，傅冬菊向崔月犁汇报了此事。

　　崔月犁请傅冬菊设法让其父亲阅读山东《大众公报》11月8日、9日刊登的解放军俘虏王耀武的《告国民党官兵书》和《告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书》。 11月17日上午，傅作义问傅冬菊：“你的那位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傅冬菊回答肯定：“是真共产党，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遂让傅冬菊替他致电毛泽东。电报原文大意如下：“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60万军队、200架飞机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

　　崔月犁及时把地下党，有时是平津前指、中央军委直至毛泽东的指示，口授给傅冬菊，指示她对傅作义应讲什么话、如何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这种在父女亲情气氛中进行的政治策反，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对解放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和谈后期，傅作义指派能为共产党接受的人物、副总司令邓宝珊进行和谈。时年54岁的邓宝珊初见28岁的崔月犁，便说：“我是了解共产党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我经常听。”恰巧，崔月犁携带有陕北电台的宣传材料，他顺势送给邓宝珊。交谈中，崔月犁乘机劝说：“以你和傅先生的交情，望奉劝他抓紧时间和谈，眼下时间不多了，争取为人民做点好事！”邓宝珊爽快应承：“谁都不愿当千古罪人。”

　　崔月犁二见邓宝珊时，围攻北平的包围圈大幅缩小，炮声隆隆。此次邓宝珊情绪焦躁。他直截了当地对崔月犁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请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与傅先生深谈一次。”崔月犁坦诚交底：“我军已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走不了啦，再不下决心就晚了。”匆匆话别时，邓宝珊得知崔月犁欲步行回家，便说：“最近特务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带你一段吧。”这个意外的举动，让崔月犁感觉邓宝珊对和谈是有诚意的。

　　崔月犁第三次见邓宝珊，一见面还未曾开口，邓已笑意在先：“傅先生的问题解决了，他决定同共产党合作。”接下来，邓宝珊提出要见共产党更高级别人士。崔月犁于是派人将邓带到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至此，地下党的任务告一段落。邓宝珊后来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率先在内蒙古起义，对促进傅作义率部起义起了重要作用，解放后他曾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

　　三

　　虽然有了以上这些地下党员冒险奔走获取情报，但北平的地下工作仍需一样重要的东西支撑，那就是地下电台。城工部部长刘仁从抗日战争后期就准备在北平建立地下电台，经过几年运筹，1947年正式建台。地下电台由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犁领导，李雪负责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整个北平的地下情报组织也因此连成网。

　　1948年春，刘仁来电通知，敌人每天出动10辆载有仪器的吉普车在北平城内进行流动侦察，要电台工作人员特别提高警惕，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保证电台的安全是地下电台第一要务，译电员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对付敌人：1.建立三处电台，万一一处电台出现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还有其他电台可以坚持工作。电台在一个地方不能时间过久，容易被发现。工作量不大时，三处电台轮流作业，开机时间互相错开。2.电台的波长、呼号经常更换。3.译出的收发报一律密写，用米汤或面汤写在纸上，用碘酒一擦，字迹就显示出来了。4.所有电台工作人员，尤其是报务员、译电员不参加群众活动，不去公共场所，不上影剧院，不看进步书刊，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三处电台不发生横向关系，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不知道彼此的住址和姓名。5.来往电报内容，除了译电员外，其他人都不允许知道，李雪也不例外。1948年9月，刘仁指示地下电台要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解放北平。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形势日趋紧张，地下电台的工作量日增。接着，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切断了平津交通线。在此情况下，电报就成为主要的联系手段。译电员方亭、艾山等人每天两次在不同的胡同内与交通员交换电报。电台几乎每天都发出敌人军队的调动，军用列车的数量、去向等有关情报，与解放区电台的联络增加到每天三次：早8点、晚8 点、夜里2点。译电员方亭每天夜间都要工作，工作完毕，就将四角号码字典和乱码表藏进沙发靠背下的缝隙里。为了减轻收发报时的嘀嗒声，译电员艾山把机器放在床上，下面垫上棉被，坐在小板凳上收发报。工作完，她再把收发报机藏起来。刘仁要求电台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因此，北平解放前的两三个月是地下电台工作最紧张的时期。

　　为了配合解放军准备攻城，地下党接受一项任务，对北平各城门及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进行详细调查，再把数据发往解放区。在解放大军重重包围之下，北平守敌企图留一条逃路。1949年1月，国民党军在东单广场紧急修建了一座临时飞机场，准备逃跑。解放军没有校正炮弹落点的侦察机，几番炮击，炮弹都打偏了方向。地下党员现场观察，记下了每一发炮弹的具体落点，方亭译成电文，报至解放区。炮兵逐步校正弹道，越打越准，终于轰掉了这座短命机场。

　　北平和谈期间，傅冬菊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动态、情绪变化，具体到徘徊观望，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内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进嘴里咬等细节，都及时作了汇报，这些都由电报传递出去。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地下电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贡献。

　　1949年1月7日和16日，傅作义先后两次派代表与解放军平津前线领导人谈判。1月21日，傅作义宣布接受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放下武器并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座驰名中外的文化古城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里，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成为之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范例。中共地下党员为这一伟大胜利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刘亚楼在总结平津战役的胜利时，特别提到地下党的作用，赞扬“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没有他们，我们也不会这么快就取得这么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