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70年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涵义

吕新雨 2013-05-02 浏览: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70年代,我要讲的重点还是集体所有制。它作为人民公社在今天的一个遗产,除了在集体抗争中被当作一个重要资源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成为今天乡村重新合作化的基础。这是特别关键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制度遗产,可能就没办法重新合作化,或者合作化的成本将非常高,合作化的过程将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昨天讨论到“文革”中城市公社制度的失败,其实是因为它缺乏一个社会生产结构的配合。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反过来,我们去看乡村的人民公社,它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建构,同时也是社会建构,是社会生产的制度化过程。所以,这也就给我们讨论公社制提供了一个城市和乡村不同的、可资比较的视角。毛最后发现不能把国家变成公社,因为这涉及国体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社会建构,乡村的社会建构就可能是成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历史是中国一个非常独特的经验。

  前段时间读张路雄先生的《耕者有其田》——雪峰兄为之写序,我觉得这本书特别重要。作者曾经参与过国家农村政策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在退休之后写了这本书。它里面有段话特别有意义:

  耕地的集体所有制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土地制度,是一种稀缺的组织资源。其制度创新的潜力很大。土地集体所有制既可以为家庭经营的农户提供长期而稳定的耕地所有权,同时也可以收回承包者不种的耕地,建立一种随人口转移不断扩大务农户经营规模的制度机制。这是土地私有制无法做到的,只有土地集体所有制才能实现。这是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

  而这个优越性(也即张路雄先生所说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今天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现行的政策基本上把“统”这个层面取消了。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调整政策,使得“统”的可能性重新得到恢复,才有可能在今天的基础上重新开启合作化的道路。而这个合作化的道路针对的正是目前资本下乡形成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要恢复农村社区本身的集体所有制,使中度规模的土地集中成为可能,就必须恢复村社集体重新分配的功能,从而使得已经离开村社和土地的人把土地退出来,使得不在地主的形成机制断绝,否则,很可能就会形成不在地主掌控农村土地这样一个剥削性的机制。要斩断这个机制,就必须使“统”的这个层面能够恢复,恢复它的功能;同时打破徐老师所说的“小农切西瓜地”,过于细分土地而导致无法进行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可能性,形成村社内部的、由农民自己来主导的、中等规模的集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作,即一个稳定的社区基础上的合作,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今天普遍利用虚假的合作社来骗取国家资金的寻租行为。

  雪峰的调查也显示,中农在村子里面是稳定的,问题是怎么样培养中农。这就必须使土地的流转在村社农户的内部来实现,在村社土地排外性的基础上完成。就像乌坎,内部土地流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让外来资本把土地拿走,就会产生问题,就会形成集体抗争。这恰恰是人民公社之后才可能留下来的制度遗产。如果中国没有这个人民公社的实践,就不可能有这个制度遗产。这个制度遗产的一个核心在于政社合一的体制。政社合一的体制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农村不仅仅是生产粮食的工厂,美国式道路就是把农村变成生产粮食的工厂。但是在中国,乡村的政社合一应是尊重它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下,它是一个“community”,是一个社会的主体,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个给城市提供粮食的生产机器,它同时还应该是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存在。要兼顾这两个层面,才是具有社会保护意义的,这恰恰是人民公社试图完成制度创新最核心的地方,也是不同于苏联的集体化的。苏联的集体化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美国式的现代化农业,就是要把农业变成工厂式的生产。而今天的史料已经让我们看到,毛反复强调过,中国推动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正是为了吸取苏联农业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此,马社香老师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1983年,改革废除了公社制,首先一步就是政社分开,把公社变成乡政府,政府的功能和生产的功能完全分开,而这正是今天乡村社会很多困境的来源,就包括单纯的生产合作组织很难成功,也是因为社会功能的层面没有和经济功能进行有机的结合。十八大报告说:“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段话既强调农业要现代化,同时也包含了“壮大集体经济实力”、“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等字眼,国内关于农业发展的不同声音都被它综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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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吕新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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