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与制度

吕新雨 2017-06-15 浏览:

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与制度

——从新时期集体经济的三个案例谈起

吕新雨

2017 年2 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了“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研讨会。到会同志分别介绍了贵州安顺塘约村和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发展集体经济的情况。会后我与部分同志又去河南信阳郝堂村,了解那里进行的村社内置金融实验的情况。塘约村、蒲韩社区

和郝堂村三个案例,各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它们之间的异同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农村自下而上走集体化道路的条件和路径,放在一起总结和辨析很有意义。

今天重走集体经济的呼声首先来自于基层。2016年11月7日,浙江省18位乡村干部联名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倡议书《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在网上公布,反响热烈;22日,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联署倡议《改革,应重构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权”》,也得到了很多响应。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部分参会代表自发筹划了《尽早谋划第三轮土地承包政策,加大巩固土地集体所有权支持力度》的提案,在与政协委员汪晖讨论后,提交两会。

“塘约道路”需要新的制度保证

塘约村作为贵州省安顺市一个长期贫困的“空壳”村,2014年因为一场百年未遇的洪灾损失惨重。基于自救,村党支部书记挺身而出,组织村民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统一经营,撂荒的土地也被全部耕种,由此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合作社,并迅速脱贫。

“塘约道路”因2016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名报告文学而受到关注。2016年12月10日,中宣部《党建》杂志和人民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了“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塘约道路”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基层的成功实践”,作者王宏甲论述的观点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塘约道路》指出:“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是关键。“塘约道路”也因此成为道路之争。3月9日两会期间,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对塘约经验予以高度肯定:“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3月31日的《贵州日报》以头版头条文章《给乡亲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报道了塘约。

“塘约道路”的重大意义

“塘约道路”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引人注目的消息是安徽省委组织部到塘约考察后,专门订购了两万册《塘约道路》分发给该省各级党政干部学习。今天,“塘约道路”已经引发高度的政治关注,各级地方政府组织的参观考察络绎不绝。“塘约道路”涉及到两个重要基础,一个是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重建,另一个是农村土地的集体化经营。而这两个基础,或者说条件,塘约其实都是在特殊的非常规情况下完成的:一是意外发生的自然灾害,二是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才有可能激活农村基层组织。因此,要推广和学习“塘约道路”,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土地流转到集体,这些都需要得到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这是塘约道路能否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新方向的关键,也是必须得到解决的后续问题,否则塘约道路只能成为个案。在这个意义上,塘约道路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破局,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普遍存在的客观情况是国家的组织资源在一些农村后撤,农村党的基层建设很多地方处于涣散状态,宗教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抬头,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严峻挑战。塘约道路是否能成为一种承前启后、自下而上的“中国模式”创新?能否使得积重难返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获得突破性的制度破题?这不仅仅是基层的党建问题,更是如何把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制度创新,使得国家的合法性政治资源能够滋养乡村社会的整体性良性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今天精准扶贫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上万亿资金多以项目制方式进行,由于缺乏乡村组织化的有效承接,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跑冒滴漏”,而且项目制是唯上不唯下,导致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与基层真正的社会需求存在断裂。比如有些沟渠河塘硬化整治工程项目,往往造成对当地既有的环境与生态平衡的破坏,这些因素却不被考量。而项目制的承接方往往是外来的“有资质”的市场力量,不仅容易喂养出寻租型牟利项目专业户,也催生出大量的虚假合作社,截留了本应造福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巨额资金,更严重的是无法培养出基层社会自身的自治主体性和能动性。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得到激发和尊重,精准扶贫资金极易在“水漫金山”后,就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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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吕新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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