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十送红军》:从精英走向土鳖

作者:司马平邦 来源:作者博客 2014-06-21

     即使是最最最最土鳖的造反,最后若它们被历史能记载下来,也都要出于精英之手,和之口。

    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历史,永远是精英眼中的历史,哪怕其中某一段的主人公他们是如何土鳖,以及其行为又如何土鳖。

    2011年发生在突尼斯的街头小贩事件,与10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性格暴怒的贺姓年轻人两把菜刀劈死地方小吏的事件,究竟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这也要看最后是谁来替把这两件记进历史,比如后者早已被盖棺定义为“两把菜刀闹革命”了,而前者,在几十年该国的历史上,会不会被盖棺定义为“街头小贩闹革命”呢?

    由毛卫宁导演、李修生编剧的电视剧《十送红军》,正给我们呈现了曾经或者是完全彻底的土鳖造反故事,在被精英们认真记录并制作成历史(史诗)之后的双重面目,一方面,它是如此地接地气,甚至要把观众带进地表之下的社会根系里洞窥一切,另一方面,它又毫不掩饰地呈现着领导、参与以及之后记录此过程的精英们一直飞在万米高空之上的所思和所想,那里面饱含欲望与力量甚至要震撼宇宙。

    在这部剧集的第三个故事里,主人公是一个与从共产国际镀金归来的博古同志戴同一款圆边眼镜的帅气年轻红军军官,贺坚(王雷饰)。

    其实,他还有另一个名字,贺金宝。

    革命精英贺坚,与乡下土鳖贺金宝,在故事里统一为一体。

    剧情为此安排得非常巧妙,以红三军团某连指导员身份,带队踏上长征之路的贺坚,巧遇自己土得掉渣的哥哥贺老憨(徐玉琨饰)和娃娃亲媳妇叶小桃(李小萌饰),叶小桃要死要活要嫁给他心目的白马王子贺金宝,但早就自认是革命者贺坚的贺金宝,心里有一个已经牺牲了的俄罗斯姑娘达妮娅。

    其实,即使是“爱情”这件事,都是有精英和土鳖之别的,莫说是在1930年代的红军队伍里,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一对青年男女若堂而皇之把“爱”天天挂在嘴边,也会遭人耻笑――装!装文化人――而土鳖的所谓相好,正如剧中叶小桃说的,你就是俺男人,俺就是你的兵――你可以认为这已经跨越了爱情,也可以说它永远没有达到爱情的境界;还很有意思的是,编剧和导演同时给土鳖美女叶小桃“标配”了一个与她一样土得掉渣的红军老兵马万财(夏铭浩饰),当然,这只是屌丝配搭高帅富的一种戏剧效应罢了。

    但,创作者的最终立意,却是让高高在上的精英贺坚俯下身来就着本来仰视他的叶小桃,并从内心里承认,这就是爱情,土得掉渣的乡下妹子可能更加懂得什么是爱情。

    我以为这一笔,除了玩转着爱情这种极容易煽情的戏剧元素之外,亦有另一种象征。

    来自中共中央“上干队”的海归派红军少壮军官贺坚,带着光环下派到连队,上干队是当时中央红军里学历最高、素养最高和前途最为远大的干部团的核心组成,但剧中暗表,至贺坚这个故事开始时,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整个上干队除贺坚外全部战死,而那时的贺坚已经脱光了海归气质,他最坚信的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一段里写的: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相信,看过此处的观众,一定会对王雷这一大段声嘶力竭的激情朗诵过目不忘。

    海归派的红军军官们渐渐脱离对苏联、共产国际、李德、王明和博古的信任,而改信土生土长的毛泽东,这实为暗写遵义会议“大转折”之前的毛泽东上位的广泛群众基础,剧集创作者举重若轻地将此一笔带过,可谓高妙。

    与贺坚对叶小桃情感变化非常对位的,是贺坚对战争的理解。

    贺坚从下派到连队第一天就与“老井岗”连长孙继祖对战争有着针锋相对的态度,这其实并不是贺坚自己的坚持,而是源于第四次反围剿之后海归派中共新领导人将毛泽东完全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摒弃其游击战术,改打阵地战的思路使然,贺坚在有限的长征战斗指挥中仍然奉行人海战术和牺牲精神,若从精神层面上深究,我以为或源于一种精英在土鳖面前的骄傲,以及当精英们垄断了革命话语权之后,对土鳖们需要付出代价的无视,所以,才有了孙继祖在一次血战之后对贺坚暴跳如雷、骂不绝口。

    其实,早在孙继祖之前,红一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就已经如此大骂博古、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了。

    是无数土鳖的红军战士用鲜血和肝脑染就的事实真正教育了贺坚,而同时,来自精英们对革命、阶级斗争和价值观的执着信仰,可以让贺坚在一瞬间完成从大错误到大成功的跳跃,他顿悟了信仰革命与尊重生命的灵与肉关联,并最后用自己的牺牲对之前的失误做出甚至是过量的补偿。

    其实,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大历史中的作用,又何尝不是从精英回归土鳖的转折,所谓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现实相结合,说到底即如此。

    我多次参观过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市中心的遵义会议会址,知道,1935年初,红军打进遵义后,将中央诸领导安排在会址周围的建筑里,守着重金的中央银行负责人陈云和毛泽民也有独立小楼可住,但毛泽东却被安排在遵义城外某处,可见当时毛在红军权力中心的地位。

    但,住在城中心的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却要晚上提着马灯,走上崎岖的几里路去问计毛泽东。

    最后才有了,在遵义,土鳖革命家毛泽东代替精英革命家李德和博古,拯救了整个中国革命。

    《十送红军》里其实并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任何的影子,贺坚和他的战友怀着对大转折的期待一多半都牺牲在遵义城外,但革命这两个字,正如爱情这两个字一样,在他和他们死的时候,已经从精英褪变成土鳖。

画面上枪火横飞、硝烟弥漫,以及血肉模糊,但只要你感知了上述,就可以深刻觉得贺坚和叶小桃爱情与信仰的俱焚,以及贺坚与战友绝望与期待的湮灭,被创作者创作得如此有温度,而又如此有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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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平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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