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保卫劳动者的文化主人地位

佚名 2020-05-30 浏览:

保卫劳动者的文化主人地位

刘润为

刘润为:保卫劳动者的文化主人地位

1942年,中国文艺史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如果说《讲话》是一次划时代的理论创新,那么,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创作活动,就是在这一光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

新在哪里呢?新就新在争取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权利上,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阶级社会几千年,什么时候有人把劳动者当作文化的主人呢?从来没有过。当然,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有劳动人民创造的,如《诗经》中的《硕鼠》、《伐檀》等等,但是少得可怜。在文人那里,同情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者心声的作品也是有的,而且不少。仅以诗歌为例,就有杜甫的“三吏”、“三别”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是自觉地把立足点放到劳动者一边,自觉地为劳动者服务的,而只能说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所谓人民性,无非是对广大劳动者有一些同情或理解而已,还远不能说是在立场、思想和感情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当然,这里有着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白居易在理论上也提出过“唯歌生民病”,但他不是为了唤起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愿得天子知”,进而实行一点儿“仁政”。在中国,真正把广大劳动者置于文化主人地位的,是觉醒的劳动者自己,是觉醒的劳动者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自她诞生那一天起,就一直探讨人民文艺的问题。李大钊、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这方面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过艰辛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求实地说,这些理论还不成体系,这些实践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自觉的运动。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总结中国进步文艺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劳动者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观。具体地说,就是认为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艺,不但要把劳动者作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对象,而且应当自觉地为实现劳动者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利益而存在而发展。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贡献,就是在继承鲁迅等左翼作家光荣传统的基础上,把《讲话》精神落到了实处,落到了千百万劳动者的心中,落到了人类文艺史的丰碑之上。

据有关文献,当时贺敬之未能参加座谈会,但他对会议和《讲话》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与会同志。他听了《讲话》精神的传达,感到简直是如沐清风霁月,特别是对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无条件到生活中去等观点,感到既非常亲切又非常新鲜。于是,他以如饥似渴的心情,见到与会同志就打听毛泽东讲话的情景。在听周立波复述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内容时,贺敬之问:“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是不是和民主集中制一样,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民主?”周立波兴奋地肯定说:“你理解得很好,就是这样的。”在包括贺敬之在内的未能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又为他们作了关于小鲁艺与大鲁艺的重要讲话,这使贺敬之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那么,贺敬之为什么会对《讲话》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呢?用精神现象学的话来说,这是由他特定的“先在结构”或“前在图景”决定的。大家都知道,贺敬之出身贫苦,自幼就培养起深厚的劳动人民感情和鲜明的被压迫阶级立场,这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如《北方的子孙》、《夏嫂子》、《儿子是在落雪天走的》、《红灯笼》、《小全的爹在夜里》、《黑鼻子八叔》等等,真实地记述了旧中国农民的悲惨生活境遇,传达了他们的愤怒和希望,表现了他们为改变自身命运而自发进行的反抗和斗争。但是,在《讲话》发表之前,应当说,贺敬之的这种价值取向、情感态度和创作倾向还处于朦胧的、朴素的、稚嫩的阶段。为什么要为劳动群众创作,怎样为劳动群众创作,正是青年贺敬之苦苦探索的问题。《讲话》正好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式,满足了他的思想理论的需要。这恰如久旱之逢春雨,接踵而来的自然是生机勃发、花团锦簇。

《讲话》对贺敬之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就是促成了诗人在思想和创作上的自觉,这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觉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生活,在与北方广大农民和八路军战士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实现思想的升华,不断进行生活素材和思想感情的积累;二是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把握生活的本质方面;三是在艺术形式上,自觉地以开放的眼光和务实的态度,探索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三个方面的自觉,使诗人的创作发生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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