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怎样判断中国政治模式的成败

作者:潘维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摘要:政治体制的成败不应从体制本身是否“完美”来讨论。中华政体不“完美”,正如美国体制也不“完美”。现实条件迥异,生活矛盾重重,历史不断变迁,不可能有“完美”不变的政治模式。信奉某种政体“普世”,而且会自动“逐渐趋于完美”,是反历史,反智的。在社会精英的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治模式却极为落后、失败,信奉拆故宫建白宫。倘若中国政治模式“落后”,什么政治模式“先进”?言外之意是,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成了我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什么是中国政治模式?中国政治模式显然指的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

什么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从学理上看,任何政治体制都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观念;二是官员选拔方式;三是主要权力机构;四是防止和纠正行政错误的机制。分析这四个基本要素,我们可以区分世上所有的政治体制,判断其异同。

中国当代基本政治体制由四大支柱组成:民本的民主理念(不同于利益集团代表做主的西式民主理念);逢选必考无功不拔的“绩优选拔”制(不同于西方以“多数决”为原则的选举制);政治上统一的先进执政集团(不同于西方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党派在议会政治中竞争执政);分工制衡(不同于美式的分权制衡)。

西方选举制的三大困境

民本的民主理念是什么?民本理念源于中国,是关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中华正统理念。这个理念的文字记述有3000多年的历史,代代相传至今天各级政府门前的“为人民服务”标牌。民本的含义简单明了,即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照看全体国民福祉。近代兴起了“人民权力”的思想,产生了(代议)民主概念。民主的基本含义是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抛弃一家一姓的统治。民本思想结合民主思想就是“民本的民主主义”。就(代议)民主而言,民本的民主主义与西式民主主义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民本民主要求政府代表社会整体利益,西式民主要求政府代表部分利益,成为利益博弈的平台。

对任何政府而言,选贤任能都极为重要。选拔政治领袖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多数决和绩优制是两个当下最流行、最重要的方法。西方有多数决的深厚传统,中国有绩优制的深厚传统。当下不少人误以为多数决比绩优制先进,其实都只是具体社会条件的特殊产物罢了。绩优制最大的问题在操作层面,主要是评定功勋的标准容易被操纵。但多数决的问题更大。多数决有三大困境。第一是概念困境。反对票没投给当选人,为什么投反对票的人要服从当选人,要“被”代表?第二是道义困境。为什么多数决,为什么数量决?多数既不代表正确或者智慧,也不会天然导致少数的自愿服从。第三是逻辑困境。只要社会分成两个以上的集团,多数决就意味着当选者得到相对多数票,绝对少数票,从而成为必然的少数决。当然,若强行规定只能有两个候选人,就能从形式上解决这个逻辑悖论。但这种规定缺“道理”,所以称“强行”规定。因为三大困境,选举制的“成熟”有两个苛刻条件:人民普遍认同这个奇特的游戏规则,以及人民有服从任何既定规则的习惯。这两条都是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是必然的。

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

应当有不同党派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竞争上岗”?对向来分裂成阶级或大型利益集团的社会,这个制度天经地义。数人头比砍人头文明得多。但有的社会向来不分阶级和利益集团,更不以阶级或利益集团操纵政府为正当合法,那么西式的集团竞争上岗就不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社会向来不是利益集团的社会,自古以来,凝聚中国社会,维持中华政治文明的延续,靠的是“先进”的执政集团,即信奉“民本”的儒门弟子集团。自古以来,这个执政集团的“先进性”就来自“大公无私”,不承认执政集团的私利。中文里的“党”,字面“尚黑”,是光明正大的对立面。英文里的“党”party的词根是part,意思是部分而非整体。所以,中华向有“君子不党”之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党、两党、三党、多党那种西式“议会党”。这个当代执政集团政治上统一,但政策取向多元化,政绩竞争异常激烈。正因为有了这个统一、中立、先进的执政集团,才有中华走向富强的坚定目标,才有人民的团结,才能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干扰而维持绩优选拔,才能有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才能拒绝以军代政、武装割据,才能抵抗族裔至上主义者分疆裂土,才能抵抗海内外宗教势力干政。有了这个集团,外国势力就难以分而治之、予取予求,就能高速完成工业化。

中国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没法分权制衡。与美国的分权制衡不同,中国采用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行政错误。中国的分工制衡至迟始于秦汉,历史也非常悠久,而且同分权制衡一样精致。如果中国官员不受制衡约束,都胡作非为,中华政治文明不可能绵延2000多年,当代中国也不可能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华政体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统一的执政集团。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也是软肋。当这个集团变得腐化、“尚黑”,信奉私利而非民本的民主主义,绩优选拔制就崩溃,分工制衡就失效,这个集团就丧失先进性,于是国家崩溃,人民遭殃。但奇特的是,这个执政集团在中国会周期性地再生,成为“新朝”核心。于是,中国朝代兴衰循环,政治文明却延续至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怎样判断政治体制的成败

政治体制的成败不应从体制本身是否“完美”来讨论。中华政体不“完美”,正如美国体制也不“完美”。现实条件迥异,生活矛盾重重,历史不断变迁,不可能有“完美”不变的政治模式。“完美”模式概念来自中世纪蒙昧主义,属于神学而非科学。信奉某种政体“普世”,而且会自动“逐渐趋于完美”,是反历史,反智的。

政治体制的成败更不应从国家“跳出兴衰循环”的角度来讨论。论长寿之方是科学,论长生不老是迷信。制度是人设计的,也是人来执行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如此。精神腐朽了,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挡不住。世界上没有能让国家“自动”永葆青春的制度,正如不可能有“永动机”。国家是历史的,兴衰是必然的,没有哪个国家能逃出兴衰的自然法则。中国不能,英国不能,俄国不能,美国也不能。宇宙尚有兴衰,何况国家与人。中国在兴还是在衰?

如何判断政治模式的成败?政治哲学家卢梭曾经写过一部经典论文《社会契约论》,其第三卷第八章是《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其次一章是《论一个好的政府》。其中这样说:

“如果有人要问,哪一种政府才是绝对最好的政府,他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了。各民族间有多少种差异,其相对地位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个关于最好政府的答案。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怎样判断政府治理的好坏,这是可以回答的。”

卢梭的答案是善治的功效,即促进人民福祉的结果。我想不出比实用主义更好的答案了。今人羡慕发达国家制度,也主要是因为那里人民的福祉,尽管美国有种族歧视,英国养着国王,日本任人唯亲。

从宏观历史功效上看,中国政治模式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能够顺应人民变化着的要求,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循环调整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适应世事的种种剧变。

中国共产党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

1949年以后,应人民的要求,共产党努力建设社会平等体系。十年后到1959年,看上去我国的努力基本失败了,因为出现了大饥荒。但两三年后才知道,社会平等体系建起来了,非常成功。这个体系使我国解决了近代史以来的两大根本问题,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 平等的制度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成功,食品、住房、教育、医疗卫生、还有收入,都高度平等,有力地促进了全人类的进步事业。然而,这套平等体系的成本也很高。人民缺少自由,缺少劳动积极性,导致了日常消费品生产严重短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多数人民期盼富裕的生活。

三十年后重新出发。1979年,共产党回应人民的要求,改变了政策,逐渐拆掉了原有的平等体系,开始推行市场化。又是十来年以后,看上去我国的努力基本失败了,因为出现了“六•四”。但两、三年后才知道,市场体系建起来了,非常成功。但这套制度的代价也很高,代价就是我国眼下面临的三大困境。第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正在从东部向中部乃至西部扩散。第二是严重的不平等。住房、教育、医疗、收入的不平等迅速扩大。第三是严重的官员腐败。

三十年后又重新出发,共产党再次调整政策,已明确决定要在相对富裕的社会里重建社会平等体系,控制腐败,治理污染,在住房、医疗、教育、收入等方面让城乡全体中国人享受到平等的实惠。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从现在开始需要坚持再一个三十年。建立平等的社会体系,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经验,还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平等的社会,为最大多数老百姓谋福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也是传统儒家信念。

没有任何政体能避免犯错误。德国如此,美国也一样。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纠正错误。在中国的现行政体下,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

大国恒定有大问题,大国解决大问题就导致人类的大进步。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不是在衰落之中。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的进步注定会被妖魔化。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有个与现实中国截然相反的的镜像:一个黑暗无望的中国。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我国必定有些精英会丧失信心,丧失信念,甚至自挖墙脚,准备“跳船”。迷信存在一个万能的“先进体制”,就无视中国克服困难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就给自己无能,甚至贪污腐败找到了借口,就信奉拆故宫、建白宫。于是,继挨打、挨饿两大问题后,中国又面临挨骂问题,特别是挨自己内部一些精英们骂,骂自己的基本政治体制。大国在符号战中战败“自杀”体现了新型的世界战争。

中国当代政体深植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政治文明,深植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土壤,并具有强大的学习及应变能力,故能成为世界政治文明中的一朵奇葩。仅仅一个甲子的时间,不靠战争掠夺、不靠殖民,中国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从世上最庞大贫穷的农业国变成了最庞大的工业国,高速迈向强大、富裕。眼下的西方无疑仍比中国发达;赶上发达国家的强大和福祉水准,是中国历60年努力后仍未完成的事业。然而,中国处于高速变迁的过程中,60年的快速进步是真实的,举世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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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潘维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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