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映西: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真理

作者:卢映西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14次研讨会论文之二

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真理

――纪念“刘国光7·15谈话”发表五周年

卢映西

内容提要:在纪念“刘国光7·15谈话”之际,马克思主义正在逆境中迎来曙光。经济危机已经充分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无能,细究之下,我们发现这种理论原来是彻头彻尾的谬误。真理与谬误之别就在于坦然正视还是试图掩盖客观存在的生产过剩问题。在批判谬误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想突破口,实现了观察经济现象视角的根本转换。一场经济学大革命已经近在眼前了。

  关键词:刘国光  生产过剩  稀缺性  基本假设

一、逆境彰显意义

今天我们纪念“刘国光7·15谈话”[①]发表五周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是由今天中国乃至世界的主流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强烈反差决定的。

五年前,在西方经济学横扫中国学界之际,刘国光先生勇敢地站出来力挽狂澜,试图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和指导地位。现在看来,刘国光先生的努力似乎没有成功,因为中国经济学界主流理论的易位事实上已经完成。学界之外,形势同样不可乐观。在林林总总的新闻媒体上,已经很难看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的文章了。最近中组部要求2000名司局级官员年内必须在7所指定院校进修,课程安排上有了重大的改革,不再统一指定科目,而是尊重进修官员的意愿,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结果,“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成了选课者最多的三个课程。这些现象表明,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已经不再局限在学界内部,而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竞退”逆流――看谁能从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上退得更远。

以五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刘国光先生显然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但放眼未来,情况将大不相同。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但在危机前未能预见、防范危机的发生,而且面对“后危机时代”的挑战同样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已经敲响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丧钟,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复兴和发展的光辉前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实处境,就像是黎明前的黑暗。所以,我们今天纪念刘国光先生五年前的宏论,并不是要跟谁争一时的高低,而是要放眼不远的将来,看看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二、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比封建社会先进,但其本身仍只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远不是什么“历史的终结”。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必然是“先甜后苦”。西方主流经济学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落后的地方就是只看到“甜”,以为“甜”是可持续的,而看不到“苦”,或者不明白这“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克服的。简言之,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透彻认识相比,现代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只是一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烂尾工程。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如果不是着眼于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么我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就会发生大倒退,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先甜后苦”的不归路。

如果假以时日,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先甜后苦”的规律经得起实践一再重复的检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的。现在看来,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理没有错。问题在于怎样应用这个原理,关键在于谁掌握了话语权。歪嘴和尚念经,必然会把小芝麻吹成大西瓜,而遇到世界性危机那样的大西瓜又仅看成是监管技术上的小芝麻。话语权旁落,实践检验真理的原理就这样被念成了歪经。

其实检验真理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的祖先两千多年前就会用。战国时期,西门豹赴任邺(今河北临漳县)令,发现当地正被一种“河伯娶媳”的迷信活动搞得民不聊生。巫婆们忽悠老百姓:河伯是漳河的神,每年都要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要不给他送去,漳河就要发大水,把田地、村庄全淹了。西门豹就对巫婆说,他想改日送一个更漂亮的姑娘给河伯,请巫婆先到河伯那里打个招呼,接着就不由分说把巫婆一个接一个投入河中。至此以后,无人再敢提什么“河伯娶媳”。

现在,要在经济学界区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迷信,也可套用西门豹的办法。当然,时代不同了,文明程度提高了,搞点迷信也罪不至死,惩罚措施当然应该比古代温柔一点。我们可以向所有经济学者出一道简单考题:请你拿出一套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切实有效的办法。能拿出办法的留任,拿不出办法的下岗。这样的考核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大学生就业难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根本用不着到深山老林去访贫问苦,你总不能每天在课堂上大讲什么“均衡”、什么“市场出清”,然后假装看不见学生毕业后装了一肚子经济学却找不到工作吧?

如果真的实施这样的考核,结果是没有悬念的:所有迷信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全部下岗,所有坚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全部留任。这是因为后者掌握一种已被实践检验过的行之有效的彻底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当然,这种高下立判的考核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如上所说,现在话语权已经旁落了。不过,话语权旁落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搞到今天,如果继续沿着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搞下去,最终必然会走向失败。日本二十年前就已经一蹶不振了,美国搞出了祸害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正愈演愈烈,灾难离中国还会很远吗?但是,如果是简单地退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则同样意味着改革的失败,而失败的结局是方方面面都不愿意看到的。这就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战胜西方经济学,仅仅拿出已经掌握的旧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旧办法虽然的确能够治病,但其副作用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对旧体制除弊兴利,本来就是我们改革的初衷,只是后来被一些迷信西方经济学的人搞歪了。再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兴起和崩溃、又体验了市场经济的成功与困惑之后,已经可以依据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预见到,将来更完善的经济体制,必定是要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复归的,但又不可能是简单地复制旧体制,而应该是在更高基础上实现的公有制的新形式。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改革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找到发展经济、造福社会的新路径。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来错得很离谱

五年前的“刘国光7·15谈话”,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指导地位的同时,对西方经济学还算是比较客气的,认为这些理论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今天,在仔细研究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之后,我们已经能够很有把握地把刘国光先生五年前的观点再向前推进一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真理,是应当坚持和发展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谬误,是需要批判和摒弃的。不过我们也知道,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是真理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如果我们对谬误有了充分认识,谬误就可能成为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的一个反向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谬误的“参考、借鉴”作用,主要是反向的。下面我们简略分析一下西方主流经济学何以成为谬误。

首先还是要从2008年由美国引爆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说起。我们看到,撇开现代金融衍生品交易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当今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与马克思时代并无本质区别。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美国经济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房地产商有许多房子卖不掉,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想买房子却没钱。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司空见惯的生产过剩现象――生产能力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美国人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方法是让银行借钱给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买房子,开始时自然皆大欢喜。可是借的钱总是要还的,一旦还不上,危机就爆发了。所以,目前的危机说到底仍然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已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出极为发达和复杂的金融制度,把商品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推进到资金的借和还之间的对立,危机的可能性并没有消除,只是使危机爆发的时间推后了,而且常常以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危机的前奏。

于是,要理解和根治经济危机,关键在于理解和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恰恰是拒不承认生产过剩问题的。这种经济学以稀缺性假设为理论基石,即假设人类社会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此,主流经济学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预设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其直接的理论含义便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数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因此,生产过剩问题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然而仔细推敲就会发现,稀缺性假设其实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我们稍加观察就能了解,现实中的生产只需满足人们的消费能力即可,并不需要满足漫无边际的消费欲望。欲望包含主观想像的成份,能力必有客观制约的边界。具体地说,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在此不再多说。时间约束则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消费活动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②]由这一事实推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时间约束。对于消费能力而言,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因其自然规定性,是无法通过理论、制度或技术的创新从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约束。预算约束,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原因,才是经济学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收入,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消费能力也具有稀缺性。[③]所以,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臆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

一种理论只要在基本假设上与实际情况相悖,接下来只能是错上加错。西方主流经济学津津乐道的“均衡”、“市场出清”,实际上相当于在一个结婚登记办公室里面观察世界,看到进来的人总是成双成对喜气洋洋的,自然会认为这个世界十分均衡,市场总可出清,只要创造结婚自由的条件,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有问题。本来只需走出这房间看一下,就能发现在真实世界中还有很多剩男剩女,甚至有同性恋。可是只要未能在一开始就识破稀缺性假设的荒谬,人们就很容易被诱入这一密不透风的房间里,一进去就不容易出来了。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正属于走不出来的一类,由此造就了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大怪现状:最不懂经济的,正是经济学家。

四、找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突破口

如上所述,通过对稀缺性假设的批判,我们已经推翻了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无限”模式,确认“有限-有限”模式才是符合实际的。接下来就需要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一个新的基本假设,这项工作已经由我们海派经济学的创始人程恩富教授完成了,这就是“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④]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符合实际的新假设正可作为“有限-有限”模式的逻辑前提,为推翻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框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点。因此,程恩富的新假设是让经济学从空中楼阁返回坚实地面的良好开端,是经济学术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有学术常识的人都知道,提出合适的基本假设是构建理论大厦至关重要的基础工程。只要在基本假设上动一下,欧氏几何就变成了非欧几何,地心说就变成了日心说,牛顿力学就变成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么,“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或者生产与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又会为我们展开什么样的理论蓝图呢?

在“有限-有限”模式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进步对于提高生产能力具有明显而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突破消费能力的三大约束则效果不彰。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论述:“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⑤]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更为准确的模式应该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一种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生产过剩。就是说,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不仅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且两者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大-小”模式上讨论的生产过剩,包括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绝对过剩是基于人们即使有无限的收入也不可能有无限的消费能力这一事实而出现的。提出和强调绝对生产过剩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对经济规律的认识。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虽然也提到过绝对生产过剩,但他着重论述的却是由于工人阶级受剥削而引起的相对过剩问题,以至于现在有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一提到生产过剩,就以为都是相对过剩,只要消灭了剥削,过剩就不存在了。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们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比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进步了很多,文明了很多,采取了一些调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仍避免不了经济危机,这主要是绝对生产过剩在作怪。

简单地说,生产过剩就是社会的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生产过剩现象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生产过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产品积压或产能过剩。在过去信息技术比较落后的时代,生产过剩往往表现为产品的大量积压,甚至经常发生类似“倒牛奶”那样耸人听闻的事件。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产品大量积压甚至不得不销毁的事情比以前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能力闲置的普遍化,即产能过剩。

第二,失业。失业其实是产能过剩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劳动力闲置。

第三,企业利润率呈下降趋势。在快速扩张的生产能力压向有限的市场容量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必然会越来越激烈,从而导致利润率不断下降。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必然导致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

第四,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是生产过剩最为激烈的表现形式。

时至今日,产能过剩、失业(贫困问题与此密切相关)、利润率下降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等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挑战,主流经济学在这样的挑战面前已经屡战屡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终于搞清了症结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无视生产过剩问题的存在,怎么可能找到解决办法?

再进一步探究就更有意思了。生产过剩(尤其是绝对过剩)算是什么问题呢?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难道不是好事吗?对,绝对是好事。只有我们在理论上根本不承认它,它才会时不时地跳出来捣乱,让全世界无视它存在的人目瞪口呆。我们面对的许多经济难题,诸如失业、贫困、危机等等,其根源竟然是我们的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被错得离谱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搞得太荒诞了,正需要来一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经济学大革命。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死穴,并以此为反向指标提出了新的基本假设,这就等于开辟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突破口。至此,经济学大革命实际上已完成了大半。既然所有麻烦都源自我们生产能力太大,那么这样的麻烦一定是极易解决的。因此,我们这次革命极像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当我们以地球为原点描绘太阳系各星球的运行轨迹时,就会发现那都是极难把握的复杂曲线。只要把坐标原点换到太阳上,各行星的轨迹马上就变成了极简单的椭圆!

从复杂到简单,关键在于观察问题视角的转换。只要从资源稀缺视角转到生产过剩视角,我们就会发现,生产过剩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相反,在正确反映经济规律的新理论框架中,生产过剩应该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生产过剩才能为一个丰裕文明的和谐社会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

现在我们已不再为食物不够吃、衣服不够穿发愁,像农产品、纺织品这类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产量已使各国高筑壁垒挡之惟恐不及。也就是说,目前整个世界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生产早已到了“充分涌流”的程度,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实际上已经把我们这个世界推到了人类先贤一直孜孜追求的大同理想的门槛上,一个让所有人“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⑥]“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⑦]的社会形态已经清晰可见。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向正确的方向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①] 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经济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②] Gary S. Becker.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The Economic Journal,Vol.75,No.299,1965,(9):  493-517.

[③] 卢映西:《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经济学家》2005年第5期。

[④]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⑤]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

[⑦]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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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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