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邢贲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问题为导向

作者:邢贲思 来源:《求是》 2014-02-07

  “马工程”是我们党实施的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理论建设工程。自2004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该工程为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12月5日下午,我们来到“马工程”首席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求是》杂志原总编辑邢贲思同志家中,就“马工程”相关问题进行专访。

  记 者:老领导,感谢您多年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前几天与您通电话时,您谈到工程咨询委员会10年共召开了102次会议,您参加了90多次,是参加最多的委员之一。请您从意识形态工作的角度谈谈工程的意义。

  邢贲思:这个工程是十六大以后启动的,经过10多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它是我们党在宣传思想领域的一项基本工程,用中央领导同志的话来讲是一项标志性工程。

  我们党有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毛主席在革命年代就强调“笔杆子”的重要性,两个杆子嘛,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把“笔杆子”提到与“枪杆子”同等重要的地位,说明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后来的几代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来要“两手抓”,一手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习近平同志最近一系列的指示当中,很重要一部分是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他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是要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最根本的。只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的事业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方向明、路子正,就不会犯一些重大的历史性错误。“马工程”就是我们加强和改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一项创新工程。过去我们抓理论工作、抓宣传思想工作,没有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动员全国这么多的力量,挖掘这么多的资源,形成一支千军万马的宏大的理论队伍,这是过去历史上没有的。 所以我们感觉到责任很重大,参加这项工作一方面感觉到是党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另一方面感觉到是一种责任担当,担子很重,大家都兢兢业业,尽管年龄都比较大了,都还是把它作为党交给我们的一项任务,尽心尽力地完成。

  记 者:从“马工程”一开始,就有人在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是否需要以“工程”的形式来进行,因为理论的推进和创新都是非常个性化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邢贲思:1962年我在《红旗》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论集体研究和个人研究》,主要是讲研究工作的特点。我认为,研究工作当然主要靠个人去探索,在实践的基础上去总结。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对于一些重大题目、重大课题的研究,有时候个人的力量不一定能够完成,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启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我也参与了“哲学卷”的编写,光这一卷就动员了300多位哲学界的知名专家。整个《中国大百科全书》有72个领域,72个大的方面,你们算算动员了多少专家?文化领域也是一样,要攻克一些重大项目,还是要靠集体的力量。

  从“马工程”的10年来看,我认为工程就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很有力抓手,因为通过工程这种形式,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去研究,就容易出有分量的东西。过去社科规划也搞过,什么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但只管规划不行,还要通过一些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人才组织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资源真正利用起来。所以我说工程是一个创新。我觉得叫“工程”很形象,我把它比喻成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三峡工程”,是一个战略性的、骨干性的、关键性的工程。当然,在集体研究、集体项目当中,个人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集体项目同样要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我们“马工程”的每一本教材都是集体创作,但是每一位首席专家也好,主要成员也好,都在编写重点教材过程当中,发挥了他们个人的聪明才智。

  记 者:我们了解到,您在“马工程”有两个身份,一是咨询委员会委员,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首席专家。记得去年我们约您写稿时,您患白内障,那时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定稿阶段,您忙得连去医院做手术的时间都没有。最近眼睛好些了吗?您能不能谈谈编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情况和体会?

  邢贲思:手术一直没做,总是有事,我也不愿意去医院。眼睛好些了,但看书时间一长就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我在担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以后,学校委托我的一项任务。这个教材的编写团队是由清华、人大、北大、南开等单位的专家组成的,2009年启动,花了4年多的工夫完成,现在已正式出版,42万字。

  编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因为是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这本书并不好写,里面有很多难点,比如斯大林主持苏联工作的这段怎么评价,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30年,等等。我反复思考,与团队的各位专家也多次沟通,大家取得共识,觉得要编好这个教材,就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个是历史性与理论性的关系。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带有思想史、理论史的特点,所以它既是一个历史性学科,又是一个理论性学科,必须是这两个的有机结合。能否把握好这个关系,是检验这本书成败的一个关键。第二个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跟工人运动实践的发展是紧密结合的,离开了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所以这个关系要处理好,既不能把它写成一部工人运动史,又不能把它写成一个完全脱离工人运动的单纯理论的发展史。第三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各国国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定要把它跟不同国家的国情结合起来。比如马克思主义是在德国形成的,德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后来传播到了俄国,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后来又传到了中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讲清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与各国国情相结合就很重要。第四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重点还是要放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上,它的起始、发展到现在的最新成果,要把这条线理清楚。这里有两个难点:一个是马列跟中国的关系,另一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两个难点解决好了,才能使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正确认识。

  记 者: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的起点,更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任何重要的理论成果、思想成果,都是从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起步的,也都是在深入研究问题和科学回答问题中形成的。“马工程”一直以问题为导向。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不是仍然要以问题为导向?您认为当前需要研究哪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邢贲思:问得好!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问题为导向,这也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马工程10年了,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工程并不能“停工”、“结项”,它需要继续实施下去。除了要把高校的教材建立起来,继续搞好,还要针对当前形势,研究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来研究探讨,还需要深化。第一个问题,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提法。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还是要有所作为的,怎么有所作为?怎么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对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对非公经济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现在还刚刚开始放开,如果将来越来越放开以后,更多的领域让非公经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怎么把握,怎么保证它的主导地位?我是支持放开的,但放开之后,的确需要解决这个主导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分配问题。当前社会的焦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分配问题和腐败问题。分配问题是一个老大难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群众不答应。 第四个问题,是怎样加强法治国家建设的问题。怎样加强法治国家建设,怎样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西方的那一套我们要坚决抵制,但是权力的监督、制衡问题还是要解决。没有监督,势必产生腐败。第五个问题,是文化发展问题。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关键是要提高质量。现在打开电视,内容似乎很丰富,但真正的精品力作太少了。必须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同时,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当前形势下中国如何和平发展的问题等,都需要研究。

  其次是当前一些比较流行的思潮也要加强研究,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普世价值等。

  当前有一种很奇怪的观点,就是爱国主义都不能讲。有的“历史虚无主义”打着“以人为本”的旗号,提出国家的利益不能超过个人的利益,如果有外敌入侵,宁可放弃国家也要“保护”人的生命、利益。按照这个说法,抗日战争就不应该打,打要牺牲很多人,还不如不打,还不如跟他讲和平,甚至投降。这种观念很可怕。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把道理讲清楚,讲清楚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现在有人讲民主,不区分什么性质的民主,好像真有一种“一般民主”、“纯粹民主”,这样的民主在阶级社会是不存在的,对此列宁早已 讲过。资产阶级民主里确实有虚伪的东西,你看美国那个参政两院、两党,可以不顾国家的利益,不顾老百姓,为一些问题喋喋不休吵个没完没了,不惜以政府关门为代价。你说他们为了谁?我看还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民主在我们中国来讲,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所以,这个问题要研究。澄清一些错误认识。

  再就是“普世价值”的问题。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觉得是学术问题;是否把西方的价值强加于我们,这是个政治问题,把西方的那套价值观强加于我们,说成是“普世价值”,这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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