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对真相的有意过滤和屏蔽触目惊心

现代社会，媒体与知识分子群体有一种几乎约定俗成的共生关系：媒体通过传达知识分子对社会事件、现象和文化动态的看法，来塑造自己的权威形象，积淀自己的公信力，知识分子则通过媒体这个窗口，彰显道德、知识和理性的价值。

如果中国知识界有足够的理性和负责态度，至少会对媒体因从业者年轻化而对社会事件和动态的经验不足，起到一定的校正作用，但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所继承的三大传统——反传统、尊崇美国的社会价值和对中国社会基本价值的抵触态度，根本无法与中国正常的发展和利益分配讨论形成合力，二者合流的结果,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主流知识分子利用他们的声望、权威及在知识领域的影响力，成功影响甚至左右了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价值判断。这种“成功”的背后甚至包括背弃“知识分子”本有的客观、公正态度，使用明显而强横的政治伎俩，如完全遮蔽社会上存在的不同声音，过滤掉国际社会与他们所持见解不一致的趋势和主张，乃至歪曲、篡改历史。这一现象甚至引起了国外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的感慨，如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就曾在2009年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表示，德国到处都是可以代表德国文化和思想的作家，他们是真正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和思考者，但这种情况并不适合现代中国，现在中国的大多数文人，基本上应该称为政治家才更准确。

关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变成了对所持政治立场的不断强化，这种长期的错位，创造出了当下中国人正在承受和反思的“历史性成果”，据2006年8月20日《参考消息》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就“自由市场经济”对20个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中国有74%的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最好的体制”，超过美国（71%），排名第一，成为资本主义的最大支持者。

主流市场媒体对国外信息的屏蔽和歪曲是相当让人触目惊心的。

比如，在主流媒体连续不断的强化下，很多普通的中国人真以为，私有化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和潮流，在某种意义，它也是通往民主和自由的基石。但事实的真相是，“私有化是市场经济首要特征”，只是现在已经声名狼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观点，有关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适应范围更广的解释是：“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提供供给和需求、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而私有化更非这个世界的主要趋势，恰恰相反，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全球化”趋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国家）在遭受大资本的洗劫后，在本世纪初开始掀起了声势巨大的国有化浪潮，以此来对抗跨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这在南美国家尤其明显；很多中国人只知道英国铁路的国有化，并将它视作“私有化是最新历史趋势”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但事实上，英国铁路私有化后，由于运营成本和事故均直线上升，又很快被国有化了。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这种国有化浪潮甚至开始在英、法、意、荷、乃至“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蔓延。
2007年，国外理论动态专家刘振曾困惑于主流市场媒体长期以来的有意忽略，愤怒写下了“世界性的新国有化浪潮”一文，对这股正席卷世界的国有化浪潮进行了全面介绍（节选）：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期间，全球开启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国家对资本和市场的调控，其理论核心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把国有化说成是“通往奴役之路”。这一态势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才发生变化。首先是俄罗斯，然后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这些国家在经过或短或长的私有化劫难后，纷纷对其资源和基础设施重新进行了国有化。不仅如此，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英国和美国，也开始重新重视国有经济，如英国铁路在1994～1997年进行了私有化后。在随后的短短五年中，接连发生13起严重事故，其中造成重大伤亡的事故有7起，5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以致英国民众纷纷放弃坐火车出行。私有化前，英国财政每年补贴铁路为20亿英镑，私有化后这个数字变成了29亿。改革初衷是“卸财政包袱”，结果背道而驰。在民众的巨大压力下，2003年10月23日，英国政府最后决定，由有政府背景的“铁路网”(NetworkRail)公司从私营承包者手中收回所有铁路维护权。

在美国，近些年来关于改革过度私有化的医疗保险的争论已经演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大辩论，即将参加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希拉里说，她将把医疗保险改革作为总统大选的最主要议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过度私有化的美国医疗保险制度导致约有46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或者保险覆盖面不足。而那些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支付给私人公司的费用极其高昂：他们在私人医疗保险上花费的每1美元，就有30%～40%用于私人公司的行政开支和成为股东投资收益。美国每年的医疗支出大约占GDP的15%，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8%。据美国《健康杂志》预测，到2016年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将升至19.6%。可见，私有化并不是万应灵丹。2007年6月在美国公映的由美国著名导演迈克尔.摩尔执导的新片《精神病人》，就是因为很好地反映出公众的目前情绪，而在美国和世界产生巨大反响。

新国有化浪潮并非上述国家盲目的情绪冲动，而是有着相当长期和系统的理论准备，它们来自于在西方经济学界赫赫有名的谢.格拉济耶夫、迈克尔.赫德森、大卫.科茨、恩道尔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并在实施后，极大改善了这些国家的民生、提升了它们的经济自主性。

但是，这样一篇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参考和反省价值的文章，依然遭受冷遇，甚至根本没有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即使金融危机爆发后，英、法、美、意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讨论甚至实施国有化的今天，中国的主流媒体依然有意对“国有化”保持漠视甚至敌意。强硬坚持“国有化就是倒退”这一立场，且不给社会公众以任何公开讨论的空间。

在对东欧诸国转型的判断上，国内主流市场媒体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和信息过滤。这些转型国家在国内市场类报刊上的表现，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是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的观点，如“它们民主”了、“经济繁荣”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

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NO。

事情的真正真相是，在媒体从西方媒体拷贝来的上述乐观的结论背后，是这些国家经济的真正研究者，几乎无法与媒体形成正常的交流与对话。

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朱安东曾因实在忍受不了国内媒体的一再误导，写过一篇在匈牙利论坛引起轰动的“匈牙利‘通往奴役之路’”一文，数据翔实地反映了东欧诸国在转型过程支付的巨额社会成本，这种成本甚至包括大规模的国民死亡导致的人口锐减。更为糟糕的是，这些巨额的支付，仅仅只是这些国家遭受磨难的开始——基于它们转型后的产业产权构成状况，这些国家的转型堪称是走上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在文章结尾，朱安东博士甚至直接给出了这样的提示：那些诱导东欧诸国全面步入私有化的“声音”，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见解“惊人相似”。

当然，和刘振的文章遭遇的命运一样，“匈牙利‘通往奴役之路’”并没有引起主流媒体的丝毫兴趣。有关匈牙利的最新动态，是2008年这个一半以上产业被外国资本控制的国家，因为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被正式评为了“发达国家”。

匈牙利“通往奴役之路”

朱安东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转型以来，国内关于其改革是否成功一直争论不休。以因腐败被抓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为代表的一方一直宣称，其转型是成功的，其改革也是成功的。而另一批学者则认为，若以国民福祉增减为准，则这些国家的转型基本失败。有意思的是，在国外学者中，持后一意见的人占绝大多数，现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波兰学者波兹南斯基对东欧国家的所谓转型，尤其是对将大部分国有企业廉价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做法痛心疾首，斥之为“通往奴役之路”。

匈牙利私有化及其后果

在放弃社会主义并决定向资本主义转型后，匈牙利新任领导人面临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私有化，因为根据指导这种转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只有私有制加市场经济的组合才能有效率，只有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才能防止改革的倒退并造就一个新资产阶级，后者将成为新政府的社会基础。因此，私有化不仅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需要，更是政治需要。
进行私有化时，匈牙利选择出售国企而非采用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的方式来私有化。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希望通过出售国有企业，增加政府收入，改善政府财政资金匾乏的状况；其次是匈牙利长期以来欠着外债（到1989年超过200亿美元）；希望通过私有化吸引更多的外资以减少外债；同时将新的现代化技术和现代管理方式引入其企业部门。
和其他许多转型国家一样，这种私有化方式面临一个问题，即国内新兴富裕阶层往往无力购买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最具吸引力并对国民经济影响重大。因此，在私有化过程中，国家财产托管部门面临的谈判对手，或参加公开竞价的买主基本是外国公司或集团。为使更多的匈牙利人参与私有化，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措施，甚至制定财产“赔偿法”，以使1948年后因政治经济原因财产受损者可获相当于财产原值乘以历年通货膨胀率的财产“赔偿券”，用于购买出售的国有资产，以加速私有化。但结果仍是本国居民只能购买中小企业的股份，而大部分大型企业落入外国资本之手。
到1998年，历经八年的匈牙利私有化运动宣告基本完成。在此期间，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彻底结束，原属国有的生产资料80%以上成为私人财产或外国资本囊中之物，国家保留的国有资产减到社会总资产20%以下。国家只保留核工业、发电网、交通、广播电视发射、27个农业经济公司和国有森林的产权，其余产业基本实现私有化。
在私有化期间，匈牙利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尤其在1990-1993年间经济连年衰退，国内生产总值共下降近20%。1994年后，虽然经济有所回升，但直到2000年，其国内生产总值才恢复到1989年水平，即便到2006年，也只有1989年水平的126%，相当于1989-2006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4%。
因部分人靠私有化快速地先富起来，匈牙利新建的豪宅增多了，著名风景区大兴土木建造的豪华别墅也越来越漂亮，街上的名牌高级轿车比过去明显增多了。但与此同时，没有工作的人口也大量增加。绝大部分年份失业率在6%以上，1993年甚至一度接近12%。失业率并未完全反映其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状况，因为那些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而放弃找的人未统计在内。由于许多人失去工作以及实际工资的下降，许多人收人大幅减少，但同时生活成本却不断上升。因此，人口的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上升，导致匈牙利人口的减少。1989-2005年整个匈牙利人口减少近50万，大致相当于其同期人口的5%。
外国资本家在匈牙利私有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开始的经济回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93年开始的外国投资的剧增。在私有化过程中，匈牙利吸引的外国投资人均达到1268美元，是东欧国家平均水平的13.18倍。可以说，没有大量的外国投资，匈牙利以市场竞价为基础的私有化是难以完成的。但匈牙利政府把私有化本身当成一个任务和目的，为快速实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企业。
目前，外资已控制匈牙利许多重要部门。外国资本在匈牙利的采矿业、加工工业等领域已占据主导地位；在建筑业也居于重要地位。2000年外国资本已基本控制匈牙利经济，占有其工业部门75%的所有权和其银行业70%的所有权（在其银行业中，公有股权仅10%）。
随着国民经济被控制，匈牙利经济依附性加强。其外贸依存度已由1989年的68%上升到2004年的132%，2000年一度达到151%。与此同时，因外资控制了其本国经济，挤垮了其民族产业，外贸平衡被打破，已由1989年接近7亿美元的顺差逆转为2004年超过31亿美元的逆差。因此，虽将国有企业出售给外资的一个理由是为减少共产党政权留下的外债，但匈牙利外债不仅未减反而大增，从1989年的 204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632亿美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与此相应的，是匈牙利每年新创造财富的大量流失。最近几年，其国民生产总值比国内生产总值要少6%左右，在全球处于最高的国家行列。套在匈牙利脖子上的绳索不仅没被解开，反而被套得更紧了，而且似很难找到解开的办法。
西方大亨们仍不满足于已获得的东西，他们还希望进一步全面控制匈牙利的市场。中央党校纪军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下面这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布达佩斯经济科学大学是匈牙利最著名大学之一，聘请了许多世界知名企业的经理担任客座教授，也承接企业委托的研究课题。该校市场营销专业曾承接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一个课题。可口可乐匈牙利公司的经理在讲课时，特别提到一个教训：可口可乐在罗马尼亚开拓市场时，因低估罗马尼亚民族饮料业的潜力，未将罗马尼亚果汁业彻底消灭，结果几年后，罗马尼亚民族饮料业竟恢复起来，扩大了市场份额。这位经理要求学生搞市场调查，制定营销策略，目标是使惯饮天然果汁的匈牙利人改喝可口可乐，将物美价廉的匈牙利果汁挤出市场，打垮匈牙利民族饮料业。这个故事的结尾，纪军教授感叹道，“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大学里，学生们在协助外国人研究如何扼杀本国的民族工业，实在是匪夷所思。”
可以想象，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独立丧失后，要再想保留文化政治军事独立有多么困难。这就不难让人理解为何匈牙利成了深受美国喜爱的“新欧洲”的一员。当我们在匈牙利的领空发现美国的战斗机乱窜时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转型国家的未来在哪里

匈牙利的情况显然很难被说成是成功的，但在所有东欧国家当中，其情况还算不错。至少在经济总量的增长方面，匈牙利在整个东欧国家仍处于前列，虽然如前所述它此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1.4%，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在整个东欧地区，只有波兰等三个国家比它增长快，其他国家的表现更差。在有数据的24个东欧国家中，到2005年，仍有七国的经济水平还没恢复到它们1990年的水平，而且这些国家1990年的经济水平已低于1989年了。其中，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2005年的经济总量只有1990年水平的43%和52%。说是一次长期的经济灾难毫不为过。而这些国家几无例外都搞了私有化。
东欧国家不仅出现了经济灾准，而且出现了人口灾难。因经济停滞、贫富分化、失业和生活成本上升，许多人陷于贫困。而这又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和人口总数。有数据的21个国家中，至少有6个出现男性人均预期寿命减少的情况，其中又以俄罗斯最重，从1989年的64.2岁下降到2005年的58.9岁（下降5.3岁），其次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下降3.9岁和3.8岁。这在人类现代史上，大概只有两次世界大战可与之相提并论了。不仅如此，东欧国家此间的人口灾难还表现在其人口总数的变化上，在有数据的24个国家中，有16个出现人口减少的情况，其中以乌克兰和俄罗斯最为严重，在1989-2005年时间分别减少470万和427万。而在这16个出现人口减少的国家里，人口总共减少了1691万，相当于每个国家人口减少了5.5%。
与此同时，许多东欧国家出现了被波兹南斯基教授称为“民族资本被剥夺”的情况。下表列出了部分东欧国家工业和银行业被外国资本控制的情况以及银行业中的国有股份。从中可见，外资对控制银行业的兴趣比对工业还要高，这七国中，他们在五个控制了其银行业的65%以上，最高的甚至达到85%（克罗地亚）。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凡是能够比较好地抵御外资对银行控制的国家里，政府对银行业的控制程度都比较高，比如说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在东欧国家当中都处于前列。

表：东欧国家工业和银行业中外国所有权比重：2000年（%）

国家及地区 工业 银行业 银行业中公有成分
波兰 35~ 40 75
克罗地亚 20 85 10
捷克 35 65 30
爱沙尼亚 60 80 15
匈牙利 75 70 10
斯洛伐克 25 40 40
斯洛文尼亚 15 10 60

之所以在大部分东欧国家都出现了民族资本被剥夺的问题，是因为这些国家都实行了私有化政策，它们为迅速实现私有化（如匈牙利仅用8年），把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外国人。波兹南斯基在《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这样写道：“我对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作过一个估算，根据我的估算，这两个国家的工厂和银行资产被仅以相当于其实际市场价值10%或20%的价格卖了出去。因此在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它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约有90%左右蒙受损失，这流失的90%的财产已化做那些主要来自西欧国家的买主们的利润。”不仅如此，买主还获得了本地残留企业所不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例如，波兰给外国买主们十年免税、关税豁免优惠。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买主主要是西欧的垄断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美国买主是次角。美国获得的主要是政治红利。通过东欧国家的转轨；美国把它的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大门口。
如同在匈牙利一样，几乎所有东欧国家，虽然把大量宝贵的国有（工业和银行以及自然资源）资产卖给外国企业，但它们的外债不仅没少，反而大增。到2004年，整个东欧地区的外债总额增加到3000亿美元以上，其中又以俄罗斯（119亿）、波兰（56 亿）和匈牙利（427亿）为最。
东欧国家把国有企业主要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不仅丧失了现有财富，制造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也丧失了民族的独立发展。对此，波兹南斯基说：“沿着这条路前行，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大了”、“在东欧国家，当地人就像外来移民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给外国人打工谋生”、“外国强权不仅从东欧国家手中夺走了它们对民族资产的经济控制权，还夺走了它们的政治控制权，东欧国家现在是两手空空，既无资产又无选票”，波兹南斯基痛心疾首地指出，这是“另一种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

精英误导改革

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消灭了社会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不仅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而且民族资本也被剥夺。新自由主义者搞的“休克疗法”一举把东欧国家带人“附属资本主义”（波兹南斯基语）的深渊。而这一切是在把国有企业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口号下进行的。
对这一空前浩劫，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写道：“经过十年的经济衰退后，下层社会陷入日益贫寒的挣扎之中，少数权贵则过着豪华奢侈的寄生生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中信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4页）
当我们反思东欧国家在转型中的经验教训时，不得不特别注意两个集团。一个是腐败的特权官僚集团；另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
东欧国家的党-国精英被波兹南斯基称做“政治资本主义”精英。把国有企业主要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是由他们决定和推行的。按照人民大学张帆教授的说祛，“他们不仅进行了阶级投降，也进行了民族投降。”在向外国人出售民族资产时，这些人是典型的“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继承权”。腐败成了带动私有化的火车头。在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内，先前的管理者大多被排斥在私有化进程之外。但官员自己又不能进行贱价收购，这是因为国家政策不能保证官员就获得便宜的银行贷款，又不能保证官员收购的企业今后能赢利，所以官员只想尽快捞到钱而不惜将国企贱卖给外国人。他们通常与外国人签订秘密协定，外国人给予买价的一个很小比例的回扣并保证兑现、不告密。据波兹南斯基估计，波兰私有化的全部收入约180亿-280亿美元，而收购者获利2160亿美元，贿赂费4亿-8亿美元，只占收益的0.2%-0.5%。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研究东欧转型的有良心的学者，都特别提到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鼓吹和推动“休克疗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格拉济耶夫在其《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10月）中说他们“都比较年轻；雄心勃勃”，“在国外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培训……参加过进修”，“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的头脑里被灌满了对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迷信”（第 145页）。科兹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中说：“绝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都成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狂热鼓吹者”，“凡是在发生社会危机、暴动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进的人”，“知识分子在用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事业中，成了党-国精英最为宝贵的同盟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第93、89、306页，科兹所指知识分子是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波兹南斯基说“知识阶层的精英……变成了正在东欧地区兴起的另一种病态制度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他们让民众相值新兴的、没有本地所有者阶级的‘不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任何其他制度都优越”，“‘休克疗法’的鼓吹者们在波兰是巴尔策罗维奇，在俄罗斯是盖达尔，在捷克是克劳斯。”（波兹南斯基同书，第141、172、111页）。盖达尔曾是苏联《真理报》编辑，是青年改革派的领袖，1991年11月初即35岁时被叶利钦任命为领导私有化的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是这样评价盖达尔的：“从中学时代起，盖达尔就仔细研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盖达尔这个忠实的资本主义信徒，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会对里根投赞成票的人，现在却在决定着苏联政党的经济思想。”（弗里兰同书，第23，26页）
具体来说，这些新自由主义学者为了获取自己家族和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惜大力推动出售国有资产给外国资本。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制造各种谎言胡说。他们说，“外国投资者是不可能将工厂和银行拆散，将它们运往国外的”，在本国领土上的工厂即本民族的工厂，“不会产生什么可以让人多虑的后果。”（第13-14页）这些谬论故意把资本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混同于领土主权。买办们（包括买办知识分子）的利益与外国资本家的利益一致，所以外国资本主宰本国经济也不使他们“多虑”；他们“为所谓的全球化大唱赞歌，以为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国家己失去了意义”（第224页），“全球化就是用市场取代国家”（第240页）。这种论调正是美国向全球侵略扩张的遁词。
当代全球化的本质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自由剥削。全球根本不存在无国籍的跨国公司。所谓“市场取代国家”即美国等发达国家自由剥削和奴役发展中国家；他们说，“最具有说服力的还是要看通过把国家机关所拥有的资产转化为外国所有人的资产后这些资产在效益上是否有提高”（第52页）。可是，即使效益提高了，其产出的利润是被外国人拿去，使本国失去发展的源泉，更何况，外资提高效益的主要手段是大量裁减本地工人；他们说，“外国买主所接受的那些资产并非民族的资产，而是无主资产”（第71页）。“在知识阶层的全力支持下，一些媒体把东欧地区的经济体描绘成垃圾站或者废品库……应按照破烂儿的价格，即不收费地全部卖给外国资本家”（第151页）。简单说，知识精英们的这种谬论就是要故意贬低国有资产价值，把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外国人，然而外国人首先以极低的价格买下的却是利润丰厚的大型国企。
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否听来有些耳熟？

这种过滤象一张巨大的网，直到今天我动笔的时候，依然在不为公众知情地延续，并在历史的平台形成鲜明对比：
这几天，有两个人，都在中国讲国际金融问题。
一个是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在轰轰烈烈为他的新书《金融的逻辑》一书作巡回宣传演讲，并耸人听闻地声称这趟回来是来专门“打虎”的，因为他此前一直致力于鼓吹土地私有化、抨击《新劳动法》、主张政府绝对不应该干涉市场、美化美国的制度成就，认为西方的崛起在于制度而非掠夺、为美国臭名昭著的金融体系辩护等等，很符合中国新生资本集团的利益和图谋，与他们是“一根链条上的人”，所以他的“打虎行动”在中国主流社会受到了热烈关注和追捧，这从其密集的行程安排就可见一斑。我在最初看到他的行程安排的时候，甚至最先有的感觉，是为他的健康和体力担心——
10月16日 清华大学主题演讲；10月17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题演讲，随后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10月18日厦门大学鼓浪屿论坛主题演讲；10月19日对外经贸大学主题演讲；10月20日天涯社区网友互动、随后到万圣书园与读者对话、晚上还要与腾讯网读者进行视频交流；10月21日，《华夏时报》2009非凡财富名家讲座；10月22日温州IDG全球投资峰会主题演讲；10月23日复旦大学张江大师论坛主题演讲；10月24日《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主题演讲。
配以这一有时一天三场的密集行程的，是国内媒体对他和他的观点的此起彼伏的报道：
2009年8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以“从金融危机中正确教训”为题，对陈志武进行了专访；8月25日，《北京晚报》以“耶鲁教授反驳阴谋论”为题，对陈志武进行了专访；8月29日，《晶报》针对陈志武的新书，发表了“让至理归于常识”的书评；9月16日，《第一财经》以“‘阴谋论’VS.‘发展论’”对陈志武进行了报道，且这一被称为“观点PK”的报道，通篇只见陈志武的独白，完全看不到阴谋论的另一方——宋洪斌为自己的辩护之辞；10月13日，《商务周刊》以“我心中的‘纸老虎’”为题对陈志进行了专访；10月30日，华夏时报以“中国须加快金融创新扩大内需”为题，对陈志武进行了专访……
但是，差不多同时到中国访问讲学的另一个美国金融权威——迈克尔·赫德森，却因为其所持的观点是对美国金融制度抱以深深的怀疑，并一直倡导终止美元的私有角色，倡导政府强力干预经济，将基础产业国有化，而受到媒体的冷遇——没有媒体关注他的到来，虽然，迈克尔·赫德森无论从名望，还是资历来看，都是陈志武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
在陈志武还是懵懂少年的时候，迈克尔·赫德森就成为了美国政府的金融顾问，负责了“美元政策安全”方面的研究，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美元霸权”在让美国经济得到一时的好处后，极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最终衰落，并触发世界性危机等观点，他对现代金融演变的研究，在世界范围来看，可谓是权威中的权威。
在国际金融学术领域，如果把迈克尔·赫德森比作李逵，陈志武最多也就是个“李鬼”而已，可叹的是，国内媒体，能达到这样的认识的，只有《二十一世纪经济经济报道》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媒体，事实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迈克尔·赫德森此前研究成果的价值后，国内上千家媒体，只有《二十一世纪经济经济报道》对其做过尚待深入的专访。
这一公众并不知情的一冷一热，真的是这个社会正常选择的结果吗？

《中国媒体的道德困境和出路》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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