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启蒙者不是在造福,而是在施恶

作者:俞飞龙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为什么说启蒙者不是在造福,而是在施恶

本来打算对刘军宁最新抛出的书评——“警惕权力哲学的知识保镖”说几句,但吃完晚饭回到住处,却被“启蒙者是在造福大众,还是在施恶?答涕泪横流的李勉映”一文中的一个下岗工人的跟帖打动了:
.
飞龙:我是企业破产的所谓买断工龄的职工,2000年患乳腺癌,2006年又转移到子宫,二次大手术花掉仅有的6万元,还负债累累,然而不到50岁,仅靠低保564元生活的我,即没有医保也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却还要交养老金5700元,我还有女儿上初中二年级,还好考到重点中学因为成绩优秀没有花钱,可是每月的费用确实难以承受,爱人和我是一个单位的,50多岁为了生存,出卖体力出卖尊严,为了没有希望的明天又要交养老金5700多元,悲惨至极,二个下岗职工,又身患绝症,我想问党在那里?谁能帮助我?因为经常看你的博客,没有赖你帮助的意思。只是想求你多多关注我们下岗员工。如果年轻还好,一旦年老而多病,太难了。零收入却要交12000元的养老金,孩子上学的费用及日常生活费,还有我每月的药费,为什么不给我一点希望和出路。为我们这样的弱势群体说说话好吗? 一个绝望的人。
.
这是一个让人沉重的回帖。而且,多年来一直在社会一线观察、采访、研究这个社会的我,知道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今天,并不是个案。对这个回帖还在感慨中,一朋友又从MSN上给我传来一封几个香港学生转到他手上的、由125个疑已患尘肺病的建筑工人写给深圳市人民政府一封信
.
给深圳市人民政府一封信
尊敬的深圳市人民政府:

  我们是来自湖南张家界市桑植县的农民工,人数共有125人。自1996年开始在深圳从事房地产基础及桥梁基础桩孔爆破作业,主要是在井下从事打炮眼的工作……2006年开始,我们当中有工友出现易感冒、胸闷、气喘等症。2008年4月28日,我们的工友陈功云从深圳职防病医院转至长沙湘雅医院后死亡。接着,工友谷高云于2008年5月3 日离世。近日,2009年11月18日,工友彭辉平亦在家里病逝。工友都感到恐惧,知道不久的将来都是一样悲惨的结局。今年我们很多人都到深圳或家乡医院做了肺部检查,诊断结果都是“疑似尘肺”、肺炎等结论。
  自2009年10月26日起,我们不断到劳动局、市政府、信访部等不同的地方四处奔走,其间,我们的工人代表却被禁止离开住所。我们一再耐心地等待政府的回复,一个月过去了,劳动局、信访办的官员只愿意为33名有社会保险纪录的工人进行身体检查,要求其余的工友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由于没有劳动合同,要我们走法律,对于我们这群命不久矣的受害工人来说绝非易事。原因是没有劳动关系。十多年来,没有用人单位和我们签定过书面合同,有的只是口头协议。我们当中,只有极少数有爆破证,而用人单位及包工头也很少为我们买社保,因此要我们自己去确立劳动关系,实在是障碍重重。尽管我们在深圳打工数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可是我们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却无法在政府安排下诊断职业病。

  出现这种没有劳动关系的现象,劳动局、卫生部等部门应承担很大的责任。我们不知道粉尘对人体的危害这么大,正因劳动局及卫生部等单位的监管不足,导致我们今天如此悲惨的下场。如果劳动局及卫生部落实执行《劳动法》、《尘肺病防治条例》及《劳动合同法》等,我们不可能没有与用人单位不签合同,我们也不致在粉尘超标及没有足够劳护措施的条件下工作,也不会患上尘肺病了。
  故此,我们强烈要求政府:
1. 从道义上为我们做职业病的鉴定;
2. 从法律上追究相关部门、用人单位及包工头,要他们承担法律责任;
3. 给患有职业病的工人治疗;及——
4. 根据工人的职业病等级作出相应的赔偿。

  我们呼吁政府从尊重生命,尊重事实的角度出发,给我们一个公正及合理的处理。
.
张家界市全体在深圳的风钻工
2009年11月20日
.
这两件事,不得不让我改变主意,把评“警惕权力哲学的知识保镖”一事往后放一天,我要为他们,以及那些正饱受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恶果的同胞说上几句。我想通过对事实的罗列与分析,让启蒙者们明白,他们以为在造福大众的启蒙,所起到的最大结果,的确类如对这个社会施了恶。
.
现在,连大部分右派也不否认,中国社会正饱受房改、医疗、教育市场化改革之苦。
一直以来,人们把中国老百姓正承受的这新“三座大山”,归为是“新自由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惹的祸,2007年,为了撇清与已臭名昭著的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启蒙者徐友渔还专门写了篇文章批判经济自由主义,强调“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不相同,也不搭界。
在这篇被人怀疑他“左转”了的文章中,他甚至开始批判起一些昔日的右翼朋友来,“近年来,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们思想的基调只有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他们不知道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
看完这篇文章,我在一次研讨会上对徐友渔的朋友陈永苗说,徐友渔的姿态表明,他的确比以前只知道无原则支持美国有进步,但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毫无关系,就是在自欺欺人了。它们是学理完全相同的“自由”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应用罢了。
启蒙者无法从现在绝大部分人都在抱怨的社会现状中脱身而去。


“新自由主义”主要有如下几个特征:
1、依从、学习西方标准,越西方越进步。
2、引进西方产业,进行国际接轨,越接轨越开放。
3、削弱政府职能,尽量开放市场,越削弱越自由,越开放越自由。
这几个特征,完全与启蒙知识分子所宣扬的价值重叠。事实也如此,中国不是先有了新自由主义,才催生出启蒙知识分子,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启蒙知识分子长期的价值灌输,才导致了与这些启蒙价值完全吻合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


启蒙者徐友渔的辩解,其实也道出了一个秘密:他不懂经济,不知道自己启蒙的那套价值,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下,应用到经济领域后究竟会导致什么结果。且这不只是徐友渔的个体特征,而是启蒙者一直延续下来的通病——几乎所有的启蒙者,都不懂经济,从胡适、傅斯年、刘师培、陈寅恪,到苏晓康、王鲁湘、刘宾雁、方厉之、刘晓波、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乃至后辈小生余杰,都是文人,或搞历史,或搞哲学,甚至文学,没有一个懂经济。换句话说,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推销的那套价值,在今天的社会结构下被应用后,究竟会生出一个什么样的胎儿来。但同时,他们推销的价值关照的范围可就宽了,可谓包含了人的全部生活。


从这个角度,一直为人不解的张维迎的固执,就找到了可以在逻辑上说得通的答案——脑袋不大灵光的张维迎,或许正是在了解到了启蒙者的说教在中国思想界的位置和影响,甚至是在信奉了启蒙者的那套说教后,才选择和接受了完全可以与启蒙价值重叠的新自由主义。
也正是由于他这套学问有更“深远”的价值来源和依傍,且这一价值在新自由主义恶名四起后,依然屹立不倒随者如云,所以他才有底气在大众如潮的指责声中,硬着脖子说自己问心无愧。
从时间上看,也完全有这可能,84年-87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从西安来到北京工作,这段时间,启蒙者刘宾雁、方厉之、刘晓波、李泽厚等正活跃。
启蒙者推销的价值,不但催生出了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新自由主义,甚至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损害,我在《中国媒体的道德困境及出路》中曾提到,乐意扮演启蒙平台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如果按照其本来的集体性质管理、核算和进行利益分配,1998年后,《南方周末》的记者也许每年可以多分数万花红,2004年后,《南方都市报》每年可以多截留一个亿利润来给所有员工发奖金,但是,因为启蒙者对国有企业及其延伸出的集体企业持否定态度,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也由此失去了集体经济应有的待遇。其从业者不但收益受损,劳动地位也下降了一大截。


因为启蒙者对社会主义持排斥态度,主张西方价值而反传统,倡议“人权高于主权”,“先民主,后爱国”,坚持“美国是完美典范”,这产生了一个问题:
在没民主之前,众人该如何生活?
既然没民主前,爱国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是爱国贼,那么,不爱国的生活,是一种什么生活?比如,对国有跨国贸易者而言。
在“神圣”没降临前,不认同政府权威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比如,对官员而言。
在没得到自由前,认为道德和责任是虚伪的生活,是一种什么生活?比如,对商人、医生和教师而言。
………… ………… …………
只能是一种走向溃烂的生活,我们也正处身其中。而大批下岗工人,、被市场“自由”地挤向恶劣的工作场所的工人,及被市场抛弃的农民,正在受苦。
这可能正是后来徐友渔痛定思痛后,悟到的“历史的复杂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他随即狡黠地声称,“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同,但启蒙者,并不能以这么一句经不起推敲的声明,从改革精英制造出来的系列悲剧中轻易脱身而去。
他们,会在夜深人静的书房,在读懂了市场化改革的价值依赖后,失声痛哭吗?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俞飞龙
俞飞龙
作家,前《中国财富》执行主编
0
0
0
0
0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