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文发言:做文学和思想战线上的坚强战士

董学文 2020-05-25 浏览:

做文学和思想战线上的坚强战士

——纪念魏巍诞辰100周年

董学文

董学文发言:做文学和思想战线上的坚强战士

魏巍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明显痕迹的诗人和作家。魏巍最令人敬佩的地方,是他的革命情怀与战士品格。他终生以笔当旗,以笔当号,以笔当武器。他那带着浓烈激情喷射出的文字,像宣言,像战歌,像子弹,像烈火,把大爱与大憎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写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东方》,从以抗美援越战争为题材的一组报告文学《人民战争花最红》到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从以献身石油战线青年为题材的一组散文到后来出版的杂文集《新语丝》,在这一条粗略描绘的创作轨迹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文艺战士冲锋陷阵的身影,能够看到他与那种丑化历史、虚无历史之类作家的泾渭分明。

魏巍作品的影响面极其广泛,影响力度也极其深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所有作品里都没有一丝无病呻吟的羸弱之音,有的却是火一般燃烧的热情和滚烫的赤子之心;他的所有作品都没有任何玩弄技巧或审美套话的应景之笔,有的只是发自肺腑的歌者语言和人民心声。魏巍总是在作品里明确地摆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褒扬什么、鞭挞什么,赞颂什么、斥责什么,都直抒胸臆,绝不含糊,既入木三分,又跃然纸上,体现了一名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无私无畏的情怀,展露了一个革命作家对党、对人民、对军队、对事业、对理想和信念的无比忠贞与赤诚。

魏巍的作品用实例告诉我们,写文章、搞创作是要有立场的,是要敢于斗争、好恶分明的。这不是浅薄,而是思想彻底性的表现。那种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脱离群众的文风和作风,是魏巍最为鄙视与痛恨的。这可以说是魏巍作为信仰卫士、人民卫士所遵循和秉持的文学党性原则。

从功能和价值的角度看,魏巍的作品——从抗战时期开始直到21世纪初叶——可谓是记录我们党、军队和国家不平凡岁月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不朽史诗,是难能可贵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史和社会主义文学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他的作品是同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他的作品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关心着时局的变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的许多文章尤其是后期杂文,多是对现实有害事物所立刻给以的反应与抗争,真可堪称“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在这一点上,魏巍于当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我一直在琢磨: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如果用魏巍女儿的话来讲,那就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忠心不改,为人民事业奋斗不息”。(魏平《共产主义事业必将山花烂漫》,《青松与青年——魏巍新著青年座谈会论文集》,2008年版,第14页)如果用他自己告诫青年时常说的话来讲,那就是“苦读马列,深入群众”。 的确,正是因为“苦读马列,深入群众”,他才能“对共产主义忠心不改”;正是因为“苦读马列,深入群众”,他才能“为人民事业奋斗不息”。可见,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别小看了魏巍的这“八个字”,这是他能做到“顶天立地”的根本原因,是他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惊涛骇浪中能担当“开顶风船角色”的精神动力,是他能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忠实践行者的真实法宝。

魏巍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歌者。他的作品昭示我们:一个作家只有心里光明,才能看到生活中的光明;只有心里美好,才能表现出生活的美好;只有心里向上,才能使其作品的精神向上。反之,一位作家若是心里阴暗、肮脏、消极、圆滑,那这些东西势必会在其作品中流淌渗透出来的。有些作家——甚至是名气很大作家——的作品,不免也成为这一法则的例证。最近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某些作家的表现,也给这个判断做了很好的注脚。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2007年8月魏巍因右臂血栓入院,2007年9月9日写就《新语丝》最后的一篇文章,即《“身赖工农熔俗骨,书攻马列铸诗魂”》。这一天,正是毛泽东逝世31周年,而文章是为纪念去世近一周年的好友——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杨柄而写的,其题目就是采用杨柄的两句诗。在医院里,魏巍天天打针、输液,右臂肿胀不消,他一边输液一边用肿胀的右臂翻阅杨柄编辑的两部像砖头一样厚的大书《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与美学》和《列宁论文艺与美学》,举不动了就把书放在胸脯上,不时还得用输液的手翻页,所以输液的手常常跳针、回血。医生、护士为此批评他,他却说:“我在工作,不能不动。” 2007年9月9日,魏巍在日记中写道:完成纪念杨柄的文章,了却了我的心愿。(魏平《共产主义事业必将山花烂漫》,《青松与青年——魏巍新著青年座谈会论文集》,2008年版,第15页)魏巍《新语丝》的最后一篇文章献给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看来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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