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韩毓海：探寻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专访韩毓海：探寻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韩毓海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文明，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何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有何独特之处？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文明”？“一带一路”在何种意义上是对“丝绸之路”的传承？自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怎样理解今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何说，中华文明的DNA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的新作《龙兴：五千年的长征》（以下简称《龙兴》）一书，正从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迁的角度，为读者勾勒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长征史”。其中，既有对贯穿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的“封建”与“郡县”两种基本治理制度的历史回溯，有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性质的再考察，更有对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之确立、探索、改革与新时代的发展的再阐释与深刻总结，为读者带来无限启迪与思考。值此《龙兴》再版之际，《中国青年》记者采访了韩毓海。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五千年的长征》等。作品曾获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2014年和2018年“中国好书奖”，第八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文学奖等。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

只有遍历了苦难和辉煌的文明，才能谈得上伟大复兴

《中国青年》：中华民族已走过了五千年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而世界其他文明则是高度断裂、基本上不连贯的。中华文明这种独有的连续性，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先辈们在历史上创造的独特治理体系和制度文化？如果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龙兴》从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迁的角度重述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其当下性何在？

韩毓海：先从当下说起。我们的任务和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漫长奋斗史中，汲取思想、智慧和力量，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立足中国人民的要求，解决当今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概括起来说，这就要深入探求、揭示我们长期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和内生动力。

我们是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由方块字，是由不间断的系统细密的历史记载和史籍，是由考古的发现证明的。这种连续性，放在人类发展史上，当然是唯一的，对上述这种文字、史籍、考古所昭示的连续性，我们当然是必须注意的，但是，我在《龙兴》里讲的连续性，主要是讲文明的连续性，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文明的价值追求，构成了我们长期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

说到文明的连续性，我们就必须追问：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同时期，特别是面临着巨大变局的时期，支持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路走来，支持我们走向伟大复兴的文明的内生动力，究竟是什么？

而这就是《龙兴》要探求的东西，是这本书的主题与主线。

《龙兴：五千年的长征》

“复兴”，首先是一个文明的范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证明：有辉煌必有苦难，有苦难未必就一定有辉煌，但只有遍历了苦难和辉煌的文明，才能谈得上伟大复兴。

这么讲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要与那种直线进化的、目的论的、均质而空洞的时间范畴做出区别，而那样一种时间范畴，是近代西方的一种历史意识，体现了它们一种比较特殊、比较简单，甚至比较短暂的历史经验。用这样一种历史意识来衡量、表述我们文明走过的路，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在处理其当时、当地的问题过程中，特别是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如果不加分析地直接采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范畴、发展模式来说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无视中国的理论，这无法解决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内生动力这个问题。

与这种近代西方的时间观、历史观不同，在《龙兴》中，我采用的是一些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自来就有的范畴，例如，其中一个重要范畴是“时势”，这本书，就是结合时势的变化来说明我们走过的道路，这可以说是《龙兴》的内在逻辑。

像许多先贤一样，柳宗元在其《封建论》开篇，就讲了“势”，“时势”不是一个空洞的、直线向前的时间概念，因为它指向的是历史变化背后的内在动力，是在历史变化中不断丰富、不断复兴的价值追求——用我们祖宗的说法，那就是礼乐与制度，天理与初心，小康和大同，郡县与封建，是制度与治理，也是你所说的：先辈们在历史上创造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的连续性，是构成我们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这种历史变化背后的动力，这种价值追求，我们今天称为“中国梦”。

“中国梦”，是指“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们究竟怎样深刻理解“中国梦”呢？靠当前西方的那种理解，靠追随、攀比西方的那些指标，可以吗？如果说有钱就是幸福，那今天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幸福吗？如果他们很幸福，恐怕就不会有当下美国人民因为弗洛伊德的事示威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恐怕也不能说不富强，如果国强必霸——这样的所谓“富强”，真的很有意思吗？西方世界、美国人对他们的文明确实很自信，但对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则很轻视。很少有了解的兴趣，更不要说学习的热望了——而这样一种自我封闭的孤芳自赏，能叫文明自信吗？

进一步说，一个在比较短暂的历史发展过程里，很少吃过什么亏、遭过什么难的文明，它能懂得什么叫做“伟大复兴”吗？能够知道什么叫“家国一体”“天下情怀”吗？

在当今世界，“中国梦”深刻提出了对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富强、什么是幸福的全新理解，这种理解，就是植根于中国大地、植根于我们五千年的文明的。

“中国梦”创造性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我认为，这种深刻性、创造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有人把“中国梦”等同于“美国梦”，这当然是不行的。

中华文明是“以民为中心”的

《中国青年》：“殷周之变”废弃巫鬼文化，确立封建宗法制；“周秦之变”废分封、行郡县，以法律官僚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代替王公贵族治国理政。由此，“封建”与“郡县”这两种贯穿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治理制度得以奠定。如何理解顾炎武的总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封建”与“郡县”之分殊的关键在哪里？

韩毓海：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无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东正教，都是“以神为中心”的，而我们是“以民为中心”的。这个不同，是在周秦时期奠定的。以神为中心，那就必须有一个祭祀阶层，而秦始皇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打倒了祭祀阶层，代之以郡县制官僚，废弃巫鬼文化之后，从此只有一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天沟通，这个人就是天子——即皇帝。

天子怎么与天沟通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与其说听政就是听天，不如说听天启就是“听民声”，听政无非听民。而“听民”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郡县制官僚去了解老百姓的情况，解决民生疾苦。

当然，中国很大，仅仅靠垂直的官僚组织，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于是，自古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针对官僚组织、官僚机构脱离基层、脱离百姓的情况，一些儒家成员主张以服务于基层的老百姓的组织，来弥补官僚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其重要的代表，例如南宋的叶适和朱熹，他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两个重要的命题：郡县与封建。

“封建”与“郡县”之分殊的关键在哪里？简而言之，郡县，解决的是集中的问题，是通过一个郡县制的治理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问题；而宋以来，特别是朱熹讲的“封建”，其重点，则是讲基层老百姓的“小事”怎么解决的问题。于是，就有了社仓、民兵、乡校、父老这样一些立足于基层的群众性组织，这样一些中华文明的范畴。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这是顾炎武《郡县论》的名言，讲的是封建与郡县的辩证关系，也可以说，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大致上是说，完全依靠基层的组织，不能解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问题；而仅仅靠官僚体系，则很难应对基层百姓的小事。

我们党高度重视基层，同时也高度重视组织建设，所谓“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既有民主，又有集中”，也是讲这种辩证关系。

即使从上述这种最简要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包括“群众路线”，筑牢基层——那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真谛、沃土之中的。这些极为深刻的命题，是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所难以解释的。

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封闭主义和孤立主义，“一带一路”是中华文明开放与包容精神的复兴

《中国青年》：在您看来，张骞“凿空”西域后，汉唐中国面向世界的视野就此形成，并随即开拓和缔造了丝绸之路这一“世界制度”，第一次为欧亚大陆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与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近500年的全球化进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扩张相比，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将汉唐丝绸之路称为一种“世界制度”？这种历史叙述，是否也是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叙述、建立当代中国“世界”观的一种尝试？

韩毓海：首先，我们的文明从来就是讲开放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开放、包容精神的写照。从历史上看，是汉武帝时代的张骞西行，首先把中国与中亚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后，历经时代变迁，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在蒙元时代形成。蒙元从交通、贸易、货币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制度，把中华文明和地中海文明这两个伟大文明联系在了一起。

丝绸之路世界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其中，伊斯兰的兴起，对丝绸之路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在《龙兴》中简要地论述过，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依然非常重要。

相对而言，西方文明并不总是开放的。地中海文明并不是一个整体，从历史上看，它曾经是开放的，是拥抱和向往东方的，特别是——东罗马帝国就是地中海文明拥抱东方的典范，它实现了希腊—希伯来—基督教文明的融合，东罗马帝国是面向东方的。但是，随着奥斯曼势力的崛起，东西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十字军运动发生了，直至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灭亡，造成了丝绸之路制度发生了内部的危机，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和地中海文明对于东方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西方由对东方的开放、向往，走向了恐惧，由恐惧走向敌视，随后再由敌视走向蔑视。西方霸权主义的形成是近代的事，它背后就是西方日益走向封闭。现在的欧洲与美国，与当年的东罗马帝国比起来，显然要更为封闭狭隘。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是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丝绸之路制度陷入危机乃至断裂的产物。其中，西班牙的主要方向是绕开丝绸之路去殖民美洲，而葡萄牙的主要方向，则是混进丝绸之路制度，努力去破坏它、割裂它、拆解它。葡萄牙带头破坏丝绸之路制度，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眼里，它被视为破坏世界交往的海盗行为，与倭寇没有区别，这说明：西方殖民主义制度起初是附着在丝绸之路制度之上的。明代中期，王阳明的时代，中国儒将汪鋐在广东海上大败葡萄牙舰队，王阳明对葡萄牙人的炮很感兴趣，他把佛朗机大炮用于平定宁王叛乱。

说到“欧洲中心主义”，这是一个比较成问题的概念。因为地中海文明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从历史上看，欧洲从来是四分五裂，没有一个中心，我们说到欧洲的时候，究竟是指希腊？是指基督教的罗马帝国？是指希腊化的东罗马帝国？是指斯拉夫东正教的俄罗斯？还是指封建巅峰时代的法兰西？是指工业革命的英国？是指自命为欧洲中心的德意志？我们怎么处理希腊、罗马与日耳曼之间的根本区别？

因此，我们说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其实是指一种封闭和孤立的姿态，是一种敌视其他文明的狂妄自大，西方世界这种态度的确立，是在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秩序确立之后。

有人说“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的复兴，当然，这是中华文明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的复兴。说中华文明是封闭的，而西方文明是开放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一种封闭主义和孤立主义。明代中期之后，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势力，只是希望通过一个零碎的殖民地体系，来替代丝绸之路这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制度。正是这个开放包容的制度的瓦解，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殖民主义的世界，一个丛林法则支配的世界。

投资要面向生产与民生

《中国青年》：《龙兴》一书着重论述了明隆庆元年的“钱粮改银”政策，视之为“亘古未有之大变局”；在《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您也提出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要观世界大势。您为何如此强调货币政策对于国运的影响？

韩毓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尝试简单回答。

首先，关于白银流动对于16世纪以来世界结构形成的作用，今天的学者一般认为是由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所倡导的，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从西方的角度看，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过这个问题，而正如《龙兴》和《五百年来谁著史》所指出的，早在西方学者之前，起码是顾炎武的《钱粮论》和魏源的《军储篇》，都已经非常清晰地论述过这些问题。然而，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学者强调的是：白银流动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影响；而无论顾炎武还是魏源，他们都认为“钱粮改银”主要是中国自主的选择，正是中国的这种选择，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即不是白银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选择“钱粮改银”。这一选择，改变了中国与世界。

究竟是中国改变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中国？中国变化的根据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这是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龙兴》侧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其次，我的观点是对顾炎武和魏源的继承。顾炎武的观点是从郡县与封建的比较出发的，他指出：钱粮改银有利于加强郡县制，即加强国家税收；但是以银为币，却不利于小民，不利于基层劳动者和生产者。

再次，魏源最早也最深刻地讨论了“白银资本”问题，他指出，当白银成为“资本”之后，关键在于资本的投资导向——西方的投资导向是武力，而中国的投资导向则是商业。在魏源看来，这两种投资导向都是有问题的，因为都没有使投资面向生产与民生。

因此，问题不在于白银的世界流动，也不在于白银资本化，而在于资本和投资的对象是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才是关键。魏源认为，资本的投资导向应该是生产和民生，而不应是武力和商业——我想，如果当年马克思读过魏源的著作，他一定会击节赞叹。

当然，在魏源所处的时代，他深刻地意识到，面对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中国必须首先集中资本投资于国防，只有建立起现代国防，才能使资本向着生产与民生投资，从而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体系。

因此，我们看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走过的路，就可以看到我们先贤思想的连续性，看到我们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说过，我们有一种洋八股，即认为什么答案都是外国人告诉我们的，言必称希腊，对于我们的祖宗，则是完全忘记了。我们做学问，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宗，要对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觉、有自信。

经世济民，王道与富强

《中国青年》：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作出这样的总结：“19世纪的社会历史是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土地、劳动力、货币）方面受到的限制，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这实际上阐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即社会对于资本主义野蛮扩张进行的反抗和自我保护。为何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建立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之上？

韩毓海：卡尔·波兰尼的问题，可以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概括，所谓资本主义的“大转型”，可以表述为：此前，生产的目的是人，而今，人的唯一目的就是生产。

马克思和波兰尼都认真思考过“经济”这个词，思考过这个词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的演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对于“经济”的极为特殊的理解之上，它表现为对于“物”的偏执的追求，以至于完全无视了人和人的社会生活，这就是所谓“拜物教”的理论。波兰尼关于“大转型”的理论，延续了马克思的思考。

在我们的文明里，“经济”这个范畴，与西方近代以来与资本主义“转变”相联系着的那个“经济”，意思完全不同。简而言之，我们所谓的“经济”，是指“经世济民”，“六经皆史”，这里的所谓“经”，也是指“经世济民”，这就是主张：一方面，不能离开人民的生活，去偏执地追求物质和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离开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谓谈“经”就是空谈，经典也就落不到实处。

于是，在中华文明里，“心与物”是联系着的，意思就是经济不能离开民生，完全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独立的经济领域，在我们这样的文明里面，是不可能发生的。于是，围绕着这种“经世济民”意义上的“经济”学说，中华文明中派生出“心与物”“天理与时势”“郡县与封建”“制度与治理”——最终就是“王道与富强”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们今天讲——要立足中国的实践，建立中国的经济学，这首先就要注意：中华文明里，“经济”这个范畴，与近代西方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那个“经济”范畴，完全不同。

《龙兴》是从中国的“经济”范畴出发，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变法，比如王安石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这就是说，所谓“经学”就是经济之学，一切制度的实质，不过是为了经世济民，至于治理体系，则必须因时势而变化，因此，一切改革，改的都是治理体系，而目的就是回到制度的本意——经世济民。故后世对于经学，只可以法其意，不可拘泥于迹。

从这里，也派生出“王道与富强”的命题，中华文明不是不愿、不能追求富强，而是不能接受那种把千百万人抛入苦海的现代化发展。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追求的不仅是富强，而且是共同富裕，这就是要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

我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这本书的序言里，就是从“王道与富强”这个中华文明的命题出发，从中华文明复兴的内在动力出发，去切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纳入中华文明的视野里，使其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这可以说是我这些年一系列工作的主要指向。

至于土地问题，马克思关于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理论，集中讨论的就是土地制度问题，但他当时主要依据的是印度的资料，马克思没有完整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系统著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并不是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如何用这样的学说去研究中国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中国伊始，先驱者们就认真思考、面对的问题。

我们党是从基层、从中国农村起家的。土地问题，这是我们党所抓住的中国的根本问题，在这方面，毛主席的思想与探索，当然是最有开创性的。这里的根本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如何避免中国农村的两极分化，二是如何将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推进到现代社会再生产。在这两方面，马克思的学说，给我们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武器与启迪。

从中国历史和国情来看，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农业高度依赖灌溉的国家，实行土地的公有制，既可以保证大家吃饭问题，也可以克服农村两极分化，同时，也是将小生产推进到现代农业再生产之中去的必由之路。当然，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我们实行城市土地国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区分了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权。而上述这些探索，都不是基于马克思的既有结论，实际上，这些探索，只有在我们文明发展与复兴的视野里，特别是在“郡县”与“封建”、制度与治理、中央与地方、上层与基层的辩证关系的框架里才能得到理解。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中国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关系变化和中国发展道路的角度，该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韩毓海：正如“中国梦”一样，“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是对当今世界、对我们的历史方位，做出的最为深刻、最有创造性的概括。

面对变局，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先把结论放在这里——那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坚定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

为什么这么讲？只要看看我们的历史，看看世界的变迁，看看我们走过的路，就知道了。

鸦片战争，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里？在当时的一班人看来，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制度治理，都失败了，只有走西方人的路，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世界观，采用西方的制度，才是出路。这种变，可谓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当然也是大变局，变在哪里？西方的各种道理、道路，我们基本上都尝试了，但却走不通，而结论就是——走俄国人的路。这种变，同样还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今天之大变局，如果往实质上讲，那就是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制度治理，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我把话说白了吧，这次破产的，乃是对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制度治理体系的迷信，而这次要立的，就是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在我看来，这同样还是有破有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对于这一破一立，许多人或许还没有完全的意识，头脑还不是充分的清醒，对西方的迷信，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迷信，在一些人那里，还是会继续存在的。自信的真正确立，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相信，随着变局的深入，大家会日益清醒起来的。

我们党诞生就要一百年了。一百年来的苦难辉煌，一百年来的牺牲奋斗告诉我们：面对沧桑巨变，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民族能够勇立时代和历史的潮头，能够与时俱进，能够不断学习我们过去不会的东西，特别是，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武装，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文明具有开放、包容的性格。

同时，我们的奋斗更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只有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只有植根于中国大地，只有与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回应中国人民的要求，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一百年的奋斗牺牲，一百年的苦难辉煌，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支持我们团结奋斗、不懈求索，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支持我们的事业生生不息、不断兴旺发达的根本力量，归根到底，就在中国人民之中，就在中华文明之中。

试想，如果没有我们自古以来的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文明指向，怎么会有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团结御侮的民族精神？

如果没有我们自来就有的对于基层民生和土地问题的重视，怎么会有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怎么会有我们的联产承包，怎么会有我们的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

如果没有中华文明自来就有的对于生产的重视，随之而生的对于商业的节制，怎么会有我们农业的现代化和中国的工业化？

要知道：官员不能经商，经商就不能做官——这是秦始皇就立下的规矩，世界上哪个文明有这样的规矩？因此，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大革命，难道不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吗？

我们的革命是如此，改革开放是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总起来说，我们伟大复兴的根本动力在内部，不在外部。

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一些具体的、知识性的问题比较复杂，一般的读者也不必在意其中的知识细节。最终，我想通过这次访谈说明这样的道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所谓基因，是说我们文明的DNA，乃是我们实现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通过这本书，我最大的希望是——今天，广大中国青年一定要深刻理解这些基本论断：

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4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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