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学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

佚名 2021-07-15 浏览:

 

留苏学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国内迅速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以苏为首、以俄为师”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奋斗目标。中国希望借助苏联力量培养出我国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于是,作为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1951年,中国派出留学生380名,其中留苏学生375名,留学蒙古国学生5名,新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大幕就此拉开。此后,一批批留苏学生走出国门。直到1965年,其间派出的留苏学生回国后,根据不同去向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公务员阶层的归国学子;二是专业领域的归国学子;三是国防军事领域的归国学子。他们在不同领域都发挥了领导和骨干作用。

留苏学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

  公务员阶层大显身手

  1951年-1965年期间,党和国家派出的留苏学生,怀揣报效祖国的理想,在回国后,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公务员,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的江泽民同志,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全优成绩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的李鹏同志,历任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邹家华、钱其琛、宋健、曹刚川、周光召、李贵鲜、叶选平等国家领导人,也都有留苏背景。此外,铁道部部长傅志寰、机械部部长何光远、地矿部部长朱训、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刘纪原……改革开放后,留苏学子中有200多人成为国务院部委级别以上的领导干部。

  还有一些留苏学生担任了省部级领导职务。例如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吉林省省长何竹康、湖北省省长贾志杰、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留苏学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
留苏学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

  专业领域兢兢业业

  1951年-1965年间留学苏联的学生归国后,在科教、经济、艺术、军事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对自然科学的推动。这一时期出国的留学生,非常珍惜国家提供的学习机会,回国后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

  数学领域——谷超豪、王梓坤等。谷超豪于1959年获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成为首个获得苏联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苏联留学期间,他完成博士论文《论变换拟群的若干通性及其在微分几何中的应用》。1959年谷超豪回国后又做出新成果,判定了能作为无限连续群、迷向群的所有实不可约的线性群,比国外有关工作早了5年。①“两弹一星”是当时国家的重点攻关项目,谷超豪率先给出了机翼超音速绕流问题的数学证明,此项研究成果比西方早了15年。②2009年8月6日,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以谷超豪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作为对他的褒奖。 

  物理学领域——周光召、唐孝威等。周光召是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代表性专家,1957年-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他在基本粒子反应、对称性质及弱相互作用等方面发表30篇论文,两次获得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科研奖金。1958年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从而成为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周光召回国后于1961年进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从事原子弹理论设计,为中国成功研发第一颗原子弹扫除了一些重要障碍,推动了原子弹的理论研究。

  化学化工领域——王佛松、袁承业等。1955年,王佛松进入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高分子研究所学习,成为第一个在苏联门捷列夫化学大会上作学术报告的中国留学生。那时,因各国对橡胶研制技术的封锁,中国95%的橡胶都依靠进口。1960年归国后,王佛松决心解决我国橡胶研制问题。经过王佛松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国最终研制出合格的橡胶,为中国工业建设和“两弹”的研究提供了保障,也为国防领域的发展打下基础。

  生物学领域——郝水、匡廷云、魏江春、沈韫芬等。1959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的郝水是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高水平论文,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揭示了众多有关染色体高级结构及细胞化学方面的新现象。郝水首创两套完整的小冰麦异附加系,为应用冰草有用基因改良小麦奠定了基础。     

  此外,控制论专家宋健、地球科学领域的赵鹏大、童庆禧等,农学领域的蒋亦元、董玉琛、汪懋华等,医学领域的吴旻、秦伯益等,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都作出了一定贡献。

  其次是在经济学领域的建树。1950年-1965年,留苏归国学子在经济学等领域成就显著,建树颇高,代表人物有刘国光、董辅礽等。

  刘国光于1941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师承著名经济学教授陈岱孙。1951年,他赴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读研究生,专业为国民经济计划,主攻综合平衡问题。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上,他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支持者,对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有突出贡献。主要著作有《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走向—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等。刘国光“兼容并蓄现代东、西方经济理论,学术成就非凡,对中国经济改革贡献颇多,被人称为中国经济学界宽松、稳健派的代表,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③

  同刘国光一样,董辅礽也是留苏学生中的佼佼者。1946年,董辅礽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启蒙导师是哈佛毕业的著名经济学家、我国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1953年,董辅礽被保送到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列耶夫和图列茨基,1957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不久,他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得力助手。改革开放以前,董辅礽创立了经济增长论,即“董氏再生产模型”、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国民收入理论,产生了很深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后,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他发表了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代表作有《用辩证的眼光看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设计者。“文革”后,他与其他老一辈经济学家一起,提出了崭新的经济发展理念,破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陈旧观点,重新诠释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④

  第三是在艺术领域的成就。1951年-1959年,国内共派出77名青年学生留苏学习音乐、戏剧、电影、美术、雕塑等艺术专业。⑤他们回国后教书育人,开展艺术研究,推动了中国艺术文化事业的发展。

  音乐领域的代表人物有吴祖强、郭淑珍、李德伦、殷承宗、刘诗昆等。

  1953年,吴祖强赴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58年归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执教。1978年开始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院长,并长期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960年,他谱写的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录音收藏。1980年他写成的《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在1981年中国首届交响乐评选中荣获优秀奖。吴祖强编著的教材《曲式与作品分析》曾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出版十几万册,荣获1987年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

  李德伦1953年到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师从苏联指挥家阿诺索夫,1956年参加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演出。1957年归国,任中央交响乐团指挥。李德伦多次应邀赴欧洲、美洲各国作访问演出,任客座指挥,先后指挥过苏联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城市的20多个乐团。1985年任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评委,1986年任第八届柴可夫斯基国际大提琴比赛评委,同年获匈牙利政府文化部授予的“李斯特纪念奖章”,1997年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发的友谊勋章。

  在戏剧方面,领军人物有徐晓钟、张奇虹等。

  1955年,徐晓钟赴苏联国立卢那察尔斯基戏剧艺术学院留学。1959年,他在哈尔滨话剧院导演了自己的毕业实习剧目《乐观的悲剧》,后来在北京、上海等地巡回演出,引起热烈反响,《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发文赞扬,他还因此受到朱德委员长的接见。他导演的《桑树坪纪事》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话剧舞台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第四是在国防军事领域出类拔萃。从1951年到1965年,中国向苏联派出了800名军事留学生。回国以后,他们一部分人转入国防科技工业部门或地方参加建设,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军队,有的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将军,甚至是中央军委领导,如刘华清和曹刚川都曾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们在军队建设、军事教育以及国防科技等领域建功立业,成绩斐然。

  综上所述,1950年-1966年间,中国大规模选派青年教师和学生赴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是党和国家在当时特定的国内外形势下作出的重要决策,是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加快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出国的莘莘学子急国家之所急,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他们学成归国后,在军事、科技、经济、教育、农业和文化艺术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展现了爱国报国的情怀和建功立业的精神,值得新时代留学生乃至全体知识分子学习。(神州学人 2021年第6-7期 文|周棉 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注释:

  ①张奠宙:《中国现代数学史略》,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44页。

  ②尹邦奇:《星光灿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2008年,第101页。

  ③崔克亮,杨召奎:《刘国光: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参见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编:《经济记忆》(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216页。

  ④郎咸平:《董老去世是经济学界乃至国家的巨大损失》,参见董辅礽经济学发展基金会编:《追思董辅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30页。

  ⑤周尚文:《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华东师大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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