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禁止与中国合作,美国还想在太空探索什么?

佚名 2020-09-16 浏览:

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发表声明称,国际空间站发生轻微漏气,3名宇航员(1人来自美国,2人来自俄罗斯)正在查找漏气原因。而在此之前,7月27日美俄两国在维也纳举行了双边太空安全会谈。但会谈并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自冷战起,美俄(苏)就在太空展开激烈竞赛,但同时始终保持着在特定项目上的合作关系,呈现“激烈竞争与有限合作”共生的状态。正因如此,双方在太空领域的竞合关系,成为洞悉美俄关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其中的合作成分更被视为危机时期缓解两国战略对峙与军事紧张关系的“减压阀”和“稳定器”。

作为全球最具太空竞争力的两个国家,在太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国际公认的太空行为准则仍严重缺位的情况下,美俄两国尤其是前者,凭借自身拥有的技术与军事优势,以近乎不受约束与限制的方式发展本国太空力量,其产生的负面外溢效应将倒逼其他国家加快自身太空军力建设,进而影响全球战略安全与稳定。

立法禁止与中国合作,美国还想在太空探索什么?

2019年10月3日,在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机场,美国宇航员尼克·黑格(前右)、俄罗斯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前中)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名宇航员哈扎·曼苏里(前左)出席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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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合作交替进行

人类探索太空的历史就是一部竞争与合作交替进行的历史,美俄(苏)自冷战伊始至今的太空互动诠释了这一基本特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大国地位与影响力的象征,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全球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并在1961年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赢得对美太空竞赛主动权。美国则将登月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突破口与着力点,并于1969年成功实施“阿波罗计划”。此外,美苏双方在1958至1962年间分别进行了5次和4次高空核爆试验,一度使太空竞赛之热接近“沸点”。

激烈竞争之余,美苏也曾在载人航天方面展开接触与合作。1975年7月,“联盟19号”飞船和“阿波罗18号”飞船成功实现太空对接,并共同飞行约45个小时。美苏此次“太空握手”的意义超出单纯航天技术层面,对缓和两国乃至整个东西方世界的紧张对立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在成功登月后,美国开始加大深空探索力度,于1977年先后发射“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不载人宇宙飞船,向太阳系外部飞行,并在途中对木星、土星、天王星等外行星实施近距自动探测。与此同时,航天飞机在1981年首次升空,极大地提升了美太空运载能力,其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更是在苏联“能量”号重型运载火箭问世之前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美国对航天飞机发展模式的过度依赖,致使该国重型运载火箭研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也为美俄在后冷战时期围绕国际空间站建设展开合作埋下伏笔。

本世纪初期至今。“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着手调整美导弹防御预算,推出雄心勃勃的天基防御计划,并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太空竞争氛围再度趋于紧张。俄罗斯方面也适时拟定本国航天大国复兴计划,加速推进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和航天发射场建设。在双边合作领域,一方面,2010年版《美国国家太空战略》一改此前的单边主义倾向,有意强化国际太空合作,为美深化与俄合作提供强力政策支撑;另一方面,在乌克兰危机触发美西方对俄制裁,美俄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危急时刻,俄方的克制与务实态度,使得两国太空合作并未完全中断,国际空间站的正常运行也得到基本保障。

立法禁止与中国合作,美国还想在太空探索什么?

5月3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和美国副总统彭斯(中)等观看载人版“龙”飞船搭乘“猎鹰9”火箭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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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且微妙的平衡

伴随太空及相关领域技术的飞速发展,美俄战略与安全博弈也由传统公域向太空延伸和拓展,并逐渐形成一种斗而不破的复杂且微妙的平衡关系。

首先,美俄太空安全与治理理念差异明显,短期内难以消弭。以此次太空安全会谈为例,美方倡导建立所谓基于自愿原则的太空行为准则与规范。此外,美呼吁建立美俄双边太空沟通渠道,避免两国在近地轨道发生意外冲突。正如美负责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福特所说,“华盛顿方面希望美俄能够加强对彼此太空政策和活动的了解,以便在该领域形成更大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危机管理工具”。

与之相比,俄方主张全面、彻底禁止在外太空部署武器,实现“太空非军事化”。这对于严重依赖太空获取信息和情报、打造全方位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美国来说,是不愿也无法接受的。对此,美方以无法明确界定太空武器的种类且难以对违规行为进行核查为由,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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