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道尔《目标中国》第四章:健康战争,新式鸦片

恩道尔 2013-05-02 浏览:

  由西方精英控制的制药业,干的是夺人性命、致人伤残、削弱大众健康的勾当。他们从不说“人口”而只说“群羊”。美国、英国、瑞士和日本疫苗及化学药物生产体系为二战后建立,信奉洛克菲勒家族的优生学纲领,几无例外。未来对保卫中国人民健康负有责任的中国有关机构,对此高度战略性的战争形态,决不可不察、决不可掉以轻心。

  中情局、药品和社会控制

  中国引进西医学、引进西方的疫苗和药物,其实是引进了一种威胁。药物和疫苗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武器化了,而今日中国或许还没有真正觉察到:用药物控制全部人口,过去完全不可能,今天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当局如果继续允许盎格鲁一撒克逊或者欧洲的制药公司出售产品,甚至允许在中国生产药品、出售给中国人民使用,这无疑是一个国家安全最高级别的危险,甚至比1 840年鸦片战争更危险。

  这样说是不是太过分?看看事实吧。削减人口的思想,早在1961年就提出了。二战后第一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千事朱利安•赫胥黎的兄弟艾尔多斯•赫胥黎,在一本名为《勇敢的新世界》的书中大肆鼓吹优生学,他为西方精英出谋划策,控制本国、别国和全世界。艾尔多斯•赫胥黎是这样设想的:

  “当时间推移到下一代时,我们将能通过一种药物的方法,使人民乐于受奴役、不因为独裁统治而悲伤,他们处身于集中营而不再会感觉痛苦。整个社会纳入其中后,人们反而会因为完全失去了自由而愉悦,因为他们的反抗心早已被宣传或洗脑引导至他处,洗脑的效果再以药物强化,这将是一场终极革命。”

  艾尔多斯•赫胥黎不是信口开河的写手。他服务于中情局杜勒斯局长手下的一个秘密工作小组,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冷战战略特别顾问奈尔逊•洛克菲勒效命,工作资金的来源是福特基金会。绝密项目的名称是“思想控制特别计划”。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迷幻药“摇头丸”(LSD)就是他们研制的。所谓“下一代”,是指60年代的美国青年,结果导致了美国嬉皮士革命。那仅仅是社会控制的一次实验。汉弗莱•奥斯芒德医生、提摩西•赖锐、作家肯•凯西等人都在这个项目中。好几家大型医药公司参与了中情局的这项秘密实验。

  中情局用药物控制大众思想和身体的技术,无声无息地转变成常用“抗抑郁”药物,许多用在所谓的运动机能亢奋的多动症儿童身上:什么“注意力分散式紊乱”、“注意力分散多动症”等,病名多达几百种。在这些儿童身上常用的药物有:安非他明;盐酸右哌甲酯缓释胶囊;右旋苯丙胺;赖氨酸安非他命;哌甲酯,俗称利他林等。

  用来控制人民的这些药物有许多名字和伪装。注射疫苗更是控制人民的手段。用弱毒疫苗免疫防病的设想,来自爱德华•詹纳(1796年-1839年)发现的牛痘,但它的全部科学基础却是值得怀疑的。看起来是牛痘帮助人类战胜了18世纪肆虐百年的天花,但是医学研究者尤斯塔斯•穆霖指出:“事实上,那时天花的发病已经减少,天花在那一个世纪末就会消失,当然因素是很多的。”英国普遍注射牛痘疫苗后却爆发了一场天花流行,致死22,081人。在注射牛痘疫苗的年代里,英国的天花疫情愈演愈烈,比疫苗推出前还要严重。根据记录,1872年患天花病而死亡的人数达44,480人。虽然发明种牛痘是英国对现代医学的一大贡献,拒绝注射疫苗曾经会被抓起来送监狱,但英国还是在强行注射多年后于1948年废止了种牛痘。

  穆霖还指出一点,“发生于1918年的大流感,产生的唯一原因是所有的军人都注射了牛痘疫苗。一战是第一次参战军人必须注射疫苗的一场战争。波士顿邮报曾经报道,一个月内因疫苗注射就致死47名军人。战地医院住满了注射疫苗导致的病员,而不是战地伤员。这场‘西班牙大流感’共致死2,000万人,骇人听闻,而病名却是为了掩盖疫情源头蓄意编造出来的。医学史家最终很不情愿地下了这个结论”。

  美国制药业的利益以百亿千亿计,它们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全球生产和销售系统为它们服务。美国药企进入中国的许可证,就是这个全球体系发放的。几个月、几年之后的某一天,当盎格鲁一撒克逊精英们认为中国太强大、太有影响力时,针对中国用疫苗搞一场大规模流行病,不是很难想象的事。看看印度的例子就能推想出中国的情形。

  印度最近发生了一场不属于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VAPP)],但是病情更严重的“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NPAFP),疫情也是在强制注射疫苗后爆发的。在印度医学伦理杂志(IJME)上有一篇论文说:“‘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在临床上与小儿麻痹症无法区分,但是‘医学与科学伦理办公室’认为,前者的严重性为后者两倍;然而在印度推行疫苗注射之前,这种疾病尚未列入疾病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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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道尔
恩道尔
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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