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苏共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之四）

作者：李慎明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10-06

苏共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之四）

——苏联解体给世界带来极大的灾难

李慎明

苏联解体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极大困难甚至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1950年开始，东欧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让我们看看剧变前苏东主要国家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与主要欧美国家增长的对比。在1950〜1984年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9.9和14倍，保加利亚为14和29倍，匈牙利为5.1和9.2倍，民主德国为7.6和11倍，波兰为5.9和14倍，罗马尼亚为17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为5.3和9.4倍。而在1950〜198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则分别增长1.8和2.1倍，英国为1和0.9倍，法国为2.9和2.9倍，联邦德国为3.4和3.9倍，意大利为3.1和5.3倍。[1]

但20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使国外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10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先后解体，世界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多数丧失了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空前低潮。

1989〜1990年，在短短1年多里，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六国，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紧随其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在南斯拉夫，先是南共联盟不复存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邦都发生了剧变，其后在经历近1年之久的内战后，最终分裂为六个独立国家。

伴随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否定以公有制占有主导地位，大肆推行私有化，生产大幅度下滑，持续的奔腾式通货膨胀，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使人们预期将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繁荣和富裕的希望落空，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却远远超出事先的想象。

据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提供的数据，“1990〜1993年，独联体国家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很大，其中亚美尼亚下降的幅度超过50%，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大约减少40%，乌克兰下降30%多，乌兹别克和白俄罗斯比较稳定，只降低17%和24%”。[2]

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也很大。从1990〜1993年，罗马尼亚下降20.8%，保加利亚下降26.6%，捷克下降22%，斯洛伐克下降25.8%，波兰下降5.8%，匈牙利下降17.1%。[3]

从剧变至今的近20年来，保加利亚举行6次议会选举，先后组建11届政府，没有一届政府或一位领导人连任。现在，除烟草、铁路、港口、核电站等少数经济部门还掌握在国家手里，70%以上的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且大多卖给了外国人。97%的银行已是外资银行。

在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人们健康状况恶化，人口从原来的近900万减少到现在的780万，有100万人（且大多是年轻人和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外流。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贫困。由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基础设施陈旧，铁路、公路、街道、房屋都是剧变前甚至是50年前建造的，房屋墙体剥落，路面失修，到处是一派破败景象。[4]

我们再来看看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给古巴带来的灾难。20世纪70年代，在经过前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探索后，古巴开始实行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古巴与苏联实行经济一体化，并于1972年加入经互会，发挥蔗糖生产的比较优势，用蔗糖换取苏东国家的工业产品，满足人民所需的消费品和国家实行工业化所需的生产资料。

古巴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占古巴外贸总额的85%，每年从苏联进口石油1300万吨，占国家石油需求的90%。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保证了古巴的经济命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古巴经济年均增速70年代为7%，80年代上半期为8%。[5]同时，古巴的社会建设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80年代末，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古巴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同时为古巴埋下严重隐患，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几乎摧毁了古巴整个对外贸易，美国趁机强化经济封锁。古巴遭受这一“双重封锁”的致命打击，被迫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

1989〜1993年古巴经济萎缩35%，199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89年的66.1%。[6]直至今日，古巴尚未从“双重封锁”中完全恢复过来，尚未走出“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语）。直到2008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在《起义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表示说，苏联解体对古巴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击”。

最后看看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给朝鲜带来的灾难。朝鲜自1948年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48〜1984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为17.3%。1984年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46年的431倍，粮食产量为1946年的5.6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65倍，人均国民收入1986年达到2400美元。

朝鲜在20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化学化，但在20世纪80年代，朝鲜也形成了依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石油的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体系。

苏东剧变后，朝鲜石油紧缺，大部分农业机械严重闲置，使原来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钾、磷肥严重匮乏（朝鲜化工只生产氮肥等），导致农业危机，引发严重的粮食问题。尽管朝鲜并不是经互会成员，但原来朝鲜对外贸易的70%也是同苏东国家进行的。

苏东剧变后，朝鲜经济持续9年出现年均约2%的负增长，1995年的经济负增长率高达4.6%。苏东剧变使朝鲜对外贸易额从80年代的100多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不足1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从1990年的1064美元降至1997年的741美元。[7]

朝鲜现在经济困难，无疑有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和经互会的不复存在难道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吗？

苏东剧变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目前的三万多亿美元，短短十多年，翻了四倍多。

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资料，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由于苏东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参照体系的坍塌，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所有制、分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右转，就连已建好的福利体系都在右转。

2005年美国人报告的总收入增长了近9%，但是社会底层90%的人的平均收入却比前一年下降了172美元，即0.6%。[8]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2001年增加130万，2002年又增加170万，达到3460万。而到2007年则增至3620万，其中有2950人靠领取食品券过活。[9]1980年，英国达不到全国平均收入水平40%的人口为100万，而到1999年增加到了800万。[10]

现在，法国有25个亿万富豪，却有700多万个穷人，近70万身负重债。[11]从一定意义上讲，起始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而拉开美国金融、经济危机从而引发全球经济大动荡，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可以追根于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冷战的结束，一国独大的美国才敢也才能放手吹大自己的泡沫经济。

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三起与社会主义直接相关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其中，前两件大事是凯歌进行，给我们共产党人带来无尽的喜悦；第三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则是最令人震惊、忧郁、沉痛的事件。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这是因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12]

而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逆流、灾难和反动，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葬送苏共和苏联的叛徒们也同样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多次反复强调反面教员的独特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五万余人的鲜血，便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有牺牲多壮志”。没有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乃至人类历史上这一重大灾难，我们便不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艰辛与壮烈，因而也反衬不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雄伟与瑰丽。

当然，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五万余人的牺牲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虽同为悲剧，但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虽然从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这一点上看，不存在谁比谁好、极“左”比极右好的问题，但毕竟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五万余人的牺牲毕竟是仍要革命的问题，而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则是对革命背叛的问题，二者在这点上无疑有着原则的区别。

在今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征程中，我们无疑要继续警惕犯过去“左”的错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在纠正一种倾向的同时，也要警惕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产生——注意右的错误思潮的发生。

邓小平曾说：“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13]

因此，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训，对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乃至全人类解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待续）

[1]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111页。

[2]帕·波·鲁齐利娜：《90年代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摘要）》，《黑河学刊》1995年第2、3期。

[3]小林、陈弘：《东欧国家近年经济状况的一些数字》，《俄罗斯研究》1995年第5期。

[4]刘淑春、吕薇洲、马细谱：《苏东剧变以来的保加利亚——与保加利亚学者座谈纪要》，《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10期。

[5]Desarrollos Macroeconómicos de Cuba en las Décadas de los Años 80 y 90，http://www.redem.buap.mx/t2font.html.

[6]“SIGLO XX: BREVE HISTORIA SOCIOECONOMICA Y POLITICA DE UBA.”Raúl Hernández Castellón.

http://sociales.reduaz.mx/art_ant/historia_de_cub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