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前8章）

第一章 导论
第一部分 苏联体制
导言
第二章 社会主义与苏联体制
第三章 增长、停滞与改革的缘起
第二部分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
导言
第四章 公开性与知训分子
第五章 经济改革
第六章 民主化
第七章 党一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
第八章 权力斗争
第三部分 苏联解体之后
导言
第九章 休克疗法
第十章 休克疗法的命运
第十一章 俄罗斯的政治演变
第十二章 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本书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时下流行的看法是：苏联旧体制的终结是由苏联经济崩溃、人们要求放弃社会主义所引起的。本书对此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认为撼动苏联体制根基的，恰恰是苏联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党——国精英。本书内容涵盖了从1917年苏联政治体制的确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走向资本主义，再到1995年共产党力量的惊人复兴等各个关键时期。作者通过对50多名新旧政要的访谈，对苏联解体作了独到的解释。本书对研究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极有参考价值。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的解体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而支持叶利钦，叶利钦是领导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共产党前高级官员，后来成了俄罗斯总统。我们认为，他们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当本书在1997年首次发行的时候，这一论点曾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而且我们发现，它在西方主流分析家那里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那时，在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乃是由其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普通民众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并代之以资本主义这场来自于社会底层、受到民众欢迎的革命。
　　
　　今天，《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的论点不再被认为是激进的了。苏联党和国家的许多高层官员变成了富有的银行家或商人，或者成了新政权的官员，这些事实最终击败了对本书论点的诋毁。最近几年在美国出版的俄罗斯最重要的主流学者的好几本书都完全地或部分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即苏联制度是由其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如杰瑞·F·霍克（Jerry F. Hough）的《1985—1991 年俄罗斯的民主化与革命》（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彼得·瑞得韦（Peter Reddaway）和狄米特·格林斯基（Dmitr Glinski）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反对民主的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1）。
　　
　　西方对《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所述论点的主流看法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这一假设。根据这种看法，当苏联领导成员决定支持推翻苏联的体制时，他们可能是受到了个人利益前景的驱使。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转轨过程控制适当（某些主流分析家对转轨的休克疗法而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目的持批判态度）。相反，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努力是沿着错误方向走出的第一步。因此，本书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从苏联解体中我们能够吸取的教训，即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使它能长期存在下去而避免与苏联类似的命运。
　　
　　本书在主要关注苏联解体的同时，还在第9章至11章中对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灾难予以关注。本书完稿于1996年2月，只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四年的经历进行了考察。现在五年多时间过去了，大量重要的佐证材料已经出现。不幸的是，我们在1996年就认识到的这种倒退趋势，在此期间并没有被扭转过来。在过去的五年中只是变得更严重了。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恰当的解释。
　　
　　本书把休克疗法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转轨策略作为苏联之后俄罗斯社会经济灾难的原因。这一策略要求立即实行价格自由化，立即开放国内经济，使商品和资本的进出口不受约束，大量国有企业迅速私有化，政府支出全面大规模削减，以及实行非常紧缩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这种激进的策略引起了过度的通货膨胀、经济的崩溃、工业的毁灭、绝大部分人口的贫穷、有组织犯罪的迅速增长，以及最有价值的苏联企业倒卖给了不讲道德的内幕人员。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策略在各个方面与过去20年中国改革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尽管中国的渐进改革策略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绝大多数西方分析家还是把俄罗斯所实行的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策略作为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建立市场体制的正确方法而予以支持。
　　
　　在第11章末尾，我们讨论了俄罗斯未来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更有希望的未来之路无一得到实现。相反，俄罗斯奉行的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策略，其结果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一直处于灾难之中。本书中没有出现“寡头政治家”一词。在1995年，很多在苏联时期最有价值的财产还没有被瓜分掉，在此后不久，这些财产就被瓜分了，并且出现了被普遍地称为“寡头政治家”的私有集团。
　　
　　现在，这个小团体控制了俄罗斯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银行、城镇房地产和大部分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叶利钦总统和寡头政治家之间出现了共生关系。寡头政治家是由叶利钦统治下的国家政策及其行为所产生的;反过来寡头政治家又形成了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基础。寡头政治家给总统派出了最重要的顾问，并且，大家也相信，他们给叶利钦及其家庭捐助了大量的个人财富。
　　
　　在俄罗斯，出现了现代世界的大国之中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经济变成了主要以设法获取出口诸如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自然原材料为中心的经济。除了出租城镇房地产、商业活动、融资和投机以及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如盗用国家资金、敲诈、从企业捞取收入外，俄罗斯新贵还从获取并出口原材料中攫取收入。 　　
　　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城镇居民在这种扭曲的经济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们的存在与俄罗斯新贵毫无关系，俄罗斯新贵的收入最终来源于自然赠与:苏联的遗产如油井、天然气管道和矿井以及使俄罗斯自然财富得以销售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些富有阶层的收入被用于购买西方奢侈品，或者是为了安全而存放于国外。俄罗斯遭受痛苦的人们被迫靠在后花园中种植蔬菜或得到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免费的或几乎免费的商品如住房、水、电力和热能等维持生计。
　　
　　这种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末日益不受欢迎，叶利钦在选举中的支持率也降到了一位数。共产党和别的反对力量在议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是根据1993年的宪法而建立起来的议会是没有权力的。虽然这个政权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但它通过定期地民主选举有全权的总统来设法维持其存在，尽管这种全民选举只不过是表面的。1996年，叶利钦通过选举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大资金支持，以及恫吓选民如果敢于选举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则会发生内战等方法，设法保住了总统位置。
　　
　　1998年8月至9月，俄罗斯发生了金融风暴。当时，政府不能对其债券支付利息，卢布贬值，主要的银行倒闭。有谣言说叶利钦总统在商议辞职问题，政府可能会垮台。代之的折中方案可能是“中间派”候选人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政府总理。由于共产党的支持，普里马科夫在1999年底短暂而谨慎地开始扭转部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俄罗斯经济开始了自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复苏。然而，当叶利钦恢复了他的神志后，于1999年5月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职务，使俄罗斯返回到先前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当叶利钦在1999年的支持率持续降到低谷时，这个政权再次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果在2000年6月以前要求马上举行总统选举，如何才能保留其权力?根据宪法，叶利钦不得参与竞选。对公众意见的调查表明，主要候选人是久加诺夫和普里马科夫。不管是共产党的久加诺夫还是中间派的普里马科夫入主具有全权的总统办公室，都将威胁到寡头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存在。
　　
　　为了抢在这种可怖的可能性发生之前行动，叶利钦任命了以前不为人知的国内情报部门KGB的首领普京为总理。然后，在1999年新年除夕，叶利钦辞去了总统职务，任命普京为代总统。普京立刻对叶利钦及其家庭所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都给予了特赦，并宣布不存在对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寡头政治家继续拥有其大量的财产。由于赋予总统像沙皇一样的巨大权力，对新闻媒体的全面控制、对选举的明显操纵，再加上对车臣共和国的“独立”发动了一场临时的受到欢迎的战争，普京得以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由于普京逐步提升了虚弱的俄罗斯国力，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比他的前任总统表现出更加独立的姿态，因而俄罗斯的政权开始趋向稳定。
　　
　　1999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激增，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迎来了温和的复苏。然而，高石油价格不会无限期地持续。当石油价格回复到更正常的水平时，俄罗斯将可能重新开始长达十年的衰退，这次衰退将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大大降低。俄罗斯人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策略。
　　
　　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
　　
　　2001年5月
　　
　　
　　英文版序言
　　
　　本书的作者之一大卫·科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另一位弗雷德·威尔，则是一名常驻莫斯科的记者。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各自从自己的专业出发，饶有兴趣地同时目睹了在苏联所发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那时，似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正在催生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也许，由于苏联那种高压政体和僵化集中的经济的埋葬，某些真正的社会主义残余会因为俄国革命思想的激发而幸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似乎有可能成功地释放出苏联历史中好的成分，同时消除苏联体制中那些不良的方面。
　　
　　事情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体制的尝试反而导致了它的解体。到戈尔巴乔夫掌权6年之后的1991年末，苏联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15个新的主权国家，建立资本主义的尝试也取代了戈尔巴乔夫革新和民主化苏联社会主义的构想。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谁也没有料到。
　　
　　本书的两位作者首次会面是在1991年夏的莫斯科。我们讨论了眼前所见的苏联解体。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似乎它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突然令苏联精英们再也无力捍卫和拯救该体制。然而，这和我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我们是从自己特殊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出发，来看待苏联的解体过程的。我们发现，各种常见的解释是不真实的，也与证据不符。
　　
　　大卫·科兹是一位经济学家，专门研究苏联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史的制度变迁过程。该专业需要各种有关促进和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技术发展与阶级利益的相互影响、经济和政治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知识。他花了多年的工夫去研究那些使得社会经济体制得以延续以及那些造成或者渐进或者激进的变迁的各种因素。在考察1991年的苏联解体时，他发现，苏联的经济困难虽然严重，但它似乎并不能为苏联体制的迅速瓦解作出满意的解释。除了经济衰退，还有别的力量起了作用。
　　
　　弗雷德·威尔是《印度时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也是《加拿大新闻》和加拿大国家通讯社的特约撰稿人。在多伦多大学，他学的是俄罗斯和苏联历史，对现代化和民主化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各种观念特别感兴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曾游遍苏联和东欧各地，之后于1986年以记者的身份来到莫斯科工作。1987年，他和一位俄美混血妇女玛丽姆·莎米恩（Mariam Shaumian）结婚。威尔在苏联四处奔波，报道改革的进展、失望和失败。他私下里结识了许多苏联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这些人大多玩世不恭。和苏联精英奋力捍卫该体制到底的传言不同，他发现，到了1991年，他们中许多人不仅不再支持改革社会主义的努力，而且乐意倒向资本主义的怀抱。
　　
　　我们两人讨论了这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件，探讨了如何才能理解它们。我们的结论是，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1992年，我们决定写一本书，探讨和阐发这种对于苏联解体的不同寻常的解释。
　　
　　研究工作花了几年的时间，不仅涉及苏联的终结，而且覆盖了其后的范围，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各种扭曲与转变。我们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当代风云人物，包括苏联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政策顾问，俄罗斯独立后各种政治派别的领袖，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新的私人企业主和工会领袖，以及一些外国（非苏联/俄罗斯）专家。我们研究了苏联和俄罗斯历史，阅读了苏联、俄罗斯和外国人士作出的各种当代记述和分析。
　　
　　事情总是这样，研究过程往往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原来的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然而，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心假设得到了各种证据的支持，它较好地解释了苏联解体及其随后发展的特征，除非如此，否则事情就很难解释。我们希望，本书给出的解释能够澄清有关这些事件的种种谜团，使人们有可能从苏联经验中发现有益的启示。
　　
　　我们的解释分工是协调一致的。我们两人一起拟定了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写作大纲，一起筹划了研究和采访事宜。除了纯粹涉及经济发展的那几章，其他各章的组织和写作规范都是我们共同商定的。记者们往往面临着纠缠不休的截稿日期，而学者们则享有充裕的研究和写作时间。因而，与人们从一个由经济学家和记者组成的队伍中所期望看到的相反，经济学家科兹写作了各章的草稿，而威尔加上了评论和修改意见。同时，科兹在本书中还特意采用了他七访苏联/俄罗斯的访谈录，虽然大部分此类记录都来自于威尔数次对苏联社会重要人物的访谈。“大卫·科兹与弗雷德·威尔”一词，正是用来传达这类有关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的专门信息的。
　　
　　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
　　
　　1996年5月
　　
　　
　　致 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人各种各样的帮助。慷慨接受采访或为采访提供帮助的人有:卢德米拉·布拉夫卡，亚历山大·布兹加林，斯蒂芬·F·柯亨，约翰·赫尔墨，塔加娜·科里亚吉娜，尼霍拉斯·科兹洛夫，伯纳德·洛因，罗伯特·J·麦克因特，斯塔尼斯拉夫·曼什库，阿纳托雷·I·米柳科夫，弗拉基米尔·潘赫欣，约翰·西蒙斯，弗拉基米尔·苏哈列夫，阿尔别尔特·托乌塞恩，雷恩·图尔格翁，卢德米拉·瓦尔塔扎洛娃。
　　
　　给我们提供未出版的数据、资料和其他重要信息的人有:根纳德·阿申，弗拉基米尔·吉姆佩尔松，谢尔盖·格里戈里耶夫，格里戈雷·科托夫斯克，奥尔加·克雷什塔诺夫斯卡娅，赫里斯·拉涅，戴维·赖因，瓦季姆·拉达耶夫，马希姆·舒凡洛夫，斯蒂芬·怀特。
　　
　　为本书部分或全部草稿提供过有益评价的有:卡伦·普费尔，洛纳德·萨尼，威廉姆·塔曼，托马斯·韦斯科夫以及洛特雷格出版社两名匿名读者。
　　
　　给我们开展研究和准备写作提供过其他形式的帮助的人有:卡伦·格拉巴特，戴维·赫奇凯斯，迈瑞里·玛敦，罗伯特·洛茨斯坦，叶利扎韦塔·沃兹涅先斯卡娅。
　　
　　当然，本书所有的不足均由我们负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员研究资助项目、研究生院各位院长、社会与行为科学系的大力资助。

　第1章
　　
　　导论
　　
　　1917年，苏联脱胎于一个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它的前身俄罗斯帝国，由于人口众多、土地广袤、横跨欧亚战略要地，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但落后的经济、独裁的政府，使革命前的俄罗斯根本无法与世界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相抗衡。俄罗斯的西部城市那时已建起大型工厂，这主要是西欧资本输入的结果。但直到1917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远远落后于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大国。
　　
　　1980年，即俄国革命60多年以后，苏联成了两极世界的一极。它变成了一个拥有2.65亿人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按照诸如人均寿命、热量摄入量、识字率等标准，苏联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它给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它也是许多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许多更为普通的领域，从稀有金属、无焊缝铁轨焊接机，到眼科医疗设备，它都是世界上领先的。它的艺术家和运动员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加上它的华沙条约盟友，它在军事上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堪称势均力敌。
　　
　　苏联的无可否认的经济成就是与它的长期问题相伴随的，资源被无效地利用，许多苏联产品特别是消费品质量低劣。在声名狼藉的毫无效率的零售分配体系中，顾客在购买日常用品时必须面对长长的队伍。消费性服务，从理发到家具维修，即使有的话也是糟糕透顶。建筑工程似乎永无休期。苏联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也在急速上升。
　　
　　西方评论家往往强调苏联的失败，但它的成就之巨大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第三世界人士则特别关注苏联工业化的速度。苏联从一个乡村的、农业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国家，其速度之快，历史上绝无仅有。
　　
　　苏联的这些变化和成就，是在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取得的。虽然资本主义体制，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在许多细节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拥有一些共同的根本制度。在这三个国家当中，大多数产品都是由大体上属于富有的持股者所有的私营企业生产的。市场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协调者，利益激励是最大的推动力。苏联体制根本不靠这些制度。在苏联，几乎全部的产品都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在莫斯科是通过制定好的国家计划，而不是分散化的市场力量，把经济协调起来。推动经济运行的是完成中央计划指令，而不是追求利润。在纽约和东京司空见惯的生意，如果由一个苏联公民来做，那在莫斯科就是犯罪。
　　
　　西方分析家们把这种体制叫做“共产主义”，苏联官方则称它为“社会主义”，而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个未来的无国家、无阶级的社会。历代的西方社会主义者，由于厌恶苏联专制的、压迫的特征，因此对它是否称得上社会主义抱怀疑态度。也许，它的最中性的、最准确的标签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既拥有往往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制度，又拥有苏联体制所典型具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
　　
　　1990—1991年间，在这短短的两年之内，由列宁及其后继者所建立起来的强大体制，就这么崩溃了。70多年统治地位无人撼动的庞大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被解散。它所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轰然坍塌，在其废墟上资本主义乘虚而入。甚至苏联的民族国家也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15个新的国家，它们中有些也很快陷入了边界冲突和内部暴乱。苏联已颓然倒下，它的经济崩溃了，它的人民突然贫穷了，它的文化凋零了，它的运动员和科学家移民了，它的强权地位已烟消云散。
　　
　　称这一过程令人惊讶一点都不过分。历史上有过多次大国衰落的事件——但从来没有一次发生得这样快、这样出人意料。像苏联这样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十分强大的实体突然坍塌，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外部入侵和内部暴乱，在现代历史上实在少见。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苏联革新体制的尝试，即所谓的“改革”，反而导致了它的终结?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苏联体制终结之后，紧接着是如此快速的经济和社会衰退?为什么在苏联实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转变如此困难重重?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上，这些事件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们是否真的表明，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上唯一可行的社会经济体制，任何建立一种更加团结、更加平均的体制的尝试都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曾经提出了各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但占上风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种解释是，苏联垮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造成的。按照这种解释，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失效，根本不可能改革，唯有资本主义才是可行的选择。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就有文章声称计划经济无法运行。
　　
　　这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何以不能自圆其说的证据，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在垮台前所取得的6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虽然它在70年代和80年代遇到越来越多的经济难题，但它还在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在80年代末速度有所减慢。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表明的，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即由其自身内部矛盾引起的苏联计划经济的萧条，解释了该体制的终结。
　　
　　另一种有关苏联垮台的权威解释强调民众对该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反对。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基于强权的社会只有在它的领导人有能力随意使用镇压工具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一旦真的进行自由改革，就会给人民以打破锁链的机遇。当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使用武力去捍卫现行体制时，这点就很清楚了:来自下层的群众运动通过选举、集体游行、罢工和分离运动等，终于和平地瓦解了现行体制。受压迫的人民把票投给了资本主义，受压迫的民族主义者从莫斯科的樊篱中获得了自由。
　　
　　虽然许多普通苏联公民确实表达过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但这第二种解释同样有着严重的缺陷。尽管大多数苏联人民和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一样，希望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起更大的作用，但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苏联人想要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快速转向资本主义看来并不是民众所希望的发展道路。
　　
　　同样，除了几个小共和国之外，绝大多数原苏联人民都想要保留联盟。就在联盟解体九个月前，一项旨在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还是赢得了76.4%的票数。虽然人民希望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但他们显然既不想要资本主义，也不想要政治解体。这让人不得不对认为民众压力和群众革命能够解释苏联体制的终结和转变的观点表示怀疑。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提供的解释，比上述把苏联垮台归因于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或者群众革命的观点更加没有说服力。一些苏联官员抱怨说，外来压力动摇了苏联。但主要的西方势力在苏联体制刚刚建立时就已经这样做了，它们确实曾使出所有的压力想去击败它。如果它们在苏联仍然弱小和落后的时代尚且未能得逞，那么在苏联已经达到其国力和成就巅峰的时候却能成功，这难道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么?
　　
　　旧政权的其他拥护者提到过苏联内部高层的背叛。按照这种观点，戈尔巴乔夫总统打着改革和复兴苏联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破坏它的勾当。但细心阅读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记录，就会发现他是诚心诚意地想要革新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来取代它。甚至在1991年未遂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此时再坚持社会主义已毫无所得了，但他还是坚持要这样做。再说，他也为了联盟的完整一直奋斗到最后。
　　
　　上述四种观点都有其正确之处。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所采用的、之后在改革前一直未受根本触动的、独特的经济管理形式，确实有着严重的缺陷，而且时间越长就越严重;苏联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确实也在体制终结中起过重要作用;西方的压力也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即使戈尔巴乔夫本人没有，他的一些高级助手也确实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信仰，而那时他们仍然占据着有影响的位置。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甚至加在一起也不能充分地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
　　
　　本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状况就已经严重地恶化了。在微小的调整未能改善经济状况之后，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的领导层开创了一条重大的结构改革之路，目标就是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社会主义。然而，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派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实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这个联盟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鲍里斯·叶利钦，这位1990年成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政治家，成了这个联盟的领袖。为了赢得权力，这个联盟必须撇开两个敌对集团——一个是那些试图革新社会主义的人，它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另一个就是想要保存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只允许微小变革的保守派，典型代表是1991年8月企图政变的那帮领导人。亲资本主义联盟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治胜利，是由于得到了显然属于另一个集团的人的支持——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
　　
　　苏联广袤的面积和众多的民族，一度是被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维系在一起的。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变了这些制度，多民族的苏联便开始松散离心。新的联盟本来是可以重新形成的——确实，1991年差一点就成了——但这一目标与俄罗斯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联盟的政治野心相冲突，这个联盟发现，只有把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它的权力才能巩固。这就最终葬送了联盟。
　　
　　尽管没有人事先预见到这一连串事件会发生，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是如何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虽然许多偶然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作用，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胜利并不是全靠运气。戈尔巴乔夫革新和民主化社会主义的大胆冒险要想成功，不仅要依赖于各项改革计划的技术可行性，而且要看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能否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并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由于改革削弱了苏联体制最高层领导统治集团的权力，广大的党—国精英就成了决定性的政治势力。
　　
　　试图以稍加修饰的变革保存旧体制的保守派领导人，没有得到精英们的多少拥护。因此，1991年夏的政变策划者不久就发现他们十分孤立。但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提倡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也难以把精英们聚拢到他们周围，因为精英们越来越对他们的改革方案持怀疑态度。大多数精英的结论是，一种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形式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东西。改革路线有可能削弱他们的权力和物质特权。一旦苏联体制的未来道路付诸由公开性政策所引发的严肃的内部争论，拥护资本主义的精英人数就会出现惊人的增长，因为这条道路看起来是唯一能够维持甚至增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
　　
　　在西方，鲍里斯·叶利钦的政治意义遭到了普遍的误解，人们把他首先看成是一位民主的拥护者。作为一位改革初期阶段升起的、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共产党一把手的政治新星，叶利钦利用新的公开性所赋予的优势发动了一场反对最高领导层的运动，首倡进行含义并不十分清楚的、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样的姿态为他获得了民主知识分子和普通选民的拥护。但是，自从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以后，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保守派的胜利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赢得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的支持。通过向精英们清楚地表明他将迅速扫除社会主义、尽快使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心，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有关苏联体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终结与和平让渡的最终解释是: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和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党—国精英的成员们在抛弃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人早在1987年就利用他们手中的货币和其他资源，开始从事私人生意了。其他人则成了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对于这些精英来说，从捍卫社会主义到赞成资本主义的立场转变需要某种戏剧性的世界观转变。面对无数的前苏共官员突然转变立场，许多西方观察家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抱着些许的怀疑。但从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的领导层就经常在关键的政策问题上遇到尖锐的反对意见。到了80年代，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苏联精英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对于这个集团中的那些高层的、实用主义的成员来说，把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换成鼓吹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用不着放弃什么坚定的政治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虽然确实也有一些苏联精英真正信仰某种社会主义，但他们毕竟只占极少数。 　　

       苏联共产党精英在把资本主义引进苏联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观点是与根深蒂固的西方人的观念相反的。西方分析家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历数苏联体制的罪恶，并把苏联共产党精英看成是这些罪恶的魁首。当苏联体制突然走到尽头时，西方分析家们自然就倾向于把它解释成对苏联精英的胜利。按照西方主流观点的解释，在苏联的计划经济最终走向崩溃时，苏联精英为此使尽招数，但最终没有得逞。在苏联人民开始游行、开始投票赞成民主和资本主义时，苏联精英还想负隅顽抗，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同样是这些为了引进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而在导致苏联垮台方面起过主导作用的苏联精英，在许多西方分析家眼里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
　　
　　一些原共产党官员在新俄罗斯变成了资本家，这没有逃出西方分析家们的视线。然而，它被解释成这些精英们对自己力求挽回的局面的最好利用。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原共产党精英占了资本主义群众革命的便宜。在我们看来，精英们没有必要占别人的便宜，因为他们正是首先发动这场革命的人。
　　
　　把苏联垮台解释成一场得到苏联党—国精英支持的资本主义革命，并不是说这是几个高层官员秘密操纵的一场阴谋。在苏联，发生过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许多团体都被牵扯了进去。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除了党—国精英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中有些人是有意识地拥护资本主义的，而且公开地表达过自己的新目标。其他许多赞成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的人则相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因而他们没有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描述新体制。然而，由于私营企业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的结合体传统上一直被称作“资本主义”，因而社会分析家们有理由把上述这些人的姿态称作“亲资本主义”，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全都主张这些观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可见的物质私利在推动人们越来越拥护资本主义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但这种变革路线的新的拥护者还是相信，不管对于国家来说，还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来说，走向资本主义都是大有好处的。
　　
　　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同于当前西方的主流观点，但我们还是相信，把苏联垮台解释成一种来自上层的革命得到了各方面证据的支持。和其他的解释不同，我们对该过程的迅猛的、相对和平的特征也作出了解释。而且，对苏联垮台的这种解释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独立后的俄罗斯引进资本主义的计划会面临如此大的困难，也有助于理清1992年独立后主导俄罗斯政坛的各种复杂的政治斗争。
　　
　　本书记述了苏联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表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垮台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是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的。第一部分为分析苏联垮台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考察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以便表明其根源、特征和运行机制;并且分析了70年代从快速增长到经济停滞的转变，表明了这一转变是如何为戈尔巴乔夫掌权及其改革方案的推行铺平了道路的。
　　
　　第二部分研究了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最终导致苏联体制终结的过程。改革包含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公开性或者公开化、经济改革、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本书分别考察了这三个方面。让苏联领导层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执行这些政策的方式最终造成了改革努力的失败。该部分还考察了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是如何在1991年采取了支持亲资本主义者的立场，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还追溯了1989—1991年间苏联所发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以便了解为什么它会以亲资本主义联盟的胜利、苏联国家的解体而告终。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夺权斗争与民族运动的兴起之间的关联，也在本部分考察之列。
　　
　　第三部分关注苏联垮台的后果。它分析了俄罗斯这个苏联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继承国家从1992年到1995年的发展过程，审视了俄罗斯为了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而采用的“休克疗法”或叫“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并且深入考察了随后的严重的经济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成因，还描述了1991年以来俄罗斯的政治演变，包括叶利钦政府日益增强的独裁倾向、共产党令人惊奇的死而复生。说当前在俄罗斯建立西方式民主资本主义的尝试将会成功，无论如何都缺乏根据。俄罗斯经济和政治体制仍然前途未卜。
　　
　　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平等的体制能否取代资本主义?第三部分的结尾考察了苏联事件对这一问题所具有的意义。有关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终结的主流解释认为，该事件代表着资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据说，社会主义的失败就连那些长期为此奋斗的人士都承认:未来属于资本主义，除此别无选择。
　　
　　我们认为，这种结论太幼稚了。让苏联走到尽头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类型——即那种非民主的、强制性的、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这种社会主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它在没有导致贫富严重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它离马克思和历代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全民拥有和控制社会生产组织的体制太远了。苏联把非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变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失败，并不表明后一种体制不可行或不可取。苏联经验以及苏联体制走到尽头的历程，为未来兴起的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教训。
　　
　　下面各章提供的分析并不是无所不包的。也许最重要的省略是国家社会主义在东欧和中欧等其他地区的终结。后者与苏联垮台均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除了几次有限的考察，我们没有考虑其间的内在关联性，这是由于时间和相关知识的局限。我们在此也未能判断出，与苏联走过的路程相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之路是属于同一类还是有所区别。国家社会主义终结的全部过程仍有待详述。但这种体制发源于苏联，它的根在那里扎得最深，时间也最久。探讨导致苏联垮台的内部力量，看来确实很有价值。
　　
　　第一部分
　　
　　苏联体制
　　
　　导言
　　
　　苏联体制的终结是该体制的独有特征和特殊历史的产物。本书第一部分探讨苏联体制的起源及其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后的演变。其中第2章考察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苏联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他们关于替代性社会经济制度的观点。从这次革命到新社会成型，其间经历了10年的时间。对于20年代末在苏联建立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决定，以及随后出现的苏联体制的主要特征，该章都作了追述，并且分析了在苏联出现的新精英阶层的性质。几十年来，尽管苏联的经济问题长期严重存在，但苏联体制一直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第3章分析了苏联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同时反驳了在这一问题上的通行看法。该章介绍了1975年后苏联经济运行遭到严重破坏的情景，同时对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作出了一定的解释。我们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既是针对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对1975年后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反应。
　　第二章 社会主义与苏联体制
　　1991年8月苏联未遂政变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仍然未能成功地挽救苏联，此时，他反复地提到了1917年的“社会主义选择”。这指的是20世纪最重大的革命之一，即苏联的诞生。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之后，其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宣告:“现在，我们必须在俄国建成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俄国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早在70年前就已兴起的一场政治运动的首次胜利。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向全世界宣布:“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了资本主义，并预言一场工人起义将会用一种全新的、更为公平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19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及北美的所有主要国家里，许多工人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均为这种预言所吸引，相继组成了社会主义政党。那么，这种使他们谴责现存秩序并呼唤某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观点，这种在70年后激发起俄国革命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让那些从未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感到惊奇不已的是，该书中居然包含了种种对资本主义的最高赞语，例如:
　　
　　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有其阴暗面——它们以剥削工人为基础，而恰恰是这些工人的辛勤劳动，才创造出这些巨大成就。工人阶级作为这些成就的创造者所得到的，却是贫困潦倒、朝不保夕的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掠夺了所有的利润。中世纪的世袭贵族被金钱贵族所代替。
　　
　　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并不止于早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不平等特征。他们还谴责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此时，虽然商品需要持续增长，生产却停滞了下来。他们还声讨失业对新工人阶级所造成的浪费和痛苦，这些新工人对昔日小农或城镇工匠的安定生活仍然记忆犹新。他们还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厌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工人只是生产财富的商品。
　　
　　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未来更高级的人类社会阶段必然来临，它不是来自向富人和当权者宣传社会变革有多么好的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的主要牺牲品——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以这种社会变革观点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或说工人阶级注定要走的一条道路，乃是从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自我组织起来转到为政权而斗争。最后，工人阶级将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预见和提倡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图景。他们一直集中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他们坚信，建立新社会的秘方就蕴藏其中。只有少许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评论散见于他们的著作中。新社会可能有几个阶段，一开始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资本主义的残余及其社会组织和个人心理仍然相对强大的时期，可是终将发展而成一个全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传统上，马克思主义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把最后阶段称为“共产主义”。
　　
　　俄国革命前，社会主义者对新社会是什么样子展开了争论。但他们普遍同意，社会主义制度应具备三个基本经济特征:
　　
　　第一，社会生产资料——工厂、机器、能源和大规模运输系统等，都应成为公共财产，而不是属于个人所有。这将终止资本所有者对工人的剥削，此后，谁也不能仅凭财产所有权就获得收益。
　　
　　第二，应该由经济计划而不是市场力量来指导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了计划与存在于所有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秩序，他们把后者看作混乱的市场交换关系。正如单个资本家对其企业内部活动加以计划一样，作为总体的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权力，也会采纳计划体制对全社会的经济过程进行指导。他们相信，经济计划将会消除资本主义的顽症——失业和周期性的经济萧条。
　　
　　第三，社会主义将取消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资本家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是以他们预期什么能带来最大利润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极力追求利润的竞争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它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方式。社会主义将用“为使用而生产”取代为利润而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是为了造福社会而不是为了获取利润。由于没必要保守商业秘密，知识将会在企业中广泛传播，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将超过资本主义业已证明的惊人成就。
　　
　　早期社会主义者更多地谈到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而不是其政治结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政府总是一个阶级统治和控制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共和制，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真正多数人的统治也是无法实现的。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和经济力量阻止了劳动阶级行使真正的政治权力。
　　
　　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将会变成新的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去保证被打倒的资本家阶级不致复辟或干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来表达工人成为新的统治集团这一观点，与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资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相对应。可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期望，在工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民主将会盛行。毕竟，除了通过能够让工人阶级的成员们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并达到集体决策的民主制度外，还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统治阶级?由于能够推翻民主原则的富裕阶级不存在了，因而这种“工人的民主”有望成为一种比以往任何民主更为名副其实的民主。
　　
　　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使用而生产、民主的劳动者国家，被认为体现并发扬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各种社会价值——平等、经济安全、合作和民主。人们相信，由于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与更快速地发展、更充分地使用社会生产力相伴随，因此，社会主义将很快消除贫困。由失业和周期性经济萧条所导致的浪费和危机现象，将通过经济计划而得以消除。合作将取代资本主义狗咬狗的竞争。
　　
　　经过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以及旧制度残骸逐步消除之后，人类社会将最终达到共产主义。在这一阶段，自原始集体狩猎时代以来的阶级将从人类历史上彻底消失。在阶级斗争的废墟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一个联合体，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将会逐渐消失。作为压迫工具的国家也将会消失。一旦新社会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里建成，一旦资本家为控制资源和市场而展开的世界范围内的对立趋于终结，战争将成为历史。
　　
　　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只是对工人阶级造成压迫。即使是资本家，也并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也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所支配，虽然这一制度由他们所主导，但在不自由这一点上，他们和工人并没有什么区别，资本家必须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他们必须积累资本。那些未能有效地这样做的人，总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伍，并结束其资本家的身份。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根本不同的制度。它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人民首次达到了对社会运行原则的自觉控制，而不是受控于它。
　　
　　
　　人类的动机总是复杂多样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动机都能像社会主义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及其对替代性社会的想象的信仰那样，能够推动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掌握俄罗斯政权——不是为了追求名誉、财富，也不是以权力本身为追求目标。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追随者。他对他们的著作作过长篇笔记，认为其中包含了能够指导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掌握政权的观点。在学者当中存在着一种陈旧的争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真正追随者，还是受权力的驱使而制造了一种对其进行歪曲的观点?不管哪一方是事实，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列宁增加了一种关于如何开展工人革命的新理论，而这在马克思著作中是找不到的。
　　
　　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列宁提倡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秘密的职业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按军事原则建立起的党组织，他们称之为“民主集中制”。中央领导层就政策进行讨论，并根据多数票原则作出决定。但是，一旦作出决定，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成员，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列宁认为，在把社会主义知识传播到城市工人阶级当中的时候，要想在沙皇白色恐怖下生存下来，这样的党就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开展革命，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领路人。党内民主集中制，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先锋队关系，被证明是在沙皇专制体制下建立一个强大的党组织的有效办法，也是在1917年沙皇政体崩溃之后的混乱局势中夺取政权的有效途径。但它与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类型显然也有重大的关联。
　　
　　没有人曾料到，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会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某个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例如英国或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西部的主要城市里已有了大工厂和相当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其中有大约250万工人从事大规模的制造业和采矿业。然而，城市工人阶级周围是大批的农民。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近75%的人从事着传统的耕作业。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困苦，对拥有土地的贵族，对沙皇政权，怨恨重重，因此，在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他们有可能充当工人阶级的临时同盟军。不过，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要想吸引这些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从古至今的愿望就是变成自己那块土地的主人，而不是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
　　
　　1917年，世界大战造成的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不满危及沙皇政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者们和他们更温和一些的社会主义兄弟——孟什维克一起，在城市工人中寻找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观众。另一个党，社会革命党，却在农民中组织起来。这一年的3月在严寒的首都——彼得格勒，一系列罢工终于导致了一场自发的工人起义。当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缴了自己的械并跑到工人一边时，沙皇政权就宣告倒台了。
　　
　　在随后的八个月里，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和从整个俄国发展起来的“苏维埃”共同分享政权。苏维埃是一个代表工人、农民、士兵和水手的组织。在苏维埃内部，最有影响的团体是上面提到的三个社会主义政党。临时政府决定不让俄国退出战争，从而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工人、农民的极端情绪。农民从地主那里夺过土地，工人要求返回工厂的权利。
　　
　　三个社会主义政党中最激进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坚持不懈地呼吁俄国退出战争，要求工人控制工厂、农民掌握土地，总之要掌握一切有助于满足这些要求的权利。11月，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整个俄国，几百个苏维埃都通过了要求把全部权力转交给苏维埃的决议。机不可失，布尔什维克在11月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发动了一次夺权运动。随后不久，莫斯科的政权也被苏维埃夺取。在彼得格勒，来自全俄的苏维埃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并被命名为“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新政府”。
　　
　　打江山和坐江山是两件不同的事。由于一开始只掌握主要城市，布尔什维克面临着追随旧政权的武装势力的反扑，后者从西方主要国家得到了武力支持和装备。虽然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支持率有限，但他们能够建立一支“红军”，限制敌人的活动范围，并终于在1920年末控制了前沙皇俄国的大部分地区。1922年，新政权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形成
　　
　　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就采取了一种严厉而专制的形式。理论上，政治权力是由苏维埃掌握的，它拥有群众选举制度的形式。可是事实上，所有的权力都操纵在共产党之手。苏维埃成了共产党领导层制定政策的“橡皮图章”。共产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也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不久就开始排斥政治异己。开始时其他左翼党派还允许存在，但几年之后也被取缔了。1921年，一度在共产党领导层内展开的生动而公开的讨论被禁止，党内政治派别被取缔。　　 　　

       为什么新的苏维埃国家采取了这样一种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愿望相反的专制形式?抱同情态度的人们开始时认为，要赢得残酷的内战，革命的专制路线在短期内是必需的。可是，在红军获得胜利，扫除了旧政权复辟的直接威胁之后，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走向民主。
　　
　　有人认为，俄国上千年的独裁政治，加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民主传统，解释了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会在俄国采取专制的统治形式。虽然这也许是一个因素，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传统不会永远延续。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是专制的许多社会里，也产生了持久的民主制度，这就证明了长期的专制传统有可能从根本上被打破。当代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民主都是打破历史先例的典型。
　　
　　看一看在1917年的俄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政权的列宁式政党，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上述问题的部分解释。在领导一支武装对付一个高压的但政治上又软弱的政权时，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政党是十分有用的——正如后来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的胜利所证明的那样。虽然这些政党依此有效地发动了工人群众，有时也包括农民群众，去反抗当权者，但它并不利于在推翻旧政权之后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布尔什维克，以及随后各国的共产党，在为政权而战期间不得不密切注意其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可是一旦稳定地掌握政权，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和它准军事的组织，就倾向于在新国家中产生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政策由上层领导制定，普通成员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原则从执政党中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 　　

　　俄国内战结束之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列宁，在许多场合都曾抱怨过他们创建的国家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专制行为。也许，向专制主义发展的无情趋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之后发现了自己所处的令人难堪的社会孤立状态的结果。在农村，布尔什维克还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而那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地区。内战留给新政权的，是比1917年还低的支持率。它的城市工人阶级基础也已大部分消失。大多数献身于社会主义的工人参加了血腥的内战并牺牲了生命，而其他的人则在内战期间或之后迁居到农村，以逃避俄国工厂近乎全体倒闭的厄运。留在工厂里的其他工人，也在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机构里担任了一定的职位。大多数农民虽然乐意摆脱以前的地主的控制，但他们发现自己与以城市为基地的布尔什维克缺乏紧密的联系。
　　
　　在找不到任何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如何统治广大农村，并建立起他们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他们用政党代替社会基础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借助纪律严明的、民主集中的政党这个工具，来使国家工业化，从而发展起一批工人阶级，使党名副其实。
　　
　　俄国共产主义者的专制统治，分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有的欧洲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新的苏维埃政权，拒绝和它有任何接触。那些认为布尔什维克对民主的破坏是迫不得已的社会主义者，组成了新的党派，人们往往称之为“共产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批评莫斯科的“社会党”和支持莫斯科的“共产党”两派，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垮台。
　　

 

20年代的经济政治过渡
　　
　　俄国从革命到形成一种稳固的新经济制度，花了十多年时间。1918年至1920年内战期间，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极一时。工业被国家化了，所有的生产和分配都按照战争需要来调控。交通阻塞、兵荒马乱使大城市的供应捉襟见肘，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俄国人发明了一种十分集中化的经济管理制度——尤其在战时条件下是如此。
　　
　　内战胜利的代价就是经济的崩溃。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一阵激烈的争论之后，出台了一项突然改变方向的经济政策，即所谓“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一直延续到1928年。外国资本家被邀请到俄罗斯投资，私人经济在贸易、服务甚至工业领域都得到鼓励。在农村，农民可以随意耕作他们新获得的土地，并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
　　
　　到了1927年和1928年期间，俄国经济大体上从战争和革命的废墟上复苏过来了。此时在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关于下一步经济政策该如何走的问题，又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开始时以列夫·托洛茨基为首，后来以G.季诺维也夫以及L.加米涅夫为首，提倡加快工业化步伐并促使个体农民走向农业合作。他们担心，自由的农村会成为农业资本家阶级的滋生地，因此有必要通过把农业转化为一种集体形式的做法避免这种危险。与此相反，另一部分以尼古拉·布哈林为首的人则鼓吹，应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渐进推行工业化，同时更为渐进地开展农民合作化的组织工作。
　　
　　这次争论的解决方式和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完全不同。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约瑟夫·斯大林，这位党的总书记大权在握。在一系列精心策划之后，斯大林通过支持布哈林的渐进发展策略，首先击败了快速工业化的鼓吹者，而后又击败了布哈林及其渐进步骤的鼓吹者。大约在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力，去发展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大权独揽之后，斯大林开始强令推行一种农业集体化、快速工业化和彻底消除私人经济的新路线。斯大林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新路线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正式决议。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28年，其工业化的目标雄心勃勃，却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俄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极端变化。一年之后即1929年，新模式开始推行，由斯大林个人决定，发动了一场强行把苏联千千万万的农民集中起来的运动。
　　
　　20年代末，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许已成型，也许还在建设，但总之已成为“苏联体制”了。这一制度的经济特征在随后的55年里很少发生变化，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告终结。根本的政治制度在这期间也比较稳定，尽管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政治权力几易其手，其运行方式也几经变更。
　　
　　
　　苏联体制的经济结构
　　苏联新体制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在苏联，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唯一的例外是集体农庄，它们被认为是农村集体成员的公共财产。
　　
　　调控这一制度的，是一种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计划经济形式。在党中央领导下的苏联政府，为整个国家制定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五年计划表明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年度计划则是把法令推行下去的可操作性文件。它们分别规定了每一种重要产品的产量指标。
　　
　　计划体制的最上层，是所谓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机构，在为这个庞大国家制定一项内部协调一致的经济计划方面，它的任务极为艰巨。国家计划委员会采用了一种叫做“物资平衡”的方法来预算生产性投入——钢铁、水泥、工厂设备等等，后者的生产要与终极产品生产的目标水平相一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级，计划替相对较广的产品种类分别制定了产量指标。国家计划委员会下面，是各经济主管部门，它们在各自所主管的领域里把计划分割成范围稍窄的生产指标。各个企业具体从事生产，它们各自受其特殊主管部门的控制。在企业这一级，计划具体规定了各种产品的投入和产出。而作为供应部门的国家物资局，则负责管理各企业之间的供应关系。
　　
　　货币与财政在苏联体制中起着次要的但又是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旦某企业接到生产指令，国有银行系统就会为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使它能够支付在经济计划中已明确规定的劳动力和物资投入费用。是计划的生产指令，而不是信用或获利，引发了经济活动。
　　
　　国有企业倾向于无限制地壮大自己，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强烈地相信，大型企业更有效率，另一方面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即中央计划部门指挥少量的大型企业总比指挥许多小型企业容易。在企业这一级，个人全权管理是主要的原则。每个企业都有一个负责人，他有权控制企业并向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党的书记和贸易组织领导人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总负责人才是最高的权威。
　　
　　苏联共产党也有与国家计划组织平行的机构。它的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各种专门的生产部门，参与对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的监督。在共和国、省、地方各级，党的书记与同级的国家机构和企业一道，在其权限范围内负责计划的实施。在所有的城市里，党委书记都与地方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和大企业的总负责人一起，保证该城市的计划得以完成。
　　
　　如果说，苏联体制完全以中央经济计划为基础，那也有失准确。市场起着第二位的作用。消费品主要通过零售商店来分配，在这里，消费者可以随意购买到上架的东西，其价格由国家统一调整。不过，消费品分配的非市场形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包括短缺品的定量配给，在工作场所按特殊价格分配给工人、管理人员和官员的商品，以及在专门商店里分配给高级官员的优质产品。工人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来找到工作，在那里，工人根据报酬的高低和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自己的工作。不管是在生产物资上，还是在消费物资上，同样存在着黑市，此外，企业也在官方计划之外交易商品，这一灰色市场虽非正式但也被容忍。可是，在引发和调整经济活动方面，中央计划仍然是主要的制度。
　　
　　苏联体制还包括向居民提供多方面的公共服务，而这大多数直接靠政府来完成。然而，这一制度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则是直接依据工作场所来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许多大型企业出资兴办了托儿所、门诊部、学校、疗养院、休闲胜地，以及其他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的娱乐设施。在苏联许多由单个公司构成的城镇里，主体企业直接出资提供本地大多数的公共服务。
　　
　　
　　苏联体制的政治结构
　　在苏联，政治权力由两个平行的机构来操纵，一个是国家机关，另一个是共产党机关。在名义上，党有一个民主的体制。党员选举代表，参加定期举行的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党的决议并选举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委员会由几百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再依次选举一个由一二十人组成的政治局和一名总书记，负责处理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各项事务。
　　
　　然而在实际上，权力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总书记是该制度的全权人物，他主持的政治局则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拥有一个全职的执行机构，即所谓的“书记处”，它是政治局的执行助手。在必须选出一名新的总书记时，中央委员会就变得重要了，但通常情况下它是受政治局领导的。党代会不定期举行，也不拥有什么真正的权威，而个别党员的作用只不过是贯彻上层所制定的政策而已。
　　
　　党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行使权力。它监督政府的工作。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部门直接向党组织报告工作。同时，党也通过它自身的机构，直接制定国家政策，并参与这些政策的实施。例如，党在酝酿经济计划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并且正如上述，其地方干部要协助这些计划的落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广泛地参与外交、国家安全、科学、文化以及其他政策领域里的事务。不过，党的权力最根本上来自于它对政府、非政府和官员选举的控制。
　　
　　党对重要职位任免权的控制，被称为“任命制”。最高党组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决定谁将在政府、军队、安全部门、大众媒体、贸易联合会、专家组织等组织机构中占据某个高层职位。下级党组织任命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下层职位。在党内，莫斯科的最高层组织控制着下级党组织以及各共和国、各省、各大城市的党的高级职位的任免权力。
　　
　　政府拥有一个独立于党组织的结构，在名义上也是民主的。苏联宪法规定了一个议会式的民主政府。苏维埃的成员要通过自由投票选举出来。最高苏维埃，这个最高立法机构，任命一个部长会议，作为政府的执行和管理协助部门。部长会议主席扮演着总理或政府首脑的角色。
　　
　　然而，事实与议会式政府的设想十分不同。苏维埃选举没有竞争。共产党决定苏维埃的提名人选，同时选举部长会议的成员和政府总理。最高苏维埃远不是一个独立的立法机构，倒像是党组织的一个“橡皮图章”，为它早已拟定的决议加盖大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研究苏联政治的专家们就苏联体制的高层机构内政治权力的准确归属问题展开了争论。一些最显赫的政府官员在政治局里有一个职位，而几乎所有的部长会议成员也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一席之地。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没必要非搞清楚党和政府机构之间到底如何分配决策权不可。毋庸置疑的是，权力集中于这两个高层机构，它们相互渗透。“党—国制度”是它最好不过的名称。
　　
　　虽然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体制的基本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化，但它的政治权力结构却有所不同。上面对苏联政治制度的描述，指的是斯大林时期政治权力的形式，而其内容在斯大林统治下并不是这样的。从1928年直到他逝世的1953年，斯大林一直以一个全权的独裁者面目进行统治。说这一时期党掌握着权力，其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斯大林主要通过秘密警察而不是党来加以统治。
　　
　　1929年末，斯大林亲手发动了迫使1.25亿农民参加的集体化运动。这次运动所导致的混乱，引发了一场可怕的饥荒，1932—1933年间，千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1936—1938年，斯大林制造了一系列大清洗和公开政治迫害事件，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均被处以极刑。1935至1939年间，近100万党员被害身亡。即使到了后期的1950年，还有一名政治局成员被判死刑。除了党的高层领导人外，监禁或死刑的处罚还涉及许多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军队首长和文化人物，甚至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被判“阴谋破坏罪”。即使是那些执行这种恐怖政策的秘密警察官员，也不时自陷囹圄。合计起来，斯大林的统治共导致了大约200万人非自然死亡。
　　
　　其他任何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重大革命，都没有对自身的领导层施以如此大规模的迫害。斯大林统治的典型特征，就是严重背离了早已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主张。斯大林复活了俄国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早期有利于工人、妇女和大多数公民的法律，或被废除，或被弃之如敝屣。平等主义饱受蹂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被决定性地转变为这一观点: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领袖，是一切进步的源头;而在列宁时代，这种对领导人崇拜是完全不存在的。
　　
　　斯大林基于恐怖之上的独裁统治，结束于他逝世的1953年。几年之后，党的新领导人谢尔盖·赫鲁晓夫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后斯大林时代，苏维埃政治制度呈现出由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以及上述各部门统一领导的局面。它仍然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该制度的政治敌人也曾遭受迫害、流放或监禁的待遇。但它不再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专制政体。在领导层内的争论中，那些未达个人或政治目的的人，从此不再被处死，而是给予降级处分。
　　
　　
　　什么是苏联体制
　　
　　苏联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还是某种其他的东西?许多年来，这一问题引发了许多争论，产生了无数的文献。当然，至少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领导层及其拥护者总是声称，这一制度不管如何不完善，总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体现。他们认为，苏联是工人的国家，共产党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负责解释和执行工人阶级的意愿。他们把国家财产看成是人民的财产，把经济计划看成是人民处理经济事务的手段。
　　
　　这种观点与苏联的现实相冲突。显然，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
　　
　　苏联体制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它在表面上和资本主义一样，工人从事生产性劳动，他们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一样，也挣工资。但是，资本主义的许多典型特征，特别是单个资本所有者之间在市场上竞相出售产品的竞争，在苏联体制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动力，恰恰来自这种竞争，但正如上述，这在苏联体制中只是一个更为消极的因素。虽然苏联体制带来了高速度的资本积累，但这应归功于来自上层的政治命令，而非竞争的压力。
　　
　　理解苏联体制的最好方式，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混合的制度，它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但也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国家社会主义”一词，也许最能把握其精髓，因为国家的角色和本质，代表了苏联体制最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尽管存在工人阶级在苏联体制中并没有真正支配其经济和政治命运这一事实，但这一制度确实具有某些典型的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和集体）对全部生产资料在实质上的所有，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仅仅凭借财产权就获得收入。在苏联体制中，合法的收入只来自工作。苏联体制是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建立企业非资本家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制度。
　　
　　通过计划手段调节经济，是该制度中另一个社会主义因素，计划确实带来了某种经济效益，这和社会主义者的期望相符合，它们包括不再有周期性的衰退或萧条，经济增长十分迅猛（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详加探究）。由于企业之间不再有竞争，在诸如技术信息共享和管理方法共享之类的合作方面，其范围之广泛，是资本主义制度望尘莫及的。是经济计划，而不是对利润的追求，推动着生产。虽然是上级政治机关的需要决定着计划的内容，但它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为使用而生产”的形式，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形式。
　　
　　由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充分就业，是该制度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自30年代早期之后，苏联实际上就不再有大量的失业了。相反，却全面出现了典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在苏联体制中，不仅找工作很容易，而且一旦工作，就会有高度的保障。工人很少被解雇或开除。这不仅意味着工人有很高的个人收入保障，而且意味着一旦斯大林恐怖时代结束，工人对工作就会享有极高的非正式选择权。在名义上，企业管理者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在实际上，由于劳动力短缺，历来就几乎没有解雇过工人，因此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工人的要求。这导致了比资本主义企业里更小的工作强度，上级经济计划者经常抱怨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去迫使工人更卖力地工作。
　　
　　提供给大众的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这是苏联体制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它们包括免费教育（直到给予有资格的人们以高等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租金极低的住房、便宜的休闲度假、免费医疗、稳定的养老金等。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例如在瑞典和挪威，当权的各个社会民主党，虽然并未触动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但也已制定了同样的给予劳动者公共福利的施政纲领。然而，在这些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中，资本家所资助的保守政党由于受到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不断要求解除或压缩社会福利。在苏联体制中，并不存在这种挑战社会福利的呼声，拟定的纲领也不会遭到削减，而这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却是周期性的遭遇。
　　
　　虽然我们不应该根据一种社会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纯粹的形式来评判它的本质，但苏联体制的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由于苏维埃国家被认为是工人的国家，因此各级苏维埃都有一些不可小视的工人（和农民）代表——这一结果也有利于党对它所代表的阶级加以控制。虽然苏维埃并不握有实权，但这毕竟给工人带来了一定的地位和尊严——这一结果，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曾激起了某些知识分子的怨愤。 　　
　　为了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保持一致，金钱收入的分配在苏联体制中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显得更加平等，至少在斯大林时期之后是如此。一种叫做“十分位率”的全国通用的评估收入不平等的标准，把最富有家庭（约10%）的总收入，与最贫穷的家庭的总收入加以比较，从而测算出收入差距。一项由西方一流专家开展的调查显示，苏联1967年的十分位率是4.5。这意味着最高收入家庭所得是最低收入家庭所得的4.5倍。相比之下，美国和法国的十分位率却都是15.9，达到苏联的三倍半之多。考虑到苏联体制中没有财产收入，这一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惊奇。然而，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金钱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并不能反映高级官员享受特殊津贴所造成的不平等。
　　
　　
　　苏联体制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与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特征相伴随并交织在一起的，同样还有一些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一些是中世纪封建的残余，另一些则类似于资本主义。
　　
　　苏联体制最明显的非社会主义特征，是少数党—国精英垄断政治权力。斯大林时代采取的是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统治形式，其对全知全能领导人的崇拜，和中世纪的君主政体如出一辙。斯大林之后，政治制度演变为一种更为现代的寡头政治。即使是后斯大林时代这种更温和的政治制度，也是专制的，它无视苏联人民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苏联人民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更谈不上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了。
　　
　　党—国精英们试图全方位控制大众生活的所有细节，甚至地方社团也包括在内。苏联公民无法摆脱昔日封建农奴对其庄园主的依赖关系，甚至连迁移的自由都没有。20世纪30年代早期由强制集体化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其后果就是死板的户籍制度把所有的公民都束缚在特定的城镇里。未经官方许可的外迁是被禁止的。
　　
　　就像政治权力是非民主的、高度集中的一样，经济权力也是如此，即使政治制度真的民主，公民可以自由投票选举政府官员，如果经济结构没有变化，它也会与工人经济生活自主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冲突。经济决策权被划分为许多级别。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由中央做出，然后层层传达给下级。在该体制中，部级以下，从企业负责人到普通工人，其基本的经济角色就是执行上级命令。1917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提出的管理其工厂的要求，一度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响应，也一度成为革命的重要方面。可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这种观念却烟消云散了，苏联企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即个人全权管理制度，却是直接从该时代的资本主义管理手册里抄袭过来的。
　　
　　不过，苏联工厂里的内部关系在形式上并非全部是资本主义的。由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长期稳定的工作和工人的非正式权利，促成了一种家长式的管理作风。在大型的苏联企业里，职工的队伍稳定、岗位稳定，也不能随意迁往其他地方;企业为职工们提供了食堂，为他们的子弟提供了幼儿园，为其休假提供了闲居地，甚至还分发特殊消费品，所有这些，都和家长式的封建庄园毫无二致。苏联企业的负责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其企业和职工的代表和保护人——在企业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私有化之后，这一模式导致对人们期待的资本主义企业行为标准的偏离。
　　
　　苏联精英们所享有的物质特权是与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观相对立的。前面所说的相对平均的金钱收入分配，并不包括精英成员们所拥有的获得消费品的特殊门路。有一些特殊商店只对精英开放，它们提供包括西方进口商品在内的优质产品。甚至还有一些特殊工厂，专门为精英们生产优质商品。特殊的建筑企业，则为精英们建筑舒适宽敞的住房。高级官员还享受特殊待遇，这包括使用豪华轿车和建在乡间的设备齐全的公家别墅。不管是特殊商店还是特殊待遇，都严格按照职位高低来确定级别。这种特权制度在改革之前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它与官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显相冲突。但是，有谁会不知道呢?
　　
　　在苏联体制中，最好的东西不是拿来卖的。单靠有钱并不能得到它们。消费和你的地位高低、职位大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把这种视地位和职位高于财富的制度为半封建的，但它却是现代苏联官僚机构的高效发动机。实际上，通往特权生活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往上爬。在这个精英阶梯上一旦失足，你就失去了进入特权的、舒适的生活的一切门路。
　　
　　决定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其难度主要在于如何解决社会主义中政治权力的特殊作用问题。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与许多不同的国家权力形式相并存，包括美国和大不列颠的多党制民主、战后日本和意大利的一党制长期统治、战后西班牙和韩国的专制政体，以及纳粹德国的恐怖主义独裁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资本家阶级都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雇用工薪工人，在市场上为出售产品而竞争。
　　
　　社会主义从来不认为工人是生产资料的单个所有者和支配者。资本主义所开发的技术使生产成为一种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如果工人要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并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和敌对状态，他们就必须通过某种群众组织来进行。因而，如果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普遍采用的、支配公有财产的国家本质、公民权利、决策机制，就都与社会主义的定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苏联所具备的，确实有社会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而它所缺乏的，却是最为根本的、人民对国家和经济的统治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人民成了消极的受动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是它最为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苏联体制的专制性与它对公民许多基本权利的否认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分析家们得出结论说，它很少是或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这种结论根源于一种与纯粹的社会主义不相称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也许对均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南非种族隔离政体和德国纳粹政体感到不舒服，但并不能据此就说，这些政体不是资本主义的。同样的，苏联体制确实有一些反面的特征，但也不能据此就否认这一制度中同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使它成为一种与其主要的对手——现代资本主义——十分不同的制度。
　　

 

党—国精英
　　
　　为便于理解苏联体制的演变和终结，我们有必要对操纵该体制的党—国精英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专家们普遍同意，党—国精英在大清洗和大放逐的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后，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保持稳定。不过，要把这些精英与苏联其他人区别开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对而言，它确实比区分2 000万苏联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界限要难一些，后者在每一个车间和农村公社里都拥有大大小小的党组织。
　　
　　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约有几百人——一起构成了精英高层。这一高层制定国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议，并有权提议变更高级领导层。然而，单靠他们来统治和管理几亿人的国家，未免显得有点势单力薄。
　　
　　整个党—国精英还包括广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它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10万人，约占苏联总人口的 1/1 000。
　　
　　组成这些精英的是些什么人?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导层由一些忠诚的革命者组成。可是在其掌权并变成执政党之后，它就开始吸收那些只不过是想要提高社会地位并获得声望、权利和物质特权的人，尽管其中也不乏有人受建设新社会的前景所吸引。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4万人，而到了该年底，这一人数急剧膨胀到30万，1928年是130万，1933年其总数就达到了300万。
　　
　　在斯大林于30年代末发动对党—国精英的全面大清洗后，早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残酷镇压大行其道的斯大林时期，很难想象有真正信仰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会被吸引入党并上升到党—国精英阶层。随着党—国精英阶层在战后日趋稳定，它日益变成了一个与1917年夺取政权的革命组织完全不同的实体。
　　
　　要想爬到战后的精英阶层，需要许多个人条件为

事大吉。 　　
　　任何由10万人构成的团体，都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不过，苏联体制确实希望为其精英成员选择并培养一定的个性特征。在其战后的稳定时期，苏联体制造就了一个其大多数成员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讲求实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统治集团。
　　
　　苏联精英成员的上述特征，听起来像是对任何现代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的描述。然而，在某些方面，苏联精英的情况和古今其他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是不同的。纵观整个历史，在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中，

而使其身份代代延续。 　　
　　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信条禁止其统治集团获取个人财富。实际上，一切有价值的财产都属于国家。西方专家普遍认为，在苏联体制中，除了极

的人所填补。 　　
　　
　　苏联党—国精英成员们面对的是一种矛盾的现实。他们大权在握、风光显赫，掌管的是世界上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然而他们又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积累财富，无法保证自己的精英身份能传给后人，这都必定限制了苏联精英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独特利益的社会阶级从而加以认同的程度。这也限制了他们与该体制的密切程度。除了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权力。他们在苏联体制下的这种处境，必定使他们焦头烂额，特别是那些曾出国并把自己与西方同等人物相比较的人。但是，若要在其中工作，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该制度的条条框框。
　　
　　第一部分
　　
　　苏联体制
　　
　　导言
　　
　　苏联体制的终结是该体制的独有特征和特殊历史的产物。本书第一部分探讨苏联体制的起源及其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后的演变。其中第2章考察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苏联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他们关于替代性社会经济制度的观点。从这次革命到新社会成型，其间经历了10年的时间。对于20年代末在苏联建立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决定，以及随后出现的苏联体制的主要特征，该章都作了追述，并且分析了在苏联出现的新精英阶层的性质。几十年来，尽管苏联的经济问题长期严重存在，但苏联体制一直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第3章分析了苏联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同时反驳了在这一问题上的通行看法。该章介绍了1975年后苏联经济运行遭到严重破坏的情景，同时对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作出了一定的解释。我们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既是针对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对1975年后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反应。
　　
　　第2章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
　　
　　导言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同僚们试图把非民主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转变成为新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改革，最终激发出社会主义体制久被压抑的潜力。但将一种非民主的体制民主化，必然意味着政治斗争。它要求放松对被长期严密控制的民众的管制。由此导致的政治变化也许和推行改革的领导层的意图背道而驰。
　　
　　从1985年至1991年，苏联一直被越来越尖锐的政治斗争所困扰。结果，共产党被击败后垮台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走向终结，苏联国家本身也支离破碎。对这一斗争过程的理解——谁是主要的角色，双方力量的强弱如何——被一党制的苏联国家搞复杂了。我们根本描述不出各个竞争集团之间的此起彼落。
　　
　　斗争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发生在新闻媒体中，因为不同的观点都争着为自己造声势;斗争发生在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因为知识分子们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向问题争执不休;斗争也还发生在选举运动中，其中大多数竞选人都是共产党员，很少有人有一个清晰的竞选纲领;斗争发生在新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以及新的国家立法机构中;斗争也还发生在大街小巷里，因为群众游行和罢工已是苏联人民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改革年代里，反对派运动逐渐在苏联发展起来，鲍里斯·叶利钦不久就成了这种运动的无可置疑的领导人。这种反对派运动开始时阵线很模糊，1989年饱受重大争议的首次立法选举进行之后，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该运动催生了许多重要的组织，例如地区间代表团（the Interregional Group of Deputies）和民主俄罗斯，但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在总体上代表这场反对派运动。
　　
　　准确地说，在政治斗争的早期阶段，叶利钦所领导的反对派运动，其立场很难确定。它提出的主要纲领是民主、个人自由和经济改革。人们往往把它看作一次求民主运动。但这又无法把它和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变革方向区别开来。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1990年10月，苏联创立了代表立法制度，取消了共产党专政的宪法权利，通过了一项给予一切党派平等地位的法律，结束了共产党对新闻媒体的正式垄断。反对派运动在推动这些改革方面起到了作用，但它还是和戈尔巴乔夫继续作对。
　　
　　促使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和戈尔巴乔夫作对到底的，是他们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纲领:改革和民主化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取而代之。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在1991年独立后的俄罗斯掌权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任何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个人自由的进一步举措了，除了苏联后期取得的成就，一切还是老样子。1991年12月之后最大的变化是，叶利钦领导的政府以及他所倡导的运动，推行了一项旨在迅速而根本地改变俄罗斯社会经济体制的方案。叶利钦政府试图尽快消除社会主义体制的残余，为资本主义体制打下基础。
　　
　　尽管叶利钦及其追随者确实倡导民主和个人自由，但在苏联政治斗争中最终把他们的立场突显出来的，却是他们用类似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决心。这一目标把他们和戈尔巴乔夫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区别开来，也把他们和保守派的只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作微小的变革的主张区别开来。由此看来，把叶利钦领导的运动称为“亲资本主义联盟”，并无不当——“亲资本主义”，因为引进资本主义的决心是其最明显的特征;“联盟”，则因为运动极为松散，组织混乱，在苏联社会内部各种势力中胡乱寻求支持。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知道的，并不是每一个热情的支持者都把“资本主义”当作目标。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该运动越来越趋向推行企业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方案，一旦它掌握政权，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建设一种谁都会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无意中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滋生壮大提供了方便，后者最终成了有关苏联未来之战的胜利者。它之所以赢得这场斗争，是因为它能够在苏联体制尚处于变化之中的制度之内，在社会变革斗争中的那些积极分子身上，凝聚最强大的力量。其胜利的关键，在于得到了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们的支持。在本部分，我们将考察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改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公开性，即放宽意识形态控制，公开讨论和辩论文化生活。第二个是经济改革，即用改造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取代高度集权的、死板僵化的、无效率的旧经济机制。第三个是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第4章至第6章分别追溯了这些改革主题的演变过程。我们将看到改革的每一方面是如何改变了苏联社会，结果使得“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发展深受鼓舞，其政治实力猛增。第7章详细地考察了党—国精英中的部分关键人物为什么和如何不再给“亲资本主义联盟”以支持。
　　
　　本部分的最后一章，第8章，考察了最后几年苏联社会中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展开过程。在这一章，我们发现了“亲资本主义联盟”在经济极度混乱、民族矛盾尖锐的局势下，是如何能够击败其对手的。我们还将看到，苏联国家的解体，不只是民族情绪高涨的结果，也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目标，要想掌握政权，它就必须把俄罗斯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
　　
　　第4章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始创了被称作公开性的政策，它要求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这一消除文化和政治压制的决定，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日程中的第一步，它之所以面世，也许是由于这一信念的作用:如果人们对改革依然无动于衷、诚惶诚恐，那么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甚至一步都挪不动。也许它是希望，公开性将会唤醒人们，激发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苏联体制的改革。公开性对苏联知识分子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所谓“知识分子”，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工作是发展和表达观点、知识、价值和想象——也就是说，那些作家、艺术家、记者、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学者以及其他类似的职业者。
　　
　　公开性政策刚出台时，知识分子的喜悦之情一度转化为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的强烈拥护。但是，相当大一部分新获自由的苏联知识分子，最终走向了与戈尔巴乔夫建立改良的社会主义的中心目标相反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两个月之后，禁放电影《阿戈尼亚》被解禁，在莫斯科人看来，这是新自由来临的钟声。1986年2月，著名的政治犯阿诺托利·夏兰斯基被释放出狱。 ［2］ 而苏联氢弹之父、著名的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突然于1986年12月从他的流放地高尔基市被释放出来时，全世界都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创举所震惊。
　　
　　释放政治犯是朝着转变政治气氛的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赋予大众媒体新的自由。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不久，许多主流报刊的主编易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们，受命主办《星火》、《苏联文化》、《莫斯科新闻》、《旗帜》和《新世界》等报刊。国营电视网开始在新闻报道中报道不同观点。
　　
　　这些创举终结了苏联数十年来对社会生活的严格管制和层层监控，结果迅速出现了“市民社会”——即处于国家控制范围之外的公民组织和活动。市民社会出现如此之快，原因之一是从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解禁以来，苏联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组织，只是尚处于半地下状态。新的公开性政策允许这种隐蔽的市民社会公开活动并迅猛发展。
　　
　　苏联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突然之间被开放，被越来越自由地付诸检讨和争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公开性将允许人们公开地讨论他所呼吁的改革实施起来将多么富有的前景。他希望以此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对重大变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会在公开性的刺激下崭露头角，苏联领导层就会失去对讨论的完全控制权。人们利用他们新得的自由，不仅去做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也去表达和他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主张。有人反对改革，甚至公开说苏联社会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有人呼吁回到斯大林的过去。有人退后得更远——君主制观念也被公之于众，就像布尔什维克之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例如，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反犹太组织帕米亚特公然问世，并于1987年5月在莫斯科操纵了一起群众游行事件。
　　
　　苏联的过去被推到公众面前加以严肃而批判地审视。斯大林的镇压饱受诅咒，而这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也是不可能的。领导层开始为被斯大林镇压的早期革命人物，例如布哈林平反。终于，有些分析家开始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早期的革命领袖。另一些人则把布尔什维克的掌权当作是苏联当前问题的罪魁祸首。还有些人则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并把它和资本主义相比较。
　　
　　因而，所有的立场——改革的、保守的、反对的、革命的——突然全部在公众面前曝光。苏联这个社会，从来就不习惯于如此一种公开的和无所不及的争论。各种新立场的表白开始时都小心翼翼，往往伪装成正在就如何更好地推行改革进行争论。但当人们发现新得的自由实实在在时，非官方的立场就表白得越来越露骨。
　　
　　在这场观念日新月异的运动中，刚刚获得自由的大众媒体起了关键的作用。报纸、杂志和电视，为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提供了舞台。在最高领导层，此时发生了一场就局势是否已失控的激烈争论。那些迷惘的人把一腔怒火全撒向“自由的媒体”。一些普通的苏联百姓看到他们昔日曾经衷心信赖的媒体受到攻击，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在以前，媒体是官方路线值得信赖的宣传工具。这种反应也表现在叶戈尔·利加乔夫的身上，他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曾是党内二把手。他抱怨说，媒体正在“丑化苏联历史”。他时不时地警告戈尔巴乔夫，媒体已落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手中。确实，许多苏联媒体在80年代后期越来越对苏联社会和经济体制持批判态度，越来越偏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把它当作是苏联应该仿效的模式。
　　
　　在回忆录中，利加乔夫抱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他在担任主管意识形态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期间，任命了对共产党抱有敌意的人担任各大媒体编辑。他对胡乱调换媒体领导负有主要的责任。利加乔夫虽未明说，但他的意思显然是，雅科夫列夫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任命反共产党的人担任关键的编辑职务，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这项计划，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却对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确实，雅科夫列夫最终于1991年辞去了戈尔巴乔夫顾问的职务，开始批判社会主义。不过，就算利加乔夫对雅科夫列夫80年代期间的目的所说的话是对的（当然也不无疑问），他在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媒体越来越宣扬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一问题上，仍然犯有错误。
　　
　　利加乔夫的解释所提供的是他自己也有错，这在无意中被他自己关于1986年一项最重要的编辑任命的记述所证明——任命维塔利·科罗季奇担任大型周刊《星火》杂志的领导。在科罗季奇任职期间，《星火》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主要喉舌。但科罗季奇并不是雅科夫列夫任命的，而是利加乔夫自己作出了这个特殊的任命!在任命之前，利加乔夫读到了科罗季奇刚刚出版的著作《可憎的面目》。利加乔夫发现该书尚属正统，他唯一的抱怨是:科罗蒂奇“写到美国时太极端了”，表达的观点“太反美”。不过，科罗蒂奇不久就把《星火》转到赞扬美国、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如此之多的苏联媒体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联体制，并且即使在领导层作出了将该体制引向民主社会主义形式的努力时也无济于事，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媒体作出这种转变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它们反映了苏联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改革之前就有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但绝大部分还是官方意识形态积极的倡导者。因为这样做，他们就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也能得到事业追求上的满足。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也可以进驻豪华别墅，在那里开展自己的工作。自然科学家则得到各研究机构的科学学术网络的大批资助，没必要花时间去求基金会的施舍。社会科学家在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时，更可以获得稳定的资助。 　　
　　但是，知识分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实际信仰并不坚定。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朋友面前表示自己的怀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严格监督，与独立发展和表达观念、知识、价值和想象的知识分子的本质要求相冲突。作家写作、记者报道、经济学家分析、科学家理论概括、艺术家创作，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不符合的话就会丢掉自己的工作，就会受到学术权威的排斥，假如其离经叛道被视为颇具威胁，就还得面临受迫害的命运。知识分子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因此，他们只有怨恨。
　　
　　公开性突然解放了这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自由表达对体制的批评。他们甚至被邀请这样做。于是他们的热情高涨了起来。对长期压抑他们的共产党官僚的怨恨，使他们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很自然地，他们开始喜欢个人言论自由的西方观念，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保证这种自由畅通无阻。言论自由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密不可分，个人独立于国家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证，这些西方意识形态和观念深深吸引了知识分子。 整个改革年代里，他们中许多人为此强调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改革者所持的个人自由可以与社会主义体制相协调的信念。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也开始起作用。凡是在发生社会危机、暴动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进的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就是处理观念、理论和想象问题，在头脑中苦苦思索和考虑新的、替代性的形式，因此他们在考虑用激进的替代方案取代现行制度和信仰方面，比别人开放许多。在社会改革和变迁时期，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都喜欢放弃折中性的改革，而宣扬革命性的观念。这在西方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表现得特别鲜明，此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涌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其他社会群体则倾向于用折中式的福利国家改造资本主义。 　　
　　在改革之前的年代里，随着苏联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同样的激进化进程也逐渐发生于苏联知识分子当中。改革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与西方相比，苏联发生类似的进程其影响要深远得多。在30年代，虽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走向了激进，但属于大资本家所有的西方主要媒体，一直把他们拒之门外。激进的作家们必须求助于小型的左翼出版社，而记者们只能在诸如《工人日报》之类的报刊上发表论文。激进的剧作家们只能看到自己的作品以细心删改过的形式面世，其进步主题深藏不露，这和改革前的苏联影片只能小心地在检查制度边缘躲来躲去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几乎所有的美国大报纸都支持共和党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当总统，在它们看来，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式改革也太激进。 　　
　　但1986—1987年间苏联任命的新编辑们并没有遇到这种阻力。开始时他们并不相信到手的自由是真的，但不久就相信了。最高政治领导层确实给了这些编辑、记者、作家和经济学家以自由，允许他们随意运用大众媒体作为工具。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以及其他新闻媒体实际上全部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却赋予它们实质性的独立。
　　
　　1988年3月，似乎这一曲田园牧歌就要终结了，《苏维埃俄国》发表了 “新斯大林主义者”尼娜·安德雷耶娃攻击媒体“太过分”的来信。人们担心这封信代表了官方政策，是公开性即将完结的信号。但在一次漫长的、激烈的政治局会议之后，有条件地支持安德雷耶娃来信而与雅科夫列夫针锋相对的利加乔夫落败，政治局决定在苏联中央委员会会报《真理报》上发表一篇社论，谴责安德雷耶娃来信，重申支持新闻自由和独立的立场。该社论在4月5日发表，三周后安德雷耶娃的来信被发表，这表明中央给独立写作和思考大开绿灯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几个月后再次发生了同样的情节。一篇从学术上攻击列宁的文章在苏联发表。经济学撰稿人瓦西里·谢柳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撰文，指责戈尔巴乔夫当局认为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从斯大林开始的观点。谢柳宁认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结果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中升起一股新的潮流，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无异于说，如果能够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意即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
　　
　　1989—1990年间，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了。塔雅特·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们认为她在推动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一开始，她还把改革看作是改造社会主义。但到了1990年，她的看法就改变了。她曾描绘过科学学会1989—1990年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型研讨会”，大会由学会副会长弗拉基米尔·库德里亚采夫主持。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根本区别，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一位西方苏联专家曾这样描述苏联学者对于苏联未来的共同期盼:“它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
　　因此，苏联的知识分子们正在迅速地走向激进化的历程，他们被赋予了自由进入甚至操纵更多“大众媒体”的权利。1987—1991年间的媒体反映了这种激进化的历程，因而胆子越来越大，公然为各种反现存观念的言论提供发表阵地。
　　
　　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苏联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为知识分子们创造了舒适的条件。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了自己的处女作成功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害怕会在学术兼职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学工作中迷失自己。难道苏联的知识分子在选择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时，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忘了自己的物质利益?
　　
　　不。许许多多的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要比生活于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虽然可以免受市场风险的干扰，虽然一般来说工作条件还算不错，但苏联知识分子所得的报酬比体力劳动工人一点都不多。几十年之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那段时间里，苏联科学家的收入与体力劳动工人相比要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相对收入越来越低了。西方客人经常可以从莫斯科知识分子口中听到如下抱怨:“我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刚好和一位卡车司机隔壁，我的房子并不比他的好。”苏联知识分子不无正确地看到，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中比在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要高。 　　
　　有人还特别看重西方知识分子致富的机遇。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能够聚敛到大量个人财富，而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个人想都不敢想的。随着80年代后期与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苏联知识分子越来越乐意会见的，就是那些最有成就的西方知识分子，由此得到的有关西方这一群体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印象，也就越来越歪曲。
　　
　　不管物质的考虑在苏联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转变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但它确实助长了而不是阻碍了他们向这一方向发展。 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快速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他们一夜之间掉入了自由市场的冰窟窿，因为他们原先的国家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
　　
　　在改革年代里，经济学家和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也经历了这一激进化的历程，但他们激进化的影响要更加深远。改革包括许多方面，但如何改革经济是中心主题。作为研究经济如何运行、如何发展的专家，经济学家在重建社会的争论中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其他的苏联知识分子一样，经济学家也曾被要求支持官方意识形态，这包括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中央计划优越于“无序的市场”、公共利益高于私人财产等等。在官方看来，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最大的禁忌，因为它意味着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卖命。
　　
　　过去，许多苏联经济学家重复着这些观点，但对它们并不那么全信，甚至一点都不相信。即使在改革之前，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在苏联经济学家当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自由市场和私有制是构建经济体制的唯一合理的方式。苏联经济学家教着他们应该教的，发表着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文章，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怀疑起了自己的所教和所写。
　　
　　在苏联体制下，职业经济学家以往的影响并不大。真正的经济决策权掌握在党的政治局手中，其次是各经济部门和国家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手中。这些官员很少有人是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在改革之前对他们也很少有什么影响。主管经济的官员们绝大部分具有管理者和工程师的背景。就像在西方那样，拥有这些背景的人很少看得起理论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后者都是些脱离现实、和现实不相干的人。（我就极其瞧不起纯粹经济学理论出身的经济学家，因为我有工科与管理的双重背景，对纯思辨的理论经济学之虚幻性嗤之以鼻。——yuweiyuwei注） 　　
　　但随着公开性引发的争论越来越自由，经济学家们开始在公共论坛上积极地、有效地推销他们的观点。在苏联经济学家当中，公开性启动了和在其他知识分子当中一样的激进化历程，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信仰了。戈尔巴乔夫似乎特别重视他们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最高政治领导层不断转向经济学家，要求他们为经济改革制定新的计划。现在，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已经举足轻重了。
　　
　　这些苏联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和一切鼓吹西方经济思想的人一模一样。虽然也有例外，但改革后期绝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都成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在西方的新古典同仁一样，他们中许多人也羞于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但他们鼓吹用自由市场取代计划，用私有制取代国家或工人所有制，无疑就是在鼓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许多苏联经济学家都被西方的极端观点迷住了，这种极端观点就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它源于在19世纪英国经济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简单化的观点。它认为，解除管制的市场力量能够在经济效率、技术进步、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方面均导致理想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这种理论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家当中实际上已没什么影响。它被一种更加中庸的理论所取代，后者认为，虽然市场力量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政府也必须提供出一个调控框架，以便防止出现诸如严重萧条、收入过分不公、垄断势力发展、环境破坏、工作条件不安全等社会病患。70年代，这种古典的自由市场学说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当中开始复辟，并从此和干预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一争高低。
　　
　　自由市场经济学对苏联经济学家的重大影响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虽然苏联经济学家对中央计划的问题有亲身体会，但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无序市场所带来的问题。也许是认为西方的贫穷和失业只是共产党的宣传而已，许多经济学家急不可耐地接受了自由市场的信条。1991年由俄英经济学家共同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问及“市场是调节经济生活的最佳机制吗”时，95%的俄国经济学家表示同意，而表示同意的英国经济学家只有66%。全部100%的俄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而25%的英国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
　　
　　并不是所有的苏联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自由市场理论。少部分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包括权威的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观点，认为市场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调节。但在整个改革期间，占压倒多数的经济学家都相信拯救苏联经济的唯一道路是自由市场和私有化。
　　
　　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观点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终结、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公开性政策已执行五年之久的1990年，知识分子已全面激进化了，他们的声音已遍及各种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在整个改革期间（1986—1990年）长期担任苏联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80年代末就认为，苏联的大众媒体已经变成反对当局推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方案的“一支重要力量”。
　　
　　苏联的媒体非常集中化，因此激进的莫斯科知识分子能够把他们的观点撒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乌拉尔山脉南部城市、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前共产党书记亚历山大·苏维茨基指出，来自莫斯科的电视广播和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已经使得“（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以及相当多的工人都开始拥护叶利钦和美国生活方式了”。
　　
　　知识分子不仅在大众媒体中、在担任政府顾问时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还在选举运动中和1989年开始发展的新的立法机构中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但知识分子的声音远非事情的全部。因为如果他们越来越公开地拥护资本主义，握有苏联体制实权的那些人——即党—国精英——是能够给他们以打击的。不过这些人并没有。他们为什么没有，恰恰是理解苏联体制终结的关键所在。
　　
　　
　　第5章 经济改革
　　苏联改革三年后，全世界各大媒体对苏联经济的困难作了极为夸张的报道。从1988年到1989年，基本消费品的短缺更加严重了，苏联公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无尽的排队中购买食物和其他家庭必需品。越来越多的食物要定量配给。照片上空空如也的柜台似乎描绘了这个体制正挣扎在死亡痛苦线上。
　　
　　这些报道构成了对苏联体制崩溃的最一般的解释。这就是说，难以运转、难以改革的经济体制的崩溃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根据这种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难以运转的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试图改革苏联这种日渐衰败的经济，但是他们改革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们仍停留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寻求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拒绝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公有制，势必阻碍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尽管戈尔巴乔夫作了改革的努力，苏联经济状况依然日渐恶化，经济“崩溃”或“爆炸”了，消费品的短缺证明了这一切。由于戈尔巴乔夫试图拖延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死亡，他最终被鲍里斯·叶利钦及其领导的政治运动所抛弃。叶利钦和他的同事们成功了，因为他们知道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以上关于苏联崩溃的常识性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问题之一是它局限于一种非常简单的社会转型理论。它假定了一个经济体有可能突然变得“难以运转”，并据此认为以另一种经济体制取而代之的社会革命乃是必然的归宿。这样一种理论通常被称为“机械论”，因为它的灵感来自于机械装置领域。的确，一台汽车发动机在某些设计精巧的环节上变得突然难以运转和停止运行，会让倒霉的主人除了重新买一台新的发动机甚至整个一辆新的汽车外，别无选择。
　　
　　然而，这种情况是不能套用到一种经济体制上的。经济体制，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其他各种各样的，在它的内部产生问题时，不会突然变得不可运转。在一定时期内，某种经济体制以它特有的方式运作良好，满足人们的需要。此时，它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而在某个时期，它也有可能运作得不是很好，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在一种经济体制还能够实行大幅度紧缩政策的时候，用“崩溃”一词来形容它就会产生误导，例如，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就只是大萧条，而不是崩溃。到1933年为止，大萧条使1/3的美国非农业劳动力失业了。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也没有停止运行，更没有绝对的需要迫使它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所有的经济体制都有强大的机制在经济低潮时期保护自己，即使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危机是导致改革还是导致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对美国资本主义激烈的批判使人们热忱地相信这种体制的“不可运行”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然而，这种结果并没有引发革命。大萧条虽然严重，但并没有导致革命，而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在美国，改革的进程开始于1933年，即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改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几年完成，持续了15年时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资本主义实现了巨大的转型并趋于平衡，此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扩张最快、最广的25年。
　　
　　纯粹推测性的分析并不能预先告诉我们一种经济体制能或不能在一系列给定的条件下改革。大多数经济体制，如果不是很完善的话，都有令人惊奇的调节能力。苏联经济体制在大的改革前，在50年代赫鲁晓夫和60年代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期已经进行了较小的改革。但是在80年代，人们并没有机会认识到苏联有能力进行改革以克服那个时期面临的问题。原因是，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推出他们主要的经济改革方案几年后，改革者迅速地被所谓的革命团体夺取了权力。如我们下面所主张的，到1990年，苏联经济体制日渐走向分割，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彻底粉碎了一切改革的努力。
　　
　　苏联崩溃的通常性解释并不符合苏联改革期间的经济运行模式。有证据表明苏联经济不仅没有紧缩，更没有“崩溃”，因为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依然存在。改革期间的经济调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到1986年，变化相对温和。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89年，政府采取了一些更为激烈的改革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仍然局限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范围内。标志经济变化第三阶段的是1990年到1991年。在这个阶段，亲资本主义联盟获得了足够的政治力量，使经济体制的变化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范围。苏联经济直到第三阶段，当政治的手段被用来拆除体制的障碍时经济才开始走向紧缩。因此，那种把苏联经济的崩溃归结为体制自身内部矛盾的结果的观点，是和这一前后因果次序不符的。
　　
　　表5—1提供了苏联经济总产品和总消费增长率的资料，包括西方国家估算的结果（第一项和第二项）和苏联官方统计的结果（第三项和第四项）。
　　
　　图5—1数据比较了大改革前期经济运行的变化情况。第一阶段实施温和改革政策的结果从1985年到1987年的增长率就可以看出来。第二阶段更为激烈的社会主义调整政策生效于1988年初，其结果影响了1987年到1989年间的增长率。1989年到1991年的增长率记录了苏联经济运行在改革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体制垮台时的情况。图5—1不但把社会主义改革第一、第二阶段的结果——1985年到1989年——和改革前五年的增长情况作了比较，而且表明了三个阶段的经济调整的增长率。
　　
　　从表5—1和图5—1可以看出重要的两点。第一，它们表明了苏联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即改革的前两个阶段仍继续扩张，只是在1990—1991年，当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影响被感觉到了的时候，经济才开始紧缩。图5—1表明整个苏联的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的每年都出现了正增长。1990年的总产品，不管是用GNP（见图5—1的第一栏）还是用NMP（图5—1的第三栏）来衡量，都有轻微的紧缩。在1991年，经济进入了一个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严重萧条的时期。如图5—1（a）所表明的，用西方的GNP衡量，苏联经济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1985—1989年）实际上比改革前五年的GNP增长更快。用苏联的物质生产净产值来衡量，如图5—1（c））所示，苏联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间依然持续增长，尽管其速度比80年代的前五年要慢。
　　
　　第二，图5—1（b）和（d）清楚地表明，总消费品这一为市民最为直接地体验到的变量，不管是根据西方还是苏联官方的估计，在1985年至1989年间比1980年至1985年间都有了显著的迅速的增长。此外，无论从西方的还是苏联官方的统计看，消费品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比改革的第一阶段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表5—1的第二项和第四项表明，消费品直到1991年即改革的最后一年，才开始紧缩。
　　
　　这些材料看来和人们广为接受的观点相矛盾，在这种观点看来，苏联改革走过了一段经济运行日渐恶化的时期，尤其是在消费品的供给上。一般的苏联市民确实感受到了从1988年开始的经济变化产生的问题。人们感受到了消费品的恶化，但资料却显示1991年前不动产消费品仍处于增长水平。要解释这个矛盾，答案只有一个，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对这一矛盾的解释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改革最后导致了苏联体制的终结。
　　
　　经济的改革，除了与之伴随的迟至1989年的经济增长，同样产生了经济的混乱，而混乱以显著的速度加重了试图超出社会主义的改革范围的政治派系斗争。亲资本主义的政治联合力量的增长，到1990年已足以分解苏联体制中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力量对1990年和1991年的经济紧缩起着主导作用，虽然它不是解释紧缩的唯一因素。在经济紧缩持续几年后，社会主义改革的努力被一场更剧烈的运动付之流水。让我们回顾一下经济改革及其对事情发展造成的影响。
　　
　　
　　
　　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1985—1989年）的政策演变
　　
　　戈尔巴乔夫初始的经济政策是相对正统的。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计划打着“加速”的口号，这一口号由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所提出。其主要目标是扭转苏联经济增长的低速度，使年均GNP增长率从1980年至1985年低速增长的2%翻一番，到1986年至1990年达到4%。
　　
　　此时，苏联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发生某些根本性变化。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依然是提高增长率的基础。面对诸如工人纪律松懈、重要装备过时等问题，计划体制呼吁要加强工人的纪律和增加投资，以取代国家老化的生产设备并使之现代化。
　　
　　计划之一是发动反酗酒运动。醉酒被认为是影响工人纪律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防止这点，政府酒精类饮料的生产大量缩减了。当对酒的节制的可能性略微增加时，这项运动就像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产生了不可预见的有害后果。非法的私人生产满足了国家无法满足的需要。私人酿酒导致了糖更严重的短缺。而且据估计，在1986年至1988年间，酒类销售方面的税收收入有200亿卢布流失了。这两种结果是某种预兆，而后者更为严峻。改革将产生消费品更严重的短缺和预算赤字。

 

第5章 经济改革

　　
　　为了使设备现代化，为了开发新技术，苏联在1986年至1987年间成立了23个新的科学技术研究联合体。在1985年至1987年间，新机器的生产和其他资本品的增长速度比10年前（1975—1985）翻了一番。但是，在持久影响的经济运行上，不管是提高机器产量还是使它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取得成功。GNP在1986年实现了增长的新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当年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但随后两年，它却降到每年1.7%，相当于改革之前（1975—1985年）第一个五年的速度。
　　
　　尽管戈尔巴乔夫以相对正统的经济改革措施开始其改革，但他同时也怂恿了经济政策讲座的公开化。1986年，对经济改革的广泛争论被鼓动起来了，其后果就是1987年夏天推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此后，198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管理积极调整时的基本供应》的文件。几天后，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了一系列实施新政策的法令和《国有企业法》，后者在1988年1月正式生效。
　　
　　这些措施是第3章阐述过的苏联经济改革观点的具体化。它们试图改变全国生产都由莫斯科中央详细制定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形式，而实行与此不同的形式。国家将同意企业充分自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转而关注长期的计划和目标，经济部对生产的日常管理将被结束。共和国、区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对它们各自地区内的经济将享有巨大的监督权。在企业内部，工人也扩大了监督企业制定方案的权利。这些改革措施，在公共占有和经济计划的框架内，把民主化和非中心化的观点具体化了。
　　
　　这些目标实行的结果如何?企业自治意味着放弃中央决定每个企业投入和产出的详细计划的体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将颁布非指令性数字，为每个企业的产品价格和企业运行状况提供一个参照系。当然，部分企业生产仍然存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现象，这是由于不得不减轻从旧的中央管理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产生的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行政命令逐渐收缩到产量的比例上。企业的剩余产品将通过“批发贸易”而销售。这意味着企业可以相对自主地决定它们可以生产什么和把它们的产品销售给谁。据估计，1990年批发贸易的份额达到了60%，此后比例更高。
　　
　　随着定价的逐渐放开，仍然有某些商品的价格由中央控制，而其他产品的价格将根据合同设定。企业的主管获得了提高职工工资的权力，从而实现了工资和生产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企业就在法律上实现了“自筹经费”，从保留的收入中获得资金，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贷款。《国有企业法》规定劳工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委员会在决定工资、惩罚、工人培训方面起作用。此外，核心的管理者，包括企业经理，由职工选举产生，也由职工罢免。
　　
　　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减轻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但它在一定时期内为进一步的放权作了准备。严格的中央控制将逐渐被一种把民主化的、分散化的计划和庞大的市场联系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所取代。然而，这种改革的方案产生了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没有创造出一种体制来协调新近独立自主的企业的行为。企业从服从中央绝对命令到对销售、购买、筹措资金具有相对自主权的转换，都需要为已适应遵循上面命令的管理者提供新的运作方式。但这些新的行为方式以及支持新的制度的更为分散化的体制，并不能迅速地、自动地产生。于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大企业自治的迅速转换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混乱。
　　
　　第二，允许企业有更多的决定其收入分配的自由将潜在地产生经济的不平衡。企业的短视行为可能使企业在超出其消费品生产能力以外来提高企业的收入。而且，如果国家收入从投资转向职工工资和收益，这将破坏加快经济增长的计划。
　　
　　第三，在旧的体制下，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获得财政收入以供给支出方面存在困难。中央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使它不管需要哪种税收都可以轻易地向企业征收。但是新企业的自主意味着政府现在将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种税收半自主实体的体制来获取收入，而且，从来就没有哪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旦引进，马上就能有效地征收到必需的税收。
　　
　　
　　消费市场的危机
　　
　　1988年至1989年，上面三个问题在苏联经济中开始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消费市场的危机。在那两年，苏联面临着仓库外漫长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商品配给、仓库中许多货物完全缺乏的悲惨情景。日渐加重的货物短缺对政治气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它由乐观主义变成了危机四伏。这使得主张采取更激进变革政策的鼓吹者更加容易拉拢人心。
　　
　　如果人们从这些年家庭消费品的经济资料来看，则根本看不到危机的迹象。私人家庭消费品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有显著的增加——1988年增长了3.9%，1989年增长了5.3%。消费品短缺的恶化是如何与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增加一致的呢?
　　
　　在那时，一些苏联官员谴责消费品被秘密的“改革的敌人”所转移。但是，这个解释显然是多余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增加时，家庭的货币收入却提高得更快。在可得到的消费品和对购买那些消费品的货币需要之间出现了一个日渐扩大的差距，由于苏联体制对价格的控制，这种差距导致了零售分配制度的崩溃。
　　
　　在1987年改革以前，中央计划制定者们使家庭收入和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保持了合理的平衡。自1988年《国有企业法》生效后，家庭收入突然迅速下降。虽然可得到的消费品增加了，但家庭对货币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消费品的增长。图5—2表明了这种现象。
　　
　　家庭可任意使用的名义收入，并没有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它可以说明苏联家庭在消费品上支出的现金额。而消费者个人的实际支出是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接近消费者可购买的商品数量。从图5—2我们可以看出，1986年和1987年（如早些年一样），家庭可任意使用的收入的增长保持在可得到消费品的增长线上。二者的差异是在两个百分点以下，这样微小的差别足以被苏联零售价格每年1%～2%的通货膨胀所抵消。可是，如图5—2所示，在1988—1989年家庭收入以加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可得到的消费品增长的速度。消费者对超出可得到的消费品的过度需求的增长，在考虑到价格控制的情况下，引起了从正常的零售渠道得到的商品的短缺和匮乏，从1988年和1989年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1987年经济改革的缺点正好解释了消费者购买力为什么会得到迅速增长。由于企业可以不受中央的控制，它们就为自己的职工大大增加了工资。
　　
　　消费品短缺恶化背后的另一个因素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增长，这是由于1987年的改革导致了税收下降的结果。图5—3是苏联国内生产总值（GDP）预算赤字的百分比数据。在1985年以前，苏联的预算赤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1986—1987年，当反酗酒运动大大减少国家酒类销售的收入时，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预算赤字。1988年和1989年，《国有企业法》的生效使预算赤字变得更大了。当国家职工工资部分由印刷新货币来解决时，消费品的过度需求问题就变得加复杂了。
　　
　　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放开价格，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仍然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过度的货币需求并没有立即产生显著的通货膨胀：据官方统计，零售价格1988年仅上涨了0.6%，1989年上涨了2%。相反，这个差距导致了消费品分配体制的崩溃。商品一上市，马上就被抢购一空。生产消费品的企业，现在变得对利润十分敏感，针对商品的过度需求，它们使产品转向高质量、高价格，这带来了很高的利润。这样，部分低收入人口依赖的生活必需品变得越来越难以买到。只好通过有影响的人的“后门”渠道，或通过高于官方价格秘密地买卖（这一直是苏联体制的特点），商品的销售开始明显地被排除在公开的消费品市场之外。空空的货架不可避免地使家庭储藏问题凸显出来。当消费品越来越难以到手时，消费者开始把商品储藏在家里。这种储藏行为，从消费者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货物的短缺现象更加恶化。
　　
　　当1988—1989年消费市场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时，一个同样严重却较少被人察觉到的问题在经济中逐步显示出来了。年度资本货物储备的增长所依靠的纯粹的固定投资，其数量在1988年突然下降了。这一年，固定投资下降到7.4%，1989年再降到6.7%。这种趋势对经济的未来生产能力构成威胁。这个空前的困境是1987年改革的另一个结果。由于中央不再规定投资的高速度，企业为了现在牺牲了未来。整个经济在1988—1989年继续扩张，1988年GNP增长2.1%，1989年增长了1.5%，但是这个速度不过相当于80年代早期的缓慢速度。
　　
　　
　　争论的激进化
　　
　　1989年是苏联体制路线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混乱的消费市场，下降的投资，令人失望的GNP增长必定要对经济改革的路线产生影响，其结果鼓励了争论措辞的激烈化。1987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经济学家拉里莎·皮亚舍娃在《新世界》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封信，公开向社会主义挑战。她主张，世界经验表明只有一种市场体制能够带来繁荣，计划不可能和市场体制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是不相容的。这个异端之言在当时并不为人所接受。然而两年后，这些观点逐渐被经济学家们一致接受了，他们利用自由的大众媒体向大众和政策制定者们宣传他们的观点。1989年的经济困难使许多人乐于倾听这种观点。
　　
　　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随后迅速展开，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有欠精细却十分重要的、日益流行的术语的变化来描绘争论的演变。争论集中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第一是经济计划或者市场力量指导的经济范围问题。第二是生产方式上公有或者私有财产的相对效力和愿望问题。
　　
　　如我们在第3章所谈到的，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的改革理念是要建立一种既能保留经济的计划性，又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具有分散性和发挥市场力量的功能显著的经济。这似乎是1987年制定《国有企业法》的目的。从1989年开始，这种观念受到日益猛烈的抨击。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的市场经济”术语开始被使用时，戈氏原来的观点有了微小的改变。这些术语表明经济应该主要是一种市场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和“计划”则是修饰语。1990年，“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一术语开始使用，这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实际上，这是建议实行一种如德国和日本那样的体制，在那里，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框架内积极地控制市场。
　　
　　术语的演化在继续进行着，此后，“控制的”一词被众多的评论员所抛弃，经济改革渴望的目标变成了单纯的“市场经济”。术语演化的最后一步是对“自由市场经济”日益高涨的呼吁，这一术语的提出使改革进入了最后阶段。尽管“自由市场经济”观念可能引起人们误解，因为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经济完全自由地运行，但在如何实行“控制”的争论中，这一术语还是通行无阻起来了。实际上，它是在改革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完全拒绝社会主义，因为从社会主义的信仰看来，如果一种经济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计划的框架就是必需的。
　　
　　所有制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演化过程。起初，出于对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改革的考虑，人们呼吁建立一种“混合经济”。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从1986年开始被允许同国有企业并存发展。开始，人们以为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只是起积极的但微小的补充作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接下来，居然有人鼓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这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很快，评论员们开始讨论起“联合股份企业”的优势，这是一种颇有些含糊不清的所有制形式，其所有制关系的真正性质依赖于谁持有股票。如果公众代理人在联合股份企业中拥有大部分股票，那它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认为是国有企业。然而，这种联合股份公司形式打开了大型企业非国有化的大门。
　　
　　到1990年，出版物开始公开发表国有企业是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源的观点。私人企业比公有企业更有优势的观点似乎成了定论，尤其是当它基于这一推论时:只有私人所有者才会积极有效地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企业的“非国有化”呼声也开始为人所闻了。这一术语意味着解除联邦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包括把所有权转手给职工或者地区政府、地方政府。然而，这种术语的演变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尽头:呼吁私有化，很显然，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公司。 　　
　　很快，经济学家和其他的政策分析人士在媒体上就经济改革展开的争论，从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转到如何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了。开始争论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如何结合一些市场力量和在绝大部分生产方式公共占有的条件下如何允许一些小型非国有企业存在。现在，激进的改革者转而呼吁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了。
　　
　　其中一个例子是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在80年代中期，他是“理想的计划编制系统”的追随者，该系统试图使用线性规划技术来完善中央计划。1985年，他出人意料地当上了一个新研究所——经济预测和科学与技术进步研究所的副所长。在1986年鼓吹价格自由化受批判后，他退而坚持更为谨慎的立场。1989年，他担任科学学院经济系的主任。80年代末，他转而反对中央控制，支持自由市场和私有化。他领导的这支特殊研究队伍在1990年制定了著名的“500天计划”，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第4章已经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资深经济学家都赞同这条改革路线。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尔巴金，仍然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反对选择资本主义。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名他为副总理，负责经济改革。在1989年苏联经济期刊《经济问题》的一篇文章中，阿尔巴金肯定了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批判“自由市场”的观点。他拒绝在莫斯科广为流行的市场神话，以赞许的语气引证了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著作及其对“自由市场”的著名批判。阿尔巴金的引证如下:
　　
　　自由市场今天在任何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经济生活不但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而且受清晰可见的政府控制、财政政策、公司计划和政府间协议等手段的调节。
　　
　　阿尔巴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他把他的观点概括如下:“社会主义市场的显著特征是它的市场机制与极其高度发展的、为经济运行的计划调节体制的结合。”他强调逐步发展市场的必要性，但他并不把市场和任何私有化需要联系起来。
　　
　　然而，人们可以察觉到，在阿尔巴金的观点中有一种防御式的语气。他感到有必要引证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和西方学术权威，来维护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很显然，他是在逆潮流行事。
　　
　　1987年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无疑对促使人们走向亲资本主义观点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些观点的影响会在1989—1991年间急剧扩大。如果不了解这个阶段实际的观点和信念的演变情况，人们反而会以为经济问题提高的只会是那些主张改革前的旧的集权体制的人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问题正好说明了“激进改革”有危险。
　　
　　另外，戈尔巴乔夫改革社会主义的策略支持者们，可能已经从由他们首创的严肃的改革举措所引起的经济问题中明白过来，他们必须谨慎地推进改革，并且更加周密地计划他们的改革。由于净投资的下降，职工工资失控和税收下降的核心问题有可能得到补救。1989年，苏联政府仍然有权力把有效的征税体制强加于企业头上。纠正企业激励机制的制度将制定出来，以抑制工资增长，引导资金回到投资上来。然而，经济困难的主要结果显然在加强那些鼓吹把改革转变成革命的人的观点，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变得更弱小，主张回到改革前老路的拥护者们依然处于社会的边沿。这种结果从1987年后产生的经济困难就可获得解释。
　　
　　##1990—1991年的经济建议
　　
　　苏联领导层对日渐激进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开始是抵制的。阿尔巴金在1989年提名为副总理后的第一个经济计划中呼吁，市场关系要起重要的经济作用，但这必须在经济的计划框架内，而且大型企业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在电视讲话中指出了私有制的危险性。“我不认为工人阶级会支持那些要把我们的社会资本主义化的作者们”，他还补充说:“不管你们与我在做什么，我都不想抛弃这个立场。”他同意“也许以后……将开拓一种类似于小型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形式”，但他反对大型私人企业出现的可能性。雷日科夫补充道:“最重要的是要排除剥削工人、剥削雇佣劳动力的可能性。” 1990年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重申“为了调节经济活动”要寻找“一种计划和市场方法的有机结合的形式”。大会认为“创造一个发育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必须的，同时，也强调“没有集中的有计划的管理，现代生产是不可能的”。
　　
　　但是，到1990年，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建议超出了学术会议文章的界限，它们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这些观点构成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的基础，在当年广为流传。1988—1989年的经济困难最终使戈尔巴乔夫认为进行另一轮经济改革是必要的，1990年3月他宣布，现在“改革应该激进一点”，经济改革也应该进展得更快。他让副总理阿尔巴金负责这项工作，并配备一个由60名经济学家和律师组成的小组，要求他们制定出一个新的经济计划。他们提出了一个加快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建议。他们的计划包括:大部分价格的日渐放开，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大型企业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失业补偿制度代替就业保证制度。然而，一些关键的部门，包括燃料、金属、运输部门，仍然归国家所有，其产品由国家控制价格。虽然阿尔巴金在1989年反对轻率地接受市场，但他于1990年3月的建议却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戈尔巴乔夫在位期间立场的突然转变已为人们广泛注意。尽管他在1990年3月对激进改革发出过呼吁，但同年4月中旬，他对阿尔巴金小组的建议还是犹豫不决的。戈尔巴乔夫抱怨道:
　　
　　他们想孤注一掷，让所有的一切都向明天放开，把市场引进到一切地方，让我们搞自由企业，给所有的所有制形式、私人所有制开绿灯……我不能支持这种观点。
　　
　　相反，同年5月，政府通过了一个渐进的、五年转换到“控制的市场经济”的计划，由雷日科夫负责实施，在转换期间仍由中央对经济加以集中控制。
　　
　　在当时一个对戈尔巴乔夫采纳激进经济改革措施犹豫不决的预见性评论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根季纳·佐特耶夫说:“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
　　
　　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似乎在向经济学家建议的方向前进。在同年7月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他拒绝“一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垄断”，认为各种各样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有“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权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国有企业转变成联合股份公司”，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为了促进购买和销售，把股票、股份和其他同等物提升为生产手段的一个部分”。
　　
　　同年8月，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鲍里斯·叶利钦，联合命令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提出一项新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一小组由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沙塔林领导负责，叶利钦的顾问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也是领导成员之一。9月上旬，这个小组递交了著名的“500天计划”报告，这一报告要求苏联经济在500天约17个月内实行剧烈的改革。虽然这一计划从来就没有贯彻下去，但是它在从改革的社会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个计划的特点从下面这段介绍就可看出:
　　
　　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1985年至1990年对社会认清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毫无希望、从而勾画出向一个不同发展模式的转变工程是客观需要的。
　　
　　这个所谓的不同的“发展模式”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模式:“市场特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调节机制使所有的经济主体的活动、劳动使用的理性化、物力和财力资源达到可能最佳的协调，并使国民经济处于平衡。”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善宏观经济稳定性，避免收入的过度不平等，促进不同地区更加均衡地发展。他们呼吁在500天内，至少70%的工业企业要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同时，鼓励大规模的外国投资。最后，他们要求在私人商业银行和市场保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制。
　　
　　这显然是一个如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蓝图。这一蓝图要求对许多价格迅速放开，削减企业津贴，允许大量的企业破产，鼓励廉价进口以降低成本，鼓吹紧缩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当总理雷日科夫反对500天计划并制定了更缓和的计划时，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此计划似乎很赞同。戈尔巴乔夫抱怨一些反对者声称500天计划是“一项通向资本主义的计划。很显然，这样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坚持这种计划和他的观点——“个人所有制只是在某些领域起重要作用，但在整个社会中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是一致的。他坚持认为这项计划符合社会主义，强调国有企业、合作企业和其他集体企业将继续起作用。他评论道:“本质上，我们正回归到‘把工厂归还工人，把土地归还农民’的口号上来。”
　　
　　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处于矛盾之中，一边是他的一贯的社会主义信仰，另一边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发展资本主义。后者明显地是500天计划的目标，任何看了这一计划的人都能轻易地看出这点。
　　
　　然而，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从500天计划中退了回来，虽然叶利钦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上通过了这一计划。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个折中的计划，称之为“总统计划”，保留了500天计划的目标和主要特征，如大多数价格摆脱控制后的最终定位，工业的私有化，创造一个市场型的金融体制。它废除了500天的时间表，提出一个更渐进的改革方案。面对苏联国会，戈尔巴乔夫坚持这项计划“同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并不抵触”。但是，他指出这项计划将使“日用品生产者自由地创造他们的财富”，这项计划还要求“政府除国防、卫生、教育、科学和文化外，不要参与经济活动”。
　　
　　到1990年底，苏联经济已经开始剧烈地变化。1987年《国有企业法》逐步减少了产品的中央分配。199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的产品，其数量已降到1987年的1/14。于是，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被取消了。
　　
　　1991年6月，亚夫林斯基组织一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提出了加速向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转换的另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被媒体戏称为“大宗交易”，因为如果这项计划被采纳的话，它要求西方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1990年11月雷日科夫心脏病发作住院后继位的瓦连京·帕夫洛夫总理，提出了与雷日科夫不同的更谨慎的计划。于是，戈尔巴乔夫把这两个计划合并为一个折中的计划，带到了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上。
　　
　　1991年7月1日，当苏联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被解散时，解体计划经济的进程达到了高潮。苏联计划委员会负责经济的全面协调，而苏联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负责协调企业的产品供应关系。政治的压力取消了旧的苏联经济协调机制，然而，并没有有效的新机制取而代之。随后，苏联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支柱，此举震惊了世界。到这时，戈尔巴乔夫使苏联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了。
　　
　　在本章开头，我们就曾断言在1990年至1991年间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原有目标让步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行径。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事情果然如此。虽然1987年《国有企业法》寻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种平衡，允许市场力量存在于国家经济的计划框架内，但到了1990年至1991年，经济的计划性实际上被取消了。苏联的国家银行系统，以前曾经是国家经济的计划性控制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私人的商业银行和交易保障系统。1990年底，一个证券交易所在莫斯科开张。
　　
　　早期的改革仅仅主张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可以和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并存，可是，自1990年秋季后，私有化已经成了官方政策。尽管在1991年底之前，大型企业合法的私有化现象是寥寥无几的，此后，私有化的到来就是十分明显的了。企业的主管现在都知道他们的企业将很快成为私人的财产，但人们想知道的是，谁将成为企业的新的所有者? 　　
　　尽管高层领导继续公开声称信仰社会主义，但经济的快速变化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日益高涨，使得勉为其难的领导层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经济紧缩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的计划编制和生产方式的全民所有制——一个已经被废除，另一个已贴上了废除的标记。然而，并没有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们的位置。于是，经济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1990年至1991年，苏联的经济从形势严峻发展到经济危机，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经济紧缩。它的GNP在1990年下降了2.4%，在1991年则下降了13%左右（见表5—1）。固定资产净投资在1990年急剧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计下降了25%。人民的货币收入持续上升，预算赤字也持续上升，使本来已经灾难深重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
　　
　　在从持续的经济增长到经济破坏最后演变为经济紧缩的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要对之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引发1990年至1991年经济危机的，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1989年至1990年东欧剧变，苏联各共和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崩溃。
　　
　　苏联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东欧经互会的成员国。其中六个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1988年占苏联进口的54.2%，出口的48.9%。然而到1989年至1990年，除苏联以外，整个东欧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都丢掉了政权。这对苏联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有二:第一，因为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破坏，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大量下降，从而减少了它们同苏联进行贸易往来的能力;第二，新的亲西方的东欧领导集团把其贸易重心转向西方。
　　
　　结果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失去主要的贸易伙伴。这种打击在1991年尤其严重，这年苏联进口产值，以卢布的官方汇率计算，下跌了56.2%，这主要是由于从东欧进口的下降。工业进口和消费品的主要源泉的突然消失，和苏联商品主要的外国市场的突然消失一样，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经济。此外，这种打击的严重性是不应该低估的。虽然由于苏联经济多样，尤其是其广阔的领土上有丰富的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贸易依赖性很严重的国家，但这种打击还是很严重的。在80年代后期，苏联的总进口只相当于其GNP的7%～8%。这样，当1991年对外贸易下跌近50%时，苏联经济大受损伤。不过，这并不就意味着苏联整个的经济活动就瘫痪了。
　　
　　对苏联经济损伤更大的是1990年至1991年间的苏联各共和国的自治。在第8章，我们将考察1988年至1989年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的运动。到1990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共和国，都已经宣布自己是有着领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国家。自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建成以来，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了。许多产品，包括重要的工业物资，都仅仅是由一个或者两个企业为苏联整个市场而生产。深水抽水机的唯一制造厂在巴库，所有空调的生产由一个集团负责。估计有80%的苏联机器工业产品都是由单一的厂家供应。现在，这种高度一体化经济的许多联系都开始崩溃了，这就像位于不同共和国的传统的企业间的供应关系被新的过分自信的共和国追求自治所中断了一样。在一些地方，企业的货物交换不得不穿过国界才得以进行。这种状况是1990年至1991年经济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私人企业的出现
　　
　　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混乱，而经济混乱又反过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而且，与所有制关系有关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禁止私人经济活动的法令日益松动，这为亲资本主义的联合力量培养了新的支持者，也给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难题。
　　
　　早在1985年，新的领导层就开始采取有限的措施允许苏联市民以个人劳动或者协作劳动的形式进行私人商业活动。随着1986年11月的《私人劳动法》和1988年5月的《合作法》的通过，私人商业活动扩大了。这些措施意在允许和鼓励两种类型的私人商业活动:一是个人手工业或者服务业，二是合作企业。在合作企业中，工人可以集中他们的人力和财力生产货物和提供服务，直接销售给公众。合作企业可以经营饭店、修理业、零售商店、批发贸易公司、小型产品制造业。除了国有企业和其他合作企业外，合作企业的成员不得从事商业活动，其资金不能从外面筹集。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合作企业的目标是允许“独立的日用品生产”，单个个人或小团体生产某些东西用以销售，生产者既是所有者，也是劳动者。这种形式和资本主义公司是迥然不同的，在后者中，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是分离的。
　　
　　允许这样的小型私人商业存在，其实是等于承认国营经济在提供服务和小型产品上的特别贫乏。小商业是西方国家颇具特色的补充行业。但是希望通过这些新法律引起真正的合作，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力量，则显然是错误的。合作企业得到迅速增长，到1989年估计有290万人在13.3万家此类工厂中工作。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公司从事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由一个或者一些所有者运转企业、雇用工人。这些公司主要从事贸易和金融业，它们利用苏联体制的僵化和价格优势捞到了一大笔钱。贸易公司购买紧缺的物资，再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
　　
　　1988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称为《关于国有、合作和其他企业对外贸易活动的决议》，该决议极大地改善了私营商业捞取大钱的机会。在这以前，所有的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这个决议允许国家和私人公司可以直接和外国公司进行贸易往来。不过，对外贸易的约束依然存在，其中之一是许多产品的进出口许可证必须由对外经济关系部签发。
　　
　　1988年的这项对外贸易决议打开了通向富裕的重要大门。苏联对价格的松散控制使得很多苏联产品，尤其是石油、金属，对控制他们的人来说都成为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出口物资。这项决议颁布后，私营外贸公司、进出口企业以合法的合作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这很快就引起了部分合法、部分非法且利润丰厚的出口贸易。3 000多个这样的公司成立了。虽然出口原材料需要许可证，但是对外经济关系部是易受贿赂影响的。甚至苏联电视、食品、药物都被这些私人公司出口到可以轻易找到的现成的第三世界市场。到
　　
　　1990年和1991年，一个新的私人资本主义集团形成了，他们主要通过和外面世界的联系逐渐富裕起来。他们对亲资本主义联盟饶有兴趣。与正在形成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方向的任何偏离，不管是转向改革的社会主义，还是企图回到改革前的体制，都将威胁到他们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的根本。走向资本主义对他们的新兴交易的存在是必需的。
　　
　　虽然他们很快变得富裕了，但在1991年，这个私人资本主义的集团还不是很强大，在苏联经济中也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团体来自旧体制的边缘——不满的工程师、科学家、精力充沛和个人主义的年轻人、掌管经济的行家——它的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我们在第7章将会看到，这个团体不是来自这些地方，而是来自党和政府的精英分子，他们在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85年至1991年苏联改革的进程主要是由一系列在苏联体制内运作的力量推动的。然而，苏联体制并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在改革的后期，主要的西方大国开始对改革的进程施加有限的影响。在1990年至1991年，在苏联承诺“严肃的改革”的情况下，七国集团和其他工业国开始对苏联提供重要的援助。这意味着要采取和实施快速市场化的计划。但是这项援助要通过，必须首先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1991年，大笔外国援助徘徊于苏联的门口，如果由西方政府设计的经济改革被通过的话，马上就可进入国门。
　　
　　如果苏联领导层在巨大的经济成功和国际很少反对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西方国家援助的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考虑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和政治的形势，这些西方国家的援助将加强苏联国内那些想追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的力量。
　　
　　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富有阶级，以大规模的西方援助承诺为后盾，成为支持亲资本主义立场的重要力量。但 是，如果党和政府的大多数精英分子拒绝这一立场，或选择社会主义的改革，或回到旧体制，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当然，形势的发展将不会那么平稳。1991年，党和国家的精英分子依然控制着国家的机关，包括武装力量。而且，同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紧缩导致的损失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的援助并不是大得诱人。
　　
　　然而，在1991年底，亲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能够控制权力，击败先前专政的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和试图恢复旧体制的力量推向一边。为了理解这是如何可能的，我们必须考察改革时期发生在苏联政治制度中的显著变化。
　　
　　
　　第7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
　　
　　众所周知，在1989—1991年间，苏联民众的大多数击败了党—国精英。在这场胜利中，他们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尝试着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一边是原有的党—国精英，他们试图挽救作为他们既得利益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试图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另一边是民众的大多数，他们已经厌烦原来的社会体制，转而支持那些由叶利钦领导的政治反对派。反对派在选举中获胜，他们想砸碎现行政治体制的战车，并最终在1991年底如愿以偿了。
　　
　　这种解释和说明与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的主要观点似乎并不矛盾。在一开始，党—国精英反对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提议，哪怕这只是改革并不是颠覆。塔蒂纳·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受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影响很大，按照她的说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的抵制。她说改革的阻力“在国家中心城市（莫斯科）的中层领导和其他地方的高层领导中”非常大。也就是说，除了发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高层领导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都抵制改革。这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年中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中，苏联的局势开始紧张化，越来越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那些当权的官僚阶级反对任何改革，而朝前看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支持者。这种观点的争论，最终导致了现存体制的颠覆。党—国精英曾经作出抵制，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从1991年的紧张斗争到现在的尘埃落定，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冲突是非常激烈的，彼此之间斗智斗勇。当一个统治集团在革命中遭受失败时，它的成员往往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要么遭到流放，要么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更多是后一种命运。 1783年，美国在对英国的革命中取得胜利后，把保皇党的同情分子统统流放到了加拿大。1917年俄国沙皇贵族以及主张专制的官员都逃到了巴黎。那么，最近这次俄罗斯革命的牺牲者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基本上留在原来的位子上——在取代苏联的国家里做着高官。苏联垮台以后两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他们的首领都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五人曾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既然有人说党—国精英被打败了，为什么我们统计出来的原苏联领导人在后起各国的领导层中仍占优势呢? 　　
　　扎斯拉夫斯卡娅的下面一段话或许是对的，她说，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层和下层领导对党的新的领导人所倡导的改革是难于接受的。但是，真正的动力来自1987年前后开始的改革，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改革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来看，我们接收到的消息是过时的。
　　
　　事实表明: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

这种对党的态度，当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作了很好的表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20世纪80年代，

 

 

 

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

 

中央集权制不允许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有丝毫的怀疑。但是，一旦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人们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和争论的大门，不同的观点就找到了传播的捷径，这些党—国精英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种讨论。
　　
　　在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有三种相互争论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想对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民主化和地方分权，让工人成为他们企业的主人，让人民在国家中获得政治上的自主。这种改革的方向使党—国精英受到威胁，他们手中的权力和物质利益方面的特权将会削弱。他们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做他们的主人。 不管是在莫斯科某一国家部门掌权，还是在一家大企业当官，那些从事经济管理的人，就不得不对他们的手下放下傲慢无礼的老板派头，学会耐心做说服工作和学会妥协，而不是作出绝对命令。苏联政府官员平日里花言巧语，声称工人阶级的国家比西方有更多的民主，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改革措施虽然没有对党—国精英的职位作出很大的改变，但是，它却意味着这些精英分子所真正关心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减少。 　　
　　党—国精英中确实有一些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且坚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来实现这些理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至1991年的著作、演讲和行为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在1992年10月，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坚持说他仍然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表示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丝毫不包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离”。他认为“转变经济体制、理顺社会主义内部的关系，使之更有效率”，这才是改革的正确的目标。叶戈尔·利加乔夫在最近出版的备忘录中甚至还把那些不友好的批评家当作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信仰者。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党—国精英，热情响应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民主化的号召。但是，他们在数量上十分有限。
　　
　　第二种主要观点认为应该回到原来的旧体制，只能作点滴的改革。共产党应该继续执政，应该继续在莫斯科指挥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活也应该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国精英为什么不能坚定不移地回到这一地位，就像他们告诉我们的消息中所说的呢?
　　
　　大多数的党—国精英确信原有的体制需要作很大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旧体制越来越没有效率。这些党—国精英都不愿意为这种效率越来越低下的体制负责。如果这种效率的下降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最后，他们是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不支持改革，党—国精英也会感觉到压力。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改革的方向确实有多个。大多数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党—国精英所坚持的个人利益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这第三种观点，在以前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就是向资本主义转变。
　　
　　乍看起来，党—国精英主张选择资本主义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想一想，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美国商会难道会呼吁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吗?教友会教徒会把一年的奖品颁发给一个像绵羊一样软弱的人吗?然而，苏联的党—国精英最终却拥抱了他们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强烈反对过的敌人。如果有谁去对这种转变作一些审查，他就会发现这种转变不仅自然而且还特别合乎逻辑。
　　
　　党和国家的领导成员由于位居精英层确实有许多物质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可以使用豪华汽车。他们可以住进豪华别墅。通过特殊安排，他们可以得到质量上乘的食物、饮料和其他消费品。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能确保小孩进入最好的学校读书。
　　
　　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收入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星火》杂志编辑、苏联精英分子的猛烈抨击者维塔利·科诺提奇在1989年声称，政治局委员们的收入每月在1 200卢布～1 500卢布之间，最高领导层的收入也最高，大约每月2 000卢布。当时的苏联企业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50卢布。因此，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一般产业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2.5万美元。这种工资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万美元。而美国高层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水平。
　　
　　苏联高层领导拥有舒适的住房，但是，它也不能和美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的私人住宅相比。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住的是一套有四间住房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列宁山区。紧邻着是希武德那兹将军的家和另一个不知名人士的家。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退休之后，在莫斯科郊外有一个舒适的家，但是，要是在美国，一个比较成功的医生和律师就可能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财富和权力是无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相比的。
　　
　　对于苏联党和国家的中级和下层领导来说，物质方面的报酬就更加有限，要知道，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超级强权国家之一。美国研究苏联政治问题的专家杰里·霍克（Jerry Hough）这样来描述他们的状况:
　　
　　相比较而言，苏联行政人员的工资很低，而且生活状况很可怜。明斯克（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党委第一书记和妻子、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在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而有一些高层领导和妻子住的是在列宁格勒的一居室的房子。
　　
　　苏联党—国精英不仅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比西方国家的领导要差很多，而且，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他们这种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他们个人职位的临时津贴来维持的。党—国精英所享受到的奢侈品——豪华汽车，较大面积的住房等——都是工作需要的补贴，而不是私人财产。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一定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为这样的事情总是时有发生。而西方大公司和政府的领导人除了有与工作有关的临时补贴外，还拥有个人的财产（一般来说，这些政府领导在进入政界之前曾经是以做生意为职业的）。
　　
　　在美国和英国，当一个政府领导人失业时，他的私有财产可以维持家庭的消费水平。但是，苏联领导人的特权却是靠领导位置来维持的。即使是高层次的精英们也害怕招致他们的上司的不高兴，他们知道一旦失去职位就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和威望，而且也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且，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可以传给自己的子孙。 　　
　　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传进了苏联。各种西方的影视节目在苏联上演，到西方观光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苏联党—国精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级别成员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杰里·霍克，在介绍苏联领导人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之后，继续指出:“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的政府官员，如果在西欧政治制度下，可能生活好得多，现在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霍克认为，可能就是这一事实使得苏联的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当许多原苏联党—国精英最终认识到不值得为这一政权制度奋斗并且放弃奋斗的时候，这一政权制度也就倒台了”。
　　
　　当然，既然党—国精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那他们为什么不放弃对原有制度的捍卫呢?这个注重实际效益的、只注重个人利益的集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支持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就可以允许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管理。他们就可以合法地积累个人财富。他们就可以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而且可以直接通过财产的转移，来保证他们子孙的前途。 　　
　　改变自己信仰的唯一障碍就是意识形态。那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要实现这一转变确实是不容易的。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台的时候，一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由于他们所献身的事业的失败，因为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或者从此一病不起。但是，这毕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数注重实际效益的人就像他们早年一样，很快就改变了信仰。
　　
　　两代人之前，也就是在1939年，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和约以后，苏联党—国精英一夜之间从反对德国法西斯转变到批评英国帝国主义野心。两年以后，当德国侵略苏联时，他们又立即转变立场开始反法西斯主义。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的迅速转变，很早以前就在苏联高层领导中表现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共产党的纪律已经完全涣散，已经出现政治逆流的时候，党—国精英就不得不为自己打算了。事实表明，为了获得那些可以感觉到的私人利益，他们是有能力实现这种信仰的转变的，就像他们的前任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有能力转向对上级领导唯命是从。
　　
　　在1991年6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当时的大多数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研究者对记录在案的当时的团体讨论进行了分析。图7—1就是研究的结果。在这次研究中，我们把莫斯科的精英分子包括一些个人划分为知识分子，而不是把他们作为党—国精英，而且这次的研究不是以随机抽样进行的。尽管如此，结果仍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令人惊讶的图景，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只有12.3%的人被划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即支持努力改革和实现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的人。不到10%的人被划为“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这与我们的保守派的概念是一致的，他们是对苏联体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支持者。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将要看到的一样，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与这些精英分子完全不同的是，民众从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只有一少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
　　
　　精英分子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过程，是怎样被人们认识到的呢?早在1987年，许多党—国精英就开始离开自己的职位而变成了资本家了——也就是说，他们建设的或者说为之奋斗的是新的私人企业。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经济被它们的管理者不动声色地、偷偷摸摸地转变成了私人的、有利可图的企业。这一做法在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又变成了官方的政策。这一进程的另一方面是由党—国精英来完成的 ，在1989年到1991年之间，他们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到最后得到叶利钦的支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们声称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觉悟，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是俄罗斯唯一的前途。
　　
　　
　　共产主义者转变为资本主义者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禁止私有企业活动的法律开始逐渐松动。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1988年关于合作的法律条文使小型的私人企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的小工厂出现了。一些新的工厂只是在形式上是合作的，实质上却是资本主义企业。到1990年，国家的监管迅速减少，所以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公开地发展起来。在1991年末，苏联垮台以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正式开始，当然，在这之前很久，一些国有实体就开始脱离社会主义的经营轨道。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些新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有一些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他们对国有体制的限制感到很沮丧。来自西伯利亚的维勒利·涅维诺夫就是转向资本主义者的科学家的典型代表。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冶金学院完成了研究生学位课程之后，来到了石油丰富的秋明地区（苏联西西伯利亚城市）的秋明大学当了一名物理学讲师。他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方面获得了几个发明专利权，包括新的测量方法和监控装置。1986年，他建立了一个与秋明大学合作的工厂，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新技术的利用和开发。1990年，他利用与秋明大学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联系，转向做石油贸易。到1991年他冒险成立了一家合股公司——赫尔默斯公司，资产达到5亿卢布，在俄罗斯许多城市开办了银行和贸易公司，发行了股票并进行日用品交易。
　　
　　米克海尔·古拉也是一位科学家，曾经在广播通讯公司和一家军事研究中心的声学研究部门当工程师。1987年，他离开国家部门成立了一个小型的音频和视频录像合作企业，通过一个国有企业代理得到了8万卢布的低息贷款。古拉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背景没有阻止他从事驯鹿角和羚羊角的出口贸易，这些物品在国内被看作是民间药材，即使药用价值不高，但它给从事这一贸易的人带来的利润却是很高的。几年时间里，他就把这家小的企业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国际财团，变成了一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跨国公司，为富裕的俄罗斯人旅游提供信用卡以及从事其他一些活动。
　　
　　在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为科学家成为企业家的人大做广告。但是，这种情况毕竟也只是少数，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往往就会发现，那些在个体企业中取得了成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而是有着其他许多背景。维勒利·涅维诺夫的巨大成功，来自于在苏联粗放的市场中进行有利可图的西伯利亚石油贸易，他抓住了机遇，而不是因为他的发明创造。米克海尔·古拉的企业，是以公众基金来创办的，是由于世界贸易与金融利润极为巨大才迅速发展壮大的。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要想获得生意上的成功，不仅要求有技术知识，而且要求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当机遇出现时，要有能力迅速抓住机遇。广泛的社会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私有企业的管理仍然是十分黑暗的，要想让一家私有企业在生意场上站稳脚跟，就需要有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支持。广泛的社会联系也是在个人资金缺乏时获得财政贷款、让私人投资所得的财富合法化的唯一办法。 　　
　　在1987年至1991年之间的苏联，机遇的突然出现，主要并不在于生产了有用的商品。一个企业还必须抓住机遇，与获得巨大资助的国有企业竞争，后来这些国有企业都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出卖了。这种巨大的潜在利润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由于弊端很多，而且价格受到控制，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可以从国有企业中购买商品，然后再在苏联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卖出去。另一个更丰厚的利润是可以通过控制廉价的苏联原材料市场，而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偷偷出口来获得。
　　
　　又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机遇是在金融方面的投机。由于在原材料和期货市场方面有一个逐渐发育的过程，精明的经营者开始在苏联的金或钼上，在美元或日元上投资，由于苏联经济每况愈下，在它们的价格必然上涨之后他们便抛售出去，以此来收敛钱财。
　　
　　生意上的成功并不一定要有专门技术。新的私有企业主要来自于那些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能够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辨别、抓住机遇的集团——党—国精英，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一个莫斯科研究专家对莫斯科1993年兴起的私有企业进行了研究。通过对267家非国有企业的随机抽样，他发现只有25.8%的企业是由有“专家”背景的人来管理的，主要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有2/3——也就是68.1%——都是由前国有企业的领导控制着。当然，由于这一研究是在莫斯科的所有私有企业中随机抽样的，所以大多数企业都比较小或者说只是中型企业。我们可以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大的私有企业的创办者，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事实也是如此。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先是对苏联的精英分子，接下来是对俄罗斯的精英分子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在她的指导下，研究组对在1992—1993年间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企业进行了调查。他们根据每个企业所控制的资本的大小汇编了100家大企业的名单。研究者在进行文件研究的同时，对这100家企业都进行了走访。
　　
　　图7—2是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对100家最大私有企业创办情况的调查结果。图7—2中的四个方面——（苏联的）共青团员、企业家、银行家和精英分子家族——代表了党—国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总共占了100家大企业的62%。科学家只占了15%，另外5%的企业创办者则是被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称为“天之骄子”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打破旧体制靠自我奋斗出来的人，与旧体制不相适应，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就试图违反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法规为自己而工作。另外的18%是由各种各样背景的人混杂而成的（包括犯罪分子、失业者等）。
　　
　　共产党的青年先锋队组织共青团，也是新的企业生长的温床。在苏联社会中，每一个有上进心的青年都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所结成的社会联系和友谊，是一个人进入苏联官僚阶层的阶梯，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青年”这一术语不应该作严格的限制——活跃分子可以在共青团组织中待到40岁左右。共青团的许多活动，是由基于自愿劳动为基础的许多民间企业组织的。在共青团组织中，一个人可以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增强组织才能。
　　
　　“理想主义”一词前面往往要加上修饰语“年轻的”，的确，年轻人的组织往往是要注入理想主义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共青团也不例外。在年纪较大的党—国精英以追求名利来代替理想主义时，这一过程在共青团中也同样发生了，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每月出版的杂志《特尔斐·柳笛》（ Delovie Lyudi）（主要面向生意人）的出版者维狄姆·比雷科夫指出，共青团活动家“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乐意干任何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新的机遇的时候，共青团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滋生地。
　　
　　从1986年7月至1990年4月，维克多·米罗连科是共青团的第一书记。共青团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可以从米罗连科身上略见一斑。共青团的书记，也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他可以参加一些政治局的会议。1992年米罗连科认为“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社会所需要的是“经济的观念”，后来“经济的观念”这一术语就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他引用了索尔仁尼琴关于十月革命的说法，把它看作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轮，它最终必然燃烧干净而且熄灭。他还补充说他希望它完全燃烧干净。他给予英国前首相、保守派玛格丽特·撒切尔很高的评价。这样的观点或许可以出自于年轻共和国的某一所大学，可是它却出自于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之口!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发现17%的大型私有企业是共青团创办的。她还发现他们是最早成为生意人的精英分子。在1987—1989年间，从共青团中出来的生意人，以及从科学家中出来的生意人，是创办私有企业的“第一拨”，出来人数最多的是在1988年。其中一半以上的生意人是从被称为科学技术中心的共青团中走出来，开始其人生生涯的。
　　
　　以前作为精英分子的生意人中比例最大的、占到总数23%的一部分人，是被人称作“企业家”的那帮人。这一部分人中，差不多一半以上（56%）来自产业部、苏联或俄罗斯的国务委员，另外1/4（26%）曾经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他们是在1989—1991年间进入私有企业的，其中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1990年。 　　
　　大型私营企业的创立者有14%来自原苏联的国有银行。原国有银行中的成员要么建立一家新的商业银行，要么想方设法使原国有银行中受自己管辖的一部分私有化。他们是在1989—1991年间进入私营企业的。人数最多的时候占了总数的51%，那是在1990年。
　　
　　新兴大型私营企业中，与精英分子有关的最后一类，是他们的家族成员创办的企业，约占总数的8%。他们是由高干子弟 建立的，一般都与国际事务有关——例如，与外交部的官员有关。这些人毕业于最有声望的教育机构，通过家庭旅游和国外的熟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非常了解。他们进入商界很早，大多是在1987年。
　　
　　从原来的党—国精英转变为私营企业主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个别的例子来更好地加以了解。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原来社会结构中的不同职位的人——共青团员、产业部或国有企业领导、国有银行职员、外交部官员、精英分子的家庭成员甚至苏联的内阁成员——转变为私营企业主的简单历程。
　　
　　
　　共青团员
　　
　　
　　梅纳特普银行是从共青团中冒出来的最大的、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它的总部坐落在前共青团办公楼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中间的人行道旁，这和它的身份再相称不过了。威武的警卫沿着走廊每10码远一字排开。人们有时把它叫做“共青团银行”，这个名字一语道破了它的渊源。在一次访谈中，梅纳特普银行总裁米哈伊尔·哈多尔科夫斯基追溯了该银行从一个共青团企业到俄罗斯10大私有银行之一的演变。
　　
　　1986年，哈多尔科夫斯基毕业于门捷列夫化学学院，次年成为一名共青团组织委员。他参加了共青团青年科技发明中心的创建，据他说，这是一个投资公司。1988年，他和他的同事们成立了一个银行，由三个官方机构共同投资组建:共青团青年科技发明中心、国家科技委员会（苏联中央计划机关的一部分）、日索茨银行（国家银行系统的一部分）。哈多尔科夫斯基没有个人资本，资金全部来自这三个注资机构。因而是党和国家的钱兴办了这个银行。
　　
　　一开始时，梅纳特普银行是市属财产，由莫斯科的一个区所有，利润归于银行的劳动集体。由于利润很高，三大注资机构的所有权很快就被银行买走了。1990年，银行重组为一个股份公司，1994年，其资产达到10亿美元。
　　
　　梅纳特普的主要活动是金融交易，即在参与资本盈利的同时买卖金融资产。它还从事信贷和投资，虽然在俄罗斯动荡的经济局面下这样做是有风险 第7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127 的。梅纳特普还有第三个业务——私人融资，通过这一渠道，银行管理着大约2 000名个体客户的资金。个体融资客户往往是一些特别有钱的人，有人声称，梅纳特普的许多有钱客户是有组织犯罪分子，尽管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无法证实。
　　
　　当被问及俄罗斯新银行家和商人的出身时，哈多尔科夫斯基说:“90%的生意上成功的人都来自旧的特权机关，或者是那些与这些机关关系密切的人 。”他认为，旧的干部选拔机制“还不错”，因为它允许那些有天分和精力的人步步高升。在他看来，共青团中这些天分突出、精力充沛的人成为成功的商人是很自然的事。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反常的事情上，他只顾追求资金盈利，那些比他更优秀的同事们，反而去给颠覆苏联体制的“来自上层的革命”煽风点火。
　　
　　这些年中共青团中还冒出了另一些私营企业。其中之一是莫斯特银行，它是俄罗斯另一家大型的私有银行，除了共青团的背景，还得到了莫斯科市市长和市委的支持。费尼斯特银行是共青团投资7亿卢布创建的;它的董事长亚历山大·舍尔巴科夫以前曾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弗拉狄斯拉夫·瑟林内克掌管着一家1987年从共青团中独立出来的私人职业介绍所，共青团曾给他提供了2万卢布的风险投资。恰如其分的是，青年企业家协会这个试图代表年轻资本家利益的组织，就是以前共青团书记谢尔盖·坡塔彭科为首的。
　　
　　
　　实业家
　　
　　尤里·阿德尔曼来自旧精英中的另一个群体。从机械工程和经济学专业毕业后，阿德尔曼在一座在苏联体制下十分受宠的机械制造厂迅速崛起。1975年，他从克拉斯诺达尔机械制造厂一名技工开始，逐渐升为第一工程师、副总经理，到1984年升任为该厂的总经理。1987年，工业部交给他克拉斯诺达尔机械设备建筑协会助理总经理的工作，他曾把这项工作形容成可以和某个部的副部长相媲美的好差使。他说，虽然他的职位已很高了，但每个月400卢布的工资收入“并不高”。
　　
　　克拉斯诺达尔远离莫斯科。当阿德尔曼听说莫斯科一座机械制造厂的总经理即将退休时，他便四处活动，最终赢得了这份工作。阿德尔曼自信心很强，对于如何管理一个工厂有自己的一套主张，1990年，他利用苏联体制日渐松散的大好时机，把他的企业变成了雇员集体所有，并和上级部门脱了钩。两年后，他把这座成功的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自己拥有了31%的股权。由于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个人资本投入，因此阿德尔曼转眼间就成了一位成功的资本家，尽管到1993年俄罗斯经济的极度混乱使得任何制造业企业都很难盈利。
　　
　　那些在苏联经济管理层中比阿德尔曼职位更高的人，进入私人业务领域也更为有利。石油和天然气部副部长瓦基特·阿列别克洛夫，成了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之一的鲁克石油控股公司总裁。阿列别克洛夫离开石油和天然气部之后，把他以前在部里的上级聘请为该公司的顾问。按照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说法，前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的许多高层人物，都改而在新兴私营企业里担任顾问一类的得天独厚的职务 。另一个例子是在1965—1985年间一直担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主席的尼古拉·巴巴科夫，他担任了一家极为成功的股份公司的顾问，这家名叫嘎兹普罗姆的公司的首脑，曾在1994年6月名列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八名。
　　
　　许多新兴资本家都来自苏联工业企业的高级领导层。苏联大型汽车制造厂AvtoVAZ的厂长卡丹尼科夫，1990年开始把该企业变成他的私有财产。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十名，被公认为俄罗斯最有钱的人之一。
　　
　　小型国有企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主管着一家苏联管理培训中心，它是由全苏联几百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兴办的，目的是为它们提供受过专门培训的管理人员。1991年夏，它成了一个私有企业，属于弗拉基米尔一人所有。这时，它在全苏联50个城市里拥有分部。巨大的经济变化使得管理培训成了一件大事，因而以弗拉基米尔广泛的关系网为依托的这家企业，就成了在许多苏联后继国家当中仍然能够成功运作的佼佼者。
　　
　　前苏联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大多是通过兴办新的企业而不是私有化他们以前主管的企业而成为资本家的。尼古拉·利萨伊以前曾是由六家大型军工企业组成的集团的负责人，该集团工人总数达到7.5万人。1991年，他和几个同事一起离开了该集团，开始组建一家私有计算机软件公司。起初他想把自己的软件销售给制造业企业，后来他发现向俄罗斯新兴私有银行提供软件方才可获成功。他说:“他们有的是钱，正为如何花钱而发愁呢。”
　　
　　
　　银行家
　　
　　
　　新兴资本家同样来自苏联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谢尔盖·罗吉奥诺夫曾经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来成了帝国银行的行长。罗吉奥诺夫在上面所说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位列第九。1989年，曾在国家银行系统管理层供职25年的瓦狄姆·帕科维奇，成了莫斯科斯坦金银行内部商业分行的董事长。同年，阿纳托里·弗斯尤科夫辞去了他在苏联斯托罗伊银行列宁格勒地区分行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转而担任一家私有商业银行——圣彼得格勒阿斯托罗银行的董事长。
　　
　　许多国有银行在它们的管理者手中私有化了。普罗姆斯多伊银行以前是苏联最大的国有银行。1991年，几位负责人离开了该银行，转而去负责一家新建的私有银行。然而，普罗姆斯多伊银行行长雅科夫·杜本内茨基留了下来，并把该银行改制成了一家股份公司。1994年，杜本内茨基说:“当经济滑坡和一片混乱的时候，银行却如此繁荣，这看起来不合逻辑。”普罗姆斯多伊银行确实是那些管理良好、业务蒸蒸日上的银行之一，而这也给杜本内茨基赢得了排名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第21的名次。
　　
　　谢尔盖·耶戈罗夫是另一位在新的银行系统中大获成功的前国家银行官员。他曾担任过10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现在他领导着俄罗斯银行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们都是俄罗斯富有的、举足轻重的私有银行。另一位前国家银行官员维罗拉多夫，现在则掌管着因科姆银行，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一位。
　　
　　
　　来自旧体制其他群体中的资本家
　　
　　由于资本主义观念是一种舶来品，因此苏联外交部中崛起许多新的资本家也就不稀奇了。瓦狄姆·比尔尤科夫以前在外交部新闻局工作。1990年，他被索克出版公司总裁、法语杂志《费加罗》出版商罗伯特·赫尔撒特所看中，后者让他承办一份新杂志，发表有关苏联经济改革和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内容。比尔尤科夫同意并创办了精装本月刊《苏联商业》，他自任总编和分部最高负责人（上级主管是来自法国的出版公司）。苏联解体后，该杂志更名为《生意人》。
　　
　　这项投机事业的资金，不仅来自索克出版公司，而且得到了苏联官方出版机构前进出版社的资助。由于前进出版社以前曾以出版漫漫长卷《列宁全集》而闻名于世，因此它加入到索克出版公司的合伙事业，并不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91年7月，它与《读者文摘》一起发行该杂志的俄文版本，同时加入的还有苏共印刷厂“第一标准印刷厂”和苏联国家图书发行专营机构“国际书店”。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发现，来自苏联精英高层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在新兴个体资本家当中占了极大比例。最后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即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指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的许多年轻子弟显然已经死心塌地地信仰了私有制。 例证之一是已故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特里戈夫。苏斯洛夫曾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他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最有权势的苏联领导人之一，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第一卫士。他的孙子斯特里戈夫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官方报纸《真理报》工作。1991年7月，斯特里戈夫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私有商业银行的干事。甚至连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孙女维卡也在苏联解体前成了一名商界女名流。
　　
　　党—国精英在改革期间纷纷奔向个体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包括那些从苏联高级政治领导层下来的人。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搞政治。 但也有少数人，例如弗拉基米尔·舍尔巴科夫，走向了这条道路。80年代初，舍尔巴科夫从陶里亚蒂汽车联合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升迁到莫斯科的汽车部门工作。1985年后，他调入一个重要的国家委员会，之后成了部长会议中某个部的副部长。1990年，他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1991年3月，他被任命为苏联副总理，两个月后成为第一副总理。1991年8月政变失败之后的48小时内，他成了代总理。
　　
　　1991年11月，此时苏联刚刚解体不久，舍尔巴科夫成立了一家私营企业，取名叫“私有化协会和外国投资国际基金会”。此时的舍尔巴科夫，已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卡尔·马克思曾说，新的社会关系往往从旧社会的体内孕育出来，这时他无疑在表达这一观点:社会主义关系将直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生长出来。但这一景象倒特别适合于描述资本主义关系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生长出来的过程。这不仅指旧的党—国精英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而且指的是苏联体制中的许多机构也助长了这一过程。共青团只是这里面最突出的一个。苏联的出版单位发行的是资本家的出版物。以前只是被动地、谨慎地为国家经济计划的完成提供资金的国家银行，则演变成了私有商业银行，它们从事着高风险的、变幻莫测的投机事业，为银行家们赢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前只是根据国家计划被动生产产品的、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有限的工业企业，成了“从主管到业主”一起中饱私囊的滚滚财源之地。 　　
　　资本主义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机构中滋生成长，并不仅仅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地方。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省级城市彼尔姆，1991年期间，从那里的旧体制中冒出了一阵阵拥护资本主义的热浪。和莫斯科、列宁格勒不同的是，彼尔姆的共产党政权在1990年的地方选举中设法抵挡住了反对派势力的选举挑战。但胜利后的彼尔姆地方精英们继续热情地拥抱向资本主义的转变。1991年1月，彼尔姆地方党委创办了一个出租包括宾馆在内的党的财产的商业企业，建立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股东一个个都是党委领导人。这样做确实获益匪浅，于是该市党委通过了一个提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公司，把该市所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通通接管过来，股份则在市党委和市苏维埃高级领导人之间分发。
　　
　　
　　共产党人变成了亲资本主义政客
　　
　　从党—国精英中培育出新兴资本家阶级的过程，在政治舞台上并不是没有阻力。苏联的反对派政治运动一开始是以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但到了改革后期，党—国精英的成员们也开始和反对派一唱一和起来。到了1991年，来自旧精英中的一大帮人已经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领袖。
　　
　　一些突出的反对派政治人物都有持不同政见的背景，例如1990年发起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袖格雷柏·亚库宁神父。1990年当选为列宁格勒市市长的反对派人物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其职业是法律教授和律师，而不是苏联党—国精英成员。但许多最重要的反对派政治人物，都来自党—国精英。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研究队伍曾对独立后俄罗斯的新政治领导层作过研究。他们发现，叶利钦总统身边75%的领导人均来自苏联精英阶层。在叶利钦的政府中，74%的人来自苏联精英阶层，这和叶利钦的总统机构中的情形是不一样的 。在新的俄罗斯政治领导层内，格雷柏·亚库宁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不过是典型的少数派而已。
　　
　　说到共产主义者变成资本主义者，看一下少数几个有关共产党干部成为亲资本主义政客的事例，也许不无助益。除了众所周知的鲍里斯·叶利钦的例子外，许多出身党—国精英的人也在改革最后几年走向了这一条道路，例如尤里·阿法纳瑟夫。
　　
　　阿法纳瑟夫是一位专业历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一个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题目:《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的当代法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他在共青团系统工作，逐步升迁到共青团高等学校党委书记的职务。70年代中期，他任中央委员会文化部代部长。1985—1987年间，他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的一个部门里负责。1987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历史档案馆馆长。
　　
　　80年代后期，阿法纳瑟夫是以一个反对派首要政治人物的面目出现的。在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他和鲍里斯·叶利钦、安德烈·萨哈罗夫一道，组建了“跨地区议员团”。“跨地区议员团”是第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它迫使共产党领导层不得不在政权机构内部开展与有组织的反对派势力的斗争。1990年，阿法纳瑟夫成了创建“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导人物，试图把各种反对派团体和个人组织在一起。
　　
　　伊万·西拉耶夫是从另一个旧精英集团中加入反对派的。西拉耶夫从航空工业中崛起，这是军工联合体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在长期担任高尔基市一个航空企业的领导之后，1974年，他被调往设在莫斯科的航空部，1981年升任部长并进入中央委员会。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命他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到1990年。
　　
　　西拉耶夫突然加入反对派是在1990年6月。鲍里斯·叶利钦刚刚战胜共产党领导层的反对，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俄罗斯共和国新议会主席，这实际上使叶利钦成了俄罗斯共和国的行政首脑。在安排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理职位时，叶利钦没有选择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而是选择了共产党领导人伊万·西拉耶夫。西拉耶夫在1991年初脱离了共产党，同年7月他就成了另一个反对派组织——民主改革运动——的共同创办者之一。在1991年8月政变失败之后，已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得实权的叶利钦任命西拉耶夫为管理整个苏联国民经济的新委员会的领导人。
　　
　　在回忆起1990年10月的个人转变时，西拉耶夫说:“和70年代的我相比，我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补充道:“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这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高级官员，现在已经变成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了。
　　
　　西拉耶夫是从党—国精英的政府一边起步，最后崛起为一位经济管理者，而阿尔卡季·沃尔斯基（Arkady Vslsk）则是从与政府平行的共产党经济管理机关中爬到这一位置的。1969年，沃尔斯基到中央委员会的机械建设部工作，1985年升任为该部部长。198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发言人。1989年，他在自己的工业专业之外得到提升，被任命为苏联政府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特使，试图解决那里爆发的尖锐的种族冲突。
　　
　　在1991年政变爆发前，沃尔斯基并没有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政变发生时，他募集了一些钱送到被围的“白宫”（俄罗斯共和国议会所在地）给叶利钦。据说，沃尔斯基还组织了一帮商人，谴责政变企图，同时“给危机关头的‘白宫’送去了关键的通信设备”。从此以后，他公开地和叶利钦站在一起反对戈尔巴乔夫。不久，他被任命为以西拉耶夫为首的苏联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委员。
　　
　　叶戈尔·盖达尔出生于一个旧精英家庭。他的祖父阿尔卡季·盖达尔是一位内战英雄，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叶戈尔·盖达尔曾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80年代中期，他还是一位中央计划的坚定支持者。1987—1990年间，盖达尔负责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中的一个部门，之后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报纸《真理报》任职。
　　
　　盖达尔在《共产党人》和《真理报》工作期间，他的观点开始急剧变化。据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阅读美国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内容。他正在寻找另一种意识形态，终于在自由市场的、放任主义的美国保守派理论家和英国经济学家当中找到了它。1991年秋，叶利钦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共和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盖达尔成了推动俄国经济迅速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休克疗法”战略的首倡者，对此我们将在第9章再作详细讨论。
　　
　　
　　结论
　　
　　1987年前后开始，在国家社会主义各种旧机构的内部和周边，苏联党—国精英们催生了新的资本家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从党或国家的机关迅速转往私营企业的个人事例表明，改革为党—国精英成员们把自己变成富裕资本家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大多数精英成员在1987—1991年间并没有这样做，但他们总免不了要看到他们那些这样做的同事——同时注意到这些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权势越来越大。对于构成精英阶层大多数的那些讲求实用的野心家来说，这种教训是不会忘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以及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所开的绿灯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遇，这将允许他们紧步那些捷足先登者的后尘。曾经操纵旧体制并且是该体制的主要受益者的集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些人，确定他们的利益不再能够从该体制中得到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似乎是首要的选择。 　　
　　精英成员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那些在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工作，或者在国有企业和银行中任职的人，拥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机遇更多。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政策的实施将他们推到了更好的位置，使他们很容易就成为这些资产的新主人。另一些在国家调控部门工作的人，发现他们通过收受贿赂就能够很轻松地进入新富人的行列。政府官员们期盼在物质福利方面实现重大的突破，而在他们看来，向资本主义转轨恰恰能够让他们把生活提高到西方精英的水平。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拍叶利钦的马屁，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新政治领导层的一员，当然获得的回报也多些。
　　
　　在共产党机关中供职的精英，似乎乐意这样做的人少些，他们已经在党—国体制的共产党这一边耗去了大半辈子。看起来，在操纵新的资本主义体制方面，共产党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的，虽然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下去。因此，随着党的权力在1990—1991年间日渐式微，许多党的干部开始从党调往政府，担任国家官员或企业主管之类的职务。多年与政府密切合作的经历，使这种调动很容易就能成功。
　　
　　通常的看法虽然没有简单地忽略掉许多苏联官员转而拥护资本主义这一事实，但它提供的解释却和这里提供的解释有别。它认为，苏联官员看到身边的旧体制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只好尽力替自己在新秩序中找一个好位置。然而，这种解释和苏联最后几年的事件在时序上不符。党—国精英抛弃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起始时间，要比通常的解释所说的时间早得多。我们已经看到，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在旧体制被埋葬，俄罗斯在1991年末走向独立之后，曾经在资本主义还未到来之前反对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党—国精英成员也开始渐渐适应新的形势，这点倒和通常的观点所说的差不多。原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改革工作上花了五年时间，最终在1990年患心脏病之后宣布退休。1992年，当一些作家访问他时，他仍然保持着自己毕生的社会主义信仰，为自己帮助推动的改革的失败懊悔不已。但18个月后，甚至在他面对1994年俄罗斯的现实时，他仍然接受了担任俄罗斯几大私有银行之一的“特维尔全球银行”理事会主席一职的邀请。但是，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人在1987—1991年间狂热地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则是另一件事情。
　　
　　党—国精英并不是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唯一角色。在他们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时，他们给了这一联盟争夺政权的能力，但他们不是这一联盟的唯一支持者，也不是第一个。苏联的知识分子是最早地、最活跃地支持这一联盟的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在亲资本主义联盟中起到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足以构成单独一个团体。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转向亲资本主义的立场，对事情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经济改革把个体经济合法化了，某些一度在中央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买卖商品、过着各种非法的花天酒地的生活的灰色经济从业者，一公开露面就成了富有的商人。他们自然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拥护者。那些有合法出身，但不是出身精英阶层的新业主——科学家、技术员、医生、牙医，甚至包括少数工人和农民——同样希望扩大自己私人商业活动的领域。整个新的私人业主团体，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都给亲资本主义联盟提供了资金渠道。 　　
　　因而，亲资本主义联盟是从四个主要团体中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没有精英背景的私人业主、党—国精英 。

是最关键的。 　　

 

　　第8章 权力斗争
　　我们已经看到，公开性、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出人意料地在苏联引起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兴起。公开性把那些正在走向激进化的知识分子推向了掌管苏联大众媒体的位置。经济改革在1988—1989年间开始引发严重的错位，此时请来出谋划策的主流苏联经济学家推荐的却是市场化和经济私有化，他们认为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经济改革同时使非国有商业企业合法化了，结果出现了一个富裕的个体业主阶级。苏联体制的大部分党—国精英，也开始放弃其社会主义信念，转向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由此出现了一场反对派运动，亲资本主义联盟得到了知识分子、经济学家、个体业主以及越来越多的党—国精英的一致拥护。
　　
　　苏联体制的政治民主化把权力从共产党手中转交给了新兴的国家机构，这些机构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主选举选拔出来的。这为反对派公开参与权力竞争创造了机遇。然而，亲资本主义联盟并不是轻轻松松就掌握了权力的。在它于1989—1991年间形成、其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初露锋芒时，它还必须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谋求其目标的实现。为了掌权，它不但要打败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派，还必须打败企图回到改革前的苏联体制的保守派鼓吹者。本章将历数这场政治斗争的最重要的方面，表明亲资本主义联盟是如何击败其对手并最终走上权力顶峰的。
　　
　　要描述这场政治斗争的所有细节，恐怕写一本书都不够。在此，我们只能考察在我们看来对最后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最核心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叶利钦于1990—1991年间在苏联俄罗斯共和国的崛起。第二个是1989—1991年间的矿工罢工浪潮，它大大增强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实力。第三个是在最后几年席卷苏联的民族主义飓风，叶利钦及其盟友由此获得了不少的优势。最后，我们将考察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此次政变的失败迅速把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那里转到15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手中。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它的废墟上出现了15个新的国家（它们都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现在所从事的，就是建立资本主义体制。在追溯这些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清楚:苏联体制迅速的、相对来说和平的终结，以及与此相应的苏联国家的解体，都能通过亲资本主义联盟在政权斗争中获胜的过程中得到解释。
　　
　　
　　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坛的崛起
　　
　　在多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之后，1985年4月，鲍里斯·叶利钦被调往莫斯科，领导中央建设部的工作。几个月后，他被任命为首都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他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眼里失宠是从1987年10月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开始的，他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谴责改革的步伐太过缓慢。不久，他就被赶出了莫斯科市委的领导岗位和苏共政治局。在1988年举行的第十九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在电视镜头面前发表了一份不太体面的声明，要求苏共领导层为他恢复名誉，结果遭到拒绝。虽然未能再次进入最高领导层，但他还是一名中央委员和国家高级干部。
　　
　　要是在改革前，这样一种降级足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但到了1989年，苏联民主改革的进展给了叶利钦一次重返政坛的机遇，虽然这是违反党中央意愿的。1989年3月，他当选为新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那里，他成了迅速兴起的反对派运动的领导人。次年，他当选为刚刚改组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就戏剧般地退出了苏共。1991年6月，他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民选总统。
　　
　　在俄罗斯人民眼里，叶利钦是具有相当魅力的。他是一位平民政治家，敢于挑战党内精英不公正的特权。在1986年早期的西方报纸中，叶利钦的名字也是铺天盖地，因为在那年的一次苏共代表大会上，他对“给领导干部特殊津贴”和“乌兹别克斯坦集体腐败事件”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作为莫斯科党组织的负责人，他经常喜欢遛遛街，见一见普通老百姓。叶利钦对特权的攻击在莫斯科家喻户晓，也招致了苏联精英们的嫉恨。
　　
　　叶利钦还强烈地支持民主化。毕竟，这是他在政治生涯就要终结时得以再次崛起的最好机遇。1989年2月，亦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一个月之前，叶利钦发表了一项声明，呼吁选举一定要公开和民主。民主化对苏联人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那些城市居民中。
　　
　　叶利钦怀有某种程度的俄罗斯民族感情。许多俄罗斯人瞧不起苏联内部那些非斯拉夫民族，把它们看作是落后的、外来的民族。有人把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看作是俄罗斯的负担，是各种援助的受益者，是苏联体制内部的特权产物。叶利钦呼吁给俄罗斯以更多的独立和自主，从而获得了这些具有民族情绪的人的衷心拥护。
　　
　　然而，使叶利钦闻名遐迩的，还是他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的鼓动。他埋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保守势力阻挠经济改革。开始时，叶利钦对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经济改革还不是很清楚，但随着经济学家们开始在1989—1990年间提出自由市场观念，他很快就把自己的经济方案定位在市场改革上了。
　　
　　叶利钦对市场改革的鼓动，是他能够同时吸引住普通老百姓和党—国精英的关键一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极大地依赖市场是戈尔巴乔夫1987年进行社会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在俄罗斯，“市场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虽然它对不同的人来说其含义也不同。经济学家承诺说，市场改革将会解决长期困扰国家的严重短缺问题。但市场改革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还有另一层用意，即他们讨厌特供品商店，讨厌精英们可以享受的一切特殊分配制度。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市场改革”一词的意思就是建立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在同样的商店购买到同样的商品的体制。“市场改革”将会允许群众买到最好的商品。因此，这在普通苏联市民听起来，确实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体制所本该具有的平等主义理想的最佳道路。
　　
　　对于党—国精英来说，市场经济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不曾被迫去排让普通老百姓恨之入骨的长队，但他们有幸购买特殊消费品的代价也很高——这得靠不停地讨好上级才行。在党—国精英们看来，市场改革意味着摆脱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使得特权完全依赖于你所处的级别高低。一旦摆脱党对个人财富积累的限制，他们就有望更加放心地购买最好的消费品，只要有钱就行。
　　
　　叶利钦的平民出身、民主倾向、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市场改革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俄罗斯还是有着广泛吸引力的。除了这些方面以外，另一个实质性的方面则是叶利钦的反叛角色，他是摇摇欲坠的苏共领导层的最有名的反对派。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在一开始时广受欢迎，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但1988—1989年间出现的经济混乱，使得最高领导层的声望一泻千里。鲍里斯·叶利钦曾在党中央待过，后来又被赶出来，如今正在想方设法重返权力高峰。这种反叛形象吸引了许多俄罗斯人。
　　
　　在第6章，我们曾经描述过叶利钦在1989年3月的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大获全胜的过程。叶利钦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确实能够扮演一名重要的角色，但他的权力还是相当有限的。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但它的人口只占全苏联的一半。来自其他共和国的代表很少支持叶利钦，他们支持的是那些忠于党中央的人。戈尔巴乔夫仍然能够有效地控制人民代表大会。当代表大会选举代表组成常设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时，叶利钦在代表大会里的支持率有限就说明了一切。他并没有跻身于代表们不记名投票选出来的人当中。他在代表大会和莫斯科自由媒体中的支持者为他大鸣不平，于是戈尔巴乔夫同意为他在最高苏维埃中安排一个席位。
　　
　　可见，叶利钦还必须仰赖他的主要对手——戈尔巴乔夫的垂怜，才能在全国性的最高苏维埃中获得一席之地。看来，要想通过苏联议会这条路走向权力顶峰是不行的。叶利钦认识到，捷径是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而不是联盟水平上的政府机构。1990年3月，俄罗斯共和国开始选举。选民将要选出改组后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代表，同时选出俄境内各城市的苏维埃代表。与前几年全苏性的选举相比，1990年的俄罗斯议会选举要民主得多。在新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中，并没有给共产党或其他“群众组织”保留席位。所有的代表都必须通过竞选选出。叶利钦决定以他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为基地，参加此次选举。
　　
　　在1990年的俄罗斯，叶利钦已是一位十分著名、广受欢迎的人物，他并不需要太多的帮助就能赢得选举。但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一个席位，而是当上大会的主席，这将使他成为苏境内最大共和国的主要首脑。为达到这一目标，他需要在选民中赢得比个人声誉更多的东西。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几乎所有的苏联政治参与者（包括叶利钦），都是共产党员。但从这时期开始，却在党外兴起了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在选举和推动叶利钦步步高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0年1月，民主俄罗斯选举联盟在莫斯科的早期选举团体中形成。它为莫斯科市苏维埃1990年3月的选举拟定了自己的候选人，同时支持这些候选人参加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以及俄罗斯其他市级苏维埃的选举。
　　
　　“民主俄罗斯”是一场真正从基层起来的运动，主要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所领导。它提出的许多主张和叶利钦相雷同，例如民主化和市场改革。和叶利钦一样，它也把共产党看作敌人，虽然开始时它的许多领导人和支持者仍然待在党内。比叶利钦更激进的是，它甚至公然强调俄罗斯的独立。
　　
　　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选举运动中，民主俄罗斯可谓是风云一时。它所支持的候选人在莫斯科市苏维埃中赢得了57%的席位，在列宁格勒1990年3月的选举中赢得了60%的席位。但在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角逐中，它的候选人却只赢得了20%～30%的席位。
　　
　　叶利钦没有加入民主俄罗斯，甚至在一开始还反对它的建立。它的领导人来自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群体，而叶利钦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曾把大部分黄金时间花在了当一名省委一把手上。叶利钦虽然反对党的领导层，但他也来自党—国精英。因此，他一直对民主俄罗斯持谨慎态度，这反映了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中的两股主要势力——知识分子和原属党—国精英现在正走向彻底拒绝现行体制之路的那帮人——之间的松散关系。民主俄罗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能够在大城市知识分子和专业工作者之外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的、本民族的人物。叶利钦则需要坚强的组织支持，而这恰恰是民主俄罗斯所能够提供的。
　　
　　民主俄罗斯的工作并不只是选举。它还擅长在莫斯科组织群众游行。1990年2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会就保证共产党政治垄断权的《苏维埃宪法》第六章的命运展开辩论，民主俄罗斯就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组织了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游行，要求民主。这种发动大量莫斯科市民的能力，对于俄罗斯未来之战的胜败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新选出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成立后，叶利钦就开始向主席一职发起了冲击。民主俄罗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它也没有足够的代表人数能够一锤定音。不过，叶利钦还获得了那些反对现行体制的党—国精英的支持。投票前几天，戈尔巴乔夫向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代表们发出警告说，叶利钦正在抛弃社会主义，但他的话并没能动摇大多数人。投票进行了四次，叶利钦最后还是于1990年5月29日以4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大会主席。
　　
　　叶利钦仍然和民主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没有任命任何民主俄罗斯的积极分子在俄罗斯部长会议里任职，也没有聘请他们中任何一个进他的私人顾问班子。作为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主席以及最大的共和国的实际掌权者，叶利钦现在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阵地，来对抗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体制的领导层。两个月后，即1990年7月，叶利钦戏剧般地退出了苏联共产党。和1917年俄国革命时相比，现在的苏联出现了两大权力相互对抗的格局，尽管俄罗斯共和国首脑的法定权力仍受掣肘。
　　
　　1991年2月，叶利钦成功地迫使苏联领导层给他提供一次在电视上表达意见的机遇。在电视讲话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戈尔巴乔夫，指责他抱有专制野心，要求他立即辞职。作为回应，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几百名被激怒的代表纷纷要求召开代表大会，撤销叶利钦的主席之职。
　　
　　随着1991年3月的会议日益临近，戈尔巴乔夫禁止了在大会期间在莫斯科举行群众游行。为了对抗该禁令，民主俄罗斯组织了一次有近10万莫斯科市民参加的游行活动，以声援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弃他的威胁，命令开往莫斯科的部队按兵不动。形势显然对叶利钦有利。在代表大会上，许多与会共产党员突然变卦，把票投给了叶利钦。结果，大会与其说取消了叶利钦的主席一职，倒不如说给了他额外的权力。会议决定在1991年6月举行全民投票，选举俄罗斯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在竞选俄罗斯共和国总统时，叶利钦强调的还是他以前一再依此获胜的主题。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加快市场改革的必要性。这是一种现实的要求，因为1991年间苏联经济更加混乱，更加萧条了。叶利钦承诺要保护俄罗斯共和国的“主权”，运用他那俄罗斯议会主席的身份表明自己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态度，从而得以在政治斗争中扎稳脚跟。他选择了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参加副总统的角逐，此人是一位著名的军方人物，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由此不难看出叶利钦的竞选与共产党之间的暧昧关系，因为他这位竞选伙伴的身份是一个名叫“共产党人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
　　
　　叶利钦必须依靠民主俄罗斯来组织他的竞选。民主俄罗斯的积极分子们承担了收集信息、组建竞选司令部、在全俄罗斯散发传单的大部分工作。叶利钦赢得了57%的选票，剩下的被其他五位候选人所瓜分，他们均强调更为渐进的经济改革、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等主题。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加夫里尔·波波夫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则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赢得了市长之位。
　　
　　叶利钦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不能解释为大多数俄罗斯选民对叶利钦不久将带给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转型的认可。叶利钦是在没有公开表示过任何这种意向时当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事实上，他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从来就没有公开地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曾经在1985—1990年间担任过苏联总理、在1991年6月的总统竞选中作为叶利钦主要对手的尼古拉·雷日科夫事后抱怨说，叶利钦和他的盟友对他们所计划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只字不提”。尽管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公开鼓吹资本主义，但叶利钦和他的同僚并没有公开这样表示过。
　　
　　怎样解释这些反对派领导人计划改革现行体制何以会失败?没有一个好的说法。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虽然党—国精英和城市知识分子在1991年6月已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偏好，但各位参选人在总体上所持的观点显然不同。民意调查显示，那时的俄罗斯民众大体上还不太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以美国为基地的“时代测评中心”（The Time Mirror Centel）于1991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前一个月——在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调查者采访了 1 123人，要求他们回答一系列有关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的个人看法的问题。其中最富启迪性的，是他们对喜欢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如图8—1所示）。
　　
　　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共有46%的被调查者喜欢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如果把那些回答“无所谓”的人排除在外，剩下的人中就有多达54%的人赞同社会主义。另有2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瑞典模式，这是一种高度平等的社会民主体制，其工人权利、社会福利和个人经济保障的水平是其他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只有不到1/5的人说他们喜欢那种相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而这正是以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一旦夺得国家权力就将毫不动摇地推行的体制。假如此次调查并不在更大的程度上代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的意愿，那么其结果肯定也不会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有多大好处。1991年开展的另一些民意调查甚至发现了对资本主义更低的支持率。
　　
　　民意调查中对其他问题的回答表明，后来成为叶利钦政府核心政策的工业私有化，获得的公众支持率很有限。只有3%的被调查者喜欢重工业的私有化，9%喜欢银行私有化，20%喜欢消费品工业私有化。足足81%的人认为，国家应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食品和住所。而与此同时，只有30%的人对共产党表示满意，有60%的人表示不满意。这次民意调查显示出，绝大多数人还是想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又不赞成当今的苏联共产党统治国家的这种方式。
　　
　　叶利钦及其亲信们心里清楚，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期盼的，并不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但多数人对共产党领导层持毫不犹豫的批评态度，要求加快市场改革、民主化的步伐，赋予俄罗斯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性。叶利钦在竞选中获得的强有力的支持，不仅来自于知识分子，而且来自于普通工人、妇女和退休人员。只是在武装部队中，在某些俄罗斯地区，叶利钦所得的票数才低于其他的竞争对手。不过，在俄罗斯有一个团体，则是死心塌地和叶利钦所倡导的路线保持一致——此即党—国精英。正如第7章引述的精英们的意见所表明的，虽然一般的公众不支持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但绝大多数党—国精英恰恰喜欢走这条路。
　　
　　当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再加上掌握共和国的议会，就会给叶利钦提供一个向国家政权发起冲击的坚强阵地。然而，这些成功并没有给叶利钦及其亲资本主义联盟带来这一切。俄罗斯不拥有自己的军队。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一个。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没有宪法权力去改变其社会经济体系，他的权力和一位想在州内取消资本主义的加州州长是一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最后胜利，还有赖于其他的变化和发展。
　　
　　
　　矿工罢工
　　
　　在苏联，由于罢工不合法，因此当局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实际的罢工。 但从1989年开始，苏联也出现了自1920年以来的首次工人集体闹事。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参加了1989—1991年的罢工和游行，但只有煤矿工人才屡屡举行声势浩大的类似活动，其威力之猛，深刻地影响到了苏联政坛的风云变幻。首次矿工罢工浪潮起于1989年的7月，之后在同年10月又发生了一次为期一天的罢工。第二次大型的矿工罢工发生于1991年的3月至4月。
　　
　　苏联的煤矿工业拥有大约220万工人，满足苏联20%的能量需求。虽然矿工们的收入相对较高，但他们也面临重重困境，包括住宿条件简陋、社会基础薄弱。改革造成的相对自由的气氛，让他们有勇气表达自己的苦闷。但改革的某些方面，也给矿工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煤炭价格持续偏低，矿工们担心在新的企业自负盈亏的政策下那些不挣钱的煤矿会被关闭。1988—1989年间消费品短缺在煤矿矿区特别严重。酿成1989年罢工的一个关键因素，据说就是矿区商店里的肥皂突然售缺。
　　
　　1989年7月的罢工开始于西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矿区，大约10万名矿工参与了这次行动。罢工迅速蔓延到乌克兰的顿巴斯矿区和俄罗斯极北部的沃尔库塔。罢工工人要求提高收入，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但他们的要求并未止于经济问题。一些参与罢工的矿工组织要求摆脱莫斯科管理部门的控制，从而有权自行决定煤炭价格。有些组织甚至直接向共产党的统治提出挑战，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章。
　　
　　苏维埃当局答应了矿工们的经济要求，从而平息了1989年7月的罢工。然而，矿工们继续组织起来，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会，因为官方的工会实际上已经不再代表他们了。1991年3月至4月，上述三个地区再次爆发罢工浪潮。这次的罢工显然更加集中于政治要求，甚至要求苏联政府集体辞职。当叶利钦承诺要在5月1日把俄罗斯的煤矿控制权从苏联手中移交到俄罗斯共和国手中时，库兹巴斯的罢工才得以平息。
　　
　　尽管矿工罢工没有颠覆苏联政府，但它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使得人们普遍认为，秩序正日益混乱，局势正日益失控。罢工严重地破坏了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虽然政府能够轻易地应付知识分子的反对，因为他们毕竟也是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但现在，它面对的是工人阶级的激烈的、武装的反抗，而它却声称自己代表着这个阶级。
　　
　　1990—1991年间，不仅矿工们反对戈尔巴乔夫，而且共产党、苏联政府以及它们的领导人都开始和叶利钦以及民主俄罗斯走到一起。这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工人都不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资本主义走到一起。但这却是“矿工—叶利钦联盟”的实情。官方的矿工工会一直操纵在共产党手中，很少代表矿工的利益。这使得许多矿工不是拥护苏联共产党，而是乐意听从叶利钦——这位党中央的第一批评者。
　　
　　矿工罢工的领导人把苏联政府及其各部门看作是他们受压迫的祸根，因此他们发现，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实行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可以保证他们不受苏联政府的制约。叶利钦正在积极地寻求这些罢工领导人的支持，因此向他们许诺说，要是他们归俄罗斯共和国管的话，就会获得实质性的自主。这次事件说明了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是如何把每况愈下的矿工和旨在夺取苏联国有财富的精英集团拉到一起的。
　　
　　1991年3月至4月的矿工罢工为叶利钦崛起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遇。此时正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以及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中共产党派别的斗争最白热化的时候。矿工罢工作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民主俄罗斯游行的补充，进一步给戈尔巴乔夫及其共产党施加了压力，却给叶利钦提供了继续控制议会、继续向总统宝座进军的帮助。
　　
　　
　　民族主义
　　
　　苏联是15个加盟共和国联盟的产物。表8—1按其人口排名顺序列出了这15个共和国。三个斯拉夫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了苏联总人口的72.6%。五个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占总人口的17.6%。因此，斯拉夫共和国和中亚共和国加在一起，就占了苏联总人口的90.2%，在土地面积上更占了97.6%。三个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拥有苏联总人口的5.5%，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占2.8%，与罗马尼亚毗邻的摩尔多瓦占1.5%。俄罗斯民族散布在其他14个共和国，在有些共和国，俄罗斯民族还占人口的较大比例。
　　
　　在某些共和国，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80年代末就已开始，而到了1991年苏联彻底解体的时候，一场各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的浪潮就达到了高峰。这令一些分析家把苏联体制的终结首先归结为民族主义强大作用的结果。照这种说法，只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体制中推行民主，长期受压抑的民族主义就必然要求独立，其最终归宿只有一个:苏联体制终结。
　　
　　这种解释根本无法说明苏联垮台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俄罗斯，同时也在大多数刚刚从苏联之中独立出来的国家，曾经存在的社会经济体制都被抛弃了。虽然民族主义在苏联垮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上述观点太过简单化了。有人详细分析过苏联历史，认为:“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存在……引发了崩溃”，而是“政权的衰落和事实上的崩溃，给了它们以脱离的机会”。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比那种认为民族主义必然导致苏联体制寿终正寝的观点更加符合事实。
　　
　　许多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专家认为，与通行的说法相反，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古老现象，它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问世的。虽然民族、种族、宗教、部族、地区的认同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但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忠诚心、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权力观念，则是现代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时代，才催生了民族主义。 资本主义工业化把人们从孤立的农村地区赶进大城市，发展起各种大众交通工具，用市场关系的力量把广大的地区连结成经济实体。所有这些过程都使得人们走出早期的部落、种族、宗教和地方关系，融入更大的民族关系。
　　
　　正如历史学家罗纳德·桑尼（Ronald Suny）所指出的，把苏联看成是一个在早已存在的、划分严格的民族团体基础上简单地建立起来的体制是明显的错误。苏联体制及其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引发不同团体产生民族意识的关键。1918—1920年内战以后，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都控制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创建了一个由各个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苏联，每个共和国都具有自己的民族身份。虽然有些共和国是以早已存在的独立国家为基础，例如格鲁吉亚，但另外一些却从来没有独立过，例如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乌克兰从1654年以来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哈萨克人则是游牧式的部落群体。中亚各共和国的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抱有更强烈的穆斯林认同感。
　　
　　有些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城市，开始时住的大部分都是其他民族。例如，在白俄罗斯，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开始时都是犹太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在革命前一直控制在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手中。乌克兰人几乎都是农民，尽管有些地主或官吏是俄罗斯人或波兰人，有些商人是犹太人。然而，苏联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把这一切都改变了，至少在许多苏维埃共和国中是如此。
　　
　　在苏联大部分时期里，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积极的鼓励 。每个共和国都具备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虽然没有真正的政治主权），也拥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制度。随着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群众文化素质、公共交通事业、民族认同感 ，在许多共和国中都有了发展。同时，俄罗斯人对苏联体制的操纵，来自莫斯科的随意摆布，少数民族人民要想成为体面的“俄罗斯人”就得遭受压力，这日益招来民族怨恨，从而侵袭着苏联的肌体。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与斯大林一同进入坟墓以后，民族运动就开始日益抬头，特别是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更是如此，这三个共和国都曾经在内战时期有过主权国的经历，只是到1940年才被苏联吸收进来。
　　
　　当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时，这些本属地下的民族运动就可以公开亮相了。但在不同的加盟共和国里，民族运动采取的形式也不同，且最后的结果必然都是导致苏联国家的分崩离析。在少数几个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独立建国的记忆犹新，独立的呼声极高。但它们只占苏联的一小部分，且自然资源稀少。至于其他的共和国，情况要复杂得多，结果根本就无法预料。
　　
　　改革时期的民族冲突开始于1988年，它不是什么反莫斯科的运动，而是采取了两个毗邻共和国暴力冲突的形式。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该地区绝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但又处于阿塞拜疆范围内。苏联当局派兵去重建该地秩序，但也无法找到使冲突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同年，“爱沙尼亚民族阵线”开始在那些波罗的海共和国中煽动更大的自治。
　　
　　接下来的一年，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在苏联的边疆地区风起云涌:包括全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格鲁吉亚共和国。1989年的民主改革，为这些共和国中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民族运动公开活动并寻求选民支持提供了机遇。1989年4月，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事件，苏联派兵到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去镇压民族运动，继而引发了一次流血冲突。这导致各地掀起一股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的浪潮，特别是在新的苏联议会和大众媒体中，这种反对尤为强烈。被世人称为“第比利斯综合征”的这次反对浪潮，使得政府很难再次考虑对闹事的共和国作出大规模的军事反应。
　　
　　1989年期间，几个闹事的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现在又多了个亚美尼亚——胆子越来越大，首次要求自治，接着又要求在苏联之内拥有自己的主权。1989年11月，苏联议会批准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自治，但这并不能让其满足。1990年3月的共和国选举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产生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者，新的立法机构现在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显然，莫斯科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让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继续留在苏联之内。但戈尔巴乔夫引进的民主改革似乎又和这条路线相冲突。苏联宪法也正式保证过，任何共和国都有权脱离联盟。因此，戈尔巴乔夫没有挑战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这样做的权力，虽然他也呼吁它们不要这样做;他说，只要波罗的海诸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决定是依据一定程序作出的，就不必诉诸武力。确实，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脱离并不会有损于苏联本身，因为它们只占苏联总人口的2.8%，也不拥有什么重要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它们并入苏联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它们是声名狼藉的斯大林与希特勒1939年秘密协定的产物——这样做就更无损于苏联了。
　　
　　然而，1990年6月，一种全新的因素加入到了民族冲突之中，俄罗斯共和国通过了它自己的主权宣言!俄罗斯总是在苏联体制中占据不应有的地位。俄罗斯人是占压倒性多数的民族。他们构成了苏联总人口的一半，而且往往在苏共和国家机关中占有不应有的代表比例。在所有其他共和国的党和政府机构中，俄罗斯人也是高级职位的占有者。苏联周边共和国所发生的反抗，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反抗他们认为是俄罗斯人掌管的一切。
　　
　　虽然俄罗斯人拥有这种种控制苏联的途径，然而在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也受苏联体制的压制 。列宁就老是担心“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将会威胁到苏联的完整，苏联体制的组织方式也正是反映了这种担心。与其他14个共和国不同，俄罗斯共和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它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独立的科学院、工会组织、共青团和克格勃的共和国。为了替苏联人民建立一种全联盟的认同感，俄罗斯人的民族感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受到压制。 　　
　　随着苏联周边共和国的民族运动日益高涨，其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呼声日益强烈，俄罗斯人的民族怨恨感也在滋生。 这给叶利钦和亲资本主义联盟提供了机遇。叶利钦给俄罗斯民族怨恨感火上浇油，一再重弹下述调子:在苏联，只有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生产的商品价值比他们消费的多。叶利钦当上俄罗斯议会主席刚刚一个月，民主俄罗斯就提交了一个法律议案，要求宣布俄罗斯是一个主权实体，拥有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其自行通过的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叶利钦认识到了这个提议是他最终战胜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府的绝佳方式。尽管在苏联宪法中找不到这一法律议案的任何根据，叶利钦还是说服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在1990年6月8日以544票对271票通过了《主权宣言》。
　　
　　虽然俄罗斯共和国缺乏支持这一新法案的法律依据，但它的《主权宣言》的通过对其他共和国造成了直接的和深刻的影响，改变了遍及所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冲动的性质。不管苏联体制被抹上了多么浓重的俄罗斯民族色彩，联盟的框架至少为那些非俄罗斯共和国提供了安全和实力保障，也包括重大的经济利益。例如，俄罗斯丰富的原材料曾便宜地供应整个苏联。而现在，俄罗斯共和国居然声称要掌握对其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使用权。
　　
　　以前相对平静的共和国的领导层，现在也立刻通过了自己的主权决定。到1990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通过了主权决定。10月，甚至一贯忠诚的哈萨克斯坦也效法了这些榜样。在有些共和国，之前并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但它们中的共产党领导人眼看叶利钦已有能力取消苏联，因而急于自己掌握主动权。
　　
　　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的所作所为，就是俄罗斯共和国走向独立所引发的一连串反应的典型例子。克拉夫丘克原为乌克兰共产党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曾专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作过斗争，倡导过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1989年末，乌克兰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运动，其大本营是该共和国的西部地区。随着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日益衰弱，随着资本主义成分日益增多，克拉夫丘克，这位在1990年7月高升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共产党人，现在为保住自己在乌克兰政权机构中的显赫地位，而开始寻找新的支持。他放弃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抛开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教导，将自己打扮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从而在苏联垮台后的乌克兰继续做他的领导人。
　　
　　为追求俄罗斯主权并实现自己把俄罗斯引向资本主义的诺言，叶利钦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举措。1990年9月，一个经济顾问小组提出了加快市场化和私有化步伐的“500天计划”，对此我们已在第5章作过讨论。虽然戈尔巴乔夫最后放弃了这一计划，但叶利钦却使它在1990年9月11日获得了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批准。叶利钦是无权在俄罗斯推行“500天计划”的，因此这种批准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它进一步造成了经济混乱，可谓是给苏联雪上加霜。现在，苏联和它最大的共和国通过了相互冲突的法律，这既牵涉到经济重建，也关乎所有权关系的未来。在这种政权斗争的影响下，昔日环环相扣的苏联经济机制开始垮台，各共和国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被打破。
　　
　　1990年12月，叶利钦向中央政府发动了一次仍属大胆的攻击。一直以来，在俄罗斯共和国征取的税收约占苏联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12月27日，叶利钦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发布了一项法案，决定俄罗斯只为中央政府1991年的预算提供不到1/10的税收来源。这对中央政府本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使得政府赤字迅速增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苏联1991年的经济完全陷入瘫痪。
　　
　　俄罗斯《主权宣言》以及其他共和国类似的决定发布之后，戈尔巴乔夫认为，要想保住苏联，就必须在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更多自治的基础上重建苏联。他开始启动一项新的联盟条约谈判进程。为达此目的，戈尔巴乔夫计划了一次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他相信解体过程并没有反映大多数苏联人民的意愿。
　　
　　全民公决于1991年3月17日举行，除了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其他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都参加了这次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为 1.47亿，76.4%的票数赞成保留苏联。九个参加投票的共和国中，同意该法案的人都占了压倒性的多数。戈尔巴乔夫因此可以大声地宣布，保留革新了的联盟国家是民众鼎力支持的。苏联经济内部依赖程度极高，谁都知道解体就必须付出高昂的物质代价。在那些贫穷的共和国里，许多人都知道自己从联盟关系中获得了不少的经济好处。大多数俄罗斯人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缩小成原来的一半大，抛开 2 500万俄罗斯同胞（几乎占了全部俄罗斯人的1/5）不管，让他们成为少数民族而散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许多人确实希望自己的共和国有更多的自治，但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却发现，在九个参与投票的共和国中，只有极少数人要求自己的共和国成为独立之国。 　　
　　然而，尽管普通老百姓反对独立，但仍然有一股推动联盟瓦解的强大势力在作祟。戈尔巴乔夫和革新后的联盟国家不只是代表了联盟的保留，而且代表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保留。 戈尔巴乔夫是把各个共和国拉到一起的关键人物，他拒绝放弃他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不允许它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叶利钦及其同僚决心废除社会主义，那么戈尔巴乔夫当然成了拦路石。虽然在许多共和国里掀起的民族运动确实反映了民众的感受，但如果没有亲资本主义联盟取消社会主义体制并为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的决心，民族运动能否摧毁联盟还很难说。
　　
　　真正使《主权宣言》成为一股旋风的事件，正如我们上面已看到的，是俄罗斯自己1990年6月的主权宣言。这并不是什么摆脱外来政权的民族意愿所引起的——俄罗斯拥有的比独立情况下拥有的更多，所有多民族共和国都在它的掌握之中。正是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提出的、受到戈尔巴乔夫与联盟政权阻挠的社会经济变革计划，才激起了这一连串重大事件，启动了最终把联盟撕成碎片的历史进程。
　　
　　
　　1991年8月政变及其后果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改革计划和联盟政权的最后失败，是由1991年8月未遂政变画上句号的。未遂政变进一步增强了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实力。它促使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其中大多数早就在谋求独立了——走向了独立之路。
　　
　　这一年的8月19日，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度假，苏联政府八位最高领导人组成了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他们偷偷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他的别墅里，宣布苏联处于紧急状态。鲍里斯·叶利钦和俄罗斯共和国议会领导层立刻站出来反对政变。几天之后，政变失败了，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然而，权力现在已完全从戈尔巴乔夫和联盟政府手里转到了叶利钦之手。四个月后，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其他14个共和国也纷纷宣布独立。
　　
　　1990年春夏和初秋，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社会主义改革计划已走入死胡同。鲍里斯·叶利钦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要求苏联采纳“500天计划”，而这无疑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联盟政府权力销蚀殆尽。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为了阻止这些相反趋势的发展，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更换了他的政治盟友。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看到的，戈尔巴乔夫于该月站出来反对“500天计划”。他公然抛弃了他那些更富自由色彩的顾问，例如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而转向那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赞成保留联盟、主张维持社会秩序的显然更为传统的人。1990年12月，戈尔巴乔夫任命鲍里斯·普戈为内务部长，根纳季·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在总理雷日科夫1990年12月得心脏病之后，戈尔巴乔夫任命瓦连京·帕夫洛夫接替他的位置。这三个刚刚被任命的人都是所谓的“强硬派”。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用辞职和提出专制的危险正在来临的警告来作出回应。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警告立陶宛议会，他将行使总统权力指责立陶宛正在“复辟资本主义秩序”。不久之后，苏联内务部部队占领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各种政府建筑，而这些行动，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表示过支持，也没有加以谴责。
　　
　　1991年3月初，戈尔巴乔夫突然向赞成资本主义的大股势力发动进攻。他攻击“民主派”是“典型的右翼反动派”，指责他们鼓吹“走资本主义社会道路”。然而，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就在1991年3月这个月，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进一步下降了。再一次发生的矿工罢工，破坏了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撤销叶利钦俄罗斯议会主席职务的企图给自己惹火上身，反而使叶利钦的地位更巩固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唯一的亮点是该月的全民公决得以通过。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看到自己斗不过叶利钦，便再次改变策略，但这次更让叶利钦得势了。
　　
　　现在，叶利钦优势在握，或者也许是考虑到3月全民公决对联盟的认可，他提议和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就签署新的联盟条约举行谈判。戈尔巴乔夫接受提议，于是“9+1”谈判开始了。1991年4月23日，九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签订一项新的联盟条约，它将在保留某种联盟形式的基础上赋予各个共和国实质性的权力。叶利钦因此放下了原来对戈尔巴乔夫的严厉批评。
　　
　　现在，戈尔巴乔夫又把进攻的矛头从“民主派”指向了“强硬派”。1991年7月，他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新的、自由的《共产党章程》草案，从而激怒了保守派。这个月之后，联盟条约谈判在新条约的具体细节上达成一致。没有参加谈判的六个共和国之一的亚美尼亚，宣布它也希望重新参加谈判。新条约的签订准备于1991年8月20日举行。
　　
　　1991年8月政变的直接原因，正是即将到来的联盟条约的签订。看来，政变策划者只是在宣布政变的前两天才开始聚会的。他们把联盟条约看作是联盟国家的最终解体。政变领导人除了戈尔巴乔夫本人之外，实际上包括了他的政府中的全部高级官员。其中主要有: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将军，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秘书博尔金。
　　
　　为了保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政变领导人同时指出，他们将制止向资本主义下滑的趋势。他们谴责“奸商越来越多”，认为“人民应该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应当存在，但他们的这种权利正在受到剥夺”。他们呼吁保护劳动人民工作、教育、保健和居住的权利。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共产党。他们是在政府而不是在党的名义下采取行动的。所有的政变领导人都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党的领导人。
　　
　　在政变领导人的正式声明中，正如他们在政变第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他们将尽力向苏联人民保证奉行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改革方针，支持经济多样性，包括“私营企业”的作用。政变领导人之一、国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亚历山大·季贾科夫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政策是不可扭转的”。副总统亚纳耶夫向报道者保证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政策将会继续下去。”
　　
　　然而，不管政变领导人试图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如何，政变在苏联还是被理解成复辟旧的、改革前的体制的图谋。由于他们已经把革新和民主化社会主义的第一鼓吹人戈尔巴乔夫总统撇在一边，他们就无法再理直气壮地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保护伞了。安全部门和军事部门高级官员参与政变，更强化了这种印象:这是一次企图回到旧体制的阴谋。
　　
　　紧随政变领导人企图掌权之后所发生的事件，更清楚地显示了1991年8月时三大阵营的力量平衡，在苏联的发展问题上，它们所持的观点各不相同。鼓吹回到旧体制的那班人，他们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发现应者寥寥，不管是在普通老百姓中，还是在党—国精英中。虽然在苏联的大多数地方，除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外，政变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有力的抵制，但也没得到什么积极的拥护。苏联第二和第四大共和国的领导人——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坦·纳扎尔巴耶夫——采取了观望态度。一旦强烈的、决定性的反抗在莫斯科出现，政变领导人在采取坚决行动方面的犹豫不定就暴露无遗，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在号召党—国精英复辟旧体制这件事情上，政变彻底失败了，而这正是群众不再需要这种体制的最终表现。
　　
　　尽管有证据表明，革新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变革方向在大多数老百姓那里十分走俏，但它的积极支持者还是发现自己和旧体制的支持者一样不受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努力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成功。改革虽说是以普通劳动人民的名义进行，但它从来就没有激起他们的共鸣。他们一直坐视不理。即使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也没有掀起过一丝丝反对政变策划者的波澜。
　　
　　然而，叶利钦和亲资本主义联盟立刻就从他们位于首都的大本营里站出来反对政变。叶利钦站在装甲车里，宣布政变是一次非法的行动，威胁说政变者将得到应得的报应。他呼吁举行一次反对政变的大罢工。在“白宫”即俄罗斯议会大厦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少数武装部队也抵达这里，受命保卫俄罗斯议会。保卫“白宫”的人数一开始据说只有2万，这个数字远远少于早些时候的莫斯科大游行。这似乎是鼓吹即将在该国实行的体制的最核心的力量了。俄罗斯共和国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告诉群众:“我们或者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那样活着，或者我们继续让自己做着‘社会主义选择’、盼望着‘共产主义前景’，活着却像猪。”已经离开戈尔巴乔夫阵营的、曾任其高级助手的雅科夫列夫和前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也加入了“白宫”前的集会。一位俄罗斯商人说，一些俄罗斯新资本家参加了这次冲突，他们雇用保安人员帮助维护了8月19日“白宫”外的游行。从叶利钦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议会主席以来一直明争暗斗的两大阵营，现在终于公开决裂了。保守派掌握了联盟国家的舵，而叶利钦与亲资本主义联盟则以俄罗斯共和国为营相抗衡。实质上，戈尔巴乔夫与社会主义改革派倒成了旁观者。
　　
　　面对叶利钦及其盟友的挑衅，政变领导人未能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政变开始时，他们没有逮捕叶利钦，也没有向他的大本营所在地俄罗斯议会大厦发动进攻。他们甚至没有控制国内的一切通信工具，让反对者组织起来为所欲为。一些观察家把这种失误归结为无能。然而，很难相信一个由苏联政府、部队、安全部门的最高领导人组成的一帮人，居然无力完成相对简单的、关乎政变成功与否的组织工作。
　　
　　显然，政变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在党—国精英内部孤掌难鸣。甚至在行动前，他们就已经模模糊糊地知道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下定决心: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体制垮台的趋势，否则他们是不会放弃的。他们显然希望戈尔巴乔夫参加进来，赋予他们的行动合法性，也希望人民代表大会能够开会同意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得到圈外人的任何有力的支持。一旦认识到他们有多么孤立，他们就只有放弃了。普戈选择了自杀，其他的人则坐以待毙。
　　
　　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米亚的软禁处被释放出来并回到莫斯科继续掌权——或许这只是他的一相情愿罢了。他谴责了政变组织者，感谢叶利钦和俄罗斯共和国代表们帮助他镇压了政变。他同时再次重申了他的社会主义立场，发誓要清除共产党内的“反动势力”。
　　
　　然而，政变的迅速失败暴露了不管是保守派立场，还是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在党—国精英中所受的支持都已经是多么的微弱。叶利钦及其盟友在击败保守派之后，认为撇开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不管的时机已成熟。和政变领导人一样，叶利钦根本不管什么法律依据，就签发了一项把俄罗斯境内一切苏联财产的所有权转归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命令。他降下苏联国旗，升起了传统的俄罗斯国旗;暂停了共产党及其报纸在俄罗斯的活动。几天之内，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共产党领导人职务，并要求党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不久之后，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解散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把中央机关转交给共和国总统和一个指定的立法委员会。实际上，联盟政府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一个人——总统戈尔巴乔夫。
　　
　　随后，戈尔巴乔夫白白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保留某种形式的共和国联盟。但随着叶利钦迅速接管了苏联财产和机构，就不再有什么联盟的可能了。谁也不想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于是各个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脱离联盟的愿望现在在所有的共和国中都占了上风。那些一度担任共产党一把手的共和国领导人，现在纷纷步了俄罗斯的后尘，在各自的权辖范围内取缔了共产党组织。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利莫夫把共产党的名字简单地换成大众民主党，就接管了前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财产，而该党的首脑还是同一个卡利莫夫。
　　
　　1991年12月初，叶利钦最终埋葬了建立新联盟的一切努力。他接管了克里姆林宫的财政大权，接着和另两个斯拉夫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首脑举行会晤，宣布苏联解体，组建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向一切前苏联共和国开放，但其中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31日，苏联正式解体。
　　
　　第三部分 来自上层的革命
　　
　　苏联体制的终结，并未经历什么实际的暴力和流血冲突。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体制垮台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之一不复存在了，其经历的过程是如此平和，让全世界都惊呼难以置信。毫无疑问，可以把这一过程定性为一次革命，虽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
　　
　　社会经济体制被来自下层的革命所扫除，这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在这种传统的革命中，社会体制的下层受害者揭竿而起，打败旧的统治集团，推翻该集团借以统治的体制，再开始从事建设新体制这一艰巨工作。法国大革命是此类历史事件在现代世界上的典型，1917年的俄国革命则是20世纪的例子。
　　
　　虽然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通过革命推翻的，但这种革命与传统的革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该体制的终结是一次十分不同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它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的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党—国精英们在这种革命口号下结成联盟——每一次革命都包括各种集团和阶级的联盟。亲资本主义联盟也从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私营企业主这个新阶级那里获得了支持——所有这些人都属于苏联内部的特权集团，不管是在身份地位方面，还是在物质财富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在这种革命过程中特别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党—国精英才是这种联盟的中坚分子。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都由他们组成，他们代表着与亲资本主义联盟相互照应的另一股势力。新的资本家阶级绝大部分是从他们中产生的。正是这些党—国精英们支持改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最终使政治对手缴械并打败了其他两部分人。 　　
　　很难在最近找到一次历史事件，可以和俄罗斯1991年的革命相类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它有点相似。这是日本在西方势力的强大炮火面前蒙羞之后，通过日本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帮人来掌权的革命。新的统治者决心用在西方找到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来取代日本的封建体制。他们废除了旧体制的核心制度，包括阶级特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利用国家的力量去建铁路和电话线，去开展新工业的建设工作，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然而，明治维新同苏联精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拒绝、对资本主义的偏好有着重大的区别。日本的封建精英由武士、官吏和大封建地主杂混而成，他们中持不同政见的集团不得不在1866—1868年花去两年的时间去战斗才能赢得政权，这点和苏联的实质上是和平的演变不同。日本在对外来政权所强加的军事和政治的羞辱作出反应时是如此之激烈，而苏联却是世界上两大强权之一，根本没有受到军事征服之类的严重威胁。
　　
　　苏联垮台的独特性，根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殊性。历史上其他强大的社会体制，都有这样一些统治集团，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多多少少公开地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实行统治。国家社会主义与此不同，它的统治集团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它的合法性也全部建立在这一主张上:体制的运行是为了普通大众。这种统治集团只是把自己的体制维系在历史的、文化的和情感的纽带上，一旦面临物质私利，这种纽带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我们已经看到，许许多多纯粹是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因素在苏联垮台中发挥了作用。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黔驴技穷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是苏联特殊的多民族框架，它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不得不时刻努力驯服它。 此外就是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和特殊天才，这个人就是:鲍里斯·叶利钦。
　　
　　假如苏联不是一个以许多不同民族共和国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就像共产党统治的其他大国，例如中国——那么，其社会经济体制的终结就不会引发其国家的解体。苏联的解体是改革年代兴起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核心在俄罗斯共和国活动所酿成的副产品，也是该联盟为确保掌权而要求瓦解苏联的人为结果。
　　
　　苏联垮台中所牵涉的许多偶然因素，是在1985—1991年间发生的系统演变中产生的。这是一个把党—国精英从苏联体制一形成时就存在的严格的、层次分明的体系中释放出来的过程，这种释放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过程所需要的。一旦释放出来，党—国精英们很快就认识到，保存现行社会经济体制就什么也得不到，而瓦解它就什么都有了。
　　
　　然而，精英们并不总是一帆风顺。1991年春，在各次民意调查和一次全民公决中，大多数苏联人民表达了他们对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反对，和对保留联盟国家的赞成。但调查和公决是不能决定社会大变革的方向的 。不管大多数人在有关国家未来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如何，苏联体制渐渐驯化普通苏联公民，在他们中间，已经见不到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了。虽然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把改革叫做“革命”，但他从来就未能发动普通老百姓，共产党70年的等级统治已经教会他们远离政治了。 戈尔巴乔夫的行事作风是官僚型的，不是群众动员型的。他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努力，靠的是共产党机构，而这个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自上而下、官气十足、乱统乱治的。要想动员普通老百姓积极拥护他日夜祈祷的革新了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了，不管这个目标是如何诱人。
　　

 

 

 

　　这样就把苏联体制1991年的命运完全留给党—国精英以及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的盟友们去决定了。

 

一旦理解了苏联体制的这些结构特征，改革所导致的惊人后果，以及结局又是如此惊人的迅速而平和，就不再显得惊人了。
　　
　　苏联垮台后，叶利钦以及亲资本主义联盟现在看来可以自由地消除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残骸了，可以急切地开始在俄罗斯建设资本主义的任务了。然而，狂喜的俄罗斯新领导层根本就没想到，在他们选择的道路上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坎坎坷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