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广宇：回忆我的严父郑熙亭

家有严父

——回忆父亲郑熙亭教子点滴

郑广宇

参观李大钊纪念馆

2025年2月17日10时08分，因病卧床一个月的老父亲，在我正给他擦洗过程中，安详地离开了我们。我作为家中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遵照父亲“家中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石家庄以外亲友不通知”的生前遗嘱，强忍悲痛料理完丧事。因无论父亲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都已七老八十，按照七十不远行，八十不留宿的说法，都不宜再长途跋涉了。故，事前电话告知爱民和建国，请他们理解并劝阻沧州诸友不要来石送行了。22日晚，建国来电告知，桂茂兄和爱民等正筹备追思会。消息传来，不由使我心潮腾涌，好多往事历历在目……

一谈到父亲，我就必然地会想到他那严肃的面容、冷峻的态度和那不怒自威的强大气场。不管我长多大，在他面前永远是个唯唯诺诺的小男孩儿。我们家三代单传，我有四个姑两个姨(没有舅)，我是唯一的“缺宝”。外人都以为我一定是在百般溺爱中长大的，谁能想到我从小到大，是畏父如虎，戴着“紧箍咒”长大的。父亲的严厉程度是一般家庭所没有的，肃立听训是常有的事。我时常怨恨自己生在这个充满束缚的家庭。但父亲真的离开了，我才切身感受到：家有严父，如当至宝;家有严父，终身受益啊!

一、以“俭以养德、勤俭持家”为家训

“俭以养德，勤俭持家”，这是父亲以家训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我从小填表成份一栏都是填雇农。我曾问过父亲，为啥不写贫农?听父亲讲，爷爷是从河南郑家逃荒来到肃宁的，肃宁西泽城村是他姥姥家，一家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爷爷给财主家赶车养活一家大小。父亲从9岁起就每天拾柴管着全家的烧火做饭。一直到1944年肃宁解放，他当了小学教员挣小米了，家里生活才得以改善。他从小养家就是这么来的。1950年他和妈妈结婚时，自己打了几架坯，村支部因平分胜利果实时爷爷谦让未要(爷爷是贫农团团长)，给补了几架梁，这才盖了三间房子。父亲总说共产党是穷人党，我们是穷人出身，不能忘了穷人本色。“俭以养德、勤俭持家”，既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以此作为家训专门刻了一枚“俭以养德”图章，并再三强调与我。因此，他自己俭朴一生，我们也就跟着过惯了俭朴的生活。

1958年父亲被错划右派后，妈妈被下放到沧县杜林公社当妇联主任，我们兄妹三人和爷爷跟着到了杜林，住在东大队第六生产队饲料房西邻两间土坯房内，一直到我18岁参军。因我从小长在农村，打草拾柴捡煤渣，挑水推磨挖野菜，农村孩子干的活我全干过，农村孩子吃的苦我全吃过。参军后在新兵连吃忆苦饭，一人一个糠饼子吃完了才让吃饭。我的一个战友咬了两口就吃不下了，我说给我吧我能吃，我吃了两份。一些城市兵、干部子弟吃不下很正常，因为他们没吃过。我在农村长大，困难时期比这难吃的都吃过，而不是在逞能卖傻。参军第一年，每月六块钱津贴，我存了60块钱。因为从小没钱，妈妈一个月四十几块钱要养活爷爷和我们兄妹三人。为此，我也养成了不会花钱的习惯。在部队，我是文艺骨干，经常外出参加培训，像军里办的手风琴训练班，师里办的创作学习班等等，因劳动强度小我又吃的少，每月能省下15斤粮票。1974年我第一次探家，给妈妈捎回100元钱和100斤粮票。1979年我转业到沧州地区检察院后，行政22级，每月工资60元，全部交给妈妈，1984年妈妈随父亲到省工作后，工资才改交媳妇。在部队穿军装，在检察院穿制服，也根本花不着钱。我爱人素梅花60块钱买了块布，自己踩缝纫机做了个窗帘，父亲看到后说不会过日子，给训斥一顿。省城很多人说我不像干部子弟，说我“朴素耿直，少有骄娇二气”，我把这当成对我的褒奖。虽然父亲总说我不如两个妹妹，不会置家，其实我之所以生活简单，不会花钱，不会买东西，全是受他的影响。

父子合影

二、以“不许玩赌输赢”为家庭戒律

男孩子爱玩，这应是天性。但我们家有一条戒律，凡是赌输赢的活动，一律不许我参加。父亲一辈子不喝酒、不抽烟、不玩牌。他也给我来个三不让。他给我念叨最多的，就是绝对不许玩牌。他说从小家里穷，在个人原因上，是爷爷爱玩牌，每到年底回家，把挣来的大洋几乎都输在牌局，就靠两个姑姑纺线维持生活。为此，父亲恨透了玩牌。像农村孩子玩的打枱、弹球、溜骨碌滑等等，凡是赌输赢的他一概不玩。就这样，在他严格管教下，至今我不会打麻将、打扑克。有时拿扑克哄孩子他都不干，上纲上线地臭骂一顿。他是这样说的，赌徒心理是侥幸，一旦达不到预期，会越输越赌，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赌徒心理潜移默化到工作上，就是见利忘命、投机钻营、玩弄权术，即便一时得逞，也会德不配位、力不从职，像李真一样被千夫所指。民赌害家，官赌害国。要自力更生，不耍奸、不耍滑，靠自己努力奋斗，靠真本事立世。我回想参军时他和我说的一席话，“到部队上要好好干，同样的事，别人用十分力气，你要用十二分力气。”我知道，他的言外之意是担心他被错划的事影响我进步。这些话沉痛地刻在了我心上。在部队我很快就成了业务尖子，师里考核我的成绩超过了64年大比武的成绩，军里比武我被选为尖子班长得胜归来。连续两次荣立三等功，后来又入了党提了干。右派的儿子能入党提干，在北京军区我是独一份。当我穿着四个兜军装探家，父亲高兴得不得了，他为儿子没有受多大影响而宽慰。为此，他一直对军队保有崇敬之情。他总说，还是部队纯洁，部队风气好。我想，人生谁也不会一帆风顺，总会有顺境和逆境。顺境不忘乎所以，逆境不一蹶不振，心平气和地看待一切。像父亲一样，寒门出孝子，逆境育英才。

三、以“博览群书、开卷有益”为人生嗜好

读书，既是父亲的爱好，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曾写诗言志：“平生无嗜好，所好唯读书。深为烟酒戒，厌恶聊闲棋。尽瘁不置家，身外无长物。撙节衣食钱，月月买新书。”平时，只要是他在家，就总会看到他在看书，他在哪哪有书，你还不能嫌乱给他收拾，谁动他的书跟谁急。这个习惯伴随了他的一生。看到他，我才体会到啥叫学富五车，啥叫孜孜不倦，啥叫过目不忘。我从部队回来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列书单，读完后再列书单。一次他和我讲《汉书》，我说我没看，范文澜和白寿彝的通史我都读过。他说，你看的是别人写的，要读原著。然后他说，读书要系统地读，要先读史书。他在中捷农场时，有幸结识了温济泽先生，是温先生传授的经验，文史哲先读历史，并从前四史开始。读懂了历史，其他一通百通。读不懂，就反复读，多读几遍就慢慢懂了。这就叫“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还告我读书的方法，先粗略通读，再慢慢细读，然后再择要精读。还说，读书要学会抓文眼，“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文眼，就是表达中心思想的那些精词妙句。什么时候能抓住文眼了，就是学会读书了。他的这些教诲，使我终身受益，我之所以能提笔写文章著书立说了，与读书取要是分不开的。在他的熏陶下，我也学会买书了。我买了全国第一套刑事法律博士文库(顶尖成果)，自费订阅了全国所有的法学刊物(前沿理论)，购买了四个顶尖学者不同版本的刑法学，因而有了搞学术的坚实底气。退休前机关分我新房后，父亲把他的藏书都给了我，近四千册图书摆满了客厅的六个书橱，成了家里最漂亮的一道风景线。这份遗产，作为我们家最昂贵的传家宝，会世代传承下去。

四、以“精炼为文、有感而发”为文章之要

父亲喜读书爱写作，读了一辈子书，作了一辈子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戏剧、评论、政论、史论等，无不涉猎，且均有名篇名作，长篇小说《大宋河山》、《东游寻梦——苏轼传》是他的代表作。直到晚年，仍笔耕不辍。九十岁出版了《读诗笔记》，九十一岁还为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写了长篇评论《最美的青春之歌》。在家里，妈妈常常因他废寝忘食地写作而和他吵架。我知道他写作的习惯，一段思路结不下来是停不下笔的，就赶紧把妈妈劝走，以免打扰他的思路。父亲的文字是非常精到的，由于他是私塾出身，又熟读经史，有深厚的古文底子，那半文言的文体洋溢着一种雄深雅健之气，那信手拈来的经典名句恰到好处，那老辣的文笔常常令人拍案叫绝。如他在《大宋河山》中写司马光劝导刚进京的王安石，“你兄我凭自己的悟性，得来一条仕路。一言以蔽之曰：做百事不如进一言，言大事不如言细事。”一个政客官僚的嘴脸跃然纸上，这不也正是一些现代官油子的真实写照吗?还有，他形容王安石的文章是“惜墨如金，执笔如箭，一发而穿透重铠”，这不也是当今我们应当遵循的写作要领吗?他常说，一篇文章、一首诗歌，一定要有体现文眼的精妙词句，不然就会平淡无奇如同嚼蜡。2014年纪念老家肃宁解放七十周年，他写了一首24句的七言长诗，手书完毕后和我说，最后这两句“我有一言饷来者：恶邻在侧莫轻心”，这是诗眼，没有这两句通篇就少了灵魂。这样，我也慢慢养成习惯，总会用几个排比警句来体现核心思想，果然为文章增色不少。

文贵简，我们都知道。可怎样才能简呢?他曾说过这样一个方法，“字怕挂，文怕读”。一篇文章收笔后，自己读几遍，看心中感念表达的是否充分、是否准确，有没有多余的废话，然后删繁就简据此修正。什么时候短文章读起来不觉得短，长文章读起来不觉得长，也就差不多了。我问他怎么把文章写短，又怎么写长呢?他说，文无定势，有感而发，从心而论。他对我历来只管原则不管具体，我写作他从不过问。因我写的多是专业文章，也就从来不给他看。从事检察工作三十多年，发表了二百多篇专业理论文章，出版了四部专著，其中第一本书《实用检察散论》获最高检金鼎奖，并进入图书类前十名。《职务犯罪证据解构》被出版社列为全国基层检察院图书室必备书目，并入选律师网年度“十大好书”和北大法律信息网“不可错过的30部法律实务图书”。这些他都不知道。是我不敢、也不值得在他面前炫耀。有一次，我带回家一本杂志，有我刚发表的文章，他看后说，“不错，省直机关能写这么好文章的不多。可在沧州你能这么容易发吗?记住，不要错把平台当能力，把权力当本事!”震聋发聩呀，这既是他对我的肯定，也是给我的严厉警诫!写作能力的提升，也助力了我的工作。为写好司法文书，我给自己定了两条规则：一是用最简练的语言去归纳复杂的案情;二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述专业的法理。用心加勤快，使我的文书写作水平明显提升，有两篇文书被最高检收入《大要案公诉词精选》，发行全国检察机关。在父亲这座令人仰止的高山脚下，我在努力地向上攀登，也在努力地传承着他的文风。

五、以“为官不接杂宾”为处世之道

父亲大半生在沧州工作，对家乡感情很深。他84年调省城工作，但他和我妈的户口仍留在沧州。88年省检从基层选调20个干部，考察后要调我到省检办公室(我在沧州分院任办公室主任)，他一直不吐口。后来，省检领导找他说，今年有选调指标，如果今年不来，以后你想来可也调不成了，他这才同意发了调令，把全家户口由我一起迁往石家庄。来省检后，我的工作顺风顺水，两年后当了副处长，又两年就去主持反贪局工作了。官不大，位置很重要，也很敏感。当时他给我定了一条规矩，“你的工作我不干涉，但要记住一条，为官不接杂宾。”他要求我“谨慎交友，门无杂客”。其实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在文化厅任职时曾规定，“厅长家里不办公”，有事一律在机关谈。因此，家里清净得很。一直到晚年，他还不断地以此告诫那些青年干部。在他的要求和影响下，我没有社交活动，没有饭局杂耍，更没有宾客来访，每天上班回家两点一线。有一次我因加班回家晚了，大黑的天他领着我妈到机关找我回家吃饭，都成了机关的笑话。沧州人在省城工作的不少，他们成立了一个同乡会，多次打电话让我参加聚会，他都坚决地让我推辞了。有一回，一个院领导叫我去陪一个饭局，我说家里有老人去不了，领导不高兴地说，怎么一说吃饭你就躲?我说，等他们出了事，是你去抓还是我去抓?从此，再也没人叫我去吃饭了。这就形成了“两个不熟”，省城工作的沧州老乡我基本不熟，省直各厅局领导我也基本不熟。在“四风”猖獗的那些年，“为官不接杂宾”成了我的护身符，为我屏障了诸如派系、小圈子及围猎的烦扰，使我有了大把的时间搞研究、搞创作。每个长假出一篇文章，每一两个月发表一篇论文，几成常态。人，是要有所畏惧的，天不怕地不怕，迟早要出事。怪不得古人说，家有一严，如有一道;家有严父，少年行好呢。说实话，没有父亲的严管严教，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我能否独善其身，是真要打问号的。我应万分庆幸，家有严父!

六、以“推己及人、专心事职”为职业操守

父亲从政几十年，曾先后主政过沧州日报、沧州行署、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委讲师团五个单位，心里只有他人没有自己，没为个人办过半点私事。在沧州当总编都是晚上12点后下班，当专员还骑自行车上下班，到省后我妈陪他出差要自己结差旅费，我妈拿药不让用他的“四方面人”本。而他看到省艺校李胜素那帮孩子们的宿舍四面透风、厕所脏得插不进脚，即大发雷霆，把那个在家上班的校长叫来臭训一顿。他看到画家没有画室在家作画，看到珍贵文物堆放在杂乱的仓库里，郭沫若题写的“河北博物馆”牌匾无处放，裴艳玲等著名演员还住着筒子楼无处练功，心急如火，宁可不搞“十台大戏进北京”，也要搞文化建设，要让河北的文化人有尊严地搞文化。在他亲自策划下，建成了后来的河北博物馆、河北图书馆、河北画院、演员尖子楼……让刘长瑜都羡慕得想来河北。在人事安排上，有好干部提拔没指数，他就千方百计找省委协调解决。而对自己的家人是严而又严。父亲到省城工作后，省委组织部曾动意把我妈关系也调省直，他却说已快到退的年龄不调了，我妈也不愿在一个没有工作过的单位拿工资，就在沧县提前离休随他到了省城，领工资、报药费让小妹晓丽来回跑。我大妹晓林从大港回沧州后，一直在企业工作，直到退休。在我正处四年时，省委要安排一批省直处级干部下去任职，一省领导来家看他，提出让我下去锻炼锻炼，他说不行，当检察官就挺好，这个行业单纯，也一样锻炼人。我在检察院，是九年副处晋升的正处，又十二年正处才晋升的副厅，是起步较快、进步较慢的。我们兄妹三人都是参加工作时干啥，退休时还干啥。他当领导干部多年，没为子女谋取半点私利。

我在省检当过反渎局、反贪局两个局的局长。当上小官后他和我说，遇事要“推己及人”，先从他人的角度想问题，不能上推下卸、揽功诿过;对工作要“专心事职”，把检察官当职业、事业去做，把心思放到专业上，不要老想当文学青年(我也有过文学梦)。简单讲，我的工作就两件事：一是办案，二是写材料。写材料，尤其是写领导讲话，绝对是个苦差事。因我经常给领导写讲话，深知笔杆子的苦衷。父亲就从没让人写过讲话稿，一次沧州要开全地区经济工作会议，赶上他闪了腰在家卧床，就把秘书周爱民叫到家来，他在床上躺着口述，爱民坐着小板凳记录。所以我当局长后，也下决心不让他人代笔写讲话稿，会议讲话、给上级的报告，都要自己起草。我组织查办了几十起大案要案，侦查计划、审讯方案、取证要点，也都是亲手起草、安排。经常是大家休息我独自在深夜加班，我多劳点心，大家就会多省点力。有人说我不会当领导，我点头承认，但坚决“知错不改”。这使我从机关到基层，落了个好人缘，说和我一起工作省心，都愿和我搭伙办案。别的专案组案子没完人就散了，我带的专案组结束离别时，大家抱头痛哭不愿解散。我相信两万小时法则：即在一个领域不间断地研究两万小时，即可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工作之外的时间，大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我的付出也收到了丰厚的回报，荣立了三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并荣获了全国十佳反渎局长和全国检察业务专家称号。这里有组织的关心，同事的帮助，更有父亲的心血。这也是儿子给父亲的回报吧。我天赋不高，只能这样以勤补拙、清白致仕。正像父亲说的，“儿女非上智，清白信可传”吧。

最后，用父亲的好友，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刘润为同志的唁电，结束此文：“尽管郑老已是高寿，听到他老人家离世的消息，还是感到震惊!从30多年的交往中，我知道郑老的党性、人品、学问都是一流的。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干部、这样的君子、这样的学者了。对于他老人家的离去，感到无比惋惜和伤感。惟愿他老人家一路走好!惟愿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护佑党和人民!”

2025年3月4日凌晨5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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