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家毛泽东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作者：李洪峰来源：学习小组海外版微信号 2015-09-01 194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人类战争史已经充分证明，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战争是包括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文化力、外交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博弈，归根到底是战略博弈。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历史性的，又是世界性的。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从失败到胜利的伟大转折，为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画上了句号，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开端。经过战争烽火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成为中国顶天立地的伟大砥柱。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由衷地怀念和崇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同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说，是战略致胜。而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持久战战略思想、游击战争战略思想，及其战略运筹、战略决断和战略指导，起了决定性作用。战略家毛泽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优良传统，并创造了从战略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从战略上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从战略上解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范例。

一、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战略思想，包含着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军事战略两个大的范畴。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体系中，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持久战战略思想和游击战争战略思想，是三大支柱。而在这三大支柱中，人民战争战略思想，又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规定和影响着其他战略思想。持久战是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持久战，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伟大的战略家。他用马克思主义者和战略家的双重视野观察和研究战争问题，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战争的规律。

　　关于战争的本质。毛泽东认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特殊形式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

　　关于战争的性质。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

　　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和意义。毛泽东认为，我们今天的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我们的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不但战争本身的性质是进步的，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进步基础上进行的。二十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不同于一切历史时期的中国，我们有了比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与进步的军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它本身包含着可能继续发展进步的伟大力量。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我们方面而使我们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根据。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民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关于战争全局。毛泽东认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毛泽东关于战争本质、关于战争性质、关于抗日战争性质和意义、关于战争全局的重大论断，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根本理论前提和政治前提。

　　在上述根本理论前提和政治前提下，毛泽东展开了他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其主要包括：第一，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优势在民主力量方面，不是在反动派方面。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对派，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对派作斗争，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拿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

　　第二，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千万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的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第三，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是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认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的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明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第四，必须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说，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缺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于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说，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如果现实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必然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怎样理解经过锻炼的共产党、经过锻炼的红军呢?毛泽东这位从九死一生中走来的革命家豪情万丈、气壮山河地讲到了长征。他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说，这就是经过锻炼了的共产党，这就是经过锻炼了的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中的足迹是不可磨灭的，在毛泽东的记忆中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后来他又写了同样气壮山河、豪情万丈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和战略气魄!这种英雄气概和战略气魄，是毛泽东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伟大的。它谱写了世界民族战争史上的辉煌篇章，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伟大范例。而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场战争自始至终都是在毛泽东战略思想特别是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从战争的整个进程，到战争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充分地证明和说明这一点。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存亡绝续的危险关头，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广泛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决战。抗日战争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和我们党倡导和发起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实施的重要载体。“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和我们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就“七七事变”通电全国,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中国共产党于同年8月22日至25 日召开洛川会议，号召全党“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毛泽东和我们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辛努力，实现了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转变，促进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逐步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国民党逐步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国内出现了妥协、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倾向。毛泽东和我们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并确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在与各党派相互关系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则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坚决而有效地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维系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长期国内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强大政治动员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高超的组织领导能力，毛泽东和我们党培育的“三大作风”、“三大法宝”和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运用并进一步发展完善。不仅在敌后建党、建军、建政，而且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各种群众组织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等团体，从而形成了一个包括亿万人民群众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组织动员体制，为实现宏大而坚韧的全民族人民战争奠定了坚实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八路军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当时在中国考察和采访中看到：在“八路军敢于深入的地区，到处都有群众组织，他们组织了农民、学生、商人、妇女和儿童的抗日团体，而且正在引导年轻人参加游击队，年纪较大的人加入自卫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社会团体、海外侨胞，以及一切爱国人士，都积极以各种形式参加和支援抗战。中国社会各阶层纷纷投身到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教师、学生以及宗教界、妇女界等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1937年7月，上海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上海抗敌后援会，蔡元培等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救国会，何香凝、宋庆龄等倡议成立了中国妇女抗敌救国会，等等。这些抗日团体在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中、华北地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精神，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省区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上海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组织民营厂商内迁。进步实业家沈鸿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将其五金厂的机器设备经西安迁往延安，为陕甘宁边区工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包括北方的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西藏的藏族，云南的白族，贵州的布依族、土家族，海南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等，五十六个民族，以各种战法、各种方式、各种行动参与抗日救亡斗争，英勇顽强表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了千千万万舍身救国的民族英雄。在少数民族抗日武装中，最为著名的是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地区回民抗日游击队。冀中回民支队由回族共产党员马本斋担任司令员，人数最多时达到2000余人。他们英勇抗敌，屡建战功，受到群众拥戴。冀中军区曾通报嘉奖回民支队，授予“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锦旗。为掩护马本斋的母亲，冀中献县东辛庄的许多群众不惧敌人威逼，被打得死去活来仍守口如瓶。最后马母见情不忍，挺身而出。在敌人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时，她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道投降二字。”最后绝食而死。表现了一位伟大母亲的大义凛然。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这是四川战士王建堂在出川抗战前，收到父亲赠送的一面旗帜上的两行字。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旗的左侧，父亲这样鼓励儿子：国家兴亡，匹夫有分。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泪，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这是何等深厚的家国情怀，这是何等伟大的平民精神!由亿万同胞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以伟大的民族牺牲和伟大的历史担当为显著标志的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战争问题上的本质体现和具体运用;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战争问题上的本质体现和具体运用。看到人心的力量，看到人民的力量，这也正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无穷威力之所在。

二、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绘就了中国必胜的恢弘图卷

　　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持久战战略思想、游击战争战略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作用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进程。抗日战争的空间展开，主要表现为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它的时间展开，主要表现为持久战。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深刻分析中国形势和世界局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先是用之于中国革命，继而用之于抗日战争，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

　　毛泽东全面而深入地阐述持久战战略思想的著作是他的《论持久战》。这是一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性著作，也是一部从战略上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反侵略战争问题的标志性著作，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战略学的代表作。这样的著作，在毛泽东之前没有，在毛泽东之后也没有。

　　毛泽东深刻指出：“中国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从这个核心问题出发，毛泽东首先分析和阐述了日本方面和中国方面的基本特点。

　　关于日本方面的主要特点。毛泽东认为，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的。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关于中国方面的主要特点。毛泽东认为，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关于中日双方主要特点的分析，是《论持久战》全部著作立论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贯穿全部著作的主线。毛泽东之后的一系列分析和论证，都说明和证明了这些特点，而恰恰是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也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毛泽东的分析是高瞻远瞩、目光远大的;又是确凿扎实、不容置疑的，充分反映了他的全局在胸和脚踏实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对中日双方基本国情和主要特点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毛泽东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战略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关于战略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核心。他指出，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战略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削弱、消耗敌人的力量，积累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造成战略反攻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认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之大城市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和威武雄壮的舞台上，充分展现了他革命家的英雄气概和广阔襟怀、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钢铁意志、理论家的宏大智慧和博大精深。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这三重身份、三重角色，在毛泽东身上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毛泽东又是伟大的诗人。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这是又一个层次的双重身份、双重角色，再加上战略思维、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同形象思维，这双重思维再一次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作为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留下了巨大的政治遗产和思想财富。作为诗人，毛泽东留下了一部《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雄视千古，独领风骚。毛泽东有些诗词，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卜算子•咏梅》、《七律•答友人》等，宛若 “诗仙”;有些诗词，如《贺新郎•读史》、《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堪比“诗史”。作为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毛泽东同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是如此的水乳交融、如此的浑然一体。我们读毛泽东著作，常常在脑海中浮现他伟大诗人的滚滚诗情;我们读毛泽东诗词，也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他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滔滔宏论。在现存的67首毛泽东诗词中，写战争题材的占三分之一，但没有一首是直接写抗日战争的。这似乎难以理解，但也容易理解。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最高统帅，他的主要精力和注意力是在战争的研究和指导上面。而这个时期又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展开的关键时期，是毛泽东理论著述最丰硕的时期。一部《毛泽东选集》，一半以上的篇章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的。毛泽东的主要代表著作，也集中产生于这个时期。长征路上，戎马倥偬，没有办法写作，毛泽东以诗代文;延安时期，有了相对安定的时间写作，毛泽东以文代诗。只有诗文互补、诗文互证，才能读懂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论持久战》，是既可以把它当做战略著作来读，也可以把它当做战争史诗来读的。

　　《论持久战》树立了从实践中总结概括理论和运用理论指导推动实践的典范，从而成为一座巨大的理论丰碑。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真道理、大道理，也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并且充分发挥作用的大道理、真道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发展进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正确性，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科学预见。请看以下基本事实：

　　战略防御阶段，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火速向华北增兵，并于7月底占领北平、天津。随后调集30万人的兵力向冀、察、晋、绥、鲁、豫各省大举进攻。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投入兵力 22万余人，企图迅速占领上海，进逼南京，并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国民党军当时约有200万人，担负正面战场作战任务，先后组织实施了忻口、太原作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22次大规模会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作战的胜利。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以空间换时间，挫伤了敌军战略进攻的锐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共5万余人，担负了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采取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主力兵团与地方武装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取得了首战平型关等作战的胜利，并大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独特的敌后战场。八路军首先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四面包围的有利态势，之后以山区根据地为基地，进一步向冀、鲁、豫平原发展，完成了在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的战略展开;东北抗日联军有力地牵制了日本关东军。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和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阴谋。

　　战略相持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战线进一步延长，兵力更加不足，加之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对其构成威胁，不得不改变其对华的方针和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同时把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实行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长期战”的战略方针。

　　国民党营垒在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发生分裂，蒋介石领导集团对抗日产生动摇。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除少数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积极抵抗，抗击了日军的局部攻势，并组建中国远征军协同盟军作战，给日军以一定的损伤消耗外，大都连连失利，丧失了大片国土。1944年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国民党更是全线溃败。自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后，国共摩擦事件迭起，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1941年1月，悍然制造了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的“皖南事变”。

　　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要求全党在战略相持阶段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在长期相持阶段中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我们应该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关键时刻作出的高屋建瓴的战略分析，再一次表现了他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长达5年时间的战略相持阶段，经历了巩固发展、严重困难、恢复和再发展、发动局部攻势作战四个时期，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进一步巩固了原有的抗日根据地，发展了新的抗日根据地，积蓄了力量，为转入反攻作了必要准备，创造了条件。

　　八路军1940年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是游击战争的进攻战役。在三个半月的作战中，八路军动员了几乎全部主力，毙伤日军二万余人，破坏铁路40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具有全国性的战略意义。

　　扫荡与反扫荡是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敌我战争的主要形式。日寇为巩固其占领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频繁发动扫荡，其中万人至十万人规模的扫荡即达数十次之多，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顽强坚持长期抗战，敌后战场成了抗击侵华日军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的主战场。根据地军民经过无数次战斗，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

　　这期间，为坚持抗战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已变政治反共为军事反共、与日军构成夹击我军态势的严重局面，我军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有理、有力、有节原则，打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

　　战略反攻阶段，从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形势下进行的。中国对日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从1943年7月开始，以华北敌后的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为标志，八路军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根本转变。我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抓住有利时机，逐渐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较大兵力的正规战过渡。通过连续发动五次攻势，并以有力一部转入外线作战，取得了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日伪军9万余人、攻击城镇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的重大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90余万人，民兵220余万人。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中心城市及交通线的战略包围。

　　1945年8月上旬，美军逼近日本本土并对广岛、长崎实施了原子弹袭击，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面临最后崩溃的形势。适应这一形势发展，我军在敌后战场发起全面反攻。从8月9日全面反攻开始到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我军解放了大片国土，控制了华北、华中地区绝大部分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冲，在华北、华中、华南以及东北造成了几块大的巩固区域，有了广大的战略后方和强大的战略支点，从而形成了有利的战略态势。但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指令下，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而且蒋介石军队在美国支持下，由大后方向解放区进逼。毛泽东和我们党于是改变原定夺取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方针，转向以控制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的方针，并确定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全部和向东北进军的战略部署。这些部署和行动为应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赢得了战略先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卷入这场战争。军队和民众伤亡人数超过1亿人，财产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14年时间里，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超过 5000亿美元。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正式收复被日本殖民统治达50年之久的宝岛台湾，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成果。中国抗日战争，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国际力量援助，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战场有力地支援了反法西斯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中国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制约了日本“北进”战略，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南进”战略，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有效地支援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牵制了日本的“西进”战略，打破了日德在中东会师的计划;牵制了日本的结盟战略，使日德意同盟有名无实，各自为战。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曾在给儿子的信中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地方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见进行的。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预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又准确地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战略阶段，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战略预见，绘就了中国必胜的恢弘图卷。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的战略预见何以如此准确，毛泽东的战略智慧从何而来?毛泽东曾经讲过，一个革命政党，要领导革命到胜利，有三个必要条件是缺一不可的。这就是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对实际运动的深入了解。只要我们学习和研究了毛泽东的全部实践和全部理论，就会发现，这三个必要条件，在毛泽东那里，都达到了深知深解、炉火纯青甚至出神入化的程度。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钻研、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认识，都用过常人难以比拟的艰苦卓绝的功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战略智慧来源于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抱负，来源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大局全局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深刻洞察，来源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规律的正确把握。

　　毛泽东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很远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他还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留给我们的战略智慧和他的一些规律性认识，是需要我们世代倍加珍惜并时时注意学习的。

三、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思想，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空前奇观

　　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思想，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千迴百折、经历过无数次的流血牺牲中，总结出来的，到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成为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主要支柱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进一步成熟和丰富发展，形成为完备的科学形态。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毛泽东说：“你们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 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几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那么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呢?这就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它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处于进步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游击战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特别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游击战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样，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到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所以，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对于正规战争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整个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

　　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三位一体的根本问题，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三个问题特别是建立根据地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收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事件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关于把握战略主动。这也是毛泽东始终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革命时期他多次讲过，建国以后他也多次讲过。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酷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状态，敌强我弱状态，缺乏经验状态(这是说那些新成立的游击队)和不统一状态等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敌人的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于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争取的东西，不是现行的东西。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指导抗日战争确立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国民党军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担负敌后战场的作战，形成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两个战场。创造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独特格局。这一特殊战争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这是中国的国情军情所决定的，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显著特点。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和我们党坚决实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在敌后独立自主发动游击战争的方针，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造敌后根据地，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

　　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决贯彻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思想，开展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执行“基本的游击战争，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坚韧不拔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东北抗日联军在全国抗战开始前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对关内抗战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日相持阶段的主战场。敌后战场发展壮大，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人口不过150万的陕甘宁边区，到1945年夏天，收复县城150座。发展成为拥有近1亿人口、100多万平方公里的19块解放区。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 52.7万人，八路军伤亡34万多人，新四军伤亡8万多人。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的形成和巩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实践证明，毛泽东和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宏大，空间最广阔;水平最高，能量最大，战略作用最突出。二战期间的游击战遍及世界各地，但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有中国抗日游击战争那么大的能量和战略作用。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和他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从理论到实践，都达到了游击战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军事理论家指出，毛泽东“论述的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战略书籍都丰富。他那富有想象力的叙述，是举世罕见的。在20世纪出现的多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这是极有见地的中肯之论。

　　陈毅在1947年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曾经从战略上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过比较。他说：“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他说：“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陈毅在这里讲到了战争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战争致胜的条件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战略致胜是最核心、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

　　毛泽东战略思想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毅1942年在《伟大的21年》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提出了以弱对强以被动对主动以分散对集中以农村对城市的正确的战略战役方针，这不是平常军事家或一本兵学书上可能解决的问题。彭德怀1958年7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的实际经验，灵活运用了唯物论、辩证法的观点，创造性地制定了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制定了一条完全正确的军事路线。朱德在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31周年的文章《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用于指导革命战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这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指出，在1927年至1949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国外一些研究人员称毛泽东为当代最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中，把毛泽东视为“具有革新思想的战略家之一”。英国的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认为，只有毛泽东才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许多外国理论家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具有“罕见的洞察力”和“高度分析能力”，他的战略是“弱者转化为强者的战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人类战争史已经充分证明，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战争是包括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文化力、外交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博弈，归根到底是战略博弈。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战略思维、战略决断能力的强弱，不仅决定军事斗争成败，而且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也是我们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根本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