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兴：李大钊如何看待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

导语：李大钊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经历了儒学的传统教育和西方民主思想的涤荡，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李大钊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与评价。本文深入探讨了李大钊是如何审视这一丰厚而古老的文化遗产，以及他对儒学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意义所持的观点。

李大钊

与其说李大钊对传统文化有所取舍，不如说他像一位审慎的文化匠人，用心雕琢着传统文化的雕塑。他对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思考，既探讨了传统文化自身的内涵，也审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交汇。他的思考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参考，为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批判

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自1840年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东西方文化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传统文化的弱点也愈发显现。基于当时的情况，李大钊实事求是地揭示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封建礼教束缚了个体的思想和个性的发展。李大钊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孔子的伦理纲常，认为其实质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个性以事治者”[1]。在封建制度下，个体的独立性和价值深受限制，导致整个社会缺乏自主精神，产生排他心态。这样的心理状态不仅在社会层面妨碍了国民的自主能力，也在政治层面导致了势力之争，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李大钊主张打破封建专制的桎梏，培养个体自由发展的权威，以改变社会文化的落后局面。

其次，传统文化已不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经济和政治决定文化，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传统文化需要作出相应改变以适应新的社会要求。李大钊认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2]他明确指出，如果中华文化的伦理道德仍停滞不前，不进行创新，“迟早必归于消灭”。

封建时期中国的思想发展过于保守，导致民众思维僵化，对现状满足，缺乏创新精神，使得中国在近代深受其累。因此，为谋求新社会的便利和新道德的进步，近代国人必须打破传统文化的僵化框架，进行创新。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具有深远的意义，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李大钊(右一)、胡适(右二)、蔡元培(左二)、蒋梦麟(左一)在北京西山卧佛寺。

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李大钊对儒学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将圣人视为儒家最崇高的理想人格楷模，也将其看作儒家文化的象征标志。在李大钊看来，儒学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追求圣人之道。圣人在儒学中被视为具有卓越品德和博大智慧的典范人物，是人们学习、崇拜的对象。他深信通过追随圣人榜样，人们能够培养高尚的品德和道德观念，在他看来，儒家的文化传统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体系,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指南。“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之说以助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3]在他看来，儒学的最大价值在于促使个人修养的提升。只有透过内在的诚心、格物致知的德性修养，方能实现道德层次的升华，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成就。这展示了儒家所强调的“内圣外王”的价值理念，他深切理解了儒学的核心理念，坚信这种修养对于培养现代国民至关重要，尤其推崇儒家的忠恕之道。他指出：“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4]在这里，“一以贯之”就是指孔子的忠恕之道。在这里，“忠”代表着全力以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而“恕”则表示体谅他人，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忠恕被看作是实践仁道的根本途径，即遵循“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原则。他对这两条凝聚儒学智慧的道德原则赞叹不已。在李大钊看来，只有达到忠恕的境界，才能实现人格的完善和价值的充分体现。在当代社会中，为了塑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必须根本消除专制主义的危害，提升国民的现代修养水平。而实现修养的关键在于运用儒家的忠恕之德，结合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等价值理念。通过这种结合，可以重新塑造一个自尊自重、关心他人的现代价值观。因此，有必要培养一种拥有全球视野的新型人才，而这种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塑造。

在倡导培养新一代的过程中，李大钊强调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不仅追求物质上的简朴，还追求精神高尚和快乐的生活状态。他倡导孔子所称赞的“箪食瓢饮”式的简朴生活方式，借鉴孟子对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的“大丈夫”精神境界的追求。他呼吁人们努力坚守威武无动于衷的志向，保持利禄无法动摇内心的态度，在安逸之中保持朴素，无论外在环境如何，也不能改变其廉洁正直的品质。提升个人道德境界不仅需要汲取传统儒家文化的滋养，培养内在的精神力量，还需要善于融合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精华，以促进个人修养。不论是中西文明、印度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都应积极汲取其中的精髓，将世界文化的瑰宝融入国人内心的灵感，从而提升国民的精神修养。

李大钊(左二)、梁漱溟(右二)、张申府(右一)、雷国能在北京中山公园。

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在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上，李大钊特别强调了三个方面：

首先，他强调了传统文化在精神层面上对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的价值。在呼吁国民团结抗日的时候，李大钊鼓励爱国民众，提出了“胜则此锦绣之江山可保，而吾祖宗袭传之光荣历史，从此益可进展于无穷”[6]的口号，旨在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大义、爱国情感结合起来，发挥传统文化在凝聚国民力量和组织护国行动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他阐述了传统文化对培育新文化的借鉴意义。李大钊认为，历史就像一座高楼，每一层都蕴含着人类传承至今的文化珍宝，“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7]，深刻说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新文化的作用。在近代革命中，李大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广泛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对新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他充分肯定了中国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李大钊认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与西方文明一同推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他赞扬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文明的辉煌成果，强调我们应该重拾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当然，在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积极影响的同时，李大钊也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他敏锐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僵化，认为这不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尤其是儒家学说作为核心的纲常名教，被他批判为愚民的弊端。他深刻指出，“孔子生而吾华衰”[8]，在这里，李大钊实际是借批判孔子思想之名，行反对封建统治之实，在深层次上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端，并号召国民反抗腐朽思想，推翻封建制度。

总体来说，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既是对历史的回顾，又是对未来的引导。他强调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在其基础上进行革新。今天，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在思想理论方面依然需要吸收李大钊儒学观中的历史经验。

注释：

[1][4]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第186页。

[2][3][6][8]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8页，第403页，第220页第274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8页。

[7]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4年第2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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