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

作者：宋铮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10期 2014-11-04 614

“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变相的“洗脑”，“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经济学家们缺乏独立思想。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应致力于“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

近10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有人再强调创建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了。

从国际比较方面来说。如同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也可大致分为两类，思想型和学术型研究。直到50年前，思想型研究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最近50年来，学术型研究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全部。

学术型研究又可大致分为问题导向型研究和技术导向型研究。问题导向型研究包括以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推动力的研究，而技术导向型研究包括以数据和方法为推动力的研究。当然，技术型研究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具体问题。但这类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层面上的优势。

经济学的主体是应用学科。理论问题导向型研究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基础，技术导向型研究则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重要补充。这是当前经济学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基本架构。

20年前，中国经济学以思想型研究为主，针对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成果。近2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以及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型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和主要研究手段。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展开研究。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

“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技术型研究稍多了些，其中有用新的中国数据研究中国问题的工作，也有用新的中国数据进行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工作，还包括用新的理论模型来重新阐释一些中国问题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研究。虽然在各类媒体上各式各样的观点看法也层出不穷，但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

对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差距不小。在美国，如果出现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一般都能找到几位在该领域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发现一些参考价值很高的成果。即便是全新的题目，也可以预期在几年内就涌现一批专业的人才和成果，比如有关金融危机的研究。

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很多。一些学者虽然热情高涨，但欠缺系统训练和批判性思维，研究往往流于表面。比较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从经费划拨到职称评定，国际和国内权威期刊的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研究周期相对较长，对学者综合能力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要面对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权衡。做技术导向型研究要相对简单一些，时间较短，成果发表的概率也有一定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项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得不为其生存需要让步。

需要明确的是，在学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计算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过去的20年间，对高质量论文的重视是对中国经济学客观评价体系缺失的一种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但是 “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体现了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经济学全球化。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甄别背后隐含的负面因素。

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外籍学者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难道会有助于全人类的福祉吗？

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涉及各类现实问题，不少具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及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比较特殊的大国，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这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倾向。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投身于全球化有好的一面，但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由于远离美国，非美国学者无法深入研究美国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最终选择了技术导向型研究。

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力。过去几年美国的政界、媒体乃至学界都在批评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从舆论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发展施加了很大压力。其实，从操控汇率到贸易顺差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做不到。

贸易顺差和净储蓄（即储蓄与投资之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而通过操控汇率来影响净储蓄几乎是天方夜谭。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次获2013年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论文《中国式增长》发表之前，竟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挑战这个显然的谬论。西方学者的沉默不难理解，但中国学者的沉默就值得探讨了。

国家利益永远站在第一位，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中国有一批精通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又立志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对内可以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对外还可以增进交流，减少言论上的摩擦，消除观念上的误区。

但变相的思想灌输、“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更有倾向性。我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很快，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明显。有趣的是，我们在宣讲这项研究工作的时候，一些学者告诉我们他们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发现。当问及他们为什么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们对这一发现有所保留。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学术界更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绩效相对下降的结论，因为这符合西方主流观点。而要发表违背西方主流观念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先验地排斥国有企业绩效提升这一发现，觉得一定是哪里出错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学者对各种可能性是否抱有同等开放的研究态度。这些学者不自觉地偏向某些观念，比如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对一些确实存在的事实持有盲目否定的态度。

中国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呢？我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袁志刚曾经讲过，我们要做的事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是对中国目前所需要的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概括。

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以中国经济现实情况为导向，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发展现代经济学，也就是用中国元素去丰富现代经济学。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是更高更长远的纲领。中国经济已经注定要成为世界第一。相信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问题成为最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呢？我觉得首先需要避免过分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标准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可以简单有效地甄别出那些采用非科学方法或者胡乱套用现代经济学的低水平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标准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局限性，特别是认识到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实际困难。鼓励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延长考核周期，减低论文数量的重要性，都应当有助于年轻学者专注重大的、有意义的现实问题，而非解决那些美国人自己都不大在意的“美国小问题”。

同样重要的还有人才队伍。学者要有独立思想，有现实意识，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有全球的学术视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具备全球视野，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