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是什么让我们避免了苏联“改革”的历史悲剧？

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中国式经济现代化

何干强

一、引言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people.com.cn)2024年07月21日16:42;来源：新华网(news.cn)。本文以下对此《决定》的引文，不再另外加页下注。]，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明确，到2029年新中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改革任务。这是我们党带领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场伟大改革运动。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冲破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束缚。党的二十大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01版。]从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深化全面改革的重点来看，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指导，坚决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划清界限，始终头脑清醒，才能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促进全社会稳步地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本文拟就此简述几点认识。

二、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定》稿提出，“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明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国政府网(www.gov.cn)2024-07-2116:49，来源：新华社。]这体现了唯物史观的要求，因为经济运动是整个社会多层面运动的物质基础，所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把重点放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聚焦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从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结30多年实践经验和教训，要把这种经济体制的构建提到高水平，很要必要强调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因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一直存在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还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指导的重大分歧。

一种是，在国际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影响下，曲解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与流通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把一定条件下市场流通可以对社会生产起决定作用，夸大为无条件起决定作用，而否定生产对流通通常起决定作用;把发展市场流通与公有制对立起来，把“经济改革”等同于改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已造成我国工商领域公有制经济严重下降。“2012年到2023年，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量由79.4%提高到92.3%、达5300余万户，个体工商户由4000余万户增加1.24亿户”;“民营经济吸纳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这是官方公布的关于所有制结构的最新数据，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备：《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2024年6月2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06/t20240627_437798.html。2024年7月29日.]而民营企业实质上主要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工商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实际上私有制已占了主体，背离了宪法第六、第七条的规定。根据马克思揭示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关系(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5页。]的基本原理，公有制经济一旦失去主体地位，必然在分配等经济关系上形成严重后果。近10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基尼系数在0.47—0.465左右，超过国际警戒线的0.4，居高不下;[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至2023年》“一综合表1—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益指标”：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2023/indexch.htm。]全国财政收支各年份均为超支或财政赤字，而且赤字数额呈逐年加速上升趋势。[数据请见《中国统计年鉴》2023年表“7—1一般公共收支预算总额及增长速度”。]这些不良状况证实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破坏性。

还有一种是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含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流通关系实现有机结合。这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始终重视发挥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并注重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业生产中的促进作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把发展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化，使我国避免了苏联那种在“改革”的喧嚣声中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维护了我国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基本稳定和经济总量的持续发展。从2012年的十八大召开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这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01版。]。

《决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明确提出要“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这是对“高水平”作出的精辟阐释。这必然要求以宪法为依据振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纠正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比重降低的不良状况，并实现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流通的高效结合。目前，理论界有一种“市场经济与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提法，不再理直气壮讲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这很值得商榷。须知，多种所有制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本来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流通为前提的。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不应当要求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流通相结合，更不应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市场流通方面看，必须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受公有制经济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府管理的约束，能够自觉克服“市场失灵”，克服市场流通固有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而从公有制经济内部应有的协调性和统一性来看，则要求公有制企业经营主体具有适应商品生产和市场流通的灵活性，为此要给公有制企业以面向市场的一定的自主经营决策权，防止政府自上而下的主观命令式的集中管理。因此，妥善解决解决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集中统一管理与分散经营的矛盾，这是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流通“高水平”结合的关键，需要政府管理部门与公有制企业在新的经济实践中，加强相互沟通、共同研究解决。

三、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基本经济制度建设

《决定》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列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这里的“社会主义”定语十分重要，它明确指出，基本经济制度中虽然包含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但是，其中的公有制经济必须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必须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地位，惟有如此，基本经济制度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应当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是找不出这个概念的。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不懂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其实质上总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马克思经济学却根据唯物史观的要求，总是从全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际发展状况出发，来认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宪法正是依据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科学规定的。如果超出所有制结构的范围，引入市场流通去解释基本经济制度，那就超出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条件和范围，背离了唯物史观。

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原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必然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对抗性矛盾。只是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面对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侵略的危险，两者才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前提，形成了维护民族经济利益、共同发展的统一性。1956年，我国实行对私有制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这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的创造性的发挥。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多种所有制经济实现共同发展，前提只能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因为只有这种前提，才能保证工农联盟，进而从根本上使全民族的经济利益得到根本的维护。而一旦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在全社会下降到不占主体，全社会的经济性质势必向资本主义转变，生产的自发性，流通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失业和生产过剩等一系列弊病势必萌发起来，势必使民族经济利益无法抵挡帝国主义破坏性冲击，使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失去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有观点认为，私有制经济(被说成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扩大就业，可以给国家增加税收，似乎与公有制经济毫无矛盾。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毫无疑问，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为私有制经济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的确可以提供发挥其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多种积极的辅助作用。但是，离开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根本条件，这些积极作用将无从谈起。总之，不能忘记，“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两层基本含义，放任私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比重不断上升，必然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因此，对于“两个毫不动摇”不宜作折中主义的理解。对公有制经济，有必要理解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和维护其主体地位;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有必要理解为“毫不动摇”地促进其减少对公有制经济的对抗性，并成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辅助力量。为了“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最重要的是，贯彻好《决定》的精神，“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好国有经济在促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

四、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经济对外开放

《决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要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鉴于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不乏有人用新自由主义观点解释对外开放，把经济开放等同于外国资本的跨国投资自由化;把彻底开放国际收支中的人民币资本账户，视为扩大经济开放的最终目标;主张允许外资在国内设立金融机构或控股国内金融机构;认为吸收外资越多越好等，这些“无底线”的对外经济开放主张，在实践中已给我国民族经济利益造成了损失。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决定》精神，强调在经济对外开放实践中，加强马克思经济学指导，真正在“推进高水平”上下功夫。

第一，应当坚持商品流通一般与资本流通相区别的基本原理。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应当区分国际商品流通一般和国际资本流通。前者表现为国际贸易和国际商品生产一般关系，在这种经济关系中应重视的是有效参与世界市场分工和国际商品竞争，遵循国际价值规律，争取获得国际贸易和国际商品生产中的比较优势。后者则表现为国内外资本之间的关系，其性质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中华民族经济的所有权与国际垄断工商业资本、金融垄断资本所有权的对抗性矛盾。因此，决不应当混淆前后两者经济关系的性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麦金农宣称，“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通常是经济市场化最优秩序的最后阶段。”[[美]罗纳德·I·麦金农著：《经济自由化的秩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周庭煜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这在理论上混淆了国际商品流通一般和国际资本流通关系，实质上是要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资本自由进出发展中国家，以便冠冕堂皇地推行新殖民主义。我们一定不能上当!

第二，应当坚持资本之间必然存在竞争斗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剩余价值无限增长的内在规律，“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8页。]“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2页。]因此，外资的本性和资本竞争的规律决定，到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和垄断资本，必然要凭借科技优势、资本优势同中国的民族资本竞争，妄图占领中国市场，绝不会如某些人宣扬的那般会带给中国“溢出效应”。

第三，应当牢记列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阐述的帝国主义理论。要充分认识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仍处在帝国主义阶段，国际经济关系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两大体系的对立。尽管在帝国主义经济体系中居首的美国经济衰退已十分明显，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壮”，美国仍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仍然高于中国，如果不能坚持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基本方针，那经济开放就只能是走向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庸国。因此，必须始终强调，扩大经济对外开放，是服从和服务于民族经济独立自主的。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理应确立国际阶级斗争的观点，把经济对外开放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终战胜和消灭资本主义结合起来。

第四，应当坚持资本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揭示出，“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他人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8页。]也就是说，从再生产观点看，私人资本本质上全都是剩余价值。因此，进入中国的外资，或迟或早将全部成为外商无偿占有的中国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从长远眼光看，外资进入中国越多，中国人民为外国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可见，科学的提法，还应是“合理利用外资”，决不是引进外资越多越好。同时，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应当把外资的引进量与国内资本量综合起来，综合地纳入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五、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宏观经济调控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的国家的科学宏观经济调控。《决定》提出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要求，强调“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这一论述既有针对性，又有理论创新性。要落实《决定》的这些要求，离不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科学指导，必须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划清界限。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已较长时间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7日第1版。]，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要看到，这与宏观经济管理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应当深刻认识到，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所有学派在界定自己时”，都承认自己与凯恩斯理论的联系;[[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著：《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佘江涛、魏威、张风雷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而凯恩斯理论以其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基础，其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是不科学的。实践表明，它既没有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严重经济危机;“借鉴”到我国，也根本不能解决我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我们只要将马克思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应当充分认识，马克思是科学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参见何干强：《应当重视《资本论》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4期。]与以凯恩斯为基础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作些对比，就可以深刻认识到，在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上，尤其是政策制定上，是决不能搬用存在根本弊病的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

第一，前者根据唯物史观，揭示出实现社会再生产平衡的前提是，在全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因为这决定了社会收入按劳动者提供的社会劳动分配成果(做了必要社会扣除)，这就能够消除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各产业部门按比例生产，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平衡，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后者根本不懂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要性，反而维护私有制，这就不可能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也无法实现所谓宏观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

第二，前者深刻揭示出劳动二重性是认识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枢纽，因而能充分揭示出社会再生产各产业部门之间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的内部联系。而后者不懂劳动的二重性，所以不明白宏观经济实现供求平衡的本质联系，存在严重片面性。

第三，前者深刻认识到，进行社会再生产，要从社会总产品价值∑（c+v+m）出发，解决好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补偿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7页。]。可是后者却贯彻斯密教条，在研究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只从工资、利润或利息、地租构成的国民收入出发，也就是只从社会总价值产品∑（v+m）出发，却丢掉了不变资本∑c(社会生产资料)的补偿问题。这决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不可能科学解决宏观经济中的社会再生产问题。

第四，前者把社会再生产和货币流通结合起来研究，研究了社会再生产与货币流通规律的内在联系，揭示出社会再生产的平衡要通过货币流回规律来表现，[参见何干强：《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并揭示出银行货币资本的运动与现实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运动的关系，这就为科学管理金融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而后者不懂社会再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内在联系，不懂货币和货币资本的联系和区别，混淆货币资本流通与货币流通，离开社会再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内在联系，来制定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所以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第五，前者揭示了社会再生产中的固定资本补偿规律、社会扩大再生产中的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相互联系等规律，对宏观经济运动进行科学数理分析，提供了科学指导。而后者提出的对宏观经济进行数理分析的“储蓄=投资”恒等式，实际上是不能恒等的，是错误的。[何干强：《论凯恩斯“储蓄=投资”恒等式的错误》，《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

应当看到，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下，新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进行过积极探索。陈云同志曾提出物资、信贷、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实现“综合平衡”的重要理念，[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3、52—53、211—212、244～245页。]并将其付诸宏观经济管理实践，曾取得较好效果。我们有必要把总结历史经验和在今后实践中应用、创新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相信一定能把《决定》的精神落到实处。

(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二级教授(江苏省评)，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顾问。本文公开发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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