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强树西方经济学、排斥政治经济学是自掘坟墓

摘要：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简称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术语，后者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但战后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不仅发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之间的尖锐对立，而且也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发展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已不能反映和容纳这种巨大变化的新情况。由于我国大学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本文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更现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其理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具有直接的和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我国经济理论界应该大力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对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西方经济理论的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正统经济学界鲜为人知的海曼·明斯基名声大噪，“明斯基时刻”的概念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理论界和政策制定部门。明斯基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属于备受西方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排挤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与其具有共同命运的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还包括西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的流派，如新熊彼特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社会政治经济学和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等。在这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中，究竟还有多少明斯基式的人物一直被埋没?明斯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者?“明斯基时刻”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西方正统经济学长期打压非正统经济学的不正常状况，而且也折射出我国经济学界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即缺乏多元主义的科学精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继承悠久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得到了迅速的壮大，他们目前正致力于发展一种综合性的和统一的理论框架，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西方正统经济学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将首先从废弃“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在我国所导致的恶果入手，扼要论述坚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基本区分的必要性。然后，本文将从西方经济理论界正统与非正统之间对立的事实出发，讨论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中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最后，本文在对我国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缺乏多元主义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将从中国经济学多元化发展、加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明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对繁荣我国经济科学的重要意义。

一、坚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区分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种学科术语的废弃或启用并非只是名称改变这样一种简单的事情，而是隐含着学者们对某种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否定或认同，甚至包含着某种政治追求。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英美国家，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推动下,“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称谓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传统术语。

有关美国的情况,弗雷德里克·李指出,“在1885—1990年这个相对较短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发生了转变，美国经济学家的用语也发生了转变，把使用古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的专业和课程称为‘政治经济学’，把使用新古典教科书、阅读马歇尔和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著作的专业和课程称为经济学。结果，大约在1900—1910年，美国所有大学和学院的经济学入门课程和研究生课程都在讲授新古典价格理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标准教科书之一”。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来说，这种学科术语的改变具有三重目的：

首先，远离棘手的和引发尖锐社会冲突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宣称经济学是“节约、最大化和效率的科学”，而不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因此，“经济学”必须摈弃政治、技术、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有关资源配置的“客观”科学，这样，他们就将政治经济学对社会、政治和道德等宽广问题的关心缩小到对个人经济行为和市场运行的分析，从而远离了棘手的和引发尖锐社会冲突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遁世主义”的经济理论遭到了一些有见识的经济思想史家的批评，如米尔斯指出，“当时，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正在消失，但是，在英国取得其令人瞩目的发展的新古典主义却从来都既没有就其中的‘为什么’提供过分析，也没有就‘如何才能遏制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开出过什么药方，尽管当时人们已经广泛意识到了正在成为事实的这一不利趋势”。

其次，成为得到官方支持的正统经济学。“就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并依然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遮羞布而言，它是没有意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推动力起初部分来源于意识形态领域(抵制马克思在社会压力不断增长的时期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将其分析与历史分析脱钩，成为‘静态’理论，为在现状之内运转和维持现状服务”，其“出现和发展得到了经济和国家的货币、权力和现状的认可——它在知识和意识形态上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因此，1900年时候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融合了一种客观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运行的研究纲领，以及推动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纲领。后一种纲领进而确保了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反多元化，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去压制非正统经济学家和非正统思想，将它们从学术界和社会中清除掉”。

最后，对特定研究方法的认同。虽然人们目前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术语的含义不存在共识，而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这一词条中也说，“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以看作同义语”，但实际上，从其起源来看，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来说，之所以要用“经济学”替代“政治经济学”作为学科术语，原因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学”与后者截然不同的一种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经济理论建立在社会—历史方法上，历史、制度和社会阶级的互动被赋予了中心的地位。经济学将它的分析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上，它提出不考虑历史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有效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数学形式主义的认同，目前仍是西方正统经济学打压非正统经济学的两个重要标准。

在世纪之交，我国曾发生过有关“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的存废之争。反对使用“西方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学者认为，“西方”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西方经济学”这个用语是不正确的，应予废弃。但这一看法与“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在我国的起源和约定俗成的用法完全不符：在我国，“西方经济学”中的“西方”不是地域性概念,而是政治性概念。正如吴易风教授指出的，自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以来,经济理论领域一直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一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我国，用全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简称的“政治经济学”专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专指西方国家的理论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国家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相当于本文的正统经济学的概念——引者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

反对使用“西方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学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主张使用“现代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排斥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确立西方正统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

首先，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正统经济学才是“现代经济学”，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落后于时代的老古董。正如吴易风教授指出的，这些“学者认为，现代西方国家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现代经济问题，因而是‘现代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百多年前的经济问题，因而不属于‘现代经济学’。在他们那里，‘现代经济学’指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指现代西方国家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排挤出去”。

其次，这些学者认为，只有西方正统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2005年6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针对“中国高校学科划分中的‘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割，与会部分讲者在将后者说成是‘科学’的和‘现代’的同时，还试图将前者概括为‘意识形态’和‘落伍’的”。实际上，这些学者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不仅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也不包括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诸多流派。

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课程设置的变化见证了主张废弃“西方经济学”概念的目的所在：除了经济学专业外，我国许多高校包括国际经济学和财政金融等在内的财经类专业在本科课程设置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许多高校在理论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考试中，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西方正统经济学在中国高校的支配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然而，令废弃“西方经济学”概念的提倡者始料未及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资本论》受到追捧，明斯基和皮凯蒂名声大振，长期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开始进入西方国家公众的视野。在发达国家这种变化的影响下，西方正统经济学在我国也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强调使我国许多高校财经类专业重新开设了《资本论》课程，但却发现能够讲授该课程的合格教师奇缺。笔者不仅赞同我国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的重要举措，而且也一直在强调要振兴在我国衰落已久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但本文拟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本文将集中讨论发达国家非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经济理论界的现状，并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做出分析，旨在为改革我国西方经济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对西方正统经济学严重缺陷的众多质疑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新一轮“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所谓“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the post autisitic economics movement)是指2000年由法国学生发起，并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广泛影响的经济学教育改革运动，学生们使用精神病学的一个术语痛斥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自闭症”，指责其已经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的许多重要经济问题，呼吁经济学发展的多元化、批判性思考和对真实世界的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再次风起云涌。2009年，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有感于发达国家高等学校中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已不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资成立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改革经济学课程设置，编写新的经济学教科书。2011年11月2日，哈佛大学大约70名学生在著名教授雷戈里·曼昆讲授的经济学课程上，通过罢课并发表《哈佛学生致曼昆的公开信》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正统经济学根深蒂固的偏见、脱离现实和缺乏批判性思考的强烈不满。2012年，德国学生发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学教育改革请愿活动，这一活动很快就扩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涌现出了众多的“后危机经济学社团”、“重新思考经济学联盟”等学生社团组织。2014年5月5日，来自19个国家的42个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一年之后，这一组织就已发展为31个国家的82个学生社团。

新一轮“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再次直指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后危机经济学社团”在其2014年的调研报告《经济学、教育与无知——曼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指出，曼彻斯特大学将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提升为经济学唯一的学习对象，其他经济学流派如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经济学等在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几乎是完全缺乏的，这种状况扼杀、损害和压制了对于经济学的认知至关重要的创新、创造力和建设性的批判，违背了曼彻斯特大学自己的教育指导方针。

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里，正统经济学支配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育的状况并非个例，正如《国际学生对经济学多元化的呼吁书》指出的，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学生们看来，这种状况在民主社会中是不正常的，“并非仅有世界经济处在危机之中。经济学教学也同样处于危机之中，并且此危机所殃及的范围远在象牙塔之外。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执政者的头脑，因此也塑造了我们栖身的社会。……归根到底，经济学的多元化教育是健康的公共辩论的必需品，她是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呼吁：“不同校园，同一心愿，我们期盼，经济学课程能有所改变”。

那么，在西方发达国家，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之间的分裂是如何产生的?正统经济学这种单一经济学范式支配经济学教育的状况又是如何形成的?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发生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有必要提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用来专指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呢?

二、“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提出的必要性及其界定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对西方经济理论界中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的概念做一简单说明。除了在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外，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最重要的分野就在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不同的态度：正统经济学对其进行辩护，而非正统经济学无论是出于改良还是推翻这种制度的目的，都对其持批评态度。与“正统”和“非正统”相联系的，还有“主流”和“非主流”这两个词：在一定时期内，非正统经济学可能成为某个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比如20世纪前30年的美国制度主义;同样，正统学说也不一定是主流，比如奥地利学派。

如果了解经济思想史，我们就会知道，目前西方国家的正统经济学是在19世纪末“边际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继英法古典经济学之后，在欧美国家相继诞生了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包括数理经济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老制度学派、熊彼特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通过综合“边际革命”的成果，创建了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在美国也得到了发展。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和美国已经取得了正统经济学的地位，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界总体上仍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重大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在美国产生的麦卡锡主义对西方非正统经济学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麦卡锡主义是指1950—1954年间由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美国国内掀起的反共和反民主的潮流，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持不同意见者。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其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奉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正统经济学家借助麦卡锡主义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非正统经济学流派，通过动用国家力量、商业团体力量和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精英阶层等，使得非正统经济学家在大学中得不到雇佣，即使被雇佣也容易被开除。

直到1970年之后，西方正统经济学动用国家力量打击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行为才退居间接角色，而在这时，通过大学的科研绩效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或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特别是通过期刊等级评价等职业力量对非正统经济学的排挤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这类似于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学科评估。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SSCI即所谓的“权威期刊”实际上只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阵地，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这就导致对存在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相关大学系科的学术评价很低;为了提高评估绩效，这些大学在招聘、晋升、研究战略等决策上不得不歧视从事非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直至驱逐这些非正统经济学研究者，这导致了非正统经济学在欧美国家绝大多数名牌大学的消失。

但是，非正统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这种艰难环境中还是生存下来了。在度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灭绝性危机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在60年代重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并在以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派,如60年代末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70年代产生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法国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 80年代产生了新熊彼特学派和女性主义经济学，21世纪初产生了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经济学多元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的兴起，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对正统经济学理论根基的打击，以及非正统经济学家更加积极的学术组织活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迅速壮大，弗雷德里克·李甚至用“涌现”这个词形容非正统经济学从1990年到2006年期间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界所取得的长足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之间整合性或“融合性”的发展。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受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所有经济学流派批判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曾中断了对古典经济学解体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吸收。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目前被称作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相互借鉴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弗雷德里克·李的研究却指出，在20世纪前半叶的制度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中，它们之间的理论接触就已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之间这种多元化理论接触的普遍趋势持续不断，以至于“到了1990年，很多非正统经济学家在各种方法之间已经看不到明显的理论界限，这一结果反映了理论上的整合已经发生”。

在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这种整合性发展的基础上，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发展一种对西方正统经济学替代性的经济理论体系，以便改变各流派没有一个统一理论框架和一盘散沙的局面。正如张林教授指出的，“当前，非正统经济学家形成的共识是: 要成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替代性经济学体系，非正统经济学各学派必须融合发展，形成一套整体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发展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非正统经济学综合在一起的框架，例如，奥哈拉和弗雷德里克·李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奥哈拉提倡一种综合了马克思与其他非正统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李以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斯拉法的社会剩余方法为基础，以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为经验研究方法，综合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货币和不确定性理论、制度主义的社会构造矩阵方法、社会政治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行动的人”(acting person)的观念等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的方法和理论元素，构建了一个由结构、组织和能动性(行动的人)三个层次构成的分析社会供应过程的模型，这是近年来非正统经济学家致力于构建统一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代表性成果。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知，二战后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在西方经济理论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属于同一个阵营，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都是与西方正统经济学相对立的理论体系。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许多共同的基础，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虽然准确地反映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本质，但它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没有发生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使用的术语，已不能反映和容纳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新情况。特别是在我国高等学校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包含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内容，在这种先占优势的情况下，西方正统经济学实际上已经获得“西方经济学”这个术语的独占权。为了与之相区别，特别是为了在大学经济学教育中开设这方面的核心课程，在我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我们需要一个简洁的新名字来命名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

在提出这个新名字之前，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命名其经济理论体系的。弗雷德里克·李指出，在非正统经济学的历史上，“诸如非传统(non traditional)、非新古典(non neoclassical)和非主流(non mainstream)这些词都曾被用来统称它们，但这些词都没有正确的学术感，或者没有引起积极的反响。此外，一些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或者非正统政治经济学)可以用作一个统称，但这个词在历史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的称呼，这也使得这种用法站不住脚”。弗雷德里克·李坚持使用“非正统经济学”，因为他认为，这种命名要突出所有流派的共性，不能偏向于任一种流派，所以，政治经济学这个称呼不适合，但他又承认，“非正统经济学这个词实在是没有感染力，可能会被非正统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社会经济学或者制度—演化政治经济学所取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弗兰克·史迪威(Frank Stilwell)坚持使用“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名称，但这仍与这个词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属于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的称呼相冲突。因此，在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界，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界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统一在一起命名呢?这是由其所处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对抗正统经济学的共同命运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正如曼彻斯特大学“后危机经济学社团”的调查所表明的：非正统经济学任何一种流派的教师在曼彻斯特大学现在几乎都不存在了，这使他们的生存危机感总是挥之不去，所以他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获得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革命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许多分歧就退居次要地位了，虽然在这种统一之下，这些分歧仍是存在的。我国的国情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重要功能，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它们具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在我国没有必要将其综合在一起。而且，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其内容都比“西方经济学”丰富，因此，在学科分类上必须单列，我们也没有必要给予它们一个统一的名字。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家们对于如何命名其经济理论体系的苦恼在我国就不存在了，而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在“政治经济学”专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西方政治经济学”指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专指与这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立的西方正统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史很清楚地表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政治经济学”继承了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而“西方经济学”在其鼻祖——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初就与“政治经济学”切割开来了，目前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也不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因此，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是恰当的。事实上，在奥哈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中，所谓当代政治经济学诸流派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囊括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但将“西方经济学”完全排除在外了。

有人可能会问：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难道不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吗?公共选择学派是这种“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我们就以这个学派为例对此做出说明。首先，公共选择学派等“新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有关政治的经济学，它主要是使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其学科属性更偏向于政治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将物质财富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科属性。其次，它实际上仍以个人主义的和非历史的新古典范式为基础，与政治经济学约定俗成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相悖。最后，与“政治经济学”是在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环境中研究经济问题这种宽广的视野不同，“新政治经济学”则是向政治学输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物。由此可见，“新政治经济学”相异于经济思想史中“政治经济学”的惯常用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遭到了西方国家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不仅逐渐地被新古典经济学废弃了，而且还被公共选择理论家所盗用，用来概指他们的研究议程”， “特别是在美国，由维吉尼亚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当代‘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上的使用是造成(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混乱的源头”。由此可见，“新政治经济学”背离了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学主流，“政治的经济学”可能是其恰当的名称。因此，“新政治经济学”不属于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三、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意义

正如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开头所谈到的，学者们废弃或启用一种学科术语是有其目的的，本文提出“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也不例外，目的就在于倡导经济学多元化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学界加强对这种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使之成为抵抗“西方经济学”支配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有借鉴价值的西方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西方经济学”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反映和描述，它建立了市场经济中经济规律的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来说，需要认真学习、吸收和借鉴。但正如德国演化经济学界的元老乌尔里希·维特指出的，(作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鼻祖的)边际革命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西方经济理论界，针对“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的非现实的和歪曲的描述等许多重大缺陷，一直就存在着大量的批判，而我国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对此关注，对于“西方经济学”很有用的流行观念也一直缺乏反思。

实际上，出于改进和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很少对资本主义现状进行辩护，更多的是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因此，“西方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更真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经济学”更有助益。正如雅各布和马祖卡托2016年在《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一书的导言中指出的，“正统经济学不能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在最近十年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疲软的增长、金融不稳定、下降的投资、金融化、生活水平的停滞、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和危险的环境风险。……幸运的是，在经济学中有大量的资源对此类问题进行过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几乎不是自我揭示的，因此，它们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经济学中得到了研究。这些研究构成了一些伟大经济学家著作的基础，这些经济学家是卡尔·波拉尼、约瑟夫·熊彼特和梅纳德·凯恩斯以及最近的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像本书各章所表明的，以这种经济学为基础的分析可以对目前的经济政策进行彻底的批判，并提出强有力的替代性观点”。这里值得说明的是，雅各布和马祖卡托在这里所谓的演化经济学是指新熊彼特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指以凡伯伦为开端的老制度经济学，而非以科斯和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

然而，既然“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经济学”更有价值，那么，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呢?——盲目追随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潮流声势浩大，但“西方政治经济学”却很少有人研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当西方正统经济学通过政府力量和大学科研绩效评估制度将“西方政治经济学”边缘化之后，除了我国的极少数学者外，我国在大规模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时，人们注意到的就只能是“西方经济学”了。另一方面，“历史终结论”对我国引进西方经济理论的支配性影响。在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的对抗，高度集中的苏式政治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正统经济学都走向了极端和教条。冷战的结束导致了苏式政治经济学的终结，但作为其对立一极的西方自由市场大获全胜，结果,西方正统经济学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成为了“伦敦城唯一的游戏”，其支配性影响比冷战时期更甚。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在我国兴起的“只有一种经济学，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思潮就是美籍日裔政治学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经济理论界迟到的翻版。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东欧的剧变使福山欢欣鼓舞，他欢呼美国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虽然福山早已承认了这种“历史终结论”的错误，但经济理论界的“历史终结论”在我国却一直没有得到反思。2006年，笔者在《中国经济学革命论》一文中指出，“实际上，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胜利，而是它陷入终结危机的开端”。1993年成立的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 就是反思经济学中“历史终结论”的先声。它在成立之初就指出，由于正统经济学在美国的统治地位，在美国，“以至于很难发现不追随正统宗旨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实际上，美国大学的所有经济系都已被经济学是什么、应该怎样研究经济学的单一观点所控制，通常伴随着深奥的数学技术，(自由)市场理论的论证已成为该专业绝对必需的东西，深奥的证明而不是社会目标赢得了更响亮的掌声。在美国所确立的这种专业取向，经过某种时滞，正扩散到欧洲和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各种丰富的经济思想传统的生存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来自于这种事实：许多经济学家在美国受到训练，然后带着他们所吸收的新古典主义精神，回到本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追随美国模式，这些国家在专业人员的招募、提升、薪金和奖赏等方面正转向新古典的和数学化的理论标准。虽然这并没有完全被完成，但在欧洲和亚洲，同质化和方法论的统一的相同过程正在稳步地被推进”。

显而易见，在我国经济学界出现的“只有一种经济学，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错误思潮就是上述所谓“经济学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化就是新古典化，新古典化就是数学化”这种潮流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已经到了对经济学美国化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着一种企图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模式彻底改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强大力量，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不仅是抵消这种力量并推动中国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有效措施，而且也是加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重要途径,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如果要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就必须对我国高等学校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萨缪尔森有句名言：“只要让我编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谁制定法律!”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萨缪尔森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经济理论范式在国家意识形态功能上的重要性。在“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思潮支配下，我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美国大学的同质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西方政治经济学”在我国高等学校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教学中也几乎是不存在的。2000年爆发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和近年来的“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都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进入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经济学课程体系。我国在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在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本科核心课程中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课程，甚至像目前已有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一样，在硕士生教育中设置“西方政治经济学”专业。

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教学的课程设置是西方正统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辉格史观发挥支配性影响的产物。简单地说，辉格史观就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编纂历史并指导人们行为的历史观。在辉格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学界和科学史学界已经遭到批判的情况下，战后以来，辉格史观仍一直支配着西方经济学界，萨缪尔森就是这种历史观的倡导者，直到《剑桥经济学杂志》在2014年第3期出版的一整期专刊对其进行批判。当西方正统经济学支配了美欧国家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后，萨缪尔森在1987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就提出了经济思想史应该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编写。萨缪尔森说到做到，在他有关经济学的谱系图中，经济学中只存在一种从亚当·斯密到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他的眼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旁枝末节，而美国学派、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等另一种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他的经济学谱系图中则消失了。

受上述辉格史观的支配性影响，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的教学设置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三门课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讲授的只是作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只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教材中增加了部分的非正统经济学流派，这是一种有关西方经济理论只存在一种理论传统的“连续性—多元化假定”：“只有少数异端观点丰富了(正统——引者所加)经济学的话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那些没有(对正统经济学——引者所加)做出贡献的观点理所当然要消失。”而且，据笔者调查，由于课时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这门课程在还没有讲到非正统经济学流派时就结束了。在这种有关西方经济理论的课程设置中，作为一种与西方正统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中消失了。

因此，笔者建议对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理论的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压缩“西方经济学”课时，增加“西方政治经济学”作为与“西方经济学”并列的核心课程，这是西方经济理论教学多元化的内在要求。在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院，本科课程中开设了以数学为基础的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没有考虑到服务于学生的实际需要，因为大量的财经类本科学生毕业后并不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没有必要学习更高深的数学和这些中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因此，这两门课程都应该取消，同时取消“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课程，将西方正统经济学流派的讲授合并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取消的这三门的1/31/2课时分配给“西方政治经济学”，1/22/3用于加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

(二)加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重要途径

首先，在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中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核心课程可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所指出的，“确切无疑的是，关于如何超越静态结构的课程——也许是唯一重要的课程——来源于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凡勃伦和熊彼特的经济学说深受马克思影响，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可以使学生们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进行比较，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奥哈拉将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代发展的内在联系。然而，正如老制度主义者的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指出的，以凡勃伦为代表的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在笔者看来，霍奇逊的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其他流派。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可以深刻地体验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大叙事和历史洞察力的强大魅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以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学派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这两个学派发展的基础，但其理论创新也受到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影响。调节学派吸收了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者卡尔多的经济理论成果，并从熊彼特经济学、波拉尼的经济学说和法国年鉴学派中汲取灵感，从而创立了调节学派。197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戈登在论文集《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中发表的《漫漫滑行道上的升与降》一文标志着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学派的诞生。该学派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长波理论和熊彼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创立的。

最后，通过综合“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早在2003年，笔者在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会议上就提出过这种观点，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文章中也表达过这种设想，这就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丰硕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更加丰富，并将大大增强解释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例如，老制度学派政治经济学在制度、技术和金融问题，“新熊彼特学派”在技术、中观经济学和产业政策，奥地利学派在“主观知识”、彻底的不确定性和市场过程理论，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性别、家庭和种族，后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被吸收进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思想来源。

但是，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界，人们除了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重视外，对“西方政治经济学”没有多大兴趣，研究的人也很少。

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代表性研究著作可参看杨虎涛：《交汇与分野：马克思与演化经济学家的对话》;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16年的相关讨论。几年前，笔者在相关学术会议上曾对这种现象提出过批评：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进行比较时，比较的对象只是“西方经济学”，而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许多共同基础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却视而不见;一些学者在撰写政治经济学史的时候，写的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史”也视而不见，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成了“孤家寡人”，失去了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在当代发展的联系，创新的思想源泉必然会越来越枯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重视“西方经济学”，轻视甚至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家站在一起鄙视“西方政治经济学”，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利，而且对我国经济科学的总体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的失策。近年来，“西方政治经济学”引起了国内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视，《政治经济学评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给予了很大支持，这些都是很好的开端，但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样，“西方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博大精深的，没有长期的研究，也是无法掌握其精髓的。

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创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能停留在综合“西方政治经济学”成果上，必须要有所创新，要有所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因此，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是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整个过程中都要牢记在心的。只有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我们才能通过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做出重要的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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