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警惕现代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扩张的现实危害！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霸权主义势力不惜损害自身利益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外交战，此外，还需要深刻警惕其发动的“意识形态战争”和和平演变策略。习近平指出：“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其霸权的强大“堡垒”，不止物质层面的经济霸权和军事强权，还有在思想领域精心布局、巧妙设计的文化霸权与话语霸权。其布局之长久，杜勒斯之辈早就提出“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设计之巧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不间断地进行文化渗透和话语输出。可以说，美欧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对中国发起“舆论战”“话语战”，当前可谓接近白热化程度。据公开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通过“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用16.25亿美元全世界对中国进行抹黑宣传。话语建设关系国家发展方向、道路选择与民众价值取向和行为意志。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识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险恶用心，防患于未然。

一、资本主义话语与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机制

“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正因为资本拥有“对无偿劳动的支配权”，资本主义组织起社会化大生产，打破了封建社会劳动生产率长期增长缓慢的态势。随着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扩大，这种权力的基础或起点是“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建立必然要经历充分的原始积累。充满血泪和苦难的“羊吃人”圈地运动，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人民的掠夺。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旦建立，又必然要突破单个封闭经济体的限制不断扩张，寻找资本无限增殖的经济空间(获取廉价劳动力市场、原材料市场和产品市场等)，否则就会由于生产相对过剩而导致经济危机。于是有了臭名昭著的“黑三角贸易”和殖民战争，以及争夺殖民地而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然而，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资本主义扩张，却以其所标榜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站在了所谓的“道义制高点”与“真理制高点”，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范式。

这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有双重机制：物质途径和话语手段。“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创造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是其不可抹杀的历史进步性。正因如此，资本主义打断了各单个文明的自我演进。但是，“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这个复杂的“权力网络”是人们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关系，由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精神权力互相交织、共同作用构成。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是支配劳动者无偿劳动的权力，在产品分配中是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力。资本家实施和维护这种经济权力需要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而强制性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又需要精神权力为之作出合理、合法的说明与论证，使其经济上的生产方式、政治上的组织形式获得广泛认同。这种精神权力的本质，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与政治上层建筑相匹配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精神影响力，必须通过一整套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话语体系来表达，故而称为“话语权”。福柯称之为“一种温和却隐隐普遍的力量”，并主张“我们必须视话语为我们强加于事物的一种暴力，或无论如何是强加于其上的一种实践”。

资本主义不断扩张，首先以其廉价的商品为武器开拓“世界市场”。“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这种扩张机制容易受到封闭经济体的阻挠和限制。一旦受阻受限，资本主义就会想方设法不惜利用卑劣手段乃至发动殖民战争，来打开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鸦片战争就源起于此。与此同步，资本主义话语体系随着其廉价商品和坚船利炮不断扩张，按照资本逻辑和资本意志在本国内部和世界各地“推行所谓的文明”，推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

第一，针对封建社会名义上奉行“神权至上”、实质上奉行“君权至上”的基督教神学话语体系，启蒙运动以“天赋人权”引证每个人都具有自由、平等、人权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这是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坚硬内核。以此为思想基础，个体劳动者得以从封建的、宗法的、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中挣脱出来，作为劳动力商品在市场中自由买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又促进了这种观念的传播，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等级制的根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封建君主拉下了“神坛”，“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抽象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话语体系随之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代表。这为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提供了思想武器。邓小平指出：“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时至今日，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旧标榜自身是“民主”“人权”灯塔，以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策划颜色革命。

第二，基于“天赋人权”的话语体系必须通过物质载体方能产生现实的精神影响力，启蒙思想家们假定私有财产权是最基本的“天赋人权”，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则将追求财富和利润视为上帝选民得救的标志。这是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实质内容。路德的天职观认为修道院生活没有价值，是在逃避尘世的义务。“如果财富是在履行天职的劳动中获得的果实，那么它就是上帝赐福的标志。”加尔文的得救预定论把获得财富和追求利润视作个人得救的标志，主张通过禁欲和持续积累扩大生产。“个人为共同体实际生产了大量财富，也就标志着上帝青睐于那个个人。”这种新教伦理借助清教徒资本家转化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确认资本增殖是抽象个体的最大理性，倡导“理性而系统地追求利润”。“实际上经济改革纲领正是精神和道德改革自我体现的具体方式。”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把由人的本质异化而来的“上帝”进一步异化为货币，为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提供“道德”支持和心理“安慰”。即使罪恶的奴隶贸易和血腥的殖民战争，因其超额利润和巨额财富也能得到“上帝”“青睐”与“救赎”。

第三，近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借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抽去人们所处的一切现实的社会关系，得到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个人”，虚构了一个由概念化的“自由人”组成的社会结构。这是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光鲜亮丽的外壳。纷繁复杂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贯穿各社会领域的学理研究，按照理性主义原则对“永恒真理”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形成一整套环环相扣的学科知识体系：包括以个人主体结构为基础的哲学知识体系、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伦理学和法学知识体系、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以边际利益分析为基础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等。它们构成相互响应的系统而产生整体力量，使“天赋人权”的话语体系通过理性路径为人们广泛认同，并建立起蕴含资本主义价值判断的荣誉授予机制与学术评价标准。这为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提供了“科学”依据。美欧国家把诺贝尔和平奖“意识形态化”，打着和平旗号公然搞颠覆破坏，不少国家深受其害。

以启蒙思想“天赋人权”为思想原点、以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为情感支撑、以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为理论依据，资本主义设计的一系列话语体系通过“知、情、意”三条途径，由内到外遮蔽了资本力量对人的规制和操纵。葛兰西称此为“文化领导权”，并视其为资本主义“强大的堡垒和工事”。这个“堡垒”正是通过资本主义话语扩张构筑的。“资产阶级自视为不断运动的有机组织，可以吸收整个社会，把它纳入自己的文化和经济范围之内。”它深刻改变了人的认知，使资本主义通过物质系统(廉价商品和坚船利炮)不断扩张的同时，获得了人们的思想认同。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在全球盛行。即使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解体，资本主义仍然牢牢控制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话语权。由此形成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机制：一方面通过其所掌握的物质系统不断扩张，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工作无不处于资本权力支配下的异化状态;另一方面又通过精心打造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让人们在这种异化状态中丧失主体精神、阶级意识、理想信念。《共产党宣言》指出：“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于是“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资本主义反而被视为现代文明范本。

二、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演变路径与现实危害

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如何“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世界?又如何获得人们广泛共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金钱使资产者所处的那种可怜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痕迹。……牟利精神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范畴来表现。需求和供应，需要和提供，supply and 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赋载于语言等社会符号的能指形式之上，作用于人的主体精神，而又超出符号所指之外，引起人的行为反映的内容形式和行为过程，都是“话语”。“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资本主义充分利用这种机制和手段，为其持续扩张扫清了思想障碍。从“天赋人权”的思想观念到“普世价值”话语霸权，资本无限增殖自身的“牟利精神”通过一整套资本主义的“话语术”，上升为人们“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为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安装了思想“引擎”。它让人们认同甚至主动引进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把资本主义主导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装扮成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却给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设置了诸多障碍。这一整套“话语术”，主要包括四大话语体系和十个过程环节。

第一，放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而得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主要源于资本增殖需要的自由交换、平等竞争、民主协商，启蒙思潮去除经济活动实践而得到抽象个体自由、平等、民主的“天赋人权”，宗教改革则将追求财富和利润作为这一个体的“天职”及其获得“救赎”的方式，又有各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其提供学理支撑，最终把资本主义打造成现代文明的标志。其过程主要包括三个环节：

一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抽象为“天赋人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市场配置资源，需要市场主体有权自由买卖用于交换的商品。而交换的前提是双方具有平等的市场地位，可以公平交易、互相竞争，并在发生意见冲突或利益争端时，经过民主协商达成一致。经济民主、平等竞争和自由交换随着市场行为日趋普遍而不断强化，启蒙思潮抽取其中自由、平等、民主上升为普遍意义上的“天赋人权”，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合法性”，让人误以为接受、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能实现每个人的“发财梦”。而其前提是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资本主义标榜的“人权”。对于没有私有财产权、无法“去奴役他人劳动”的个人而言，想要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中发家致富无异于白日做梦。

二是把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原则“挪用”于政治生活，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全社会不同资本之间既有相同的政治诉求，又有内部利益冲突。为协调各个资本之间矛盾冲突，按照社会契约论的理性设计，资产阶级把自由、平等、民主的经济秩序原则挪用到政治生活，建立起多党竞争、轮流坐庄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天赋人权”的思想观念相应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让人误以为采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就可以拥有绝对“自由”与充分“人权”。马克思早已指出这是统治阶级为自己编造出的“幻想”：“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由此形成一整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包括“天赋人权”的平等观念、自由交换的经济秩序、多党竞争的民主政体等。

三是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到霸权主义国际秩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极力吹捧市场化、民主化、自由化并抛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秩序、政治制度、思想观念遵奉为全人类“普世价值”。就连正在发生的对巴勒斯坦平民、妇女、儿童的屠杀都无法撼动其话语霸权地位。当前，霸权国家的“三板斧”是：高举“普世价值”，煽动他国颜色革命;挥舞制裁大棒，扰乱全球经济秩序;进行军事恫吓，制造地区紧张局势。

第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个体认知层面获得共识的个人主义话语体系。核心内容是用个人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人打造成为原子式存在，进而通过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和利益最大化，弱化人的阶级意识、解构人的主体精神，最终迫使人们广泛认同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普遍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有以下两个环节：

一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把人商品化为“人力资源”。先是把人还原成为一个个孤立个体，然后再采取雇佣与被雇佣的方式，把这些孤立个体组织起来。个人作为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并“平等”地从雇主那里获取劳动力报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主选择职业与生活方式，无须依赖他人或集体。世界由此成为一个以货币为媒介的个体的集合体。个人的职责限于完成与其工资相匹配的劳动量，用人单位的义务则是支付劳动力商品工资。人的阶级意识、社会责任、能动精神在这种“自由”选择和“平等”交易中被消解和弱化。“宁要小民尊严，不要大国强盛”等错误观念由此产生并广为传播。

二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把人理性化为信奉金钱拜物教的利己主义者。既然人与其周围世界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金钱关系，每个人都“平等”拥有追求财富和金钱的“自由”，因而会理性地计算自己的市场行为结果，并试图在交易中获得最大化物质利益。金钱成为衡量个体成功、幸福和价值的唯一或主要标准，如同宗教一般侵蚀和占领人们的心灵。社会成了“单向度社会”，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话语作为认知和认知评判的发展阶段的那些中介环节被剥夺了。”人的情感需求和社会责任感被边缘化，对人的道德评价和考量随之降低。进而将人置于“他人即地狱”的险恶境地，使极端利己主义变得“合情合理”。

第三，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解构人的主体精神与抗争意识的日常生活话语体系。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延伸而来的个人主义话语体系，通过符号化的“物体系”入侵人们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理念和情趣偏好，让民众向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其以琳琅满目的商品为载体，倡导消费主义，把消费视为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表达和实现;主张快乐至上，用物质消费带来的即时满足和短期快乐缓解现实压力、掩盖精神空虚;鼓吹娱乐至死，用商业化的精神产品来消解人的抗争意识、弱化人的理想信念，并借机制造资本增殖空间。包括以下两个环节：

一是在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消费方面，把人们日常消费内容与行为符号化。其在衣、食、住、用、行与娱乐休闲等各个方面，用奢侈的、非必要消费来显示人的身份地位，满足人的心理效用。“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形形色色的明星代言，既是传导价格经验，又在制造边际需求。各类消费品使用功能让位于符号意义，人的主体精神淹没于商品打造的物质世界。这种消费主义“陷阱”把个体的自我关注局限于物质享受，人沦为物质的“俘虏”。

二是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消费层面，用商品化的文化产品侵蚀人的精神世界。人有人的主观能动精神，因而需要精神产品的滋养，就像人的体能需要食物来补充营养一样。而精神产品的生产创造，需要一定物质条件，包括生产需要的各种器材设备与场所、消费需要的传播媒介与各类场馆等。资本主义一方面把人的精神需要资本化为增殖的经济场域，按照工业流程生产制作影视、音乐、舞蹈、绘画等一切可以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又因其掌握着生产这些产品的物质条件，可供人们消费的是由他们生产或经他们筛选的、符合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

第四，按照资本意志和资本逻辑重塑人的精神世界的思想文化话语体系。资本主义话语体系解构了人的主体精神、社会责任、理想信念后，又凭借其所控制的强大物质力量，把大众传媒、文化艺术、教育培训加以资本化和商业化，通过科学、艺术、技术的融合实现了政治、商业、娱乐的结合，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唱着及时行乐的调子、举着“寓教于乐”的牌子，借助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文化艺术的情感熏陶、教育培训的知识传授，在思想文化层面实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大众化、世俗化和理性化，按照资本意志重塑了人的主体精神。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一是把言论自由当作个人最基础的“天赋人权”，打造大众化的资本主义话语。“天赋人权”在现实世界通过私有财产权来实现，每个人的身体是其不可被剥夺的原始私有财产。而言论自由最能体现人对自己身体器官的所有权，因而是最原始的“天赋人权”。但这不是毫无意义的自说自话。人的观点、见解并非在头脑中自发产生，其形成、发散、传播、说服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媒介产业及其组织与其他商业和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生产、供应的产品与内容在本质上是符号，而这些符号已渗透到社会生活中。”这就是资本主义鼓吹“言论自由”的基础和原因。媒介资本的垄断与扩张打造了一个个传媒帝国，控制着信息生产、媒介流通和媒介产品消费，个人虽然具有名义上的言论自由，却是“受骗的大众”，“始终固守着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

二是把及时享乐当作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体现，打造世俗化的资本主义话语。以大众为消费对象，文学、绘画、电影、电视、音乐、戏剧等一切文化产品和艺术形式逐渐资本化。“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资本化了的娱乐方式利用人类互通的情感共鸣完成了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世俗化，那些原本不具有阶级属性的审美艺术形式和作品被用来表述特定内容，通过“及时享乐”带来的人体感官体验消解了人们对资本力量的反抗精神。

三是把教育当作提升人力资本和增加财富的投资，打造理性化资本主义话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人商品化为“人力资源”，而教育是提高人的劳动能力最直接的渠道，于是教育的目的和作用也就被资本化了。资本力量所鼓吹的“寓教于乐”“快乐成长”，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师生关系，改变了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和政治教化的面孔，将市场经济原则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传导到受教育者身上，完成人和人的主观精神资本化。

话语是语言的存在论前提，“语言符号的作用在于传达意义”。话语通过理论上的说服、情感上的共鸣、价值上的认同，塑造人的主体精神和行为意志，必须为话语受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话语包含有如下构成环节：话语的关于什么(话语所及的东西[das Beredete]);话语之所云[das Geredete]本身;传达和公布。”启蒙思潮从普遍的市场行为中抽取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作为抽象个体的“天赋人权”，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以此为逻辑起点，虚构了一个“个人自由社会”。这是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所及”与“所云”。其通过门类齐全的消费品和文化产品“传达和公布”到日常生活，解构了人的主体精神，再经资本化传媒暗示、艺术熏陶、教育引导，重塑了人的精神世界。这一套资本主义“话语术”极具迷惑性，让人误以为接受资本主义就是走向现代文明，但最终结果是，人既处在资本力量支配之下，又被置于资本主义话语控制之中。

三、警惕我国话语体系演变进程中的潜在风险

话语是对社会实践的符号表达，“它们标志的是作为实践的话语本身。”每一社会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及其成员行为意志，背后都有相应的话语体系支撑，并随着社会生产交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演化。中国传统社会的话语体系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开放包容的体系。其能维持数千年的话语权原因是，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社会，以儒家等级制血缘伦理为灵魂、以维护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为骨架、以遵奉自然之道和主张清静无为的道教和中国化佛学为补充，将各个阶层群体纳入其中，用“圣人之言”构筑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国学式微。西方的宗教、科技、制度、思想纷纷涌入，出现了中国化的基督教——拜上帝教、中体西用与师夷长技的主张、革命与改良的论战、问题和主义之争等等，中国话语体系生态结构一度陷入混乱局面。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人民为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遇到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继续丰富发展，逐渐拥有了中国哲学社会知识体系的学理支撑，并在个人认知和行为层面形成了一整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话语体系，通过报纸、图书、广播、电影等媒介与各种形式和层级的教育广为传播。由此调动起工、农、商、学、兵各个社会群体的一切积极力量，取得了难以想象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由此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逐渐形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更加成熟和丰富。在政治上，承袭并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模式，通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翻转了统一大国的权力意志，“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封建政治伦理转变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秉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经济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借鉴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一切有效手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打造出最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经济体系，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新的文化生命体”破除封建神学宣扬的皇权至上，跳出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构筑全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可见，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发展而来的、开放包容且与时俱进的话语体系，完全不同于基于抽象个体“谋利精神”打造的以“天赋人权”为内核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其在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遇到的实际问题中，以现实的人的生存发展为原点，按照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逻辑，为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与个体行为意志“定调子”，因而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定好调子，还要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为其“谱曲子”，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搭台子”，通过各种途径广为传播，进而演奏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主旋律。然而，发端于18世纪启蒙学者的所谓“普世价值”渗透于各社会领域而形成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仍占据当今世界主流。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扩大，我国话语体系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受到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给改革发展稳定带来潜在风险。

第一，在宏观层面，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给改革发展稳定埋下隐患。改革开放充分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趁此机会与他们的商品和资本一起涌入中国。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以西方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知识体系所盘踞，甚至批判西方都要用西方的话语。“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西方知识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排斥，导致国内外有些舆论对中国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有些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错误认识，有的是想把中国拉回到“老路”上来，有的是想把中国引到“邪路”上去;有的是进入思想认识误区，有的则是别有用心。他们极力放大改革开放高速度增长积累的社会矛盾、两极分化、权力寻租、环境污染等问题，借机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理想，宣扬私有化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宪政等思潮，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力量，制造了西方个人主义话语体系滋生蔓延的空间。

第二，在个体层面，西方个人主义话语体系冲击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德行修养。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普遍的市场交换也产生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生长蔓延的土壤。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与市场经济原则下的实用精神向社会生活各领域延伸，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滋生人的焦虑和苦闷情绪，出现了一些极端个人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等行为，甚至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西方个人主义话语体系把人商品化为人力资源，用经济上的利益最大化把人理性化、货币化为金钱拜物教的虔诚信徒。“异化”状态由此变成人生“常态”：劳动产品异化和劳动活动异化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是合理的，进而产生现代人的焦虑与苦闷是正常的，人的类本质异化造成人的精神匮乏甚至生命丧失意义是普遍的，社会关系异化使越来越多的人朝着精致利己主义者转变乃是人之常情，甚至腐败也被看成经济发展必要的“润滑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等受到压制和削弱，出现了一些贬低中华文明、抹黑道德偶像、诋毁英雄烈士、打击年轻人的积极性和上进心等现象，西方文化和西方话语趁机入侵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

第三，在社会领域，西方日常生活话语体系在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中引发诸多问题。首先是在生产方式上，构建竞争机制而消解集体意识。以金钱为纽带的雇佣关系，割裂了个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原本休戚与共的密切联系，个人能“摸鱼”“划水”就不积极主动。企业则会因此引入竞争考核机制，用贪婪残暴的“狼性文化”激励员工。教书育人的教育行业、救死扶伤的医疗行业等，也是如此。此等做法虽然短期有效，却弱化了劳动者‌‌主人翁意识和创新精神，而且容易造成人性缺失，如“生意场上无父子”“不给对方以生存空间”等，进而导致人的苦闷、焦虑、抑郁。长此以往既不利于员工成长和企业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其次，在生活方式上，流行消费主义消解了传统美德，奢侈的、非必要的消费越来越受人们追捧，原本具有特定意义的各类传统节日被改造成为千篇一律的购物节，成为资本狂欢的“盛宴”。而随着国际市场的开放，从奢侈品到日用品、从餐饮到医疗，对西方品牌的符号化消费，让人不自知地陷入西方话语的诱导。“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西方的感恩节、圣诞节比之传统的清明节、重阳节更受重视，传统公序良俗对人的行为约束力越来越小，爱情、亲情、友情都容易被符号化、物质化、商品化。长此以往各种形式的家庭危机、职业危机、人的发展危机会频繁发生，导致社会向心力、凝聚力下降。

第四，在精神层面，西方思想文化话语体系以各类精神文化产品为载体大肆入侵。其以娱乐、教育、媒体的商业化运作，既盯上了中国人鼓起来的口袋，又试图把持中国人的脑袋。影视作品、体育节目、音乐、游戏等文化娱乐产品，已经成为西方思想文化话语体系针对普通民众传播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途径。很多人不知道“正义者同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而认为那是一群拯救世界的好莱坞式英雄的联盟。对于所谓精英群体则通过接收和培养留学生进行思想渗透，这一招已成功用在苏联身上，近代中国亦有前车之鉴。即便当下中国已经发生沧桑巨变，依旧有学生或学生家长希望通过出国留学移民海外。对于弱势群体或特定群体，主要通过自媒体平台、发起非法聚会集会等方式，披着“公平正义”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外衣，培植各类身份政治主张，煽动民众情绪，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制造社会分裂，挑起人民对公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话语改变舆论，舆论影响社会。当前，自媒体技术已经引起话语形态的划时代变革。大叙事式庞大严密的话语体系结构有可能被碎片化的话语形态所取代，必须警惕西方思想文化话语运用现代传媒技术，打着“言论自由”幌子挑唆中国社会矛盾冲突。

第五，青年一代深受西方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影响，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先是受“天赋人权”观念影响，青年一代已经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缺少社会责任感的现象，想当然认为自己是绝对自由的个体，可以无条件反对父母的正确约束、拒绝学校的理性教导。然后受“及时享乐”观念影响，其在尚缺少经历阅历、缺乏辨析能力之时，失去了学习的意义和生活的目的。既然学习是为了自己生活的快乐，那就不用辛苦学习。于是一些处于叛逆期的青少年学生由于感受不到快乐而丧失学习的兴趣和热情，甚至出现心理抑郁和自残自杀的倾向与行为。最后，资本化“快乐成长”“寓教于乐”等使教育理念泛娱乐化，各种各样短视频、所谓“益智”游戏与“娘炮”“眯眯眼”等畸形审美甚至毒教材，全面侵蚀青年人的精神世界。而整个社会则流行“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竞争性教育观念，家长受此影响，必然会与孩子发生分歧、产生冲突，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既掏空了家长口袋，又不利于青少年成长。

第六，国家形象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格局中，处于“被塑造”的不利境地。当下，“中国崩溃论”尚未退去，“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中国责任论”又粉墨登场，霸权国家要求中国在恢复世界经济、保护全球环境、维护地区和平等方面承担更多的不切实际的责任。究其本质还是固守霸权思维、冷战立场与遏制战略，绞杀或“捧杀”中国。习近平指出：“应该承认，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和运用，我们总的是生手，在很多场合还是人云亦云，甚至存在舍己芸人现象。”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事务中慷慨大度，却常处于“挨骂”境地，重要原因是在国际话语的建构中，有利于西方的舆论机制将中国国家形象“定型”，中国很多时候被“他塑”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沉默者”，缺少对自身形象建构的主导权。

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与资本主义同步扩张，用“天赋人权”支撑资本“支配一切”的社会制度，用金钱拜物教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归置人的生产生活，用“普世价值”支撑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在转移和缓解自身固有矛盾的同时，也进行着历史性的自我否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伴随着当代国际秩序的伟大变革，必将发生话语体系的伟大变革，如同当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取代封建神学话语体系一样。当下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无论中国做什么、怎么做，按照西方话语的原则和标准都是错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警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侵蚀，以发展的眼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容、吸收和再造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成果，用不断丰富的知识理论体系、不断扩大的人类共通情感、不断增强的社会价值认同，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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