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戳穿西方现代金融的伪善、伪美

“金融之美”：金融本质之叙事透视

——金融发展与安全思想系列研究

江 涌

目录

一、劳动或投机创造“金融之美”

劳动价值论决定“劳动创造了美”

贪婪是好的投机塑造“金融之美”

二、金融文化叙事及其解码

金融文化叙事旨在漂白漂绿

金融文化叙事的“成功”要素

三、“金融之美”的文化叙事

现代“金融之美”的三个方面

金融丑恶变成美好的五个维度

人类社会，除了稀罕的“纯粹之美”，大凡美的应是有价值的，是有道德的，是善的。翻看西方金融历史，金融在得到宗教承认后而“善”起来，因“善”而“美”起来，再因美而壮大起来后，便搞起“超道德”而抛弃了“善”。尽管金融家装扮得温文尔雅，金融大厦装潢得富丽堂皇，金融工具装饰的玲珑剔透，金融机构装点得乳酪桃花，不断标榜金融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社会、未来等)，然而透过金融带来不时的动荡与周期性危机，所谓“超道德”的“金融向善”是伪善，“伪善”的“金融之美”实质是“伪美”。

一、劳动或投机创造“金融之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1946年-)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认为，尽管金融存在种种不足且可能显得贪得无厌，但是金融业同时也有潜力帮助我们塑造一个更和谐、更繁荣和更平等的社会。[1]由此而得出“金融是美的”与“金融之美”的结论。然而，远离价值创造的现代金融如何塑造“金融之美”?

劳动价值论决定“劳动创造了美”

劳动创造人类生活，衣食住用行，家村镇城市，无一不是劳动创造而来。劳动提升人的素质，净化人的心灵。意大利的达·芬奇强调：“劳动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中指出“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凡是热爱生活的人，他必然会热爱劳动，因为在劳动中能感受幸福与美好的希望。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在“劳动创造了美”这一著名命题中，“劳动”就是指异化劳动，具体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2]

马克思首先把劳动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他说，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和动物直接区别开来。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中劳动和资本关系的深入分析，认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造成了劳动的异化。劳动是人的天职，是人“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物质和精神财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劳动作为人生命活动的方式，是人的本质。劳动绝不仅仅是人类的谋生手段和生存方式，更是实现人自由发展的根本前提。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失去了原来的本质，逐渐发生异化。

历史唯物主义的审美，特别是对人类劳动创造，有清晰而深刻的伦理价值与道德标准，美与好相辅相成，不好的不会美。异化劳动就是违背了基本公平正义。但是，西方经济学家金融家赞誉的“金融之美”，抽调了伦理价值与道德标准，是抽象的美，工具性美，没有道德或超越道德的金融之美。长期以来，美西方经济界只重视技术、市场和管理等方面的风险，而忽略甚至低估了道德的风险，为此付出了动荡乃至危机的巨大代价。因此，“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市场救援，更需要的是道德救援，市场救援是应对危机的过渡手段，而道德救援则是应对危机的根本手段。”[3]早在18世纪，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深刻地预言：市场经济运行中有两只看不见的手，即《国富论》中的市场和《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二者缺一不可。道德危机是比金融危机更可怕、影响更为深远的危机。“美的规律”和“内在固有的尺度”乃是社会存在本体论水平上的规律和尺度。如果说劳动创造了美，那么美的本质就必然是劳动的本质，即全面自由的劳动，而不是异化劳动的本质。

贪婪是好的投机塑造“金融之美”

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东西方正统宗教(当然是一类唯心主义)也认为，劳动创造美。《圣经·创世记》告诫信徒“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劳动创造一切美好。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伊斯兰等宗教在价值上一个共同之处是，美好社会应当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有鉴于此，高利贷、金融投机之不劳而获，就是阶级社会的原罪。然而，在基督教承认高利贷合理性这一“魔瓶”被打开之后，闪闪金光逐渐遮蔽了上帝灵光，“金钱是世俗的上帝”[4]，金融是迈向天堂的通道，是连接上帝的纽带。上帝是万能的，如此“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5]如此约翰·洛克菲勒才有勇气表白，“宁可考虑钱一小时，也不愿为了钱劳动一小时”。[6]金融家穷得只有钱，可以“慷慨地”拿出一点，也就可以得到知识分子的竞相效忠，兢兢业业致力于金融之美的文学叙事。

在金融资本主义确立之前，金融被抑制管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将金融定位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但是，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变为“自我增殖的怪兽”，实际是“价格制造的怪兽”(“怪兽”概括为“动物精神”与“狼性文化”)，更有可能成为掠夺他人他国的财富资源的工具。金融的异化，从文化视角来看，是美的内涵与审美的标准改变。美是有价值的，劳动创造价值，所有劳动创造了美。但是，金融发展，“贪婪”驱动着金融无穷无尽的投机，逐渐地金融不再是服务实体经济创造价值，而是自我增殖，制造价格，如期货贴现未来价值，由此获得持续不断的高额收益，带来巨大财富，而且财富的获得多快好省。价值被财富替代，劳动被投机替代，辛勤的劳动创造价值、创造美，被贪婪的投机带来财富、塑造美所替代。劳动及其劳动过程甚至还有劳动对象，不仅被异化而是被抽象、排斥、粉碎掉了。生产环节的“倒霉事”不用干了，资本家的“狂想病”竟然实现了，以钱生钱，对金钱的贪婪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智慧工具，贪婪才有动力，才会投机取巧，才能多快好省地赚钱。恰恰是经济基础的动摇带来上层建的改变，“金融之美”便创造出来。

“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7]历史的阶级的利益的局限，必须要“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西方金融的历史主流是高利贷，嵌套在货币兑换商等金融掮客中，曾经受到基督教会的严厉约束和责罚。随着地缘政治变迁，基督教改革，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到近代“上帝死了”，高利贷活了(合理了)，而且活得越来越滋润，金融业作为金权与教权、君权三权分立。在资本主义由产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金融资产阶级(豢养的专家学者，供养的大学媒体)开始对金融业进行装饰装潢，在持续的文化叙事作用下，历史被改写。金融业所包揽的高利贷的贪得无厌、赌博的投机欺诈、海盗的野蛮凶残，不仅不是丑恶，而且还是美好。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公开宣称“企业的唯一责任就是创造利润”，“贪婪即美德”。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新教徒视财富积累为“荣耀上帝”，贪婪神圣化为“创造价值的动力”。涓滴经济学长期宣称，富人越贪婪，越能通过投资惠及大众。“如果你不赌就不可能赢”，英国学者钱塞勒着有《金融投机史》 揭示了投机的真谛，“投机者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先锋。”[8]水滴石穿，绳锯木断，“金融之美”在文化上乃至哲学上有了自己的依据甚至是根基。

除了康德认定的那种稀罕的“纯粹美”外，所谓美一般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有价值的美。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学派认为，劳动创造价值，所以“劳动创造了美”。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往往体现为财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擅长模糊概念、偷换概念)，投机可以带来财富，而且多快好省，不用辛勤的劳动，不用干马克思所称的“生产环节”这样的“倒霉事”，所以投机带来美。贪婪是好，越是贪婪，金融投机越是起劲，由此带来越多的财富，也就越能塑造美。这是“金融之美”第一层逻辑。

二、金融文化叙事及其解码

孔子说“尽善尽美”(《论语·八俏》);柏拉图说“美是善的光辉”(《会饮篇》)。“金融之美”还有更深层的逻辑：美总是善的。西方的宗教伦理、东方的社会道理都肯定这一点。为了塑造“金融之美”，一些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金融向善”，努力使之改恶从善，一再表明金融是有道德的，金融家周身也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但是，华尔街的信念是“贪婪即是美好”，索罗斯公开声称金融是“超道德”“非道德”的，黑石集团创始人施瓦茨曼史蒂夫·施瓦茨曼(中文名苏世民)直接鼓吹“我们要做饿狼，永远保持对猎物的渴望”。“金融之美”美在善、美在贪婪的矛盾竟然在现代金融实现统一，关键在于文化叙事。

金融文化叙事旨在漂白漂绿

西方金融，历史上是丑恶的，本质上是丑恶的。然而，现代西方金融看上去是如此“高大上”，是社会精英的汇集之地，这种悬殊的落差是如何解决的?抑或金融是如何实现“华丽蜕变”的?其中大有来头与学问，要归功于久久为功的“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所谓“叙事”就是讲故事，故事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虚构的。讲好故事，让人们信以为真，甚至假的比真的还真，所以叙事在西方成为一门“科学”即叙事学，实际是一门“艺术”，由于叙事的核心是“信以为真”，科学实质在求真，在让人们信以为真上，比艺术更有效。罗伯特·希勒在《叙事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叙事’这个词很多时候与‘故事’是同义词。但是我在使用这个术语时，表达的是《牛津英语词典》中一个特定的现代定义：‘解释性或说明性地描述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故事或表现。’”[9]文化叙事就是通过讲(创世、寓言等)故事，传达了特定文化或社会的信仰、价值观和历史经验，影响个人和集体认同。西方金融的文化叙事是一个复杂的话语乃至社会建构过程，通过选择性记忆、符号重塑和权力话语等运作，将西方历史上暴力欺诈之丑恶转化为现代文明光辉普照下的美好。

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不太擅长“叙事”。况且，几千年前的中国就有教无类，民智已开，编故事、说假话没有什么市场。西方则不然，有长久的传承(《圣经》就是由一个个离谱的故事组成，教育一代又一代西方人[10])，有不高的民智(特朗普总统说“注射消毒剂”可以防疫，很多美国人信以为真)，有鲜活的实践(近代民主拉票选举，总是谎话满天飞)，凡此种种，导致编故事、说假话长盛不衰，而且在精英们的谎言互博中不断改进。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詹姆斯•洛温所著的《老师的谎言》一书揭示，所谓美国光辉历史近乎都是谎言拼凑的)，故事反反复复讲了成百上千年就成为事实(以色列人认为，整个约旦河西岸与袈裟都是上帝的“应许之地”)。真正的文化叙事革命，“不是解放真理，而是质疑真理生产的权力机制”，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年)指出，真理的生产是一种权力机制，真理并非客观存在的“发现”，而是通过制度、话语和实践被权力塑造和维持的。[11]黑白、好坏、美丑、善恶等一切对立，在不断“文化叙事”中都能颠倒过来。西方金融丑陋罪恶的历史，就是在不断的“文化叙事”中，成为“金融向善”，成就“金融之美”。

今天金融各种“金融向善”话语不仅是对昔日丑恶的“漂白”，更是对时下贪婪的“漂绿”(Discursive Greenwashing)。例如，贝莱德集团通过“绿色债券”将亚马逊雨林开发(5万亿美元价值)证券化。在社会舆论、政府监管等多发压力下，近年来西方金融搞出了ESG评价体系(Environment环境、Social社会、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英文单词缩写)，即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环境和社会的长期影响，通过可持续的经营方式来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平衡;ESG的核心是名义在可持续发展，即满足当前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实质则是将社会舆论与政府监管的压力转化为自身竞争优势，降低相关成本。所以，仅仅从金融资本的宣传来看，不仅有人的理性的色彩，甚至还有神性的光辉。但是，身体比嘴巴更诚实，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那就是光大“动物精神”，愈发兽性狼性。影片《华尔街》中的股市大亨戈登·盖柯所代表的金融家说出的“贪婪是好”，可不是一般的台词，而是心声表达，索罗斯、施瓦茨曼直接鼓吹“狼性”。“金融之美”美在“狼性”。“狼性”被美化为金融职业精神的象征，如高盛“大马哈鱼理论”(吞食客户利益)就是投资银行乃至现代金融的潜规则。

金融文化叙事的“成功”要素

多年来，经济学家不断鼓吹“金融向善”，社会舆论与政府监管一直施压“金融向善”，金融业(家)一边表示“改恶从善”，大张旗鼓搞出ESG等善行样子，另一边直白“贪婪是好”，崇尚“狼性文化”，持续不断实施金融围猎行动。而且，这类“金融之美”美在善、美在贪婪的矛盾竟然在现代金融中并行不悖，实现统一，“成功”实现文化叙事。金融文化叙事的成功要素在于：

其一，相关术语的模糊性。凯恩斯石破天惊般提出的“动物精神”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动物有“精神”?谁能准确描绘出动物的“精神”?这样的模糊隐喻可以保留充分的解释弹性，以便各抒己见，塞进各类私货，容纳多元利益，多年后阿克洛夫和席勒合两个学者据此搞出皇皇巨著《动物精神》，证明“狼性文化”的合理性。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旨在批判韦伯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从而更好地解释大萧条的原因与影响。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一个关键的“忽视”，即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将商业冒险与宗教救赎挂钩，实际上重构了中世纪“高利贷禁令”的道德评判体系，而实践中这一道德评判体系已被抛弃。但是，新教徒殖民者是打着“荣耀上帝”的旗号来到“应许之地”，所以又不得不“借尸还魂”地利用中世纪的道德评判体系，如此就必须进行“补救性”叙事。19世纪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殖民者(土地投机者)，正是通过将“贪得无厌”修辞转化为“开拓精神”完成伦理转换，构成所谓史诗般“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种修辞类比也是模糊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再如，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著名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及相关理论(1942年)，将企业垄断包装为技术进步而值得付出的代价，掩盖了金融寡头(如1882年标准石油公司)通过纵火、暗杀、贿赂等等不正当乃至暴力手段摧毁竞争对手的历史，“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当然也是含混模糊的，可以被到处甚或肆意使用。今天，流行的ESG投资评价体系，旨在重构企业利润的正当性，推广“三重底线会计”(Triple Bottom Line，TBL)，强调不仅要考虑财务绩效，还要考虑社会和环境绩效，其实好看不好用，原因在于ESG评价本身十分模糊，既可指碳减排，也可指员工多样性等等，指标多如牛毛，细如银针，根本落实不了，实质是为相关垄断资本的漂白、漂绿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其二，相关标准的控制或垄断。谁制定相关衡量标准，谁就定义了“善”，定义了“美”。其实，“金融向善”的“善”的概念内涵早已被偷换，不再是宗教伦理对教徒的那种基本要求，即“荣耀上帝”实现救赎。殖民者一星期内六天时间搞殖民征服，烧杀抢掠(今天是投机欺诈)，周日祷告悔过，就是“善”举，实现救赎。海盗凶残狡黠的“冒险犯难”被美化为“企业家精神”，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所要达成的就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大背景下，从海盗规则到新教伦理的资本化文化叙事。1980年代华尔街发明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本质是早期东印度公司海盗分赃模式的制度化升级，皇室和贵族等作为股东是一类分红安排，海盗船长与船员等作为经营者则是另一类薪酬安排。高盛公司高管“我们在替上帝工作”的宣言，标志着以新教伦理之名与行金融资本主义金融掠夺之实的终极合流(名实统一)。施瓦茨曼将私募股权收购比作“海盗劫掠”，长期“海盗劫掠”的罪恶，可以通过对麻省理工(MIT)计算机学院的捐赠这一“善举”而完成道德救赎。

其三，淡化与遗忘的努力。特定的概念理论创新与阐释(如ESG)，媒体不断重复宣传，就是要让大众对金融业(家)的道德伦理(如搞慈善捐赠)留下深刻的好印象。有选择记忆的另一面就是无意识遗忘，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好了伤疤忘了疼”。罗伯特·希勒所谓人类的“记忆锚定”(如大萧条创伤)，好过“只有七秒钟鱼的记忆”，在“这次不一样”的鼓动下，就能不时地掀起投机疯狂，导致经济泡沫，周期性金融危机表明“记忆锚定”往往不过十年。英国人曾经对维京海盗深恶痛绝，但是当海盗能够为自己带来巨大利益的时候，态度就来了180度转弯，大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年)曾经被伊丽莎白女王赐给爵士身份并委以重任，“被当成英国海外利益的非官方代理人”[12]。到19世纪，英国就成功地将德雷克等海盗劫掠重构为“航海探险”，而成为大英帝国辉煌历史的一部分，通过《金银岛》等文学创作植入集体记忆，海盗成为英国民众的英雄和偶像。这种叙事模板在20世纪被移植到美国硅谷，科技巨头的“颠覆式创新”话语实为数字劫掠的美学包装，当下国人痛恨的“大数据杀熟”就是这类数字劫掠。

其四，装模作样的行动。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以金融寡头这一“深层政府”(Deep State，存在于下面与内部的国家)为核心完成了真正的一体化改造。大众常见的金融市场的运动员、裁判员甚至组织者都是“咱们一伙”(Our Crowd)，种种金融监管(如SEC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措也是文化叙事一部分，即实践部分，表明纳税人供养的政府“有所为”，但是结果每每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在多年反复的讲故事、假话真说的实践中，利益集团通过多维度、系统性的权力运作，构建了一个精密的叙事操控体系。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授予德雷克等海盗“皇家私掠许可证”，表明殖民主义是私人、企业、国家三位一体，国家堂而皇之地当起了海盗即“国家海盗”，在长达两个多世纪(16-18世纪)的时间里，海盗劫掠行为视为“爱国事业”，为后来“企业家精神”的神圣化作了必要的铺垫。合法化海盗行为到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通过《鲁滨逊漂流记》(1719年)等文学叙事完成道德转型。20世纪，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年)资助的芝加哥学派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升级为“人力资本理论”，并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塑造了“有效市场假说”(1965年)，将高频交易的微观掠夺包装为“价格发现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设立直至2024年，共颁发给96位经济学家，美国籍的得主有共58位(含双重国籍12位)，占比约71%，其中仅芝加哥大学就有13位得主，位居榜首，除了1986年获奖的詹姆斯·布坎南属于公共选择学派，其他12位都属于代表金融资本意识形态的芝加哥学派。如此塑造世界经济认知框架，如“华盛顿共识”。美国学界和美国政府的背后站着同一伙人，形成金融界(金权)-政界(政权)-学界(知识就是权力[13])的三权联合。

金融发展宣称围绕“资源配置效率”展开金融创新，而创新被视为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西方金融成为现代金融主导的重要原因。在动荡不时出现、危机周期性爆发、大众对金融“狼性文化”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情形下，“咱们一伙”正在重新设计现代金融的文化叙事的核心范式，重新定义金融本质，将“金融是资源配置工具”调整为“金融是文明演进基础设施”，显然，又是一场宏大叙事。

三、“金融之美”的文化叙事

金融向善，是内在价值性的美，但是索罗斯等一众金融家坚称“金融只有规则没有道德”，断然否定“金融向善”这个经济学家不断粉饰“内在价值性的美”。钱是世俗的上帝。金融资本用雄厚的财力揽天下英才尽入彀中，哪有攻克不了的难题。2012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努力周详地阐述“金融之美”，一种“外在工具性的美”。资产阶级深层政府论功行赏，2013年席勒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球化没有使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却让全世界资产阶级空前地勾结起来，因为全球化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

现代“金融之美”的三个方面

罗伯特·席勒的“金融之美”是指人们在发现金融之隐藏的和重要的对称性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具体是指人们对金融在经济资源分配、创造生活必需品等方面为人类活动提供创造性帮助的认识。[14]席勒描述，“金融服务的是人类的欲望和潜能，它为构成我们一生中日复一日的各种活动提供资助。…正是在为人类所有的活动提供帮助的过程中，也就是为一个拥有为所有成员所分享的富饶和多元化的活跃的人类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金融才体现出其最真实的美丽。”[15]席勒的“金融之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无一例外地追求着自由的新境界，而金融使这种追求不断地成为可能并加以推进;二是金融“撮合交易”的核心意义之一就是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联系在一起，而且把与此相关的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过程性存在，人们在这种“撮合”过程中最大化地分享现代社会的富饶;三是金融通过服务个人目标而服务社会，并实现社会多元化。

深入细致透析金融能够追求自由、撮合交易而分享财富、服务个人而服务社会以达成的“金融之美”，本质上给谁带来自由包括财富自由，谁从金融服务中获得更多的财富，一目了然，再动听的故事、谎言也掩盖不了大众、机构乃至国家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的事实，社会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事实。[16]例如，在现代金融中越发凸显的“期货是和赌马、翻牌、掷骰子或轮盘赌没有什么区别的一种金融交易。”[17]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墨顿·米勒认定，“期货市场将投机者的赌博天性用于造福社会。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政府官员对这一点竟如此不安。他们利用国家彩票所做的事情也不过如此：利用人们的赌博天性为社会造福。”[18]正是在“期货造福社会”堂皇言论下，金融家们创造了“纸水”期货以造福加州。然而，2025年初肆虐的加州大火，一举烧出了金融家欺诈与贪婪的原形。自由的追求不仅在机会，更在过程和结果。国王和乞丐都享有睡在巴黎桥梁下的同等自由权利，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年)讥讽地说，“只有乞丐才必须这样做，国王是能够这样做。”[19]曾几何时，自由，成了一个绝对的幌子，成了寡头集团实施意识操纵(文化叙事)最重要的一类工具。法国大革命年代最引人瞩目的“沙龙女王”罗兰夫人——吉伦特派领袖罗兰的妻子——的遭遇相当吊诡：她是革命信徒，却死在革命者手里;她为人民追求自由，临死前却无奈地悲叹：“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自古至今，金融都具有两面性，即(增进)美好的一面与(扩大)丑恶的一面。正确的路径，亦如多个国家辩证对待各类双重性事物一样，发扬光大美好的一面，避免克服丑恶的一面。历史上的西方金融也有美好与丑恶的两面性，但是透过历史，不难看到，丑的恶的一直占据着主导主流，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对外扩张殖民过程中，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实际上不断放大其丑恶。与此同时，借所谓“文化叙事”一直用美好概念、表述加以包装，成为经济学界、舆论媒体界的重要工程学。因为拥有话语霸权，文化叙事结出硕果：金融是美好的，有且只有西方金融才能建设美好社会。西方现代金融仍在不断作恶，在经济学家炮制的“美名”下不断制造“恶实”，高利贷的贪得无厌、赌博的投机欺诈、海盗的凶残狡黠丝毫没有削弱，而且在现代信息技术(如可以捕捉纳秒级时间的套利机会)、现代金融技术(如金融杠杆、金算模型)的加持下，其影响力破坏力更大，不仅有进行一般套利而获取垄断高额利润的能力，还有不时地制造金融动荡与周期性金融危机而实施劫掠的能力，更有发动“颜色革命”、颠覆一国政权、弱国亡国的能力，达到过去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达到的目的，是谓“金融战争”。

金融丑恶变成美好的五个维度

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年)说过，“没有一段文明的记录不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历史哲学论纲》，1940年)。文明与野蛮、丑恶与美好是矛盾统一体。但是，西方金融历史总体上是丑恶的，在所谓文化叙事中完成漂白，如今方方面面似乎都很美好，金融业(家)近乎完全实现了形象重构。西方金融丑恶变成美好，其中的精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维度：

其一，时间维度的切割术或历史剪辑术。即把金融史上的“黑历史”封存在旧时代，把现代金融包装成全新的东西。历史上高利贷的贪得无厌、赌博的投机欺诈、海盗的凶残狡黠，还有殖民贸易的血腥掠夺等丑陋不堪，经过经济学家与金融家的不懈努力，成功被封印在“前现代”“前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框架中。通过分期断代切割，制造文明进化论的幻觉。如威尼斯商人夏洛克的贪婪形象被定格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符号，而现代信用卡(CEIC数据，近年美国平均年化利率为22.76%，具体可高达36%，实质的“吸血”高利贷)则被包装为“风险定价模型”。既然往事“不堪回首”，那么就告别过去，搞出“金融创新史”的叙事脉络，重构或虚构西方金融历史。如将13世纪意大利汇票制度直接对接现代电子支付系统，刻意忽略其间三百年贩卖黑奴的汇票融资史;在佛罗伦萨美第奇银行的档案展示中，刻意隐去该银行曾经为教廷贩卖赎罪券提供清算服务的章节;这如同把爷爷辈放高利贷的账本锁进阁楼，却把孙子设计的手机借贷APP说成科技创新。用“过去落后，现在先进”的时间滤镜，切割善恶的连续性。

其二，空间维度的置换术或地理漂白术。即把历史上干的坏事丑事都归到特定地方，自家地盘洗得干干净净，并贴上文明(什么都好)的标签。海盗伴随着西方殖民、原始积累的整个过程，这个历史无法遮掩(美国国会有权授予“私掠许可证”，至今仍体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历史在时间上切割不了，便展开空间挪移，将海盗的野蛮狡黠投射到特定地理空间，如加勒比。电影《加勒比海盗》用系列方式(分别于2003年、2006年、2007年、2011年、2017年出品)展开17世纪加勒比地区海盗猖獗的暴力叙事，以之烘托建立海上保险的必要性，从而成为伦敦劳合社(由1688 年在泰晤士河畔塔街开设的咖啡馆演变而来)这一现代商业文明形成的背景。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1874年)在南亚次大陆野蛮殖民掠夺，导致恒河三角洲的孟加拉这一粮仓屡屡出现饥荒，饿殍千百万，但是东印度公司给股东带来的年化收益达到200%，被当作“跨国经营成功案例”，堂而皇之出现在哈佛商学院的教案中。2006年出品的电影《加勒比海盗2》中曾出现东印度公司，但是故事设定发生在地球另一边的西印度。把作恶地点推到远方(“未开化”地带如非洲，或“次文明”地区如远东)，西方文明人在“文明传递”“文明教化”过程中，对待野蛮人使用暴力是理所应当的。

其三，伦理维度的炼金术或概念魔术。据考证，人类炼金术至少2500年，东西方都存在过。西方炼金术在中世纪兴盛，其目标是通过化学方法将一些基本金属转变为黄金，或贱金属转变为贵金属，包括艾萨克·牛顿在内的一些著名科学家都曾使用过炼金术。直到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炼金术被证明根本上不可行。但是，金融家索罗斯撰写并出版《金融炼金术》(1999年)一书，论证将“反身性”理论运用于金融，可以更好地实现“以钱生钱”(从而达成炼金术)的目的。索罗斯的研究与实践表明，炼金术不是僧侣术士在古代化学中，而是经济学家金融家在现代金融中完成的，需要的只是“文化叙事”，即意识形态改造，把缺德行为换个学术名词，用数学公式或模型洗白，实质是给丑恶行径穿上理论外衣，让信息技术(计算机算法)代替道德伦理(良心审判)。高利贷改叫“资金时间价值”，其贪婪性被重构为“时间偏好理论”，经院哲学中的罪恶在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1851-1914年)的利息理论中升华为“人性自然”;赌博的投机欺诈性被分解为“信息不对称”，在布莱克-舒尔斯模型(金融衍生工具中的期权定价的BS模型)中获得数学救赎;海盗抢劫说是“风险投资先驱”，其凶残狡黠性被抽象为“风险偏好系数”，将政府给私掠许可证的暴力授权，转化为现代对冲基金的“波动率套利”。大海盗德雷克爵士劫掠西班牙运宝船的行为，在金融史叙事中成为“贵金属流动性全球化”的起点。如今，高频交易公司每年花费数亿美元游说美国国会，将纳秒级套利行为定义为“提供市场流动性”，然而2010年高频交易闪电崩盘蒸发掉万亿美元，流动性迅速枯竭，却被归咎于“技术故障”而非制度缺陷。

其四，符号体系(维度)的转码术或文化化妆术。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指出，真正革命不是改变现实，而是改变象征秩序。“我们的时代充斥着幻象的瘟疫：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日常生活日益符号化(以数字化的形式或者以市场化形式)，符号已经形成了一个象征秩序，将具体的生活抽象化了，同时又以这种抽象化的方式制造了种种虚假的具体意象，以至于实在界本身也成了由符号所构建的意象。”[20]现代金融体系穿着最华丽的外衣——货币印刷精美，金融家西装革履，金融大厦富丽堂皇，金融机构装点得如奶酪桃花——无非就是把本质上的“血腥元素”改造成“时尚符号”，用新名词掩盖旧罪恶。相关器物符号化，如将海盗的骷髅旗印在银行纪念品上，变为投行文化衫的朋克(Punk，一种具有反叛和挑战权威的精神内核的亚文化)，将殖民贸易船的奴隶舱位图，转化为资产证券化的结构示意图或模型。纽约证券交易所前树立起“无畏女孩”雕像，将投机市场重构为“女性平权”的战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旧址改造成金融博物馆，用互动游戏将期货合约的起源——粮食投机美化为“稳定民生”的创举。“九出十三归” 的高利贷术语改成“综合费率”被重述为LTV(贷款价值比)，赌场的“庄家优势”转化为做市商的“买卖价差”，海盗私掠船的“战利品分成”变成私募基金的附带权益。凡此种种术语转换，完成对高利贷赌博海盗丑恶的符号转码即重新释义。

其五，主体维度的神话建构或人物洗白术。摩根大通CEO戴蒙2022年薪酬高达3450万美元，是员工中位数的396倍。2023年纽约证券行业的平均薪资(含奖金)为47.1万美元，是全美私营企业平均薪资(9.87万美元)的4.8倍。[21]中国传统上将不劳而获的高收入或轻松得到的高收益，比作印钞、抢钱，“赚钱哪有这么容易?抢来的!”现代金融实质就是印钞、抢钱，用现代金融工具合法地印钞、抢钱。银行搞“货币乘数”就是印钞，金融市场的各类欺诈就是抢钱。有鉴于此，西方大众早就把银行家们视为“强盗贵族”或“金融化匪帮”。亨利·福特曾经说过：幸好民众对银行体系和货币体系不甚了了。一旦他们了解了事实真相，我相信，等不到明早，就会爆发革命。[22]为了“长治久安”，劣迹必须涂抹，污名必须消除，务必把曾经的恶棍写成英雄，圣徒化，把受害者说成自愿参与，愿赌服输，相关历史必须消解。正因如此，今天人们看到，因放高利贷而屡屡逼死人的梅迪奇家族变为文艺复兴的赞助人、教父，长期投机欺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网被美化为“国际金融市场效率”。塞勒姆女巫审判中的放贷者，在清教徒经济伦理中蜕变为“天职观”实践者。至于跨大西洋黑奴贸易说成“劳动力全球化”，奴隶贸易死亡率可以转化为“跨期风险贴现”，爱尔兰大饥荒中的粮食投机被建模为“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2008年次贷危机中93万止赎[23]家庭，在纾困方案中被重构为“道德风险教学案例”。

五种文化叙事的整体逻辑，就像给西方金融史拍美颜纪录片，删掉血腥片段(时间剪辑)，坏事都是外景拍摄(空间隔离)，恶行都用专业术语解说(伦理包装)，凶器摆进博物馆当艺术品(符号改造)，反派角色重新换装变成英雄(主体重塑)，凡此种种最终把沾血的发家史，噬血的成长过程，美化成闪着金光(尤其是金融家们顶着金饼)的奋斗传奇。这种叙事重构一方面建立“历史健忘机制”和“伦理模糊策略”，另一方面又塑造了新的集体记忆，在深层次重构了人类对剥削的认知框架，使金融丑恶获得了审美合法性。

结语：

法国当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1929-2007年)指出，“现今整个系统都被不确定性淹没了，所有真实都被符号和仿真的超真实所吞没。替代过时的现实原则，拟真原则开始统治我们。”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真实”(hyperreality)乃是一种“没有原型和真实性的真实”，“比真实还要真实”。[24]文化叙事是一套话语系统，已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灌输，演化成“虚构(能指)比现实(所指)更真实”话语秩序，牢牢钳制着人们的思想。西方现代金融是在高利贷贪婪性、赌博欺诈性、海盗噬血性的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的“狼性文化”，经过多年来久久为功的“金融向善”的文化叙事，金融能够创造美好似乎被社会大众接受了认同了。“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超真实的“金融之美”若桃花，如乳酪。

注释：

[1][美]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XXX页。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3]梁卫霞《基督教视域下金融危机的三重性》，《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

[4]这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热情追随者、德国诗人且有“工匠歌手”之称的汉斯·萨克斯(1494-1576年)的著名论断，参见[德]G.齐美尔《货币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6][德]诺贝特·布吕姆《诚实的劳动——对金融资本主义及其贪婪的抨击》，朱刘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7]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

[8][英]钱塞勒《金融投机史》，姜文波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

[9][美]罗伯特·希勒《叙事经济学》，陆殷莉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12页。

[10]耶稣用“恶仆逼债”“牧人寻羊”“浪子回头”等50多个通俗故事传道，确立叙事优先原则;中世纪《圣经》故事画(如教堂玻璃彩画)使文盲通过图像接收完整叙事训练;清教徒移民将《出埃及记》叙事投射到美洲拓殖，孕育“山巅之城”国家神话;等等。

[11]参见[法]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陈怡含编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2][美]史蒂文·约翰逊《海盗经济》，王冬佳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154/194页。

[13]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名言Knowledge is power，中文被译成“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更准确。

[14]参见[美]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194、195页。

[15][美]罗伯特•席勒《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195页。

[16]根据CEIC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30日(2024财年末)，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为35.7万亿美元，相较于2000年5.6万亿美元，债务规模增长约547%。截至2023年底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约为13万亿美元，相较于2000年的4.5万亿美元，增长率约为189%。受信用卡债务(1.14万亿美元)和房贷推动，2024年12月美国家庭债务总额为18.04万亿美元，相较于2000年的5.6万亿美元，增长约222%。相关数据引自CEIC’s economic databases(https://www.ceicdata.com.cn/zh-hans/indicator/united-states/national-government-debt)

[17][英]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8][美]墨顿·米勒《墨顿·米勒论金融衍生工具》，刘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3页。

[19][德]诺贝特·布吕姆《诚实的劳动——对金融资本主义及其贪婪的抨击》，朱刘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页。

[20]参见张秀琴“作为幻象的意识形态：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1]“华尔街薪资自历史高点进一步回落，人均降至47万美元”，新浪财经(转华尔街见闻)2024年10月10日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4-10-10/doc-incrysvk9545668.shtml.

[22][美]斯蒂芬·兰德曼《银行家的游戏--危害人类的金融战》，彭哲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81页。

[23]止赎是当房主未能全额支付其抵押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时发生的法律程序，如果这个问题在规定的宽限期内没有得到纠正，贷款人有权驱逐房主，控制房产，然后将其出售。

[24]黄泓积“走向更新的‘象征交换’逻辑——略论鲍德里亚的‘超真实’概念及其诞生背后的理论脉络”，《大学与美术馆》总第6期。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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