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抗美援朝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

高  远

新中国成立后，正当中国共产党集中精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干涉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而且命令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紧要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自然是主持大计，而周恩来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他参与了整个过程的决策指挥和组织实施。

审时度势，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

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一波三折，是在最困难的局面下做出的最佳选择。周恩来积极支持毛泽东出兵的主张，中国打响了一场震惊中外且影响深远的艰苦战争。

二战结束后，朝鲜以北纬38度线为界被划分为两个部分。1948年，在美苏授意下，南北相继建立政权，都承认一个朝鲜，一方要“北进统一”，一方要“解放祖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仅用3天，人民军就攻陷了南朝鲜首都汉城。美国对朝鲜内战的反应异常迅速，且态度强硬地全面卷入其中。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战争形势发生逆转。接着，美军大举北犯，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图们江推进。这时，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要中国志愿军部队投入战斗。朝鲜政府在10月1日和3日连续请求中国出兵支援。金日成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用了6个感叹号，急迫之情可见一斑。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考验。中共中央面临着重大战略抉择。

朝鲜战争爆发后，尤其是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便密切关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一方面，迅速成立东北边防军，集结了25.5万人的兵力，用周恩来的话说，叫做宁可“备而不用”。一方面，“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毛泽东明确地说，如果朝鲜需要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与此同时，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警告美国如果企图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他特意强调，中国军队将以志愿军的方式并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制服与美军作战。对此，美国人以为只是中国虚张声势的恫吓。

尽管毛泽东心里已有出兵的想法，但关系国家命运的抉择也不是他自己一锤定音的。10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已是万分火急，周恩来表示支持，但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本来，会前毛泽东已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表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但因意见不一没有发出。3日，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就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电告斯大林。在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据说，为让与会者畅所欲言，毛泽东特意要求不作会议记录。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出兵，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多年的战争创伤还未医治，新中国急需在和平的环境里搞建设；二是我们的对手太强大，以现有的武器装备没法与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抗衡，而且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中仍是两种意见。周恩来、彭德怀支持出兵援朝。彭德怀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经充分讨论、反复权衡，大家统一了认识。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彭德怀率领志愿军入朝作战，并派周恩来前去同斯大林洽谈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和提供武器装备。

10月8日，毛泽东签发命令，要求志愿军各部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彭德怀飞抵沈阳，准备入朝。12日，周恩来从苏联发来的电报又让毛泽东改变了想法，遂急电彭德怀：“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原来，斯大林曾向中共中央做过承诺，如果中国出兵，苏联可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而当他在黑海海湾的休养地见到为此专程而来的周恩来时，态度却动摇了。斯大林说，苏联可以满足中国关于武器装备的要求，但因飞机转场困难，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之内不能出动空军。还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可，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并出动空军，本是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的前提条件，斯大林态度的变化，让中共中央面临第二次决策出兵朝鲜的问题。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知“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按毛泽东的设想，志愿军入朝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使敌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以此“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主要问题是看“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定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以及苏联是否可以用租借的办法提供军事装备。就此，周恩来继续与苏联方面进行磋商。斯大林的答复令人惊讶：武器装备可按半价来算，战争结束后结账。但苏联只以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怎么办？中共中央第三次面临抉择。毛泽东再次下达暂缓入朝命令，于18日主持中央会议再作定夺。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决断地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10月19日晚，早已摆在东北边防地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三个方向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在中共中央内部经历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20年后会见金日成时说：那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最后还是决定了。可以看出，出兵的最后决心下得多么不易。应当说，无论赞成出兵的意见或不赞成出兵的意见，都是正常的，是党内民主的体现，况且无论哪种意见都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利益高度负责的考虑。周恩来说：“下这个决心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许多顾虑，而从过渡时期看，这些顾虑是合乎实际的。”在争论过程中，他是一直支持毛泽东出兵主张的。前面提到，在最初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若不是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则是孤掌难鸣。周恩来不仅是抓组织实施方面无人能比的高手，而且也是登高远望的战略家。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就指示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同时希望朝鲜政府向中国提供不同比例的地图并通报前线战况。他预判战局的趋势，认为战争会长期化，中国不能没有防范准备。周恩来在几次会议上都提到出兵的问题，这是基于他审慎的研究和极具战略眼光的分析。当政治局会议作出出兵决策后，他更是坚定地执行这一决定。在其主持的部署出兵工作的军委会议上，他还对一些人做说服工作：“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周恩来曾明确指出，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使美国在朝鲜遭到严重打击和损失，使它碰得头破血流，知难而退。这种“可能性要大些，而这也是我们所要争取的。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要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的。”

出兵援朝,毛泽东、周恩来是对中国主权完整有更深层的忧虑。毛泽东认为，假如美国真的把朝鲜搞垮了，即使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困难。它要把3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3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不允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彭德怀也说，等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会更复杂。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摆在我们家门口，它想发动侵略，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与其晚打，不如早打。1958年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对此曾解释说：“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是决定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持朝鲜人民。抗美援朝，将美国势力阻挡在三八线以外，为中国建立了一个坚固的缓冲屏障。今天，因大国插手引发的局部冲突和紧张的地区局势的现实，更让人感到当年的那场战争保护了中国的长远利益，为民族复兴赶走了一个拦路虎。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取决于它的胃口罢了。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庆节上发出警告：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

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付出了重大牺牲和代价，但战争的胜利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现代战争的实践，使人民解放军、志愿军有了突破性地改善和加强。决策出兵，对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是正确的抉择。

日夜操劳，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

中共中央出兵朝鲜的决策之所以艰难，主要是对能否打赢这场战争没有十足的把握。而决心一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便把军事斗争提到首要而迫切的地位上来。周恩来在最高军事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要考虑出兵以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人们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和谈判总指挥三位一体的角色。

——称周恩来为“总参谋长”，是因为他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如同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再次成为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主要助手。

周恩来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除及时听取总参作战室汇报外，每天晚上都要看前方的战况和标有敌我态势的地图，对朝鲜战场上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以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并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过江之初，多次发生遭朝鲜人民军误击的事件，中朝包括在鸭绿江上空作战的苏联空军一部的协调指挥，便成为作战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斯大林明确表示中、朝、苏三方部队在朝作战“由中国周恩来统一指挥”，并将同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斯蒂科夫。

志愿军入朝后，面对陌生的战场和强大的敌人，周恩来等协助毛泽东成功发动了三次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战局。志愿军进行第四、第五次战役时，毛泽东离京休养，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周恩来还指导了志愿军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反“绞杀战”、反细菌战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斗争。在此期间，他起草或审定批发的有关电报达数百份。

◆周恩来赴医院看望回国治疗的志愿军伤员。

周恩来关于志愿军作战方针的提出，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贡献。早在1950年9月，他拟定出关于入朝作战的基本方针：应是自力更生的持久作战。在战役战斗中，必须集中兵力与火力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们分割的少数敌人，逐步把敌人削弱下去，以利长期作战。这一方针，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周恩来从朝鲜战场上出现的新动向，很快判明战争已有长期化的可能。提出为“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轮番作战的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确定以21个军分三番作战。这样，“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和持久性，还可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周恩来继续从战争长期化这个估计出发，根据敌我双方装备情况，提出了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问题，筹划空军、特种兵参战，特别是决定加强空军建设，以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他还十分明确地提出：“作战方针应是在现在规模上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以大量消耗敌人，争取就地停战的胜利。”在横贯朝鲜250公里的三八线附近，中朝军队构筑坑道工事，建成了一道坚如铜墙铁壁的纵深防御阵地。从运动战到防御战，这是朝鲜战场上作战方针和战局的重大转变。坚固的阵地防御体系，抗击了敌人的狂轰滥炸和坦克装甲部队的猛烈攻击，并且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有效地保存了自己，为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称周恩来为“总后勤部长”，是指他在后勤保障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聂荣臻曾说：“整体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

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周恩来就“抓得很细”，对武器、弹药、车辆补充、伤员收治和后勤干部调配等问题一一作了部署，并且明确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志愿军参战以后，中共中央确立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周恩来说，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地帮助解决困难，做他们的后盾。从后勤保障所需要干部、部队、车辆、物资、经费、运输，到因志愿军难以生火做饭发动国内家家户户做炒面，都是由他关注解决的。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做炒面，一边干一边说：我们要把炒面做好，送到前线支援志愿军打胜仗。

周恩来对后勤保障工作的贡献，不只是事无巨细地操劳，而是主要体现在宏观方面的决策上。一是改革完善后勤保障体制。由于志愿军没有制空权，运输工具大量损失，随着供给线的延伸，如何保证大量物资能够及时地、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经过听取汇报、派人前线调研，在进一步了解了朝鲜前线后勤供应中的困难和应采取的对策后，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志愿军后勤工作的决定》，“立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这个司令部成立后，运输、装卸、加上配属的警卫、步兵、工兵、高炮部队，总数达18万人，初步形成一支多兵种、多专业的合成部队，以保证作战之需。二是他强调指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随后提出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志愿军通过组织对空作战、加强防空哨、保护各种物资、抢修运输线等措施，应对敌人的疯狂轰炸。在周恩来的积极组织筹划下，年轻的人民空军入朝作战，夺取了清川江以北一定空域的制空权，使这一地区被美国人称之为可怕的“米格走廊”。就这样，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尽管环境那样险恶，这条“钢铁运输线”始终奇迹般地保持畅通，有力地支持并保障了前方军事的胜利。彭德怀曾多次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归功于后勤。”

——称周恩来为“谈判的总指挥”，是指他在指导停战谈判斗争中实际最高主持人的位置。

战争，从来不是独立的军事行动，它是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且常常和外交斗争相配合。朝鲜战争发生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国政府一再提出建议和警告，要求和平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即使出兵朝鲜参战，中国人民仍始终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当中朝军队把侵略军赶过“三八线”后，1950年12月，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经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议，中朝美三方接受“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建议。美国之所以如此，是因兵力不足且伤亡惨重，看不到胜利的希望；长期陷入朝鲜战争不符合其全球战略，而且巨大的战争消耗，受到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举行首次会议。谈判拖延的时间很长，围绕军事分界线划分、战俘遣送等问题，有时唇枪舌剑，有时静坐无语，有时中断一段时间再坐下来，可以说打了三年，谈了两年。在此过程中，周恩来对谈判工作的指导，既坚决果断，又细致周到，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手段的灵活性，表现出高超的谈判艺术。

周恩来是最高决策层关于停战谈判指导的实际操作者。谈判的总体方案、方针和原则，由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商定，有时也征求彭德怀和斯大林的意见。周恩来审时度势，知己知彼，通观全局后做出科学判断和坚定对策。他提出当行则行，当让则让的指导思想，在侵略者被迫求和的时候，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中国；针对美国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他立刻指出：要坚决打掉这个荒谬主张，“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才能打破敌人以为我可以一让再让的错觉。”“我们的谈判方针是：争取公平合理的就地停战，使之成为和平解决朝鲜及至远东其他问题的第一步。不怕破裂，也不怕拖。愿和，但也不急。”停战谈判是在战争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举行的，战场上较量的结果对于谈判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周恩来清楚：“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他同毛泽东一直坚持争取和、准备打，边谈边打，以打促谈。根据谈判进展情况，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及时发出指示。在两年的谈判斗争中，由周恩来亲自起草或由他主持起草的文件和指示有300多件之多。这些明确的原则，正确地指导了停战谈判的进行。

周恩来还是停战谈判的具体指导者。当时，中国派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赴朝参加谈判工作。他们在开城与北京有一条热线。每天上午谈判，下午李、乔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研究完第二天的谈判对策和发言稿，经周恩来连夜修改后再发往开城。李克农据此精神，指导前方谈判。谈判最紧张的时候，他们每天还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再用电话报告一次。两年的时间里，谈判斗争的方式和内容都是这样由周恩来定下的。仅此一例，就可想象出他操劳之多和作用之大。

◆1958年朝鲜人民欢送志愿军回国。

边打边谈，以打促谈，使美国感到战争拖延下去，对自己只会带来更多损失。他们不得不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签订军事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对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实践证明，它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政策，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中国的安全。不但没有削弱或拖垮新中国，相反，倒是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内在力量，不仅对国内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国际局势、特别是远东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许多干部进进出出，周恩来整天忙个不停。毛泽东风趣地对他说：“你那里是轴心。”1958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回国，周恩来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当天，在为志愿军指战员代表举行的庆功宴上，酒量过人且极富自制力的周恩来醉在最可爱的人面前。这其中固然饱含了他对战争胜利的无比喜悦，又何尝不是他在巨大付出后的一刻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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