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投降!因为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
1942年,山东泰西(今属泰安)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极端艰苦的时期。
随着日伪军的疯狂“扫荡”,80%的地区沦入敌手,大部分地区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泰西地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转入分散、秘密状态,我党我军的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年又逢大旱,庄稼几乎断收,再加上日伪军的疯狂掠夺,人民群众生活极其困难,就连树叶、草根也成了代粮的“好”食物。
时任泰西抗日督查专员公署主任的张耀南同志,当时已经四十多岁,在同志们中算是“老同志”了,又是“民主人士”出身,却和同志们一样勒紧裤带,吃糠咽菜。
在当地,张耀南同志的威望极高。大革命时期,他从山东省立二师(曲阜师范)毕业后,就散尽家财,在当地搞农民子弟学校、农民夜校和农民合作社,一心搞植树造林、养鸡、养鸭、养蜂、养蚕,研究怎么帮助农民致富脱贫,又当过长清(今济南市长清区)县立一小的校长,是无冕的“农民大王”。
所以,炊事员有时忍不住要给老校长多㧟一点野菜粥,却总遭到张耀南的制止,他坚决要求与大家同甘共苦,并一再教育同志们不许与民争粮。
有天晚上实在饿坏了,张耀南在院子里,顺手捋了一把树叶,塞进嘴里。被警卫员看到了,实在心里难受,第二天自掏腰包,买了两个烧饼,悄悄放在张耀南的桌子上。张耀南发现后,先把钱还给警卫员,感谢警卫员对自己的照顾,接着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
“问题不在于你买的烧饼!你买走一个,群众中不就少一个吗?我们多吃一口,群众就要少吃一口!马上退回去!”
更大的考验还是生死关,日寇的“扫荡”,一次比一次来势凶猛,花样翻新,规模大,时间长,到处岗哨林立,特务成群,封锁严密,顽军也与之积极呼应,我党政军机关和地方武装遭受严重损失,党员干部牺牲更是家常便饭。
那时候,入党提干,可不意味着享受,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是牺牲时的身先士卒,面对艰难困苦,党员干部第一个上!
当然,有牺牲就有叛变,有英雄就有孱头,有人坚持斗争,就有人消极颓废,甚至叛变投敌,沦为可耻的汉奸……
这年年初,中共泰西地委委员、泰西县委书记邹靖国叛变。
搁现在,邹靖国这种人,会被群众习惯性称为“三门干部”。
出家门进校门,离校门入机关门,整个成长过程与基层、与社会,基本处于分离状态。他们对工农群众、对社会现实有隔阂,严重缺乏社会实践经验,难以融进群众中去。
不过万事不绝对,也有很多“三门干部”出身的同志,在火热的生产斗争实践中,通过和群众打成一片,得到了群众的认可,提升了自身工作水平,成长成才,百炼成钢。
邹靖国是泰安本地的年轻干部,不到二十岁就投身抗日洪流。原本也是苦出身,自幼在一个半工半读的教会学校读书,所以参加革命的时候,他自称“工人成份”。1938年初,邹靖国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根红苗正,又读过书,口才极佳,由此深得重用。当年秋就被送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受训,回来后任泰西县委民运部长。第二年提升为县委书记,不久又被选为泰西地委委员。大会小会,属他最爱出风头,张嘴坚决抗日,动辄坚持到底,似乎没有比他更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了!
1941年末,邹靖国从地委开会回来,要到夏张镇(今属泰安市岱岳区)附近的村子去看看。
夏张镇是泰安县的一座重镇,三面是丘陵地,南面是开阔的大平原,是泰(安)东(平)公路的必经之地。此时是鬼子的大据点,驻防有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还有一个大队的伪军。
其他同志劝邹靖国不要去,他却坚决要去,还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美其名曰检查工作,布置工作。去时又只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通讯员,实际上是想躲开同志们,自己逍遥。之前,邹靖国手里贪污了大笔党的经费,想着趁机会吃喝玩乐,清理库存,不然就存不住了,万一让人看到,可就麻烦了。
傍晚,邹靖国在夏张镇正西五里外的温家岭村住下。房东大娘是咱们的堡垒户,看邹书记来了,就告诉他,这几天风声特别近,夏张的鬼子、特务活动频繁,经常在夜里出来,窜到各村抓人。为了安全起见,大娘劝邹靖国赶紧走人,劝他到远点的村子去住,以免不测。
大娘话音未落,邹靖国摆摆手,说:
“没关系,大风大浪,我经过多了,您老不要危言耸听,要不是知道您老是堡垒户,我可要批评有动摇畏惧倾向了。”
大娘叹口气,摇摇头走了,邹靖国让小通讯员给他打好洗脸洗脚水,就开始点灯看书。这家在村西边,离村口和乡道不远,大娘的警惕性很高,一看邹书记屋亮灯,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那时候夜深人静,穷人家有谁家点灯的,都是摸着黑,穷啊!你一点灯,远远就看到,不暴露了吗?不是等于给敌人报信,这里有不正常情况了吗?
大娘赶紧又来敲门,劝邹靖国赶紧熄灯睡觉,最好换地方,省得夜长梦多。
邹靖国还是不听,果然半夜,夏张据点的日伪军就包围了温家岭村,精准抓走了邹靖国,第二天就给送到泰安城里鬼子的宪兵队。
据说敌人还未及用刑,连刑讯室都没进,邹靖国就怂包了,表示愿意彻底“洗心革面”,跟蝗军真心合作,为“反供、建国、和平”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和耿耿忠心。
没几天,邹靖国就当上了日本宪兵队的谋略部长兼特务队长,带着鬼子下乡到各村抓人。邹靖国是本地人,又是现任的县委书记,对县委和各区区委的负责人,各乡村的党员姓名住址,甚至是秘密工作,打入敌人内部的敌工干部情况,都了若指掌。所以二话不说,就把名单整理好,交给鬼子,当作见面礼。
敌人照方抓药,使我泰西党组织损失惨重,其规模甚至远远超过1933年,时任泰安中心县委书记曹福广的叛变,共造成泰西地区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几百人被捕被杀。
其中就包括:县农会长王聘三、县武装部长张印堂,新二区区委书记张鹏、助理员张兴经,新五区区委书记宿安民、区长苏振亚,农会主任宿建国,新八区区委书记紫辉、新九区干部于会涵、新一区干部穆照林等同志。
接任县委书记的武静安同志,也被邹靖国给抄了家,母亲和妹妹都被抓走。
据不完全统计,仅边院镇(今属肥城)一带191名党员中,就有16人被捕,40人被迫“自首”,57人脱党,16人逃亡他乡。
安驾庄、汶阳(今均属肥城)一带,240多名被迫“自首”人员,全部被运到东北,充当挖煤、修筑“国防”工事的劳工,绝大部分遭虐杀。
此外,邹靖国还无耻地发表了所谓的《告泰西人民书》,当然还是汉奸那套陈词滥调。无非坚持抵抗没有出路,屈膝投降才有“前途”,早投降早享福,不投降就得死,与其死无葬身之地,与其忍饥挨饿、东躲西藏,不如跟蝗军“合作”,做个“识时务之俊杰”,这样个人、国家、民族才都有“光明未来”。今后,只要我们照章完粮纳税当差,蝗军绝不乱杀人,更不抢粮食、糟蹋妇女,“王道乐土”就能建成,“大东亚共存共荣”就是跟着日本人一起享洋福!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是多得是,再来一次又何妨?
请注意,不管哪路洋大人豢养的老狗新狗,百多年来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无非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两条路而已,最终总会被人民群众勘破“玄机”,弃若敝履。
所以“教员”同志,在1939年就预言过: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此时邹靖国志得意满,觉得“大势已定”,给很多干部都写了劝降信,希望这些昔日的“同志”能“迷途知返”。其中一封,就发给了时任新一区兼新二区书记的李耀华。
李耀华和邹靖国的年纪差不多,毕业于泰安私立育英初级中学,这也是所教会学校,抗战前后他们都是热血青年,热衷于反帝反封建救中国,抗战爆发一同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同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只是邹靖国“进步”速度太快,李耀华同志委实“赶”不上,担任了区委书记,是邹靖国的直接下级。邹靖国叛变后,抓捕了新二区委书记张鹏,李耀华毫不畏惧,毅然一肩挑两区,自然成了重点“关照”目标。
作为“老相识”,邹靖国觉得李耀华跟自己有很多的相似点,此前被捕的新五区区委书记宿安民、区长苏振亚,农会主任宿建国,都能跟自己“合作”,向蝗军“输诚”,拉李耀华下水,应该也不是啥难事。
可是李耀华接信后,嗤之以鼻,对捎信人说:
“你回去告诉姓邹的,说我李耀华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死也不向小日本投降。汉奸走狗,绝没有好下场!”
见李耀华如此“不识抬举”,邹靖国先抄了李耀华在安驾庄的家,又遍布暗探进行监视,特务队更是不遗余力跟踪追捕,悬赏缉拿。
组织上考虑到李耀华同志年轻有为,就想把他暂时调走,到黄河以西的河西县野雀窝(原属长清县西部,今齐河县仁里集)。为了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只留下少数干部苦撑待变,等将来形势好转,再派回来恢复工作。但在征求意见时,却遭到本人的激烈反对,他说:
“我虽然年轻,但这一带我熟,我虽然从小没受过啥苦,但我已决心将一切献给党,既然组织上要求‘区不离区,干不离群’,我是本乡本土的党员干部,怎么能辜负党组织和父老乡亲的厚爱与信任呢?所以请组织上批准我留下来,我保证不给党抹灰!”
既然留下来,就要把工作干好,即便再危险困难,李耀华同志要时刻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次“跑情况”,风雪之夜,一连几个村子都进不去,到处都是敌人的明岗暗哨,好不容易带着通讯员,躲到荒郊野外的坟券里,两人饥寒交迫。
通讯员冻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
“一辈子要跑的路都跑够了,这回要不是你警惕性高,咱们跑得快,估计就革命到站了。也不知道猴年马月,能谁个囫囵觉,再吃个热乎饭?”
论年纪,通讯员还大李耀华两岁,俩人既是上下级,更是同志,所以亲密无间,李耀华拍拍通讯员,笑着说:
“别急,我看这一天不会太远了。俗话说物极必反,小日本折腾得已经到顶了,只要我们把这一关顶过去,鬼子就要完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鼓完劲,李耀华咽了咽口水,还跟通讯员预言,等小鬼子被彻底撵出中国,咱们进了泰安城,鬼子、汉奸一勺烩,不但能睡上囫囵觉,还能白面馒头,就着豆腐菜、小米稀饭,我请客你可劲吃!
1942年10月18日,在边院李家庄,由于叛徒出卖,李耀华和通讯员被日伪军包围。
为了不连累群众,他们边打边撤,向村外突围。李耀华一把推开通讯员,让通讯员先走,以保护好党的秘密文件。通讯员不肯走,说生死在一起,李耀华却留给通讯员最后一道命令:
“我们生死都是小事,但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在敌人手里,我掩护,你快跑!”
通讯员带着文件脱线了,李耀华同志却被捕了,最后一颗子弹本来要留给自己,但却是个臭子。
在宪兵队的刑讯室,鬼子软硬兼施,又是封官许愿,又是大刑伺候,李耀华同志受尽各种酷刑,却坚强不屈,丝毫没有出卖党的秘密。
眼看主子没招,癞皮狗邹靖国着急了,出来“现身说法”,一通“汉奸发生学”的歪理邪说,无非迫不得已,没有办法……
“什么没办法,顶多不就是死吗?大丈夫视死如归,而你为保全自己的一条狗命,不顾数百人的性命。我今天就给你做个样子,让你看看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骨气!”
说完,李耀华就要以头撞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邹靖国彻底没了办法,又在日寇面前自告奋勇,把李耀华押到安驾庄据点,说这会他要是再不“回头是岸”,我就用一百种办法,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面对新的轮番酷刑,李耀华同志仍不屈服,笑对邹靖国:
“你是县委书记,我是区委书记,你是我的上级领导,党的秘密你什么不知道,何必问我?不过,鬼子问你,你也留着点,别竹筒倒豆子,等说干净,你就不值钱了!”
李耀华同志真是钢筋铁骨,即便体无完肤,走到哪里,不管是刑讯室,还是监狱,亦或是押解途中,只要见到中国人,他就宣传抗日,告诉大家,再坚持坚持,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日本鬼子永远无法彻底征服中华民族……
最后,邹靖国恼羞成怒,报经鬼子同意,把李耀华绑到安驾庄北门外的木桩上,让十几个日本兵拿他练刺杀。一刀一刀又一刀,刺一刀李耀华同志就喊一句:
“叛徒卖国贼不得好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万岁!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
这一天是1943年2月15日,农历腊月三十,李耀华同志年仅22岁(实际未满)。
审讯期间,有个良心未泯的刘翻译,曾劝刘耀华:
“鬼子都佩服你,说没见过这么硬气的中国人,我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竟然这么坚强。不过,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先认了吧?免得吃皮肉之苦。再说,只要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只要你愿意,我保证不出一个月,想法让你到那边去。”
李耀华艰难地摇摇头,说:
“我不能那样做!
现在老百姓都在看着我,我死了不要紧,老百姓知道我为抗日死了,就知道抗日还有希望。
如果我按你说的办了,老百姓看到我站在鬼子那一边,兴许会说,‘李耀华都投降了,咱还干什么?’也许有人会骂我是汉奸、卖国贼。
我宁肯自己肝脑涂地,也不能做对不起父老乡亲、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党的事。”
刘翻译长叹一声:
“我真想不明白,年轻轻的,你到底图个啥,活着不好吗,非要去死?”
只要共产党坚持抗日,群众就能看到希望,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希望,要想火车快,全凭车头带,共产党就是车头,就是主心骨。
战场就是最严格的考试,李耀华牺牲后,还有无数的“李耀华”在泰西坚持斗争,牺牲了一批,就又换上一批,他们被称为“咬牙干部”。
华北敌后各根据地,当时流行一个说法:
去延安参加学习的叫“建国干部”,准备作为未来建设新中国的种子;先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附近地区,随时准备派回去顶上,或者等着形势好转杀个回马枪的,叫“反攻干部”,留下来的则叫做“坚持干部”,因为要随时面对苦难局面,要咬着牙和敌人拼死拼活地度过难关,更被形象地称作“咬牙干部”。
1943年,各级坚持地下工作的各级党组织,坚持武装斗争的抗日人民武装,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逐渐掌握了对敌斗争的新办法,敌变我亦变,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泰西人民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逐个攻下了敌人在广大地区农村安设的据点碉堡,将日伪军又压缩回城镇,大量的敌占区又变为根据地,党组织也基本恢复,更多的新鲜血液在坚持中,在斗争中成长起来,进入党内,成为一批批新的“李耀华” 。
不过,泰安却需要我军来解放五次,才最终于1948年7月15日彻底解放,回归人民之手。
至于叛徒、卖国贼邹靖国,后来果真如李耀华同志预言。这条断了脊梁的癞皮狗,逐渐失去利用价值,鬼子对其宠爱日益消退,看没啥大用处了,就给撵出了泰安城,贬到下面据点,帮着伪军守炮楼去,等于随时送死的状态。洋大人如此不“仗义”,邹静心理落差一大,便又借抗日军民广泛开展敌伪工作之机,脱离了日伪军,反正回来。
邹靖国曾经是泰西地委委员,泰西县委无权处置,只好送到地委,地委根据当时“放下屠刀,既往不咎”的政策,将其送往延安改造。
抗战胜利后,由于邹靖国在泰西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应群众一再要求,上级批准把邹靖国押回泰西,依法治罪。1946年9月,泰西县在夏张镇召开了公审大会,判处邹靖国死刑,立即执行。
与会群众无不咬牙切齿,纷纷痛斥邹靖国是狗叛徒、卖国贼,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人格高下,判若云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这点,哪怕投降派把戏演得足足的,扮得花枝招展,香艳动人,终究会被群众戳破画皮。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因为他们违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仅仅为一小撮反动派所欢迎。既然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也必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最后要搞到人憎鬼厌的田地,这就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趋势。
注释
1、抗战爆发之初,日寇占领泰安后,为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我方在山东中南部,以津浦铁路为界,划分了泰东、泰西两个战略区。其中泰西地区,辖泰安(津浦铁路以西部分)、肥城、宁阳、东平、长清、平阴、东阿、汶上等县和郓(城)鄄(城)巨(野)菏(菏)边区。1938年5月,成立中共泰西特委,后改为地委。其中,泰安县城西南津浦路以西地区划为泰西县。
2、张耀南同志于1939年1月入党,但是1941年2月,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入学时经审查发现入党手续不完备。补办了入党手续。原来后补期为半年,定为一年半,入党介绍人由二人增加到三人。此时,正在后补期。
3、邹靖国这次叛变,在整个泰安党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上次县委书记叛变,还是1933年,时任共山东省委委员、泰安中心县委书记曹福广叛变投敌,将在泰安地区自己发展的党员和所知道的共产党员的名字,全部开列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捕共队”长、大叛徒宋鸣时(原中共山东临时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敌人找单抓人,泰安有20余名党员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直到抗战初期才得以恢复。
4、出自《反动投降活动》(1939年6月30日),原题为《当前时局的最大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3页。
5、我党在抗战期间最艰苦的时候,普遍要求在战争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必须领导人民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各级政府不得离开所管辖的地区,实行“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原则。另外,村政权干部不得脱离生产。在此背景下,干部与百姓紧密联系,不少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牺牲。根据有关材料显示,仅是晋察冀地区,1942年止,“据已知的有三千七八百个区以上的干部光荣的牺牲或被捕了,村级干部当要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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