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考验勃列日涅夫

1964年，中苏两党论战正酣，“九评”猛轰赫鲁晓夫之时，突然赫鲁晓夫倒台了。这引起了世界的猜疑，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赫鲁晓夫的倒台?新领导将向何处去?中苏关系的走向将是如何?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正在讨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问题。中方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

为探明情况、弄清形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对勃列日涅夫新领导进行了一次现场测试。在这过程中，同中共观点立场一致的罗马尼亚配合默契，进行了很好的协同作战。

考验之旅

这年10月15日深夜，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授权在住所会见了他。

契尔沃年科通知说：“苏共中央于10月14日召开全会，决定满足赫鲁晓夫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提出辞去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并推选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推荐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事有凑巧，第二天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15时，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荒漠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经过连续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研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认为：赫鲁晓夫被撤职毕竟是件好事，我们应该表示欢迎，要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

为此，首先决定派周总理率领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同新领导接触，了解一下情况，试探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并倡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共同做工作、交换意见。

10月29日，周总理接见契尔沃年科大使并通知，中共中央决定由他本人率党政代表团去苏联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并建议苏联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去莫斯科。

为做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作，动员他们一起采取共同行动，当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首先接见了当时关系最亲密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越南、古巴四国大使和朝鲜代办，请他们向其党中央和政府转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建议12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党政代表团赴苏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

因为这时阿尔巴尼亚已经同苏联断交，阿尔巴尼亚大使当即表示不可能派代表团去苏。对此，周总理表示了尊重和理解。

第二天，周总理又接见了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和民主德国的驻华大使，向他们转达了同样的建议。

10月31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给周总理转达了苏方的答复，表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

11月5日，周总理率党政代表团离京赴苏。副团长为贺龙，团员有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等。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也同机到达。

1964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时，拜谒列宁墓并献花圈。

罗马尼亚响应中国的倡议，很快派出了以总理毛雷尔和第一副总理波德纳拉希、副总理米齐尔为首的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派出了由第一把手率领的代表团：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民主德国的乌布利希和斯多夫、蒙古的泽登巴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卡达尔、朝鲜的金日成、古巴的格瓦拉等。阿尔巴尼亚没有派团去苏联。

11月6日，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先后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周总理表示，这次来苏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周总理原准备好的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中，呼吁两党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勃列日涅夫以“没有安排外国代表团讲话”为由，不安排周总理讲话。

下午，周总理和代表团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显然针对赫鲁晓夫，批评了对内政策中的一系列缺点：产品质量低劣、投资速度缓慢、支出高昂、居民生活供应恶劣，他讽刺挖苦了“一些为改革而改革的爱好者，使改革变成了比天灾人祸更凶的灾难”。谈到对外政策，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最近几次党代表大会确定的总路线是坚定不移的，是不可动摇的。另外，他也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晚上，周总理会见了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毛雷尔表示支持中国的倡议，说：“中国关于各兄弟党派代表团来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倡议是一个好的倡议，所以我们响应了你们的倡议到这里来了。”

周总理解释了中国倡议的意图说：“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这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变化究竟有多大，我们还要观察。我们这次来是要了解背景、交换意见。”

受够了赫鲁晓夫指挥棒的苦、正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烈斗争，又得到了中国支持的罗马尼亚表示了对苏联新领导的不信任。毛雷尔说：“我们来这里无求于苏，要同苏新领导谈原则问题。不能轻信苏新领导的漂亮话，要看其行动，对大国沙文主义要继续斗争。”

当周总理讲到赫鲁晓夫下命令要在12月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时，毛雷尔表态说：“罗马尼亚坚决拒绝出席12月会议。”

但是，中国如此善意的倡议行动，却遭到了苏方意想不到的恶意攻击和挑衅。11月7日，代表团在红场观礼，站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与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队伍，阅兵式上展示了苏联最新式的反弹道导弹。晚上，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国宴。就在这个国宴上，发生了苏共中央委员、苏联元帅、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中国严重挑衅的事件。

宴会上，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有意挑衅说：“我们的元帅服太浮华，我喜欢战士的短袄。我们的元帅服是斯大林胡造的，而你们的是毛(指毛主席)胡造的。”

贺龙副总理说：“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说完，贺龙就转身走向周恩来那边去。

马利诺夫斯基却跟在后头不住地嚷嚷说：“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不要耍政治魔术，不要……”

周总理听了大怒，推开马利诺夫斯基，同贺龙一起向别处走。马利诺夫斯基仍在后边嚷着。周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提出了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说：“马利诺夫斯基是喝醉了。”

周总理说：“酒后吐真言么?”周总理要求对方道歉，说完，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

11月8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到中国代表团住所拜访周总理。

周总理再次追究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指出：“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

勃列日涅夫又推脱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经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在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我们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

周总理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

事实证明，马利诺夫斯基并非是酒后失言的个人行为。

那天，在周总理后来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进行的会谈中，米高扬道出了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思想：“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别!”

另外，在当时中苏之间争执不下的、赫鲁晓夫坚持召开的国际共运分裂会议问题上，也再次暴露了苏联新领导的实质。

周总理指出：“我们主张推迟召开，赫鲁晓夫则下命令必须在1964年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5年5月召开大会。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并未成熟。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兄弟党的会议是一回事，而坚持赫鲁晓夫下命令召开的分裂的会议是另一回事。但是，勃列日涅夫等人仍坚持要在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采取了非常武断的态度。”

周总理对勃列日涅夫——苏联新领导的考察终于得出了结论。他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判断力给勃列日涅夫下了历史的结论：苏联新领导虽然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政策”。

临离开莫斯科之前，为沟通情况、协调斗争，周总理又到罗马尼亚驻苏联大使馆会见了毛雷尔总理和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交流了情况和看法。

毛雷尔通报了苏联新领导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安德罗波夫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见的情况。双方发现，苏联新领导对各个代表团念的都是同样的一本经。

毛雷尔说：“勃列日涅夫给我们解释了赫鲁晓夫‘辞职’下台的原因，说不要从对外政策中去寻找原因，而是要从赫鲁晓夫的随意性和一意孤行中去寻找。他说，对外政策是苏联领导的集体事业，不是赫鲁晓夫个人的作为。”

毛雷尔介绍同勃列日涅夫关于罗苏双边关系的谈话说：“勃列日涅夫说，苏联将一如既往地按既定政策发展同罗马尼亚的关系。我们说，我们也怀着同样的愿望，但强调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互助的原则。同时，我们呼吁应利用现在发生的领导的变化，使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正常化，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

周总理指出：“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联领导软弱，内部矛盾、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很大。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1964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欢迎。

11月14日，周总理完成了这趟试探、考察之旅，回到了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全体中央领导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数千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

深远回响

周总理的莫斯科“考验之旅”结果，奠定了相当一个时期中国对苏联的基本看法和中苏关系的基本框架。

中国和罗马尼亚在这场考验苏联新领导的战斗中进行的意气相投的圆满的重要合作行动，成为中罗关系中的一段美谈，后来还不断产生了回响。

周总理后来又多次回忆起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作为阐述问题引证的一个重要论据，从历史上剖析苏联对中苏关系的根本态度。

事件一年之后的1965年11月4日，罗马尼亚大使杜·乔治乌要回国开中央全会，想了解中国方面有什么话要他带回去，拜会了周总理。谈到不久前，波德纳拉希代表罗党中央，同中国大使刘放的谈话，讲苏联在国际上独断专行，好几次都不顾中、罗的意见，也违背自己的承诺，使中、罗上了苏联的当，周总理赞同波德纳拉希对苏联的评价说：“波德纳拉希同志说，‘我们太天真了!’我同意他的这个意见。”

周总理又想起了去年去莫斯科的这件事来了，他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我们曾对他们寄予希望。我不是说过‘新领导同赫鲁晓夫离开了一点’，并且说服阿尔巴尼亚同志嘛!你还记得吗?”周总理说：“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大使赶紧说：“记得。”

周总理接着说：“结果去了之后，证明哪有这么回事!而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一点也没有改!”

1966年5月12日，周总理和陈毅、李先念副总理同来访的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会谈，很自然地就谈到了苏联问题。

波德纳拉希谈到罗苏关系说：“我们同苏联的分歧曾经是最严重的。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保卫了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尽力发展我们的国家关系。当我们有不同看法时，我们就说‘不’，我们寻找能说‘对’的地方。勃列日涅夫同志现在布加勒斯特做非正式访问，还有鲁萨科夫，我不认识这个人。”

对苏联情况有深入了解的周总理说：“鲁萨科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他们到哪里都要议论我们的，也和我们到哪里都要议论他们一样。”

李先念也插话说：“不怕他们的议论。”

波德纳拉希说：“我们听了好多意见，赫鲁晓夫到我们那儿去过，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都去过。”

记忆力过人的周总理替他补充说：“还有苏斯洛夫。”

波德纳拉希惊讶周总理的记忆力说：“你记得比我们还清楚!”

周总理解释说：“他是反华大理论家!前年庆祝他们国庆时，对他们新领导还抱一点希望。我们去了，他一句话都不说。”

后来，中国方面了解到，苏斯洛夫当时的表面冷漠并不是偶然的，在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就曾声嘶力竭地喊叫“继续同中共斗争下去”。

波德纳拉希赞扬中国当时“考验之旅”的倡议说：“回想一下也是有兴趣的。当时我们也有代表团去了。我们党响应了你们的倡议。那是非常重要的倡议。”

周总理点出了这个行动的意义所在，说：“是一次考验。”

波德纳拉希表示遗憾说：“可惜，他们没有理解。”

“考验行动”之后第三年的1967年9月，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访问越南后，来中国顺访。周总理同毛雷尔所率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中，罗马尼亚代表团劝说中国参加筹备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毛雷尔说：“现在许多党都正在酝酿和关心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问题。一般看法很不相同，我们的看法是：召开这个会是很不适合的，但我们决定参加筹备这个会议的工作，可以迫使他们讨论一些问题、阐明我们的观点。”

代表团成员米齐尔副总理附和说：“经验证明，要好好利用筹备工作，阐明我们的看法。”他说：“我们准备积极参加筹备工作，解释我们的观点。”

另一名罗马尼亚政坛后起之秀、中央书记特罗芬也出来积极解释罗马尼亚的立场说：“参加筹备工作，我们可以作出重大贡献;不参加、不积极发表和宣传我们的观点看法，就意味着自我孤立。有人打算召开一个开除某一个党和干涉另一些党内部事务的会议。”

毛雷尔进一步劝说中国也参加，他说：“如果中国参加这个筹备工作，会作出很大的贡献。”

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说：“你们早知道我们对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采取的立场。上次就谈了，这个立场一直没有变。”

周总理说：“赫鲁晓夫倒台后，1964年在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时，我们曾打探过苏共新领导有没有改变立场。结果，不仅没有变，反而更加深了。在第二年坚持召开了赫鲁晓夫认为非开不可的、一党独霸的三月分裂会议，这个会议你们是没有参加的。看起来，苏共新领导走得比赫鲁晓夫更远。”

周总理提到毛雷尔本人在莫斯科说的话说：“我们在莫斯科临分手时，毛雷尔同志、波德纳拉希同志跟我们说要警惕苏新领导变得更坏，我们还是从你们那里得到了启发。你们大概不会忘记的，我们也不会忘记，是在你们的使馆里谈的。”

毛雷尔说：“我没有忘记我所讲过的话的习惯。”

最后，周总理以灵活性和策略性表示了对罗马尼亚的理解说：“我们谢谢你们三位同志的好意，想来劝和，用中国话说，就是‘和事佬’。这个好意恐怕是无法实现的。”周总理表示同意罗马尼亚根据自己的处境，采取相应的做法：“你们的处境和我们不同，你们不能不跟他们有若干应付，我们是可以谅解的。你们反对一个党干涉另一党的内部事务，反对不听他的话就开除，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欣赏的。”

周总理这种高度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结合，既坚持了原则，又团结和争取了盟友，再一次显示了他高超的外交艺术。

作者简介

蒋本良 江苏常州人;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后派往罗马尼亚留学学习欧洲语言文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主要罗语翻译之一，多次陪同出访;曾任驻摩尔多瓦代办、使馆馆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外交史学会理事等。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报告文学集《中国漫记》、长篇小说《拳与掌》、诗歌散文集《多瑙河之波》等，报告文学《齐奥塞斯库之死》入选《2005年中国文史精华年选》，2005年获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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