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口述：懵懂少年走上革命道路

李希凡(1927—2018)，原名李锡范，字畴九，著名红学家，文学评论家。历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文艺评论组组长，文艺部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红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代表作《红楼梦评论集》(与蓝翎合著)、《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1954年，与蓝翎共同撰写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上发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肯定。

李希凡

红楼梦大辞典旧版封面

“绍兴师爷”先祖定居通州

我原籍是浙江绍兴，我的先祖当时来到北方，他叫李应彪，是所谓的“绍兴师爷”。我小时候很喜欢武侠小说，因为我们绍兴出过黄三太，出过黄天霸，我就想，我这个祖先一定也是很威武的人物。但其实不是，他就是一个刑房师爷。

李应彪到通州的时候正是这里最风光的时期，也就是漕运最兴盛的时候。他是乾隆时期来的，是通州的第一任首府师爷。世袭罔替，从他开始一直到民国，李家人都是通州政府衙门里的师爷。李应彪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李若民，另一个叫李若海，我大概是李若海的后代。从小，我对自己家族的历史不是很清楚，后来一个侄子告诉我很多事情。李家在通州不算盛族，但总是一个大家族，到我的上一代已经是衰落了，只有我们长房还做通州的事业。后来我的老二哥(长房堂兄)做了吴佩孚的秘书，和北洋军阀搭上一些关系。

我们这一支就很衰落，我的祖父是做小买卖的，我父亲幼年时很贫苦，上不起学，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考个清代的秀才。可他自学成才，他自学英文，第一个职业是给北洋大学的校长当外文秘书，做翻译工作，后来又在北京西城的甘家口做邮政局分局的局长。他在那时算是白领，薪金待遇很优厚。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我的母亲大概15岁时就嫁到我们家来了，她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母亲。在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家有过一段温馨的生活，可这时间持续不长。“西安事变”前，当时于学忠做河北省主席，英国来搞中国邮政，我的父亲就参加了邮电工人罢工，而且是罢工委员会的成员。结果是虽然斗争胜利了，可人家把我父亲抓住了，也不敢把他开除，只是反复调查，但不让他当局长了，他就失业退休了，当时他只有36岁。后来坐吃山空，我们家里生活受到影响，上学的也受到影响。我的姐姐们当时上了高师，我的大哥因为在家里不受管束，我的父亲就把他送到军医学校去做军医了。

失学挨饿做学徒

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几岁的时候发生了“通州事变”，当时有一个军阀，也可以说是北洋军阀的一个遗老，叫殷汝耕，他搞了一个冀东二十二县“自治”，实际上就是日本傀儡政权。有个叫张庆余的，他的部队起义，发生了“通州事变”。那时我们住在五定庵，部队在城墙上开炮，打西仓的日本驻军，后来通州人都去逃难，因为日本要回来报复。大家就逃难到潞河中学，那里是美国的租界地。

又失学又挨饿的时代被我赶上了。这时我父亲的养老金已经没有了，更何况“大票子”一来，把银元都搞掉了。他找了一个私塾，教十几个孩子，没过多久就得了半身不遂。我本来上小学，后来上他的私塾，我这一生可以说没有完整的学历，小学上到二年级就失学了。父亲生病以后，我二哥出去当学徒，我也去当了一次学徒，在北京现在的东安市场，一进南小门，有个华宝洋服店，那时我大概13岁。老实说，封建的商店里，徒弟和师父之间绝对是一种封建的关系。比方说我有三个师哥，有一个出师了，一个跟着师父站柜台，另一个师哥和我就是不能上柜台的，只能去打打水，到食堂去帮厨。这位师哥只比我大一岁，我们俩一起挑水，用大木桶把水从门口挑进厨房。木桶本身二三十斤，再加上水五六十斤，我在后边，师哥总说我偷懒，老是给我穿小鞋，有一次实在是惹恼我了，我就打了他一拳，打在鼻子上，满脸的血，我一下子吓跑了，从东安市场一直跑回通州家里，再也没敢去。后来人家也没把我怎么样，只是我二哥把行李领回来了，从那以后二哥就说我不是这块材料，还是上学吧。

我不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孩子，更像个野孩子。那时候通州虽然不是太繁华，但比起旁边几个县，它还是一个繁荣的县城。现在的通州很引起研究《红楼梦》的人的注意。据考证，有一部分红楼梦专家都承认曹雪芹最后埋葬在通州张家湾，现在在张家湾有一个小型的纪念馆。通州是漕运的终点，林黛玉是坐船来，从这一带登陆的。

曾经有一个皇帝临时停留的地方，叫万寿宫，对面是河沿，那里就是通州的娱乐场所，说书的、杂耍的都在那里，旁边还有个剧院。我从小就爱听评书，当时有几个说得比较好的，我最欣赏的是说《三侠剑》的一个老说书人，可他是吸毒者，最后死在了白面房前面。戏园子是要钱的，我进不去。

我家这条胡同里大多数是中下层人，但都很讲义气。我父亲生病的时候，我大哥曾经从军医队伍回来过一次，大家都知道他是国军，却没有一个人泄露，如果有人泄露，日本人就会把他抓走。邻里乡亲让我很感动，虽然三教九流都有，但大家都对日本人很仇恨，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我大哥安然地回来探亲，也安然地离去。这些都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小朋友别的事都是懵懵懂懂，但有一点相同，就是恨日本兵。后来我小学毕业，姐姐给我找了个工作，去印刷厂印钞票。我做电机工徒，钞票是四个版，印钞票要一个版一个版来回走，打磨的、往上铺纸的是师父，擦版的是徒弟。我那时候营养不良，非常瘦，没有力气，擦版擦得不干净，干了不到一年，实在干不下去了，就跟我二姐流浪到石家庄。

与“五四”新文学结缘

石家庄那时正在成立石家庄图书馆，这地方叫教育馆，实际是图书馆。我当时16岁，当一个管理图书的小馆员。这是我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包括茅盾、巴金、鲁迅的一些作品，最多的是老舍的作品，其实这些作家都在大后方，并不在沦陷区。但我看后得到些启示，朦朦胧胧觉得书里描绘的社会不公，当时我觉得最惨的是老舍的《月牙儿》。在石家庄的日子里，我不只在文学上接受了“五四”的影响，那里还有一个业余剧团，剧团临时的团长是长期做话剧工作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导演。那段时间他导演《雷雨》，晚上借我所在图书馆的图书室来彩排、对词，我跟他们熟了，后来加入了剧团，在布景后边做提词，有一段时间《雷雨》剧本我都能背下来。

除去剧团，我还跟一个年轻人的小团体经常在一块聊天，聊天的中心就是日本人什么时候滚蛋。他们是在天津、北京有很多消息来源的人，在小团体里有时谈到延安，有时谈到重庆，有倾向于共产党的，有倾向于国民党的。我就是从这里了解了共产党。后来抗战胜利了，我就希望赶紧找到我的哥哥姐姐，我的愿望就是上学。我又找了一份看场子的职业，看了两三个月，在这时接触了当时美国的所谓文艺电影，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通过书信来往，我找到了我的大姐和大哥。大哥已经是国民党的军医，大概是中校了。我向他提出要上学的愿望，当时是1946年，我19岁，想上中学已经过时了，想上大学又不够格，我就盲目地补习，学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就这样一直到1947年上半年。我希望哥哥姐姐能给我找一条考学的路子，但他们当时都在上海，觉得我没有学历，没办法考学。商量的结果就是让我到姐夫身边去。

投奔共产党员家庭

我的姐夫叫赵纪彬，在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都当过教授，他学哲学，是研究先秦诸子百家的，特别是《论语》。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大学教授是什么，只知道要去帮助他写作，可以在他的学校旁听。实际上，他是地下党，搞学生运动，之前在东北大学被辞退了，他就到了上海的东吴大学，1947年上半年就上了黑名单，国民党特务在追捕他，他又到苏州去避难。后来应老朋友杨向奎的邀请，到山东大学去任教。我姐夫给我的意见就是到青岛来，我也没有别的出路，既没有学历也没有专长，已经20岁了，只好先到这里来，至少闻闻大学的气息。

当时我在家里也已经待不下去，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从北京回来就被国民党的人盯上了，他们愣说我不是这家的人，幸亏我们的保长出来作证，说我是李家的三儿子，这样才没有被抓走。坐了三天三夜的海船，我到了青岛，背着行李找到了我姐姐的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的家庭，我姐姐当时在青岛是受到两位共产党员援助的，一位是青岛地下党的市委委员，在纺织公司做职员。还有一位受党的委派，从青岛到华北工作，临走时把炭和四百多斤大米留给了我姐夫。这是一个教授家庭，不会为柴米油盐吵架，但他们也有不同意见，有时是生活上有不同的看法，有时是对某种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我感觉说到底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而且，共产党员的家庭跟一般的家庭还是不一样。

我的姐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而且算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是混混沌沌地到青岛去的，对国际国内大事根本没有过接触。我看到有山东大学的同学来，跟我姐夫讨论问题，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要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宣传什么思想，我的脑袋稍微开窍了一点。我的姐夫又建议我到山大听听课。山大中文系系主任杨向奎是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的老师，他给我开了听课证，所有中文系老师的课我都可以去听。那时候有几位名师，有《中国诗史》的作者，中国文学史专家，陆侃如和冯沅君，这都是很有名的一级教授;有杜诗专家萧涤非，我很同意萧老师对杜甫的评价。还有杨向奎的中国通史、冯沅君的宋元戏曲、萧涤非的魏晋南北朝和唐朝两个朝代的诗歌讲座，我都听得很入迷。我姐夫还建议学一门外语，不然很多书看不懂，他提议我学日语。

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我要着重介绍一下我的姐夫赵纪彬，他在启蒙老师中对我影响太大了，老实说，我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他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过河北一带的农民起义，也在吉鸿昌的部队里做过政委。后来因为在河北省和陕西省做地下党的宣传部部长，一段时间内被捕了两次。他就在监狱里学日语，自学成才。在山大我听了很多中文的课，主要帮助姐夫写作，那时真是苦，他说的话我都听不懂，因为都是文言文，我只好整天抱着《辞源》。姐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给了我一本《简明哲学辞典》，让我先熟悉熟悉。那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列宁主义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人是什么状况，全有介绍，而且对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名词都有简明的解释，我就逐渐地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姐夫研究的又是中国的诸子百家，特别是《论语》，孟子、墨子。我只好读《诸子集成》，不懂就到《辞源》找解释。最初我是很痛苦的，因为如果不能给我姐夫口述做笔录，我待在这里就没有意义了。我笔录了他的一本哲学著作《中国哲学思想》，就慢慢地进入他的哲学世界。后来我又大量地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一直到我想读《资本论》，我姐夫就生气了，觉得我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知识达不到看这部书的水平。可是我把《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都看了。

我姐夫后来转移到胶东解放区去了，因为国民党要抓他。1948年年底到1949年年初，我看了《资本论》第一卷。我重点看了“商品”这一章，就是剩余价值学说，我觉得不难懂，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当中就难了，因为光读懂文字是不够的。另外，我因为听了些文学课，对文学很偏爱，很想将来做文学的工作。我也读了很多的书，除去马克思主义原著，还有《鲁迅全集》。我姐夫虽然不让我看《资本论》，但我读鲁迅他很高兴。我读第一遍《鲁迅全集》的时候，真是佩服得不得了。我又读了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他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精细论述，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在经历文坛斗争的时候，内心深处很倾向鲁迅。还有一些苏联小说，当时我几乎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年轻人精力旺盛，晚上我给我姐夫做完笔录已经是一两点了，可一下子睡不着，我就看小说。所以，我的文化水平就是看书看的，我的整个中学是一片空白。从1947年到1949年解放，我在青岛度过的两年时间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树立革命理想信念

我在姐姐姐夫家经历了国民党最后的时代。生活上，这两位教授是很困难的，到了金圆券时期，都是我去给他们领钱。因为解放前夕，青岛的形势很复杂，国民党特务很活跃，要抓捕进步的人。山东大学的教务长就是特务机关的一个负责人，特别是训导处处长，这个人抓捕了很多学生，有的学生还牺牲了，赵纪彬他们的名单也是他提供给特务机关的。到了1948年下半年，金圆券在人民心中完全没有威信了，工薪阶层领了钱，得马上到黑市去买银元或者美金，否则很快就变成废纸。我当时替杨向奎先生和我姐夫去领工资，然后去黑市买银元，大学教授的工资太少，美金是买不起的。我给我姐夫大概能买八块银元，杨先生可以买十块。这些也不够过一个月的生活，我记得我姐夫到解放区去的时候，陆侃如和冯沅君先生送了四十元钱给我姐姐。那是青岛最黑暗的时期，教授之间只能互相救助。

在这中间，我还到过一次解放青岛的前沿阵地。党和山东大学的联系是通过毕中杰同志，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青岛地下党的市委委员，通过他给山东大学的教授传送文件。他跟我姐夫有点私交，时常由我去取送文件，所以这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解放区的书，比如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大连出版的《毛选》。这版《毛选》现在很难找到，它包含很多方言土语。后来，他们市委领导了山东大学的反迁校斗争，这场斗争是学校委员会胜了，他们把国民党教育部弄来的费用全都转给中法公司，买了布。校长叫赵太侔，他虽然是国民党任命的，也是国民党党员，但对国民党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他就放任不管这事，故意让教授委员会把钱扣下。积极做这件事的就是我姐夫和杨向奎，后来国民党抓他们，地下党就赶紧把这两位转移了。杨向奎是个民主人士，就转到青岛的寺庙里，我经常去看他。毕中杰要迎接解放，他就到青岛解放的前沿阵地去了，他也叫我去。那时候形势很紧张，我也不想读书了，一心想参加革命。这些就是我的少年生活。

(于溟跃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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