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共老党员致信中国外交官：“我的救世主在中国”

(1988年)11月初，我收到一封英文信，原以为是索要宣传资料的，可是拆开一看，完全是另一回事。写信人叫保林·简，自称是英共老党员，1952年访问过中国，出席过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她以往与中国使馆联系较多，近几年因在外地居住，联系一度中断，现又返回伦敦，故而来信希望重续旧谊。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和殷切希望，读之令人感动，于是我决定尽快登门拜访。

一周后某日下午，我和夫人赵宇真根据信封上留的地址，来到西伦敦芬齐利街18号。这是一幢老式四层公寓，保林·简和其丈夫保林·保尔住在底层(按中国习惯称一层)。

进门后，我发现这是一个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的套房。客厅约十二三平方米，桌椅、沙发十分陈旧;靠左边摆着一张三抽屉桌，上面放着日产19英寸彩色电视机;靠右边沿墙立着两个书架和零乱堆放着的报纸、杂物。这一切反映了这对退休老夫妇凄楚的生活状况。

令我惊奇的是，正中墙上挂着一个长方形镜框，镶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合影照片，这可谓文物!我们的谈话也就由此开始。

我说：“您至今仍保存着这幅照片，实在珍贵难得!”

保林·简答道：“这是我一生最珍贵的东西，记录着我引以为荣的旅行足迹……1952年，我随英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接着又应邀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远东，第一次见到共产党执政的新生国家。我还到过上海、广州，参观过工厂、学校和农村。那时中国到处朝气蓬勃、欣欣向荣，我正是从这次亲身经历中，发现我的救世主在中国……”

她边说边从一个大信封中取出当年的大会代表证、入场通行证、宴会菜谱、桌签等，同时拿出一本封面略显淡黄的旧相册，指着其中一些黑白相片对我们说：“全体与会代表有幸受到中共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蔡畅等人的接见，那是我最难忘的经历。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着这本相册，每次看到它，就想起我的年轻岁月……”

这时，一直未说话的保林·保尔先生插言道：“汪先生，你们50年代在北京吗?”

我答：“我们夫妇那时都在北京，1952年我在北京上大学，夫人在念中学。”

他们夫妇听此有点吃惊。保尔说：“你们看样子均没有那么大年龄。”

我笑着说：“这是外国朋友估计中国人年龄的一般规律。其实我是1934年生人，夫人是1936年……您显得很健壮，一定经常锻炼。”

对方说：“我今年81岁，年轻时当工人，做过工会工作，后在英共中央机关。为了推动英中友好，我们发起成立英中了解协会，转眼快30年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方的又一伟大胜利——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国家的胜利，具有划时代意义。但西方世界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英国政府虽然承认北京中央政府，但不愿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仅是代办级，在国内外舆论宣传上则完全跟着美国走。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发起成立英中了解协会，并推举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为首任会长，他现在还是名誉会长。

李约瑟博士在重庆

“英中了解协会在六七十年代为宣传新中国、扩大其国际影响做了不少工作，每年都组团访华，还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接见。”

听完保尔老人这番介绍，我十分高兴，因为我近来正通过朋友打听英中了解协会的早期情况，今日不期而遇，真如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接着说：“我们文化处与了解协会关系很好，对他们为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所做的工作十分赞赏和钦佩。听说他们现在遇到些困难，要搬家。”

保尔对了解协会现状还是相当熟悉，含蓄地点了点头。这时，保林·简从厨房端来红茶、牛奶、点心，请我们喝下午茶。宇真忙起身帮她操作，摆好杯碟，给每人斟上茶，于是四人更加无拘无束地边喝茶边聊天。

保林·简虽然满头银丝，但显得年轻，估计要比丈夫小五六岁。她谈锋犀利，快人快语，说：“直到今天，新中国成立40年了，两代人都快长成，西方世界对中国仍极不公正，也缺乏真正的了解。撒切尔夫人政府如此，其他国家也一样。他们带着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有意歪曲历史和现实。前不久英国一家杂志上还出现梳着小辫的老头和缠足的老太婆，说在中国还能见到……”

她接着问道：“汪先生，你今年去东伦敦阿克彼肖公园观看化装游行了吗?”

保林·简所说的化装游行每年开春在该公园举行，带有旅游集会性质。来自世界五大洲不同国家的代表身着本国民族服装，在行进中表演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舞蹈、歌咏或其他文艺节目。亚洲国家一般很少从国内派人参加，而是由游行组委会聘请当地人扮演，“中国人”就是由当地华人扮演的。

我听了保林·简提问后，笑着答道：“我不仅今年去了，去年也在场。去年的‘中国人’是一个光头、赤足、穿背心、拉着黄包车小跑的老头。当时我就找到现场负责人，向他严正指出，‘这是有意歪曲、丑化中国人形象，你们可以到中国看看，这种黄包车、这种拉车的人，在中国哪儿能找到?!’对方表示这是误会，下一届一定改正。今年他们是改了，改成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头上有顶戴花翎、手捧水烟袋的清朝官吏，不是赤足在地上跑，而是坐着大彩车……”

保林·简不无惊讶地说：“噢!原来这些您都见到啦!我们没有去现场，只是在电视上见到，每次都令人气愤。保尔还给《泰晤士报》寄去读者来信，责问游行组委会，如此安排出于何种用心，并指出‘这种不符合事实的宣传，老百姓是不会接受的。它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也丢了英国人的脸，中国人会说英国人无知、愚蠢、不可理喻’。”老人越说越生气、越激愤，脸都气红了，还连声咳嗽起来。

这时，轮到我们宽慰老太太了。宇真忙替她续上茶水，递到手里，并说：“您别生气，这类事，我们在伦敦常碰到。在BBC(英国广播公司)我们有几位朋友，还有一位是我们在非洲内罗毕的同事。那时我们夫妇俩是中国新华社记者，大家见面时常常议论BBC对中国的报道，评论新闻的客观、公正和真实性问题。"

艾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斯诺

我顺便插言道：“说实在的，像30年代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斯诺那样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真实地报道延安，帮助世界人民，包括中国境内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记者，现今在西方世界还不那么好找呢。”

保林夫妇接着又问起中国改革开放和农村发展情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

他们特别关心对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保尔老人说：“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前提条件，但培养人才不单单是文化、智力和科学技术的培养，而且要加强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方面的培养。年轻人对西方世界了解少，以为美国一切都好，英国是福利社会。我们夫妇的生活状况就这样，每月靠养老金，仅够生活。伦敦街头的乞丐、流浪儿、大雪天在破纸箱里过夜的穷苦人……你们都见到了，这就是英国式的福利社会。”

窗外慢慢地黑下来了，拜访已近3个小时。于是我们起身告辞，并一再为打扰他们夫妇的休息而致歉。保林·简听此就拉着宇真的手不放，说：“这不是朋友间告别的话，一定得说再见——还要见面!”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只得照做，然后才走出这对热情、诚挚、友好的长者家门，融入灯火辉煌的汉姆斯泰德大街上的匆匆人流。

——本文写于1988年11月

作者简介

汪大钧1934年7月生于江苏省黄海之滨的响水县;1952年底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先后掌握了俄、英两种语言，毕业后受命从事俄语翻译;70年代初跻身于新闻队伍，在波兰和肯尼亚任记者，体验过波罗的海的寒冬风雪和非洲赤道的酷暑雨淋;80年代走上对外文化工作岗位，在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担任副处长、处长和副局长等职，出访过亚、非、欧、美四大洲60余国，曾在中国驻坦桑尼亚、英国和加拿大使馆任文化参赞;1996年退休，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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