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报复主义者”：李立三与遣返东北日本侨俘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国际惯例，中国政府须在战争结束后最短时间内，把缴械之后的日军连同日侨遣送回国。在东北，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联络下，由双方共同负责完成日本侨俘遣返工作。此时，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李立三，领导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日本侨俘遣返工作，其间他坚持“睦邻友好”“以德报怨”的原则，秉承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与各方通力配合、求同存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保障了遣返工作的顺利完成。

化名“李敏然”参加军事调处

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也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30年底，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其后15年，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留在苏联工作。在苏联，他始终心系国内革命斗争，多次要求回国到抗日斗争一线去。在党的七大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初，李立三刚刚从苏联回国，即参加了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团工作。军调部在东北最早设沈阳执行小组，后又陆续增设长春、四平、本溪等执行小组，统称为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主要负责东北地区的军事调停、遣返日本侨俘等工作。

参加军事调处期间，考虑到“李立三”这一名字在当时尚有非常大的影响，为防止引起社会过度关注，李立三便化名“李敏然”与各方进行会谈。因此，不仅国民党方面的《中央日报》等各大报刊，而且中共东北局主办的《东北日报》，对涉及李立三的新闻消息都以“李敏然”报道之。在李立三真实名字尚未公布时，国民党方面、美国方面均没有意识到与之谈判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立三。

事实上，在战争年代，利用化名从事革命工作，既有利于开展革命斗争，也体现了斗争的灵活性。据不完全统计，李立三曾经使用过30多个名字，李隆郅、李明是相对使用时间比较长且为人们所熟悉的，其他如秦进有、柏生、柏三等均在短时期使用过。

后来，随着形势变化，在7月中下旬后的一次会谈中，李立三明确向大家宣布自己就是李立三，表示：“之所以不用‘立三’这一旧名，是为了表示该名与‘立三路线’已属于过去，现在用‘敏然’，象征着看法与主张与以前完全不同。”(载《申报》1946年7月26日第1版)《新闻》杂志社记者焦山通过李初梨介绍登门拜访李立三，见面寒暄后，李立三说：“你们不要学我过去的立三路线，要学我敏然的新路线。”焦山半开玩笑说：“你的路线变了，你的名字也变了，可是这新名字变得不彻底，你的姓仍旧未动，这算不算封建呢?”李立三接着说：“所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冠上‘中国’两个字的意思，这不是封建，而是区别于别国不同。例如有人说中共就是苏联，但是他不了解中共与苏共所走的路子是不同的。”说到这里，李立三突然转为轻松的口吻说：“照你们的想法，我应该改名为敏然斯基，或者敏然什么夫吧?”他说完后，不禁与记者朋友们哈哈大笑起来。(《新闻》杂志1948年第2卷第10期，第12页)

为商定遣返事宜往来奔波

早在1946年4月，为尽快遣送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日本侨俘，国民党东北行辕与驻沈阳的中共代表商定，由军调部美方代表遣送官贝尔上校赴哈尔滨与李立三共同研究日本侨俘遣返事宜。7月，国民党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制定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日侨俘遣送之计划。

7月23日，李立三乘坐专机从哈尔滨飞抵长春，会见郑洞国、廖耀湘等国民党军政高官，商谈有关国共双方停战和日侨俘遣返问题。同日，李立三在长春与美方代表遣送官贝尔上校，就中国共产党管制区内日侨俘遣送问题进行商谈。24日，贝尔乘专机赴哈尔滨与林彪进行商谈，关于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日侨俘遣送问题原则上获得三方同意，有关技术问题还需进一步商讨。

1946年8月11日《东北日报》报道。

7月25日，李立三从长春飞往沈阳，与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晤谈，并就遣返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日本侨俘问题与国民党东北行营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进行具体磋商。李立三到沈阳后，国民党方面在沈阳铁路饭店举行了欢迎宴会，参加宴会的还有美军联络处官员、中外记者等数百人，宴会气氛总体比较融洽，次日进行正式会谈。据李修业回忆，会谈前，国民党东北行辕参谋长董英斌找其谈话，最重要的意图是希望国民党军队尽可能地由长春向北推进，选定日侨俘交接地点二、三处，以便国民党军日后能够更多地控制尚未进入的地区，越向北越好，这样就可以扩大控制地区。会谈时，当谈到日侨俘交接地点时，李修业意图请李立三提出几个地点，作为协商的基础。李立三再三推辞，让李修业先提。于是，李修业提出白城市、老少沟、舒兰县和敦化县等四处。李立三当即指出，以上地区，有的地方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暂不能定为交接点，同时交接点过多，暂定两处就够了。经过反复磋商，最终确定以老少沟、永吉两处作为交接地点，另以开通和舒兰为预备交接点，双方互相通报各自控制区内日侨俘数量等事宜。(《文史资料选辑(第91辑)》，1983年，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57页)

7月28日，李修业到沈阳中苏联谊社访问李立三，恰巧李立三需因公外出，乃指定中共代表第二十七小组组长王首道与李修业商谈遣送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日侨俘计划。王首道称，对日侨俘管理处所提出的遣送计划草案，原则同意。日侨俘管理处还将日侨俘遣送回国调查表、臂章、身份证等式样以及该处所属日侨联络处组织架构、有关遣侨法令规章等，送给李立三作为参考。30日，李立三乘美军专机返回哈尔滨。

8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会议，会议除讨论财经、干部、军队政治外，还研究了遣返日侨工作中的问题。(《陈云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67页)

8月11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遣送日人办事处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98号正式成立，即日起开始办公。李立三任办事处处长，聂鹤亭、何伟任副处长。办事处下设6个科，各科及负责人分别为：总务科长张观，敌产管理科长张永励，运输科长马钧，检查科长马亮，日人指导科长马英林，救护科长孙仪之。(载《东北日报》1946年8月14日第2版)此外，在齐齐哈尔、牡丹江、北安、延吉等日侨俘数量较多的地区成立相应的遣送日人机构，在陶赖昭站设立遣送日人转运处。

用名李敏然的水晶龙纹朱文印章与印章盒(现藏于李立三同志故居)。

8月14日，李立三与贝尔在哈尔滨正式签订《遣送现在东北中共管制区内之日人之协定》。该协定原定由国民党政府方面共同签字，后改由贝尔提出已以备忘录形式由国共双方代表函覆接受其中所规定一切责任，该协定遂告生效。(载《东北日报》1946年8月23日第1版)协定明确规定了遣送工作中国共双方的具体责任以及争议处理办法，中国共产党方面应负的责任主要有：

A、于陶赖昭及拉法设立办事处督查遣送事宜。

B、按下列日期表由铁路自哈尔滨及其附近区域至松花江北岸遣送日人：八月二十日‚二千五百名;八月二十一日‚五千名;由八月二十二日起至运送完毕‚每日七千五百名。又由八月二十一日起‚自哈尔滨至拉法每日运送二千五百名。

C、运送车辆可用敞车及闷子车(货车)，如用平车必须钉高可三尺之木板，每车厢内不得装载超过七十人。

D、自下火车至江岸上船之道路，应加改善使老幼及携带重量之日人便于行走。

E、保证准备充分之配给使日人得以购采，于离哈时每人携带一天干粮，渡江后由政府补给，日人自备者不受限制。

F、(1)负责选择自中共至长春之路线;(2)决定采取路线如下：所有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松江之日人经过哈尔滨运送;在延吉之日人运至拉法;在通化之日人运至梅河口;在安东之日人运至本溪湖。

G、将需乘病院船之日人总数、其居住地及分类(即需人抬或辅行)通知驻哈之美方联络官。

H、将每日自中共区运出之日人数字及其区域通知美方驻哈联络官。

I、在未得葫芦岛港口病院船入港之消息以前且勿遣送病人(参阅第六条A项)。

J、凡病人所乘之车辆必须闷子车及比较合理之车位，每个病人祗可随带侍护人一名，一切病人包括轻病者均必须乘用病人遣送车。

8月15日，李立三与贝尔再度乘专机飞抵沈阳与国民党方面举行会谈。8月17日，李立三返回哈尔滨时，美方代表遣送官贝尔也随同前往，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日侨俘遣返工作旋即正式开始。

“我们不是报复主义者”

8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遣送日人办事处在日侨管委会召集日侨各界有关人士大会，李立三在会上正式宣布遣送日侨俘回国的决定。李立三指出：“中国东北人民近十四年所受的痛苦以及日本人民最近所受的痛苦，都是日本好战分子造成的。中国人民受的痛苦很严重，我们同样知道现在日本人民受的痛苦也不轻松。所以想要建立民主的新日本，避免以后重复这种痛苦，必须日本人民起来推翻日本军阀才有可能。”他重点强调：“我们不是报复主义者，同中国人民作对的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日本军阀。因此，我们不赞成采取报复手段。因为，报复只有加深两国民族的仇恨，种下更深的恶果…我们不愿和日本人民做仇敌，而愿成为很好的朋友。但要日本人民了解一点：这个友谊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中国人民丝毫没有压迫日本人民的意思，只要日本民族不被他国利用，重起侵略野心，这个友谊便有保证。”最后，他诚恳地劝告日侨代表：“你们回去告诉所有的日本人民，中国人民诚意愿和日本人民做朋友，不愿和日本人民做敌人。”(载《东北日报》1946年8月11日第2版)

日侨代表被李立三诚挚的讲话所感染，纷纷表示：“今天听到李敏然先生的话非常感动。李先生启示了日本人民未来的前途，我们回去一定为建设民主的新日本而奋斗，还希望将来不断地指导和援助。”会上，日侨管委会主任委员马英林还就日侨俘遣返编队、携带物品、乘车要求等进行详细解释。

8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遣送日人办事处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办事处各科及检查大队学生共千余人参加，李立三作动员讲话。他指出，遣送日侨俘“是对中国、对东北特别是对哈尔滨有莫大益处的事。我们不但打垮了日本法西斯军队，推翻了日伪政权，而且要把这些剥削压迫我们十四年的日本人统统送走”，希望所有工作人员“要有主人翁的愉快心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完成这有民族意义的光荣工作”。他强调，不要对日本人采取报复态度，“今天对要送走的日人，只要他们遵守命令与纪律，我们是采取宽大态度，不去向他们报复的!”(载《东北日报》1946年8月20日第1版)

8月20日，哈尔滨市第一批日侨到达松花江北岸，因国民党方面准备仓促，渡江船只不足，当天只过江1216人，有1234人在松花江北岸露宿。李立三就此事通过美军遣送官贝尔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此后，在三方的密切合作之下，到9月中旬，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日侨俘遣返任务基本完成。

李立三在东北三人小组佩戴的“军调”臂章。

在遣送工作中，李立三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要发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工作热情，坚决反对任何贪污舞弊行为，团结一致把事情办好。他强调：“从处长到每一工作人员，不分地位与职权互相监督!”因此，参加遣送的工作人员，不仅以严明的纪律、细致的工作完成了民族赋予的重任，而且以谦和的态度、善意的帮助，赢得日侨俘的感动。有一次，日本人曾送给指导科长马英林500万日元，马英林当天即报告李立三，将行贿款交到哈尔滨市政府，作为将来建设哈尔滨的基金;负责押运的战士，也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侨俘，坚决不接受日侨俘赠送的任何钱财。曾参加遣送日人工作的武强回忆说：“我们根据总部规定的模范工作者条件，克己奉公，不贪污，不揩油，不调换物品等，认真负责，机智敏捷地工作。我们不被金钱和物质所诱惑，从‘木屐鞋’等物品中，查出大批敌伪重要文件，名画和珍珠、戒指等大量禁品，特别是从归侨队伍中查出狡猾的法西斯分子。”(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北师大史料专辑》，2016年，第73页)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李立三深知宣传教育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遣送日侨俘期间，他充分发挥《东北日报》《松江商报》等报刊的宣传作用，先后发布《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遣送日人办事处布告(第一号)》等文告，及时向社会公布各项政策，如关于不准私占日人房屋、财物、涉日婚姻处理办法等，不仅让日本侨俘了解遣送政策的全部内容，也让中国老百姓知道遣送工作的真相。8月26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遣送日人办事处召开记者招待会，李立三发表讲话，及时向社会通报遣送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国民党方面违反约定的行为。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特别是抽调近千名青年学生参加遣送日侨俘工作。其中，东北大学(东北师大前身)的学生近700人，与哈尔滨市民主青年联盟盟员在内的省市各中等学校学生200名一起，担当日侨俘遣送的检查工作。李立三曾说：“为什么请同学们来参加呢?因为在二十几天以内将松花江以北20万日人全送走不能不说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要按时顺利完成这样的工作，必须大家一齐动手，特别是需要青年学生参加，因为学生有着最珍贵的条件：热情、纯洁，有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事情就能做好!”对于青年学生的工作，李立三曾评价说：“一般工作的情形是很好，无论检查，以及查封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丝毫没有贪污的情形发生。在检查和查封的工作过程中，学生非常负责积极，到现在还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不好现象，昨天检查了一万人，他们很细心发现了不少的非法物品，都如数的交给公家。查封工作也同样，每天查封7500至1万人间，常发现有占房子拿物品的人阻碍工作，他们都耐心地说服了他们。”曾参加遣送检查工作的东北大学学生李德恩回忆说：“到哈尔滨后，首先聆听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李立三同志的讲话。他讲述了当时的形势和我们遣送日本侨民的任务，明确了相关的政策与规定。在遣送工作中，我们认真地进行检查，也热情地送行，有时还要将按规定罚没的物品，调济给贫苦的侨民。”(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主编《文蕴东师·往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45页)

9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遣送日人办事处召开遣送日人总结暨表扬模范工作者大会，表彰了40余名模范工作人员、6个模范中队、4个模范小队，李立三作了简要总结。他着重讲到了四点：(一)参加遣日工作的人员表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廉洁的作风，今天表彰的模范工作者是大家选出的，特别光荣。(二)在遣日工作中，青年学生认识到必须具有牺牲个人利益高度的工作热情，才能为人民服务。(三)遣日工作完成了，但为使中国人民不受帝国主义、独裁专制、土豪恶霸的压迫，使中国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独立，还需要中国先进的青年负起这一重大而光荣的工作。(四)东北青年处在四万万命运转变的大时代中，青年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别无利益，只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青年的前途是光明的。(载《东北日报》1946年9月15日第1版)

至此，东北解放区内日侨遣送工作顺利完成。此后，李立三又陆续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部长、城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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