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雅尔塔体系、冷战与21世纪“美国行为的根源”

摘要：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果的雅尔塔体系，最终被冷战瓦解。冷战话语和“新冷战”话语体现的是同一霸权力量的不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叙述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冷战胜利者所改写。因此，要理解当下世界变局，就需要回望冷战开端这一20世纪历史的重要时刻。1946年乔治·凯南“X电报”既阐明了美国发起冷战的实际目的——遏制苏联工业化，也构成今日美国行为的历史根源。重新检讨凯南—李普曼的“世纪之辩”，有助于今日从西方内部突破霸权话语。只有打破冷战胜利者所建构的世界历史叙述，才能为21世纪的和平与发展开辟道路。

救世主不仅作为拯救者出现，他还是反对基督的人的征服者。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在过去之中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花。过去已向我们反复证明，要是敌人获胜，即使死者也会失去安全。而这个要做胜利者的敌人从来不愿善罢甘休。

—— 本雅明

一、雅尔塔体系、冷战与21世纪“当代史”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在苏联、中国等国在东方主战场付出的巨大牺牲、做出的重大贡献基础之上。战后雅尔塔体系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胜利。如果说，苏东剧变是雅尔塔体系崩溃的标志，那么俄乌冲突就是其崩溃的后果。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俄乌冲突展开的谈判，被西方媒体称作“新雅尔塔会议”，也被认为开启了新秩序的重建进程。那么，今天这个“新雅尔塔时代”会产生怎样的世界格局?

透过2022年2月24日开始的俄乌冲突、2023年10月7日开始的巴以冲突、2024年9月23日开始的以黎冲突等一系列事件，人们逐渐发现，在世界政治地表之下，地幔正在熔融，地壳运动加剧，滚烫的岩浆上升，欧亚大陆进入新的断裂、冲撞和漂移时期，武力冲突只是最新的火山喷发现象。世界政治的地表在压力下持续破裂，意味着最危险的岩浆囊一旦失控、地下的岩浆喷薄而出，就会突破区域，形成21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世界范围内新的“热战”与“冷战”的渊薮。与此相伴的，则是2024年美国大选与党争引发延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内战”，它以特朗普第二次上任后的美国“自我政变”(Self Coup)为表征。在这个意义上，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争是21世纪的历史界碑。这些正在持续吞噬生命的“新热战”和“新冷战”究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对当今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是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之问。

在1964年出版的《当代史导论》中，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阐述了为什么“当代史”可以成立。在巴勒克拉夫看来，“在当代史研究中，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新世界的降临，而不是已消逝的旧世界”，要把当代史看作一个不同于先前时代的独特历史发展阶段，具有区别于先前时代的自身特征。然而，时代是连续的，世代是重叠的，当代史并不只是活着的一代人的历史，其价值更在于历史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史旨在阐明塑造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结构的变化趋势，而这些变化之所以根本，“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政治行为赖以发声的骨架或框架”，因此，要在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去理解构成当代史区别于先前时代的重大事件。

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初次显露之时，也就是当代史的开端之日;当代史是随着变化而开始的，但这种变化不是一般的变化，而是使我们或迫使我们认为我们已进入一个新世纪的那种变化。

在一个时代的特征完全取代另一时代的特征之前，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此时，“当代”和“现代”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19世纪和20世纪的“叠印/错位”正是21世纪世界史的特征。分辨这些叠印/错位，描述世界大势的拓扑图与结构图，正是当代史侧身进入现实的方式。今天，无论观点如何分歧，几乎无人否认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的“政变”是当代史的重大事件。重大事件必然同时是重大传播现象。今天舆论场的“极化”现象，正是巴勒克拉夫所说的“政治行为赖以发声的骨架或框架”产生重大变化的表征，表明既有世界体系与共识的大破裂。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不断发生，犹如地震，既是对旧地质结构的破坏，也是对新地质结构的再造。人类就是在既有结构叠加和错位的基础上，勘探新的生存与文明的可能。

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的既有研究已经叠床架屋、卷帙浩繁。不同学派各有主张也各有聚焦，但都认同雅尔塔体系为冷战提供了结构性框架。但是，透过今天世界政治的“后视镜”回望，一个基本事实是：冷战的目的就是摧毁雅尔塔体系。把浴血奋战的反法西斯同盟关系在战后转变为敌对关系，从常识上看是荒谬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杜鲁门主义却做到了——这是今天需要反思的世纪问题。

这首先涉及一场浩大的意识形态工程，即持续不断地开展舆论战、构建东西方阵营“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的二元对立叙事。其次，以军事和经济遏制为手段，不断逼退苏联通过反法西斯战争获得的和平势力范围，直至爆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后，“后冷战”时代的北约持续东扩，把军事遏制的锋面一直推到莫斯科城下，最终引爆俄乌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后冷战—当下历史变局”是同一霸权力量发展的不同阶段。冷战或许从未真正终结，它既是舆论战的胜利，也是军事和经济遏制的胜利，更是非全面热战形式的“总体战”。

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苏联红军和东方抗日主战场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被美西方主导的冷战史观系统性抹杀和污名化，德日等前法西斯主义国家则被全面接纳，进入“自由民主”阵营。结果就是，二战以来的世界史在很大程度上被冷战胜利者的冷战史观所改写，构成今天“历史虚无主义”的总根源。

2025年3月29日，在硫磺岛出席美日战死者悼念仪式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说：“在硫磺岛战役中，美国和日本士兵的勇敢精神将永载史册，铭刻在神圣的土地上，铭刻在我们两国的纽带上。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远不会褪色。”同日，他还在社交平台发表图文：“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硫磺岛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曾有超过8万名战士在这里战斗，超过2.6万人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他们的勇气捍卫了自由——我们向他们致敬，我们铭记他们，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番话公然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甚至通过宣称硫磺岛战役体现了美日士兵的“战士精神”为法西斯主义招魂。

1940年，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猖獗的热战中，本雅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新天使”形象：

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对本雅明来说，号称“进步”发动机的欧洲文明的心脏地带，“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野蛮暴力的实录”，而兰克式的历史主义信徒总是站在胜利者一面，建立的只是历史胜利者的“移情”。这种历史编撰必定充满风险，是刀锋上的探索，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切断与此类历史叙述的关系。由于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爆发，从文明进步的“天堂”吹来的凛冽风暴开始侵淫溪谷，蹶石伐木，梢杀林莽，“历史天使的翅膀”再一次被高高吹起，“单一的灾难”还在延续，尸骸持续不断地堆积，在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直播下——这一令世界惊骇的场景悍然击穿了一切“文明”“进步”的历史叙述。21世纪再次呼唤历史唯物主义者成为刀锋战士，穿越黑暗的封锁线。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宣布铁幕降临;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演讲，提出必须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宣称世界已分为“极权政体”和“自由国家”两个敌对营垒，每个国家都面临抉择。在这些宣告冷战爆发的标志性事件背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它和今天特朗普政权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型有何关联?在笔者看来，理解21世纪“美国行为根源”——特别是特朗普政权性质的起点，是理解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

本文通过重新检讨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冷战前后，发生在美国的一场今天几乎被遗忘的世纪辩论：著名时政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与冷战设计师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关于是否要发动“冷战”的辩论，揭示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渊薮、新冷战的历史脉络以及今日“美国行为的根源”。这一“三位一体”历史问题，是洞察21世纪当代史的关键，更是国际传播能否突破美西方“新冷战”霸权的关键。通过回到冷战前后的“凯南—李普曼之争”，本文尝试从内部突破“新冷战”话语霸权。在笔者看来，这一论辩提供了一个冷战霸权尚未完成的“旧”视角，以及正通过美国特朗普政权才得到显影的“新”视角。

说到底，今天中国国际传播困境的背后是世界观的冲突，是20世纪以来关于世界历史叙述话语权的争夺战——只有突破冷战胜利者构建的世界历史图景，才能为21世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开辟道路。

二、冷战“借口”： 重访1946年2月6日斯大林演讲

冷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乔治·凯南的“长电报”是路标。凯南1946年的“长电报”和1947年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被认为是美国遏制战略的起源。杜鲁门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一个胡桃的两半(凯南在这两项计划的制订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个共同目标就是翦灭战后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势头。任何意义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回顾，都无法回避“斯大林”这个名字。

(一)凯南和李普曼关于美国冷战政策的路线之辩

凯南(即“X先生”)的主张在当时遭到李普曼的猛烈抨击。作为意见领袖，李普曼曾深度参与制定美国一战和二战的外交政策，与凯南都服务于美国利益，因此基本立场其实相同。但是，李普曼批评杜鲁门主义的政策设计，认为它是错误的并终将伤害欧洲和美国自己。凯南路线就是特朗普代表的“让美国再度伟大”(MAGA)右翼运动的历史渊源。当下美国行为的根源在于1947年开始的冷战，这是一个今天必须重新大声疾呼的命题。

李普曼主张，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继续存在;他还预言了“冷战”的一系列恶果。这是国际政治领域(却不是新闻传播领域)的公案。奇怪的是，今天无论是国际政治领域，还是新闻传播领域，都少有人重新讨论这一论战。在西方冷战史研究领域，苏联解体被公认为是预言者凯南的胜利(虽然宣布胜利的是弗朗西斯·福山)，李普曼的“咒语”却早已经被忘却或判定为失败。

2002年，美国学者德瑞克·李波厄特(Derek Leebaert)出版了检讨美国冷战代价的著作《五十年伤痕》。他对这场论争的参与者李普曼评述道：

沃尔特·李普曼在回应凯南于1947年夏天发表的“x先生”文章时认为，美国只是人才不够多，也不能迅速而有效地加强对苏联的“反压力”。李普曼可以以平等身份去访问他喜欢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元首，但是，他对自己国内发生的事情的了解都好像没有扩大到波托马克河以南和以西的地方。尽管李普曼在长远问题上眼光锐利，但他对美国能力的认识如同马克思曾说的那样，是典型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就像凯恩斯一样，没有真正理解美国的工业能力。李普曼与“摩根家族”非常熟悉，但却与其他一些企业巨头如福特、恺撒和马丁等公司距离甚远。不管是1941年还是1947年，他根本不理解自己国家的潜力。

美国的超强军工能力决定了其热战与冷战战略，李普曼的失败就在于“没有真正理解美国的工业能力”。的确，美国1944年的工业产出已经是轴心国的两倍，至1945年是苏联的三倍、英国的五倍，占据着全世界半数工业产出和四分之三的黄金，二战结束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之和的50%。美国的工业能力正是导致其冷战胜利的关键，特别当首先掌握军事工业最高成就——原子弹时，杜鲁门毫不迟疑地将之投向日本，目的是威慑苏联并动摇雅尔塔体系的东部格局——朝鲜战争也是这一逻辑的延伸，这一点今天需要重新认识。饶有意味的是，2002年版《五十年伤痕》的副标题是“美国的冷战胜利的真实代价”，2003年再版时变为“美国的冷战胜利是如何形塑我们的世界”。“代价”虽从标题中消失了，但今日美国正面对冷战胜利回旋镖的收割。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苏东剧变以来，美国一如既往在中东和前苏联地区不断投射“国家的潜力”和“显能”(特别是军工)，但为什么李普曼的“咒语”却在特朗普时代不断显影?这就需要重新回顾它的前世今生。冷战结束后，特别在“后冷战”时代，李普曼的咒语其实一直由凯南继承和发扬，由此造成了可称作“凯南—李普曼悖论”的现象——这一现象是理解今天美国政治的秘钥。

重温凯南的“长电报”和《苏联行为的根源》也是理解今天世界格局的关键。凯南是基于1924年《罗杰斯法案》走上外交道路的第一代美国职业外交官，接受了威尔逊主义的灌输和培训，对苏联持强硬敌对态度，不认同1930年代罗斯福对苏联的积极外交政策，也因此长期不受重用。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政府积极寻求改变与苏联的盟友关系、为冷战做准备。此时，凯南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凯南的外交生涯其实体现了美国从威尔逊主义到杜鲁门主义的历史接续，正因此，冷战也被美国新左翼史学界视为威尔逊主义在战后的延伸，冷战的源头被追溯到威尔逊主义。

凯南“长电报”针对的是《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这一斯大林于1946年2月9日做的讲话，被叙述为是苏联首先挑起冷战的“证据”——即便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历史学家拉费伯尔(Walter Lofeber)，在其修订了十版、被誉为冷战经典之作的《美国、俄国与冷战(1945—2006)》中，也采取了“两个冷战宣言(1946年)”的说法：

1946年初，斯大林和丘吉尔发表了他们的冷战宣言。2月9日,在一次选举演说中，斯大林宣称马列主义的信条仍然有效，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极大的动荡”，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并在相互间爆发战争”。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30年代的事端会重演，苏联人民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所以要发展基础工业而不是消费品;总之，“我看少说也得再搞三个五年计划”，为此要准备做出巨大牺牲。国内和国外都将不会有和平。这些话使华盛顿大为震动。美国自由派的领袖之一、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断定斯大林的演讲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纽约时报》在头版对斯大林的演说予以报道，一上来就宣布斯大林认为战争“序幕已经拉开”。

只要认真读一下斯大林演讲的全文，就可以明白这段话里的歪曲已匪夷所思，但迄今为止，美国主流学术叙述一直把斯大林这一演讲视为冷战导火索。这一有意无意的误读，是反思全部冷战史的枢纽。

今天，已经有相关研究承认美国对斯大林这一讲话乃“过激反应”，丘吉尔的富尔顿冷战宣言其实就是“借题发挥”，为冷战制造借口，但一些立论依然从苏联“专制主义”方面寻找“冷战”理由。事实上，斯大林讲话的目的，是通过总结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经验，展望战后苏联和平发展的前景。这是今天必须重新检讨的基本议题。

(二)“长电报”的导火索：斯大林究竟说了什么

演讲中，斯大林首先界定：世界大战的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平衡”发展的结果，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不均衡正是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分裂为敌对阵营爆发战争的原因。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斯大林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反法西斯战争性质和弱小民族解放的意义——这两点在苏联解体后都转向反动，应成为解释今日俄乌冲突的重要视角。

鉴于对这一演讲的各种阐述存在严重冲突，这里多些引用，以方便讨论。

如果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偶然发生的，或者是由于某些国务活动家犯了错误而发生的，那就不正确了，虽然错误确实是有过的。其实，这次战争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均衡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的。问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

如果这些国家能根据它们的经济实力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定期重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那也许能避免战祸。但是这在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危机的结果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危机的结果就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当然不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按其性质来说，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的。要知道，主要的法西斯国家，即德日意三国，在侵犯同盟国之前，就把自己国内最后一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消灭净尽，在自己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蹂躏了各小国的主权和自由发展原则，宣布侵占他国领土是自己的国策，并公开声明他们要取得世界霸权，要在全世界推行法西斯制度，而且轴心国又以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中部地区的事实，表明他们决心把奴役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这种口头威胁变成现实。因此，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它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民主自由。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只能加强—并且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质。

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苏美英以及其他爱好自由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而这个同盟后来在粉碎轴心国武装力量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就是这样。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均衡是必然发生的，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爆发，这就是世界大战的来源。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势力均衡论”的批判以及关于反法西斯性质和民族解放性质的界定，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阐述，也预警了今日的世界格局。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导致的宪政危机，不正在摧毁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残余”吗?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加拿大、巴拿马赤裸裸的领土诉求，以及对战火中乌克兰矿产的觊觎和抢劫，难道不可以看作“新法西斯主义”的开始吗?问题只在于，如何描述当下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拓扑图。

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对苏联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做了总结，特别强调民族团结和“现代化”这两方面贡献。首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证明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制度经受住了考验，没有像西方期待的那样崩溃，反倒更加巩固，证明具有充分生命力。对“外国报刊”认为苏联是“人工造成而不合实际的建筑物”的观点做了批判。斯大林说：“这些先生不懂得，拿我们的国家和奥匈帝国相提并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是在挑起民族间的猜忌和敌视的那种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苏维埃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相反，它培植着我国各族人民相互友爱和兄弟般合作的感情”“苏维埃国家制度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与联合是战胜法西斯的基础，而苏维埃失败的结果必然是民族分裂、地区纷争。持续三年的俄乌冲突，正是苏联解体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以族裔为边界的民族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族清洗)，而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团结、融合，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需要在今天做出新的理解并继续捍卫。

接着，斯大林盛赞 “现代化”的苏联红军粉碎了使欧洲各国军队胆寒的德国军队，批驳了西方将苏联红军称作“泥足巨人”的观点。红军的胜利是苏联“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胜利。对此，斯大林列举详细数据说明三个五年计划的成功，指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具备制造武器装具和企业设备的金属、维持生产和交通运输的燃料、制作军服用的棉花以及供给军队的粮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在1940年，我国在这方面的情形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比1913年要好几倍。”斯大林强调，这不是普通的“发展”，是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一个飞跃”，是“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的“奇迹”。苏联究竟靠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如此多的物质成果?答案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重工业导向的国家工业化道路：

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流入重工业，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是可以克服的。在这方面，工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大大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迅速地聚集资金，并使它流入重工业。

毫无疑问，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在这样短的期间把我国变成工业国。

重工业发展导向的工业化道路必须要求“农业集体化”，小农经济必须成为大经济，而大经济的发展有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前者不仅需要一个过长的发展过程，而且要让农民破产变成雇农。只有集体化发展才能使“全国各地布满能够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和向国家提供更多商品产品的巨大集体农庄”。对此，斯大林承认，“不能说，党的政策没有遇到过抵制”：

不但那些始终厌弃一切新事物的落后的人，而且党内有许多著名的党员，也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托洛茨基派和右派所干的一切反党阴谋诡计，他们在暗中破坏我国政府的措施这方面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保持着领导力量的地位。毫无疑问，共产党如果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那就不能坚持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

很清楚，斯大林是通过演讲为当下路线做辩护。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与党内大整肃这“三位一体”事件的发生，是围绕着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严酷路线斗争展开的，核心就是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之争。斯大林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党的“不顾一切”“坚忍不拔”辩护，他列举了苏联军事工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表明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党内大整肃都是在“战争日益迫近”情况下，为“避免失败”做出的选择。由此，他提出，战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任务就是恢复战争创伤，废除配给制，“要特别注意扩大日用品生产，用不断降低所有商品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扩大日用品生产”，这将是苏联今后工业化发展方向。

用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为苏联加速发展重工业做解释，这才是斯大林反复提及“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这句俄罗斯谚语的缘由。这也符合他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讲逻辑：对党内和公众解释苏联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也对走出战时状态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承诺。因此，为“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需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时间把苏联的工业水平提高到战前的三倍。这时，斯大林构想的是战后的和平发展局势。这也体现于2月23日发布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战争胜利结束后，苏联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平的经济发展阶段。”

然而，斯大林没想到，旨在为推动和平发展计划进行的动员演讲，却在美国政客与媒体的鼓噪下激发极大国际反响，成为苏联进行战争挑衅、欲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证据。这居然就是美西方主流教科书和主流媒体传播至今的论调。

(三)斯大林的二战遗产

斯大林的敌人或许更能理解他为苏联工业化所做的辩护。美国赢得冷战后，“进攻现实主义”理论的发明者米尔斯海默(John Joseph Mearsheimer)就不惮承认：“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崛起——这主要是斯大林经济政策的结果——以及1941—1945年苏联红军在打败纳粹战争机器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事实，解释了二战及冷战后没有权力均衡的原因。”斯大林工业化战略获得成功是苏联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战后美国实施“遏制”战略的缘由：

20年代苏联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斯大林提出的通过强制的工业化和无情的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的经济现代化。斯大林提出这个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安全考虑。他相信，如果苏联经济持续落伍于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苏联将在一场未来的大国战争中被消灭。1931年，斯大林说：“我们落后于发达国家50年到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中消灭这个差距。 要么是我们做到这点，要么是我们被它们所消灭。”从1928年10月起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使苏联从一个20年代贫穷的大国，变成了二战结束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进攻现实主义”视角撕去了冷战意识形态的外衣，使斯大林工业化道路获得相对客观的呈现——特别是在与凯南的论述相比较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把斯大林演讲看作冷战的导火索也没有错，不过，不是苏联要发动冷战，而是苏联的崛起构成美国发动冷战的充分理由。

今天，正是斯大林强调的“民族问题”和“工业化发展”这两个世界历史轴心，把世界重新拉入历史旋涡。因此，斯大林的“幽灵”不仅在前苏联上空盘旋，而且世界其他地方人民也将会(或不得不)更多听到他的名字。说到底，美西方主流冷战史就是与“斯大林的幽灵”的缠斗史。而围绕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新均衡论即从热战、冷战到“新冷战”的话语斗争，正是需要重新强调的世界历史线索。

斯大林演讲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世界战争之源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并由此导致争夺势力范围，米尔斯海默却基于权力争霸视角认为大国之间的称霸战争必然发生。因此，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恰好印证了斯大林的论断，尽管是不自觉的。苏联基于和平发展目标一再谋求冲破冷战“铁幕”，但在美西方遏制下无法实现“轻重平衡”的工业化发展格局(包括农业现代化的困境)，是其崩溃的重要原因。

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引爆的俄乌冲突，正使世界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境遇。由此，打破冷战胜利者的世界史霸权叙述，为20世纪中俄革命以来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世界历史叙述拓宽道路，才能为世界“开太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访“斯大林的二战遗产”。

三、“浮士德交易”：文明论与苏联工业化

关于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问题。我们决定今年不在本届政府中提名候选人。我担心这种荣誉的归属问题总会带来麻烦。和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不能说和平是一种特定的东西，每个人都渴望和平，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可以说，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获得这份殊荣。因为他比我们都付出了更艰辛的努力和更多的精力，去追求他所在乎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和平。一定要问清楚：“是哪种和平?”“是谁的和平?”

—— 《凯南日记》，1948年

今天，之所以需要重新检讨凯南的论述，是因为它已埋下俄乌冲突的两大历史伏笔：一是苏联解体后，“去共产主义化”的冷战胜利者之宣言的“历史终结论”;二是后冷战时代，为美国军事霸权张目的“文明冲突论”和新的“势力均衡论”。这两者一前一后、互相配合，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意识形态格局，共同打造了美西方知识生产的意识形态高地。

回到1946年2月，身处莫斯科的外交官凯南被要求就斯大林演讲和苏联为何不愿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做分析，因此，“X先生”的长电报在2月16日发出，与斯大林演讲时间紧密衔接。凯南无法指认斯大林的这一演讲是在做战争挑衅——事实上，他的判断完全相反：战后苏联非常软弱，更关心自身的生存与安全，并不具备军事进攻美西方的意愿和能力，这也是他后来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时反复论述的观点。“X先生”当时力图论证的是：尽管如此，苏联对美西方的敌意不会改变。凯南官方授权传记作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此辩护道，这是因为凯南可以从“一张快照”中看到一切，就如同地缘政治的X摄线，这就是“遏制论”的“论据”来源。

因此，策略上，“X先生”的长电报避免直接提及斯大林的演讲，引用了战前即1927年斯大林对美国工人代表团的演讲内容，意思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中心，这两个阵营为支配世界经济而进行的斗争将决定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而从长远看来，以永久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凯南其实非常清楚战后苏联的和平立场，但他却从意识形态层面论证了美国必须采取长期、耐心、坚定和警惕的遏制政策。事实上，无论是“长电报”还是《苏联行为的根源》，都是用战前特定场合的斯大林讲话，为战后斯大林和苏联“治罪”。

鉴于“长电报”发出一年后，凯南以“X先生”的名义公开发表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更详尽地阐述了遏制论，为其赢得“冷战设计师”的美誉，这里便结合这两个文本与斯大林的演讲做一番对读，以剖解凯南将“遏制”归因到苏联内部的金蝉脱壳式的意识形态“话术”。这一“话术”主导了美西方基于冷战发动者—胜利者的世界历史观和意识形态叙述，为杜鲁门主义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按照李普曼当时的嘲讽：“X先生”得出一个“理论”来说明苏联的行为“并不反映对和平和稳定的抽象的热爱，并不反映对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永久愉快的共处抱有真正的信心，而却反映了一种持续的压力政策，企图破坏和削弱一切敌对的势力和权力”。

在凯南的论述中，这一“理论”分为四部分，笔者将之归纳为两大主题：一是界定二战的性质与苏联政权的性质，二是由此得出必须遏制苏联工业化发展。

(一)苏联“独裁”内因论：地理、种族与“共产化”

长电报的第一个主题，是论证苏联的“政治人格”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三十年地理环境结合的产物。这对应的是斯大林演讲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判断。它成为凯南最著名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版本之所以相信暴力、相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对立，因为这迎合了他们的本能。俄国人挑衅性的不妥协行动惹来了外部干涉，于是他们又被迫应付自己挑起的敌对行为，通过把外部世界描绘成自己的敌人来证明自己正确。通过把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的俄国革命归结为俄国内部问题和民族问题，苏联便成为世界大战的“替罪羊”。

由此，凯南的修辞重点是强调俄国人顽固的不安全感是其“独裁”来源，而不是外部世界加之于苏联的敌意，或者说，外部世界对苏联根本没有敌意!

1924年，斯大林就特别地为保留“镇压机构”(主要指军队和秘密警察)做辩护。理由是“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有被干预的危险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根据这种理论，从那时起，所有俄国国内的反对力量都一律被描绘成敌视苏联政权的国外反动势力的代理人。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极力突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对抗这一早期的共产主义观点。显然，许多迹象表明，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与此观点相关的现实因为以下事实而被搞得模糊不清：一是因为国外确实存在因苏联的哲学和手段所挑起的对苏联的敌视，二是碰巧某些军事强国的存在，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纳粹德国和日本确实有侵略苏联的计划。但是，充分的事实表明，莫斯科所强调的苏联面对外部世界的威胁，并不是建立在外国敌视的现实之上，而是建立在为了维持国内独裁统治而做辩护的基础上。

因而，维持苏联的权力模式，即在国内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威，伴之以关于外国不能缓解的对苏联敌视的近乎神话的培养，这一切成功地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实际的苏联权力机器。

世界大战并不是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问题，只是“碰巧”外部有反苏联的德日军国主义——凯南难道忘记了包括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内的外国势力军事干涉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事实吗?没有。他反驳斯大林的逻辑是：

事实上，英美之间的分歧并非西方世界的主要矛盾。除了那些轴心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自身的分歧而加入反对苏联的十字军东征。苏联不仅没有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内战和革命，而且为了共同目标承诺与资本主义大国并肩战斗。

如果可以把轴心国排除在外，那么欧洲的确就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凯南想说的其实是：美西方文明不是战争的缘起，轴心国只是例外;苏联之所以愿意与资本主义大国并肩作战，是帝国势力均衡的需要，它证明“苏联党的路线方针并非基于对俄罗斯境外形势的客观分析;它实际上同俄罗斯境外情况毫无关系;它主要源于战前就存在的、今天依然存在的俄罗斯内部的基本需求”。这样，世界大战就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平衡的问题，而是欧美与苏联的内部问题，是苏联作为沙皇帝国的延续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世界的敌对，由此，传统的欧洲势力均衡论便成了苏联参战的决定性缘由。在此，凯南遮蔽了欧洲作为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起源地的历史，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本身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的资本主义文明没落的产物，无视威尔逊主导的巴黎和会埋下的法西斯主义种子。凯南在为欧洲脱罪的同时，否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的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性质，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和平意愿。这就是今天“新冷战”的摇旗手们以“现实主义”为名继承和发扬的意识形态遗产。

这就为如下“诊断”铺平了道路：“去共产主义化”并不能剪除莫斯科的“独裁”，“共产主义”叠加“文明特性”才是俄罗斯的“原罪”。在俄乌冲突中，这一“诊断”依然主导了美西方政府及媒体对俄罗斯的描述。北约东扩是“去共产化主义”后俄罗斯的咎由自取，这是由凯南论证苏联“独裁”的另一个理由决定的：“地理因素”和“种族特性”。凯南认为，俄国人极强的狂热性与戒备心理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妥协传统格格不入，因此不可能实行长久分权。孕育于亚细亚世界，导致俄罗斯形成了极度怀疑和平共处的心理，因为在毫无防御的广阔平原上与游牧民族进行几个世纪的混战，谨慎、考虑周全、灵活与欺诈这些品质，为俄罗斯民族这些“东方民族”所崇尚和共享。

把20世纪的俄国革命转化为“亚细亚专制主义”的东方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述。所谓“东方民族”，不言而喻，也包括另一个“亚细亚专制主义”的代表——中国。凯南对中国的理解体现了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然而，这些思想并不始于“长电报”。在1930年代文件和演讲中，凯南就强调“传统与环境”对俄国人性格中“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塑造，俄国的辽阔土地使得俄国人有极端主义倾向，不能接受调和主义。这些论断不是凯南的专利，而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从叶利钦到普京的“去共产化”并没有使俄罗斯逃离冷战意识形态的铁笼。把欧洲由资本主义危机而诞生的法西斯主义转化为“东方问题”，凯南是始作俑者。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美西方内部右翼民粹主义大规模兴起后，持遏制主义主张的新凯南主义者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是“攻击现实主义”理论应运而生、挺身救场的原因。

加迪斯对凯南的颂扬正是：苏联是由俄国历史传统与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双轮驱动”的结果——斯大林的人格就是体现，因此，美国在战后必须改变与苏联的盟友关系，苏联从来就不是一个愿意与他国建立互利互惠关系的正常国家。通过大众传媒与冷战史学的不断再生产，凯南的议程设置成就了“冷战—后冷战—新冷战”的认知“铁律”(Stereotype，铁幕)。

凯南强调，苏联—俄罗斯内部问题是冷战的缘由，在舆论战中，这预先解除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发动冷战的质疑。在这一论述下，俄罗斯的“独裁”是否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其实无所谓。凯南为苏联—俄罗斯量身定制的“文明论”意识形态“铁笼”，是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富尔顿演讲宣布冷战铁幕的先声。凯南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种新势力即杜鲁门主义：盎格鲁—美国联盟(Anglo-American union)的北大西洋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没有杜鲁门主义的诉求，凯南不可能成为“冷战之父”，他填补了杜鲁门主义一度空缺的“辩护士”的位置。对此，李普曼敏锐地意识到：“X先生”的文章意义重大，是杜鲁门主义外交政策“头等重要的文件”。

(二)“长电报”的实质：遏制苏联工业化道路

在讨论过俄罗斯的“独裁血统论”、区分出意识形态敌我后，凯南论述了“苏联工业化”这第二大主题，目的也是为了“遏制”苏联。

在这一部分，凯南论证苏联重工业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而是“独裁”的产物：

克里姆林宫也证明自己在无视居民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在俄国建立起重工业的基础，虽然这一过程尚未完成，但是在不断增长和接近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然而所有这些，不管是维持国内政治安全还是建立重工业，其实现均以人民生命的牺牲、愿望的破灭和体能的惊人消耗为代价。它使使用强迫劳动成为必须，其规模在和平条件下的现代社会是空前的。它已经导致对苏联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忽视和伤害，特别是农业、消费品生产、住宅建设和交通运输业。

此外，战争使俄国付出更大代价，破坏严重， 伤亡巨大，人民疲惫不堪。由于以上原因，使得今天的俄国人民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极为疲惫。人民群众感到失望，心存疑虑，不再像以前那样易受影响。如果说苏联政权对国外的追随者还有神奇魅力的话，在国内已不如往者了。战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给予宗教短暂喘息的机会被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抓住了，这一事实清楚表明，人民对这个政权的目标没有表现出多少信仰和献身精神。

……

我们看到苏联经济发展的事实，某些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牢靠，参差不齐，不够均衡。说“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俄国共产党人，当想到自己的国民经济时应该脸红。苏联经济的某些领域，诸如治金和机器制造业，所占比例大大超过其他部门。这个国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路网，而仅有一些相对原始的铁路网，却正在努力要在短期内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之一。虽然他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教导朴实的农民操作机器的知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所有的苏联经济部门，设备维护与保养问题是一个需要立即引起注意的严重缺陷。建设仓促草率，质量低劣，折旧必然很大。在广大的苏联经济部门，现在还没有可能将西方技术工人所特有的生产文化和技术自身。

很难想象，这些弊端能够很快被生活在恐惧和强迫阴影下的，身心疲惫、士气低落的人民在短期内纠正。如果这些弊端不能得到克服，俄国就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脆弱，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虚弱的国家，它能够输出自己的热情，显示自己原始政治生机的奇特魅力，但不能通过真正的物质力量和繁荣来支持那些出口物品。

通过“种族论”否定苏联存在外部威胁，再把苏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牺牲(重工业导向的不均衡发展)归因为其政权内部的“独裁”，凯南建立了冷战意识形态战争的方法论：利用苏联人民为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推翻斯大林为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所做的辩护，否决苏联红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进而为“遏制”苏联工业化战略制造合法掩体：“自由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

凯南不能认识到苏联对世界和平无可替代的贡献吗?并非如此。恰恰相反，这正是必须遏制苏联的理由。1943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当德国囚犯控诉美国人摧毁了欧洲的文化价值观，把欧洲交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我的回答是：别再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不是我们先把苏联人请进东欧然后又攻击他们的，……无论如何，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即便是我们再次给欧洲带来了灾难，那么错误仍在于德国，因为是他们逼迫我们进入欧洲的。”凯南很清楚，世界大战是欧洲文明的危机，那为什么要遏制苏联呢?这是因为，欧洲文明不能交给苏联。

1952年9月19日，也就是短暂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期间，凯南在德国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苏联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这招致9月26日《真理报》的尖锐抨击。10月3日，凯南被苏联政府公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成为唯一被苏联驱逐出境的美国大使。就对冷战霸权话语框架的贡献而言，凯南被驱逐并不冤枉。正是在此基础上，凯南官方传记作者加迪斯将美苏战时同盟追述为“浮士德交易”，而这必然导致改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叙述：

“遏制”(Containment)这一术语一般用来表示战后时代美国对苏政策的特征，它是一系列对付战时浮士德式交易的后果的努力。这个观念意味着阻止苏联运用它在那场冲突中赢得的权势和地位来重塑战后国际秩序，那是个在西方看来如此危险的前景，不亚于德国或日本倘若有机会便会加以实现的景象。

当“浮士德交易”成为背信弃义的杜鲁门主义的外衣，“遏制”就必须被解释为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共产主义两个“恶魔”崛起之时，美国需要与其中一个结盟去打败另一个，再去摧毁最后的“浮士德”这一霸权主义世界观的基本框架。只有让苏联成为“恶魔”和比法西斯更“邪恶”的力量，“遏制”才能获得合法性，否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结成同盟的两大国家要在战争胜利后成为敌人，在舆论上就是荒唐的。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一荒唐叙述会在长达80年时间内在西方取得主导地位?无论如何，正基于这一逻辑，苏联解体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才迅速被侵蚀。为何美国的战后政策能够建立在凯南如此破绽百出、违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论述之上?这并不仅是因为凯南“长电报”的冷酷逻辑(relentless logic，加迪斯语)和巧舌如簧的修辞。通过遏制苏联工业化发展摧毁苏联人民生活的确是“冷酷”的体现，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帝国有能力遏制苏联，这一帝国主义逻辑才是关键。

“长电报”的真实目的是遏制苏联工业化，去其势能，阻止其恢复，把苏联困于二战废墟，摧毁人民对政权的信任，破坏党的团结。这样，苏联就会一夜之间从强大国家变为最羸弱可怜的国家之一。至于凯南的“遏制”政策究竟是政治性的，还是军事性的，这样的论争并不得要领，因为政治和军事遏制都必须以抢占工业化前沿为基础。这正如凯南的所说：重要的不是“和平”，而是“谁的和平”，工业化争雄决定谁才有资格举起“和平”大旗，决定谁才能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成为旗手。

事实上，凯南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1946年，凯南在担任美国国防学院外交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期间——也就是写作“X文章”之时，曾明确主张：遏制苏联工业化是冷战的前提，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核武器就是必须的。“如果苏联军工业的进步快于美国，‘我们考虑进行预防性战争就将是正当的’。包括使用核武器: ‘用十枚核弹几乎就足以毁灭苏联的战争潜能，不必承受严重的人员伤亡或是对美国声誉的伤害。” 就此而言，“遏制”正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军事化的产物，它与核威慑如影随形。

凯南号召美国不能守株待兔，而是要充分利用战后军事—工业优势，采取行动影响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决定权在美国手上。为此，他诉诸“天命”：苏美的战后关系是对作为“世界民族”的美国的考验，感谢“上帝”使美国人民接受这一无法改变的挑战，“美国全民族”的安全依赖于自己的团结，并接受历史要求其担负的道义与政治领导的使命——由核武器优势“背书”的使命。

1954年被逐出国务院之后，凯南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更清楚地阐述了遏制理论与工业主义的关系。遏制苏联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要侵略西方——犹如美国主流媒体宣称的那样，而是相反，“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苏联领袖们在战后任何时期(或在战前，关于这方面)期望苏联与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发生大战，或指望那样的战争成为达到他们目的的适当手段”。遏制的唯一理由，是苏联是唯一具有威胁美国的军事—工业能力而不能被控制的陆权力量。

当大规模的战争意味着高度复杂的，价钱昂贵的武器和集中控制大量人力的今天，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具有水陆两用性质的、可以达到我们国土并在我们国家内部和我们的力量抗衡的这种军事力量。只能在地球上廖廖可数的几个地区形成：在那些地区，原料供应充足的主要工业力量是与拥有大量受过教育的、有热练技术的人力相结合的。我们北美地区就是拥有这种军事—工业力量的中心之一。世界上另外还只有四个这样的地区。它们全在北半球。其中的两个是英国和日本，位于欧亚大陆的海岸以外，属于我们美国人也是其中一部分的地球上的岛屿和海洋的部分。另外两个位于欧亚大陆的内地，其中的一个由德国及与德国毗邻的工业区——莱因兰、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和奥地利所组成。它主要依靠莱因河流域、西里西亚与阿尔卑斯山的冶金资源。另一个是苏联本部，它也同样依靠顿巴斯和西伯利亚西部的煤、乌拉尔的铁矿和轻金属，以及伏尔加—里海盆地的能量资源的结合。我重复说一遍，今天世界上除这五个地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工业力量。

当时的中国不具有军事—工业能力，凯南也看不到这样的前景。“举例来说，中国并不是这五个重要地位之一;它的资源远没有达到这个等级。因此，它意味着我们的问题的中心是要阻止整个欧亚大陆的军事—工业潜力集中在一个大国的控制之下，来威胁地球上的岛国和海洋国家地区的利益。”

遏制逻辑背后，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欧洲势力均衡论。在这一势力均衡的地图上，英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岛屿联盟。日本可视为太平洋上的英国，“在太平洋的地理位置与英国在大西洋的地理位置相似”，代表着世界军事—工业海权力量，它将由战后的美国控制。苏联的军事—工业作为陆权力量需要被遏制，因为它在美国控制之外。因此，1939年之前，即便美国与苏联有意识形态差别，其“性质上却并不对中欧和西欧的安全构成严重的直接威胁”，而“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再这样说了，那末，这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已经控制了波罗的海国家、东德及东欧卫星国家的物质、技术和人力的资源”，即已经具备在陆权上与美国竞争的实力。

也就是说，苏联被遏制是由其军事—工业能力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强化了军事力量的技术和工业基础，“控制”了中欧心脏和中国东北—朝鲜地区，进而控制了“为恢复德国和日本势力所必须的资源的一部分”，“使它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来组阻挠和推迟这种势力的再起”，特别是对东德的占领使苏联在欧洲中心获得了军事发展的中心，而在1939年之前，苏联是被阻挡在该地区之外的，“这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军事潜力来说，俄国近来在力量对比上所以享有嚣张地位，主要是由于德国和日本在最近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暂时的削弱，以及苏联在战争末期通过军事行动所取得的军事势力范围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贬低苏联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就。

事实上，将战败国收归在自身羽翼下以控制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工业力量，正是战后美国霸权的核心。而通过二战和冷战，美国成功地把西欧和日本构建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把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经济圈和波斯湾的石油纳入囊中。正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美国必须遏制苏联——遏制的实质是把苏联逼出欧洲，夺取它通过战争胜利获得的陆权力量。这就意味着，瓦解奠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体系。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就是这一逻辑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冷战的使命就是摧毁雅尔塔体系，直到它垮台：1946年是起点，1991年是终点，今天的俄乌冲突是它的结果，特朗普的“政变”则是最新的转折点。一切的源头都是冷战。

(三)“和平演变”还是共同毁灭：凯南遏制思想的底线

作为冷战史研究的“凯南研究”有一个“小型产业”，就是凯南的遏制思想有无转变以及为何转变?佩里·安德森将这种转变归为凯南“好变”的个人性格，因为凯南设定的美国全球干预或“遏制”，其实就是在范围和手段上都没有限制的“消耗战”。他指出，凯南的右翼保守立场其实一直是美国意识形态机器的内部存在。加迪斯则将这一转变界定为从“全面遏制”转为“定点遏制”——只是战略性转移，是势力均衡理论的体现。

1949年以后，凯南主张与苏联开展外交活动;反对美国升级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主张美苏撤军以使德国统一并中立;反对美国在第三世界不断“军事化”;反对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对北约东扩;等等。他认为以遏制手段实现的“和平演变”更符合美西方利益，战争只会引火烧身。凯南发现，美国正在进行的“军事遏制”不是别的，正是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大门。由此，他的欧洲中心主义“文明本能”就觉醒了：“战争就是一个过程，其本身不能实现任何积极的目标：甚至军事胜利只是一些更进一步的、更积极的成就的一个必要条件。其作用是使其实现成为可能，但决不能保证其实现。我们这次可以怀有道德勇气提醒自己，主要的国际暴力，就其对我们文明的价值而言，是我们整体破产的一种形式——甚至对那些自认正确的人来说亦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文明的破产，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清楚欧洲是世界大战的摇篮。

这就是凯南反复忏悔和辩解“遏制”是非军事主张的动机，是他的“底线”——免使欧洲文明毁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为此，凯南不断申辩，他的“遏制蓝图”是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遏制。政治遏制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开动——这也是为什么凯南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欧洲自由电台等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创始人。凯南对冷战作为意识形态情报战的构想和推动，在今天依然值得“品鉴”：

晚上受邀参加国务院各部门官员的讨论会，向参议员介绍我们的情报工作，讨论大力发展情报工作的提案......我们的无线电广播现在面向的主要听众应该是那些听得最多的人，也就是统治集团内享有特权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向他们宣扬我们的美德，也没必要去争取他们的同情。他们都是冷血动物，双手沾满了鲜血，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想与这类人为伍。要想与这种人打交道，首先应该向他们的内心灌输怀疑、犹豫和顾忌，让他们确信自己已经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邪恶植根于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怀疑领袖的智慧，怀疑其伟大事业的稳固性，怀疑同志和上级的忠诚，怀疑胜利的前景。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卑鄙的手段;这也是一种政治战争，而战争从来都不是令人愉悦的。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向苏联人传播思想，就必须做这种事。

就美国在“卑鄙”的“政治战争”中完胜而言，凯南没有设置底线;在经济上遏制苏联的工业化发展，而不在核战争中共同毁灭，则体现了他的底线。

但是，米尔斯海默冷酷否决了凯南自己的“修正主义”。他反驳凯南批评美国领导人犯了错误，“将苏联领导人其实并没有的目标和意图归于他们，匆忙得出结论说苏联领导人就像希特勒及其同伙一样”。米尔斯海默认为：“虽然这种回顾性的评价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在说服美国精英相信苏联是一个与纳粹德国一样危险的扩张主义的势力方面，凯南的‘X’文章还是起了关键作用。”

尽管他在《外交事务》中的文章并没有认为苏联正打算进西欧，但仍将苏联描述为一个潜在的军事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凯南要求无论莫斯科在什么地方试图扩张，就要对其实施以“不可改变的反作用”为基础的遏制政策的原因。这样的言辞会不由自主地促成美苏竞争的军事化。因此，对于遏制的军事化形式，凯南至少要负一部分责任。

这事实上就承认了，冷战发动者的美国指控斯大林，不过是21世纪伊拉克“洗衣粉”事件的预演，而凯南扮演的角色就是手持白色粉末试管的人。凯南后来的辩解无法挽救中东地区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人道主义悲剧，为此，美国已付出并还在付出巨大代价。

凯南的问题在于，当启动遏制战略的国家机器时，他是“理想主义”的，即以意识形态区分或对现实的扭曲(这是“意识形态”的经典意义)作为论证基础，当发现这一意识形态与现实存在断裂时，他就转向了“现实主义”。由此，凯南掉入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深渊，陷入终生无法解脱的噩梦，这一噩梦正是今日美国的现实。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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