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 朱思远：试论“第二个结合”在抗美援朝中的呈现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图源：新华社)

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中国和世界具有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指出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抗美援朝中相结合的产物。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保家卫国的战争实践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唇亡齿寒”“亲仁善邻”与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科学判断

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互相联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组成帝国主义阵营，掀起反共潮流，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破坏。当时世界两大阵营体系，牵一发而涉全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团结战斗，才能不受帝国主义欺负，真正保障主权独立和国家发展巩固。

美军公然侵略朝鲜、侵略我国台湾，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肆无忌惮地向北越过三八线，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形成极大危险、对我国构成极大危险，平壤告急，金日成告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最高决策部门民主决策、再三斟酌，充分体会朝鲜人民的危难、我国遭遇的危险以及苏联等友好国家的期盼，毅然决定出兵抗美援朝。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出动的命令。

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邻国的真理性认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历史教训的智慧。1950年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指出：“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联系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积累了“唇齿相依、唇亡齿寒”“亲仁善邻”的历史智慧。“唇亡齿寒”的典故出自《左传》。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晋献公派大夫荀息用宝马和玉璧贿赂虞国国王，得以借道虞国去攻打虢(音guo)国，占领了虢国的要塞、宗庙所在地“下阳”。虞国国君只图眼前小利、不顾国家安危大局，不计道义更不考虑对邻国根本利益的损害，不但借道给晋国，还积极参与晋国讨伐虢国的军事行动。三年后(公元前655年)，晋献公故伎重演，再次要借道虞国去攻打虢国。这时，虞国贤臣宫之奇得知后极力劝阻虞国国君，不要答应晋献公的要求。宫之奇劝导虞国国君说：“虢国是虞国的外围，如果虢国亡国了，虞国必然跟着破灭。切不可撩拨晋国的野心，不可小看晋国的军队。上一次你答应借路给他们，就已经是很严重的错误了，怎么可以再一次错上加错呢?谚语说的好：‘车之载物，借助两辅;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虞国与虢国这样的关系啊!”虞国国君不听宫之奇的劝告，仍然答应了晋国的要求。于是，宫之奇带着全家族人离开了虞国，临别时说：“虞国灭亡的时间，过不了今年的腊祭节了。晋国这一次就会趁机灭掉虞国，不需要再发兵了。”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十二月，晋国灭虢国，还师驻扎在虞国，接着偷袭灭掉了虞国，逮捕了虞国国君和大夫。

《左传》这一“唇亡齿寒”的史实传播较广。《吕氏春秋》卷十五·权勋篇写道：晋献公使大夫荀息以屈产之马、垂棘之璧行贿虞国国君，以借道于虞国而伐虢国，虞国国君打算接受贿赂而答应晋国的要求，“宫之奇谏曰：不可许也。虞之于虢也，若车之有辅也，車依辅，辅亦依车，虞、虢之势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齿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听，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伐虞，又克之”。《吕氏春秋》把“唇亡齿寒”的道理讲得较为连贯完整。

汉代大学问家刘向编著的《新序》，描写“唇亡齿寒”典故的文字更加精炼。《新序》卷第九·善谋上第九篇曰：晋献公决定借虞国之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之使者，其币重，其辞卑，必不便于虞。语曰：‘唇亡则齿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为赐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旋归四年，反取虞。”评论更加深刻。

“唇亡齿寒”主要讲的是主权平等的邻国之间相互关系，即古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方面的道理，宗旨是：相邻的国家，其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维护邻邦不受侵略，就是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损害邻邦接着就会殃及自己。

然而，《庄子·胠箧》篇却借“唇亡齿寒”这一典故讲出另外一番道理，不过其中“唇亡齿寒”本意未变。其文曰：“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则邯郸围，圣人生则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这里的“唇竭则齿寒”，即“唇亡则齿寒”。

“唇亡齿寒”的说法在《战国策·韩策二》中，则表达为“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其义亦相同。

《左传·哀公八年》还记载：“夫鲁，齐晋之唇，唇亡齿寒，君所知也。”看来，《左传》认为当时齐、晋关系也属于“唇亡齿寒”之列。

三国鼎立时期，“唇亡齿寒”就更加受到重视。《三国志》卷三十二记录了刘备在汉中讨伐张鲁时，面对魏国曹操的压力，对蜀、吴二国之间“唇齿”关系的认识。刘备认为：“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其忧有甚于鲁。”小说《三国演义》则更多讲到蜀、吴二国“唇亡齿寒”的关系。《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写道：刘备征吴失败，死于征途;诸葛亮辅助后主，群臣对国事疑惑不定之时，户部尚书邓芝面见丞相诸葛亮，强调了蜀汉与东吴的“唇齿”关系，主张重修吴、蜀之好。邓芝曰：“今主上初登宝位，民心未安，当与东吴联合，结为唇齿，一洗先帝旧怨，此乃长久之计也。”邓芝因此议深得诸葛亮器重，命其出使东吴，解除了两国旧怨，加固了邻国“唇齿关系”的共识。邓芝到了吴国，激励孙权：“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诸葛亮亦一时之俊杰;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若二国联和，共为唇齿，进则可以兼吞天下，退则可以鼎足而立。”一番话说得孙权热血沸腾，只恨吴国没有邓芝这样的外交人才与蜀国沟通往来。为入川通好，孙权派身为中郎将的张温出使蜀国。诸葛亮诚恳接待张温，表达了吴蜀两国“唇齿”关系的见识;欢迎张温的宴席，搞得有声有色。诸葛亮向张温表示：“先帝在日，与吴不睦，今已宴驾。当今主上深慕吴王，欲捐旧忿，永结盟好，并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足下深知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之戏哉!”可见，蜀、吴之间的“唇齿关系”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重要问题。

另外，《三国演义》也把“唇齿关系”用于集团和个人间的关系。第十九回写道：吕布在被围困之中，为了突围，派许氾、王楷至寿春，去见袁术，求袁术发兵相助。王楷向袁术恳求道：“明公今不相救，恐唇亡齿寒，亦非明公之福也。”袁术终于答应发兵。

现代作家姚雪垠在长篇小说《李自成》二卷二四章，也有讲张献忠与李自成之间“唇亡齿寒”关系的文字：“故献忠与将军，貌为敌国，实为唇齿。唇亡齿寒，此理至明，敬望将军三思，勿逼献忠太甚。”这显然说明了根本利益一致的个人或群体，要互相支持、团结互助，以免被反对势力个个击破。

以上“唇亡齿寒”的道理，有时还以“亲仁善邻”的角度得到传播。“亲仁善邻”语出《左传·隠公六年》，原文先说，(隐公六年)五月十一日，郑庄公入侵陈国，大获全胜，灭了陈国。接着，倒叙说，前些年，郑庄公曾来请求与陈国讲和，陈桓公不答应。五父劝谏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却说，宋国和卫国才是真正的祸患，郑国能做什么?于是就没有答应。陈桓公无视郑庄公友善讲和之举，结果最后败在郑庄公手里，不善邻之害也!

在中华文明历史上，不但有“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智慧和思想，而且有邻国相互援助、团结抗击侵略者的优良传统。在山东古城青州一条古街上，至今还屹立着许多明代遗留下来的石雕牌坊，上面刻着“抗倭援朝”字样。白寿彝先生编写的22卷《中国通史》，详细记录着明代万历年间中朝人民团结抗击“倭寇”侵略的光辉历史。

“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初，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侵朝日军共计十八万余人，舟师数百艘，分为九军，十月十二日在朝鲜釜山登陆，分兵北犯。”“日军迅速占领王京(汉城)，进而攻占平壤。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境。朝鲜国王李昖(yan)逃到义州(今辽宁义县)，遣使向明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明朝得报，立即派副总兵祖承训率军三千余人去朝鲜作战，结果全军覆没。明神宗接着又派出宋应昌为经略的抗倭援朝部队，于翌年一月到达平壤。提督李如松、部将吴惟中带领军士拼死攻城，经过激战，明军大败日军，收复平壤北城，汉城等地，乘胜追击，日军连战连败，伤亡惨重，退居釜山。此役史称“平壤大捷”。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丰臣秀吉调集十四万日军，再次入侵朝鲜。明朝任命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率军赴朝抗倭。在朝鲜军队密切配合下，连败日军。翌年恰逢丰臣秀吉死亡，日军心动摇，死伤无计其数。最后釜山南海一战，取得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维护了朝鲜独立和明朝边境安全。

中华文明史形成的“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传统文化和抗倭援朝的反侵略斗争的历史史实，在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时，被中国共产党人激活，成为鼓舞人民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精神武器。

1950年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要有出国作战的准备。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

从8月27日起，美军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并对境内目标进行轰炸、扫射，造成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9月中旬，大批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发出扩大侵略朝鲜战争规模的信号，新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9月30日美军全线进抵三八线，中共中央很快得到确切情报，美国最高当局已经向侵朝美军下达了在三八线以北实施军事行动的指令。据此，经毛泽东决定，周恩来发表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7日，大批美军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大举进犯，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于10月1日、3日写信和发电报两次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斯大林也于10月1日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国派遣部队援助朝鲜。10月4日和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充分发扬民主、慎重讨论，做出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认为：尽管存在严重困难，出兵还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整个朝鲜，强兵压在鸭绿江边，我国将难以安定地从事建设，而且放任美国侵略军这样肆意践踏世界和平、欺凌友邦，于中国、于东方各国都极为不利。

10月8日，在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10月13日，毛泽东电告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中央政治局一致得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结论。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无比正确。只有经此一仗，帝国主义者才懂得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才懂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力量，才懂得了革命战士“小米加步枪”的味道，才懂得了企图用野蛮武力打压新中国是痴心妄想。

“唇齿相依”“亲仁善邻”，这些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指出：“七十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为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年作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

二、爱国主义传统是战胜帝国主义的无穷力量来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而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华文明能够经历上下五千年，爱国主义传统的作用不可低估。

自屈原至苏武、陆游、岳飞、文天祥，从戚继光、郑成功至林则徐，爱国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这一传统的内涵从热爱祖国、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维护统一、反对分裂，驱除外侮、抗击侵略，深深教育和引领了一代代中国人创造文明、自强不息。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摆脱近代以来的灾难，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带领广大人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集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新中国国歌，最响亮的主旋律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爱国主义精神和军民团结一致反侵略的气势，补救了物质条件方面的不足。与美国侵略军相比，中国和朝鲜方面参战的物质条件极差，极不对称。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分析了我方在军事上的不利情况：“美国一个军，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10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述的不利情况就更多了：“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建国才一年，经济十分困难;新解放区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还没有进行;国民党留下的众多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差和无制空、制海权，等等。”对此，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

第一，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运动推动下，全国人民掀起参军、参战、支前热潮。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奉调随第一批志愿军入朝作战。1950年12月1日和翌年6月24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两次“决定”招收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进入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广大城乡出现了踊跃参军的动人景象。支前工作热火朝天，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人员纷纷报名，志愿到朝鲜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东北地区有60万农民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为供应志愿军餐食，东北地区开展向前线供应炒面活动，仅20多天内就有405万斤炒面送到前线。全国各地还将肉、菜、蛋等制成品送到前线，使志愿军指战员生活有所改善。

第二，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把“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合约”作为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重要内容。动员全国人民揭露美帝国主义把日本作为在亚洲进行侵略的工具、单独对日媾和、重新武装日本的阴谋。当年五一节前后，就有2亿多人参加抗美援朝、反对重新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仅4个月内，投票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就达3.399亿人;签名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要求缔结和平公约的人数达3.44亿。反对美军侵略的爱国运动达到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

第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于1951年1月14日和22日发出募集救济品和慰劳品组织赴朝慰问团的活动号召，表达了对志愿军的尊敬和爱戴之情，鼓励他们英勇作战。各族人民立即响应，掀起了慰问志愿军的热潮。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慰问志愿军。全国各族人民，各界人民深入朝鲜前后方各地区慰问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大大鼓舞了中朝军队的战斗意志，增进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增强了反对美军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胜利信念。

第四，为把人民群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群众性的订立爱国公约活动，是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新创造。这一群众性运动从1950年11月开始，翌年2月2日由党中央向全国进行推广。在各级政府和抗美援朝总会各级分会组织下，全国掀起了订立爱国公约热潮。爱国公约内容主要是开展生产竞赛，优待烈、军属，反对美日单独媾和等。1951年10月仅据京、津、沪和河北省统计，有80%以上人民群众订立了爱国公约。为以实际行动支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6月1日发出号召，动员全国人民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至1952年5月底运动结束时，各界人民捐款总额达人民币5.565亿元，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时任西安香玉剧社社长的常香玉，在积极捐款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捐献一架战斗机。她立下一个决心：“用我的演出，用我的本事，用我的力量，用我的血汗捐献一架战斗机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为此，常香玉从1951年8月7日起率领剧团全体成员从西安出发，到全国各地义演，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义演，得到各地群众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得知此事后，高度赞扬常香玉的爱国行动，特地委派西北局三名干部与香玉剧社同行，帮忙协调义演工作。至1952年2月7日，仅半年时间里，香玉剧社一共演出178场，观众达30多万人次。一年所得15亿余元的旧币，超额完成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同时，全国人民还积极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及爱国丰产等运动。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全国许多工厂夜以继日为志愿军生产军需物品，武器弹药，竭尽全力保障前线物资供给。

人民大众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激发下，爆发出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无穷的物质力量。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军事思想在抗美援朝中进一步发挥

在中朝两国人民挫败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中，除两国政府和人民团结斗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他不但以身示范、支持长子毛岸英作为志愿军第一批入朝部队一员到达最前线，而且他本人作为世界公认、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始终为朝鲜战场的胜利运筹帷幄、殚精竭虑，功不可没。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发给前线彭德怀、邓华等指挥人员和机关的长篇电报，就有188封。他将中华民族几千年军事文化和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相结合，转化为指导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系统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人民军队打败国内外异常凶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根本指引。”

如果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前还处于探索和趋向成熟时期，那么在解放战争时期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时他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现实作战指挥经验，善于指挥，而且善于著述，写成系列军事专著，其中六篇最为著名：《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前毛泽东并不十分在意研读《孙子》等军事著作，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进行了专门系统研究。仅在《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中，就三次提到《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见这时，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认真系统地研究了中华文化中的“兵学”或“军事学”，注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军事文化相结合。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讲，直到1936年，他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时候，“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看来，毛泽东系统研究军事学是在1936年左右。

正如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所说，“《孙子》写得好，……比《战争论》更年轻，不像后者，强调暴力无限，显得更有节制。如果早读《孙子》，两次大战，不会那么惨”“正是在核武器时代，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作为军事大国崛起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孙子》，需要它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学者也指出《孙子》与毛泽东的联系：“抗战后，美国帮助蒋介石，蒋介石败在毛泽东的手下，兵败如山倒。韩战、越战，美国吃了亏，后边也是毛泽东。”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前线指挥者彭德怀、邓华等将帅后面，实际上站着毛泽东。整个抗美援朝的战略战术，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

第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精心部署“诱敌深入”“打歼灭战”。

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战役进行了精心设计，几天内就给彭德怀等指挥官发去50多封长篇电报，进行战略战术的详细指导，体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兵法原则与现代战争的结合。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入朝，原计划先有一个部署防御阶段。然而，21日毛泽东发现：“截至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仅一小时后，毛泽东又发电报强调：“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几封电报的布点，设计了一个极大的包围圈，毛泽东23日电报要求把这个包围圈的口袋张开、张大，让更多敌人进入我们的埋伏，打大歼灭战：“请速令四十军主力即在温井地区隐蔽集结，以一部控制熙川，不要去云山宁边与敌过早接触。三十九军即在龟城地区集结，亦不要去泰川。该两军侦察部队不要到定州博川宁边球场去了，要注意避免和敌打响，要将熙川温井龟城一线以南地区让给敌人，诱敌深入，利于歼击。卅八军应迅速前进。”24日毛泽东电报：“请你们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敌人至今还不知道我情况。(请注意白头山制高点。)”25日，毛泽东电报：下令先打伪军，“至少歼灭其中三个师”。当日毛泽东又电报：指示三十九军“寻伪一师作战，与四十军卅八军配合，首先歼灭伪一伪六伪八等师，然后再打美英军。如伪一师与美英军在一起则暂时也不要打伪一师，待伪六伪八歼灭后寻机再打该敌”。整个战役中，这种诱敌深入的包围圈不断张开口袋，然后在适当时机收网。这样一张一合，奠定了歼敌致胜的基础。第一次战役10月25日开始，11月5日结束。志愿军首战告捷，歼敌1.5万，粉碎了麦克阿瑟吹嘘的所谓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翌年，中国人民将10月25日这一旗开得胜的日子，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第二，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聚歼敌军主力。

“围点打援”，发明者是中国东汉“云台28将”之一耿弇。耿弇就是用“围点打援”战术，协助刘秀攻城略地，收取46郡300余城，立下大功。“围点打援”或“围城打援”，可以理解为《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围魏救赵”的演化版，实质相同，即围攻敌之重要地点，调动敌人来援，以便歼灭来援之敌。“围点”是虚，“打援”是实;“围点”是作势，“打援”是目的。此战术优点是：我方有充分准备，主动;敌方不得不动，被动。我方可集中几倍至10倍的优势兵力对移动来援的敌军，进行压倒性歼灭。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总结了“围城打援”的经验，作为歼灭敌军的重要方法。他指出：“应采取围城打援办法。围城之目的不在得城，而在打援。集中七八倍于敌之兵力(例如集中四五个团打敌援兵一个至二个营)，每次事前均应有充分准备，不浪打，打则必胜。打时须用包围迂回，以期尽歼。”“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在抗美援朝战场，毛泽东鼓励更多运用这一战术，指导志愿军多次运用这种战术聚歼敌军主力。

第一次战役中，诱敌深入、旗开得胜之后，志愿军立即转入“围点打援”。10月28日，毛泽东电报设计了“围点打援”：“以一一八师及五十军一部围击伪七团于楚山桧木洞之间(请注意于两三天内包围而不歼灭，让其大唤大叫)吸引一、六、七、八等四个师北援，以便主力聚歼。”

在第二次战役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等电报中，也安排了“围点打援”的计划。毛泽东电报指出：“我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不但在下碣隅里地区将陆战第一团及其他数部增援队基本歼灭，而且在新兴里地区将美七师一个多团完全消灭。敌方在数日内可能增援的部队，只有两个李承晚师和美七师一个多团。如我军能将这些增援部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局上将起很大变化。”毛泽东建议：“将26军迅速南调，执行打援任务”“对柳潭里地区之敌，除歼灭其一部外，暂时保留一大部，围而不歼，让其日夜呼援，这样便可吸引援敌一定到来，使我有援可打。”翌日，毛泽东又发一电报强调：“固守部队“围而不歼”，以利钓鱼。”这里，围而不歼，是因为嫌敌量不够;令其呼援，敌军增援达到一定的量，才值得来一次像样的围歼的军事行动。

这一战略战术，震撼和动摇了美伪军的军心，使之丢魂丧胆，兵败如山倒，望风溃逃。“在朝鲜人民军与我国人民志愿军大举反攻的情况下，美侵略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XXXX军的第六师、第七师、第八师等部，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各该部残敌，均向南面狂奔逃命。……东线方面，被朝鲜人民军及我国人民志愿军在咸兴北面长津湖一带地区所切断和包围的美侵略军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两个师的主力，已被歼灭一大部分，残敌继续被歼击中。又咸兴向北面增援的敌军，已被数次击溃，并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

第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安排好休整补养，采取轮番作战原则。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本不是兵法术语，但历史上却常常将其用于养兵用兵。此语源出《礼记·杂记下》，孔子学生子贡观看人们年终腊祭的狂欢活动，孔子问他：“快乐吗?”自贡说：“一国的人简直都像疯子一样闹腾，有什么快乐的?”孔子说：“人们辛苦了一年，才得这么一天的滋润，其中欢乐你不懂啊!只让人们紧张而不让松弛，即使文王、武王也做不到;只让人们松弛而不要紧张，文王武王也不会这么做。有时紧张，有时松弛，劳逸结合，这才是文王武王治民之道啊!”这意味着对于民力、兵力都要注意有张有弛，重视休整，不可竭泽而渔、耗尽资源。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也指出：“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的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就强调：“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始终朝气蓬勃、斗志昂扬，与有效掌握张弛节奏，适当休整补养分不开。例如，第二次战役总方案中就包括休整计划，“整个战役准备打廿天左右，分为许多个大小作战，中间包括几次小修整，每次少者一天两天，多者三天四天，整顿队势，接着再打”。整训安排很具体：“只在两个战役之间做必要的休息整训。此种整训只要情况许可，在一个大战役之后，可以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情况许可则延长，不许可则缩短。部队整训宜在前线适当地点实施。打残破了的部队，可以在较安全的地点，但以在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由各军军部直接掌握和监督为有力。……此次作战规模很大，东西两线各军伤亡可能超过4万人，请高岗同志加速对新兵的征集训练工作，争取于12月中旬有几万人补入部队。”

第二战役结束后，鉴于九兵团三个军减员严重，毛泽东电报命令他们开回东北休整二至三个月：“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为了恢复元气，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提议该兵团在当前作战完全结束后整个开回东北，补充新兵，修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再开朝鲜作战。”中央军委还特地向彭德怀等“志司”领导人和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发电慰问，要求入朝作战以来战场伤亡失踪人数、冻死冻伤、病死及因病离队、在运动中炸死炸伤人数查明电告;特别询问九兵团是否都吃上饭了，衣被鞋子是否解决了，伤病员处理情况如何。体现党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为保证部队疲劳得到缓解，这种休息休整的环节干脆安排在第三次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在电报中指示：“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

根据志愿军部署，刚刚胜利完成第三次战役之后，急须缓解连续作战疲劳、补给作战物资的时机，敌军突然集结23万兵力，在大量飞机、坦克、火炮支援下，以机械化速度，迅速出动，沿200公里的战线发起全线反扑，打了志愿军“时间差”，占了一些便宜。志愿军不得不立即开始第四次战役。

根据敌军机械化程度高、撤退快、反扑快的特点，为使敌人无隙可乘，志愿军对“一张一弛”的节奏做了重要改进。1951年2月开始，志愿军开始实行“轮番作战”方针。中央军委决定增派志愿军入朝，以编组三番轮流作战的办法，保障作战部队的休整，保持了从容不迫的“张弛节奏”。由于采取“三班倒换”的轮番作战方案，始终保证前线作战部队精神饱满、斗志旺盛。这就结合中国特色和朝鲜作战具体实际，创造了爱兵、养兵、用兵的新经验、新战术。

第四，在战役关键点，善于运用“猛速动作”获取胜利。

《孙子·兵势第五》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guo)弩，节如发机。”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会把握险峻有利的优势和千钧一发的时机。险者，猛也;节者，快也;二者意蕴，迅猛也。军事行动的成功，譬如击打蚊虫，讲究出手的快捷、动作的迅猛。这种迅猛，就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造成“说时迟、那时快的感觉”。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把孙子兵法这一原理用活了。

在第一次战役中围点打援时，志愿军围定了伪七团，以伪七团吸引伪一、六、八师前来增援，以便将其歼灭。这是第一次战役的“关键之点”。毛泽东强调：“我三个军全部到齐并完成战役展开，如此则我攻击时猛速有力，保证歼敌。”1950年11月2日，毛泽东在指示三十八军立即攻占军隅里至新安州一带战略要地、隔断南北敌人联系的任务时，又说：“全局关键在于我卅八军全军以猛速动作攻占军隅里价川安州新安州一带，隔断南北敌人联系，并坚决歼灭北进的美军第二师，此是第一紧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他连连运用“猛速动作”提出要求，就是孙子兵法中强调的“其势险，其节短”的“猛速动作”。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军都领会毛泽东“猛速动作”的意蕴。特级侦察英雄杨育才，带领侦察班12人，奇袭敌军“白虎团”就是这样的“猛速动作”;黄继光在关键时刻用自己的胸脯堵住敌堡的枪眼，也是这样的“猛速动作”;杨根思在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时，毅然抱起炸药包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也是这样的“猛速动作”。正是靠这些英雄们各种各样的“猛速动作”，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垮震慑了侵略者，取得了抗美援朝并最终胜利，为国内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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