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第一坝的两次决策

197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7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案头对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寥寥数语，敲定了这项横跨18年的重大工程——万里长江第一坝的命运。4天后，葛洲坝工程正式拉开建设序幕。

工程缘起

为什么要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这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会议结束后，3月30日，毛泽东乘“江峡”轮对三峡工程进行了实地考察，擘画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蓝图。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视察三峡

此后，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简称“长办”，设在武汉)牵头对三峡工程进行了规划设计，确定了三斗坪为三峡大坝坝址，放弃了美国人最初提出的南津关坝址。坝址上移，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要损失十多米水头，相当于损失一个装机容量200多万千瓦的电站；二是三斗坪下游至南津关一段38公里的峡江航道条件难以改善，将成为发展川江航运的梗阻点，严重影响航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确定采取两级开发方案，即在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在南津关下游约2.3公里处建三峡工程的配套工程葛洲坝，用以收回那失去的十多米水头，控制三峡电站尾水位的变化。据此，长办等单位编制了葛洲坝工程初步设计。葛洲坝位于长江之中，它和西坝将三峡出口处豁然开阔的2200多米宽的江面分割为大江、二江和三江。洪水期三条江道同时泄洪，枯水期大江过水，二江、三江断流。工程设计利用这种天然的优势，把大坝建筑在两个小岛和三股江流上，因大坝中轴线穿过葛洲坝岛，工程即以此命名。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加之中苏关系恶化，三峡工程没能按原计划建设，葛洲坝工程也相应搁置。但毛泽东对三峡工程仍十分关注，一些关键性问题经常在他脑海里萦绕：一是这样大的投资，国力能不能承受；二是如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三是防空问题，特别是防原子弹。于是，完善了建设三峡工程十二字方针——“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有利无弊”。

1969年10月，毛泽东视察武汉。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原省长)向他报告，为改善三线建设供电和川江航运，请求兴建三峡工程。但是这年春，中苏间发生边境冲突，毛泽东认为要准备打仗，明确表态：“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并幽默地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200亿立方水，怕不怕？”

修建三峡工程虽未能得到毛泽东首肯，但“一石激起千重浪”。1970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讲到三峡工程时动情地说，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伟大理想，如果我们不在他的有生之年来建设这项工程，我们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他又说，全面上马三峡工程时机似乎还不成熟，但要想出一个积极的方案来。

被周恩来点名参加计划会议的长办主任林一山，研究长江20多年。他回到武汉后，连夜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想出一个积极的方案来”，成为长办热议的话题。技术员邱忠恩大胆提出建议：既然短期内上不了三峡工程，不如停掉正准备兴建的清江隔河岩(湖北长阳境内)水电站项目，把人力、物力调去兴建葛洲坝。但以林一山为代表的主流意见是，先建三峡工程，再建葛洲坝。因为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先建葛洲坝，必然增加建设难度：一是没有三峡大坝调节洪水，葛洲坝工程设计泄洪流量会大大增加；二是发电装机容量比原设计加大；三是施工导流、截流复杂性增加，围堰的施工量增加；四是航道情况不一样，船闸适应能力需要增强。此外，葛洲坝地质条件较差，勘测、试验研究的工作深度远远不够，地基处理难度相当大。

由于邱忠恩的建议是反其道而行之，故在长办内部不受重视。邱忠恩认为自己的想法有可行性，就直接写信给分管国家计划工作的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余秋里。

决策上马

事情由此出现转机。余秋里认为邱忠恩提了一个新思路，当即把信批转给水电部。邱忠恩的建议立即得到水电部革委会副主任钱正英的积极支持，湖北省方面张体学也举双手赞成。于是，水电部通知长办，要求1970年4月底前提出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要点报告。这样，作为三峡工程配套工程的葛洲坝，单独进入国家决策层面。

5月30日，水电部向国务院呈送《关于停建鄂西清江水电站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报告》。次日，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听取水电部关于葛洲坝设计方案的汇报，原则同意先不建隔河岩水电站，提前兴建葛洲坝工程。6月上旬，周恩来听取兴建葛洲坝工程方案的汇报，认为在三峡大坝建设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先建低坝基本可行，指示要尽快拿出葛洲坝的初步设计方案。9月，水电部、长办提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10月30日，武汉军区、湖北省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上报《关于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请求将葛洲坝工程列入“四五”计划。

兹事体大。11月初，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张体学专程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程建设事宜。曾思玉汇报说：“在宜昌上游葛洲坝修建长江第一坝，建设大型低水头发电站。而后各方面条件具备了，可在三峡三斗坪兴建高坝发电站。”张体学补充道：“思玉同志和我带专家到葛洲坝进行过现场勘察，我们一致认为葛洲坝兴建低水头发电站较有把握。”

毛泽东在认真听取方案的详细汇报后表态：“赞成兴建此坝。你们要向周总理请示报告。望你们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短江’，要做到‘三救’：救船、救木、救鱼。”

在毛泽东作出“赞成兴建此坝”指示后，葛洲坝工程决策进度加快。12月1日，李先念、李德生听取葛洲坝工程布置、主要技术总量和施工亟须解决事宜的汇报，要求武汉军区、湖北省、水电部联合上报《关于长江葛洲坝工程几个技术问题的落实情况》。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的汇报。会议原则同意兴建葛洲坝工程，并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呈毛泽东主席审批。

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附信中写道：“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登奎、德生均参加)与曾思玉、张体学、林一山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

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生日当天，正式作出了那段贯穿工程始终的批示。随即，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0〕7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决定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指出：“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毛泽东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

毛泽东作出批示后，周恩来连夜召集有关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详细研究，指出：“毛主席批了，我们的担子就更重了。一定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精心校正。自然界非常复杂，要不断加深对它的认识，不断修改完善设计方案。”还特地提醒对上马葛洲坝工程持保留意见的林一山：“要从组织原则出发，密切做好配合工作。”林一山当即表示：“中央已经同意了，我们全力以赴。”

武汉军区派飞机将中央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批复文件空运到葛洲坝工地。1970年12月30日，在毛泽东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誓师大会隆重举行。为纪念毛泽东1958年3月30日乘轮视察三峡，葛洲坝工程命名为“三三〇工程”。三三〇工程指挥长张体学为葛洲坝工程坝基挖了第一锹土。参加建设的基建工程兵、民兵共计10万建设大军，他们喊着号子：“小扁担，三尺三，千担万担不歇肩，为了建成大围堰，一担挑走两座山。”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完成一期工程上下游围堰建设。

1970年12月30日，长江三三〇工程开工誓师大会现场

暂停工程

葛洲坝工程采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大会战方式推进，建设中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1971年春，交通部向国务院报告：“兴建葛洲坝，通航问题严重！长江水运断了不得了！”

4月28日，国务院听取葛洲坝工程建设情况汇报，李先念明确指出：“发电、航运必须兼顾。宁肯少发十万千瓦电，也要保证通航。”接着，有关部门和水电专家对设计方案进行集中讨论，最后形成《关于葛洲坝枢纽布置修改方案的报告》。6月23日，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上述报告，他说：“搞水利太急不行，太急容易出乱子。二十多年来，多次犯急躁情绪，屡犯屡改，屡改屡犯。”又问林一山：“你说，断航了怎么办？”林一山答：“我认为不会。”并说明其理由，还说已作了方案。周恩来强调：“你们的方案作为草案，文件要留有余地。”

此时，葛洲坝大坝混凝土浇筑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已浇筑的混凝土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坝体多处出现裂纹、麻面、蜂窝，甚至有贯通的“狗洞”。已罹患癌症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72年10月派出由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牵头的工作组，现场检查工程设计和施工问题。工作组回京后，向国务院如实汇报了从设计方案到施工质量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11月8日，他强忍病痛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开会，研究解决葛洲坝工程的问题。护士一次次地给他送止痛药，在场的领导一遍遍恳请他休息，他却坚持说：“问题没有议透，我怎么能够中途退场。”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晚上9时。周恩来说：“葛洲坝是个大工程。我们当时没有决定马上开工，而你们却突击开工了，我们也只好同意。你们只看了毛主席批示的第一句话，根本没有看后面的话。你们这样行动，我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

建设中的葛洲坝工程

张体学主动站出来检讨：“我们回去鼓干劲，一定把工程做好，做不好，就把我的脑袋杀了，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说：“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要杀头我们一起杀头，先杀我周恩来的头。先要把方向找对，然后才能鼓干劲。”张体学襟怀坦白，回湖北后，原原本本地把周恩来的批评以文件形式下发到工程基层。

11月9日，周恩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葛洲坝工程问题，他动情地说：“解放后我最关心的两件事，一是上天(两弹一星)，一是水利。建国二十多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如果不成功，是要载入党史的问题。”与会者众说纷纭，周恩来缓缓地说：“既然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我说得停下来。”接着，他宣布由林一山牵头，张体学、钱正英、王英先、马耀骥、沈鸿、谢北一、袁宝华、廉荣禄等人参加，重新论证葛洲坝工程的建设方案，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9人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核心问题，是没有按基建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太粗，施工准备不足；但把这些问题解决后，工程的经济效益依然可观，也有把握建成，因此提议停工两年，重新设计。

11月21日，周恩来抱病再次听取汇报，着重指出：“毛主席在批示中写了‘赞成兴建此坝’，又写了‘要准备修改设计’，现在是‘修改设计’的时候了！”他代表国务院正式决定：葛洲坝工程立即停工，重新设计，在批准设计后方可复工。同时指定上述9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具体修改设计工作由长办全面承担。周恩来特别强调：“搞好了葛洲坝就是大成功，葛洲坝要成为三峡大坝的试验坝。”根据钱正英的建议，决定撤销三三〇工程指挥部，成立三三〇工程局。

周恩来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采取措施的报告》中写道：“葛洲坝工程的最大错误，是性子急了，没有搞好科研、设计，就仓促上马，盲目施工。同时工程质量粗糙，有的必须炸掉重建，造成了很大浪费。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把工程暂停下来，集中力量，抓紧进行科研和设计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整顿施工队伍，做好下一步施工准备。”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

修改设计

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此前“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混乱状态。从1972年11月到1982年1月，委员会共召开13次全体会议，审查修改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总图及单项工程方案，对工程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及时作出决策。长办承担了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的具体工作，与施工单位、制造厂家、高校院所专家以及一线船长们紧密协作，开展了大量实船试验、原型观测、水工泥沙试验，召开数十场技术座谈会，逐一攻克了建筑物消能防冲、大型金属结构设计、复杂地基处理等一个个技术难关，一期工程修改设计的重大技术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通航问题是修改设计中的核心难点。交通部门提出，葛洲坝船闸最大水位差达到27米水头，当时国内没有可参考的案例，唯一具有借鉴价值的，是美国田纳西河上水头30米的新威尔森船闸。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周恩来在会见时专门提出，中国希望派考察团赴美，对河流大坝和船闸进行全面考察，基辛格当即表示同意。

水利考察团由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等5个部门共10人组成，在美国历时8个星期，考察了26座已建和在建的大坝与船闸。经多方沟通，美方还提供了田纳西河相关船闸工程的完整设计图纸，通过海运寄到中国。考察团回国后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最终形成结论：葛洲坝工程的通航问题，参考美方经验结合国内技术攻关，完全可以解决。

为解决通航水流问题，设计团队在鄱阳湖口开展了多次实船模拟试验，发现泡漩会影响船队进入三江航道口门。为了查明泡旋对航行的影响，长办和相关单位反复开展实地调查、航行试验与水工模型验证，最终确定通过河道整治，完全可以改善南津关航道的水流条件。

针对泥沙淤积、航道阻塞的核心难题，设计人员经过上百次反复试验，最终探索出“静水通航，动水冲沙”的解决方案：在大坝两端建两座大型冲沙闸和两道与水流平行的防淤堤，让大江、三江船闸的进口航道与长江主泓分开，形成平稳的人工运河，减少航道淤积；冲沙闸平时关闭保持航道平稳，每年汛后根据淤积情况开闸冲沙，彻底解决航道淤堵问题。

到1973年底，修改设计方案基本完成。1974年3月，国家建委革委会主任谷牧受周恩来委托，到葛洲坝工地现场调研，审查修改后的初步设计方案。9月，根据国务院指示，由谷牧主持，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葛洲坝工程座谈会，技术委员会成员及相关单位代表共28人与会，最终认定：修改设计的重大问题已基本解决，复工条件已经具备。10月，周恩来批准葛洲坝工程恢复施工。

葛洲坝虽然复工，但工程设计仍在持续优化完善。1975年，长办将装机数量从原先的13台扩充至17台，除1、2号机组维持17万千瓦单机容量外，其余15台机组均改为12.5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221.5万千瓦。1982年，大江电站初步设计补充报告获批，再增设4台12.5万千瓦机组，最终工程总装机容量锁定为271.5万千瓦。

坝锁大江

葛洲坝工程复工后，施工全面走上正轨，随着工程进度加快，建设所需的资金、材料、设备也出现了短缺。李先念多次作出批示，要求确保工程所需钢材、木材、水泥“三材”供应，“让葛洲坝工程‘吃饱喝足’！”根据李先念的指示，国家计委、建委、水电部专门召开19个部委负责人专题会议，全力保障葛洲坝工程的建设物资与资金需求。

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初定于1980年底实施。1980年7月，邓小平到葛洲坝视察，听取了工程局局长廉荣禄关于枢纽布置、施工及截流准备情况的汇报，实地察看了2号船闸、二江电站厂房、三江防淤堤。他勉励现场建设者：“你们要保证今年年底截流、明年七一发电啊！”廉荣禄当即表态：“我们一定要用横锁长江的捷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邓小平还特别叮嘱，一定要把葛洲坝的成功经验，完整带到后续的三峡工程建设中去。

1980年10月上旬，国家建委、水电部、交通部联合在葛洲坝工地召开截流前中间验收会议，正式同意1980年冬实施大江截流。截流前夕，国务院主要领导于1981年元旦飞赴宜昌，到工地实地考察工程质量、截流准备与通航安全保障工作，现场拍板批准大江截流正式启动。1月3日，大江截流正式开始。当大坝龙口只剩20米宽时，滔滔江水咆哮而下，25吨重的混凝土四面体一投下去，瞬间就像树叶一样被激流冲走。建设者们反复投送、反复被冲，持续两个多小时，合龙毫无进展。关键时刻，工程技术人员想出了办法：用粗钢丝绳将4个25吨重的混凝土四面体连成“葡萄串”，两岸同时起吊，将两组共重200吨的“葡萄串”同步投入龙口。巨大的混凝土块在激流中稳稳扎住，冲天水柱落下后，龙口终于被牢牢锁住。1月4日20时许，大江截流胜利合龙。

一期工程建成的船闸、冲沙闸、电站、泄水闸等五大建筑，构成了40余米高的大坝，横跨二江、三江，与大江截流戗堤一道，将万里长江拦腰斩断。奔腾千年的江水，从二江泄水闸平稳奔涌而下，长江的命运，自此迎来了全新的转折。

6月15日，葛洲坝进行试通航，当时长江洪水流量达到6万立方米每秒，船只通过三江船闸时平稳异常，一碗水放在甲板上都纹丝不动。三江建有2、3号两座船闸，2号船闸可通过万吨级大型船队，3号船闸可通过3000吨以下的客货轮。6月27日，三江航道正式通航，3号船闸投入运行。葛洲坝上游水位抬高20米，此前被称为“鬼门关”的西陵江段展宽变深，20多处暗礁险滩尽数沉入水底，长江三峡的航运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7月30日，二江电站首台17万千瓦机组正式投入运行。1981年7月，长江上游遭遇1896年以来的最大洪水，洪峰流量达7.2万立方米每秒，葛洲坝工程安然无恙，稳稳扛住了百年一遇的洪水考验。

同年12月，一期工程基本完成。1982年，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到1988年12月6日，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运行，葛洲坝工程全线建成。最终，葛洲坝电站总装机容量达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141亿度，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七省一市，点亮了千家万户的灯火。建成后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不仅兼具发电、改善峡江航道、防洪调蓄等核心功能，坝顶还贯通了铁路、公路与人行道，成为一座横跨长江南北的交通枢纽。更重要的是，它为后续三峡工程的建设，积累了全套的设计、施工、管理经验，锻炼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水利建设队伍，真正实现了当年“三峡工程实战准备坝”的定位。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鸟瞰

从1970年开工到1988年全面建成，18年风雨兼程，葛洲坝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坝”，最终稳稳矗立在大江之上，成为新中国水利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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