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返延安的陈独秀，拒绝了毛主席的“三条件”……

博古处理陈独秀事件

秦邦宪在长江局工作过程中碰到一件很棘手的事，就是处理陈独秀的问题。在大革命的后期，由于犯了右倾错误，陈独秀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来他陷入托陈取消主义泥坑，不接受党对他们的教育和挽救，公开反对六大路线，拥护托洛茨基，为此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以“危害民国”罪，被国民党当局判处13年徒刑。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交涉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浪潮下，8月21日，陈独秀从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被释放出来。出狱后，一些人拉他去美国写自传，被他拒绝了。蒋介石打算让他再另组织一个共产党，以便与中共分庭抗礼，还答应给他10万元活动经费，同时在国民参政会上，给他五个名额，均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陈独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左一)等

陈独秀还是怀念共产党，希望能回到党内来。当时他对中共中央的态度还不大清楚，想找个人先搭搭桥，摸摸底。于是他找到了过去托派中央组织部部长罗汉，请他向中共南京代表陈述，表示愿意回到党领导下工作。罗汉立即向中共南京代表秦邦宪、叶剑英等转达了陈独秀的要求。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都感到这件事关系重大，必须向中央请示决定，便让罗汉直接去延安，与中央领导面谈。

1937年春，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

罗汉走了以后，陈独秀又托人向中共中央代表致意，说他已经与托派决裂，希望与中共中央代表面谈，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秦邦宪、叶剑英与陈独秀见了面，在交谈中向陈独秀提出，应当声明脱离托派并表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还告诫他托派已沦为汉奸，如果不公开反对托派，其他问题都谈不上。陈独秀当即表明他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对托派问题不肯明确表态。过了一段时间，陈独秀又托人来谈，希望与叶剑英再见一面。这时秦邦宪、叶剑英已经接到张闻天、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提出对托派分子要求回来的几条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

叶剑英在与陈独秀交谈中，根据这一精神向陈独秀提出了要求。此时，罗汉、李侠公已经到达西安，向林伯渠转告秦邦宪、叶剑英的意见。林伯渠立即向张闻天、毛泽东去电请示。张、毛来电，同意他们去延安面谈。由于大雨，交通受阻，没能成行。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林伯渠关于中央处理托派问题的几项原则，由林伯渠向罗汉等进行转达。

1937年，秦邦宪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罗汉从西安回到南京和秦邦宪、叶剑英见了面。秦邦宪告诉罗汉：“本想到武汉去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以前与陈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无论直接间接的交谈，都有闹翻的危险。最好候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或者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回武汉，他自然能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秦邦宪还恐怕“三条件”会引起陈独秀的反感，嘱咐罗汉不妨口头传达。

陈独秀得知中央的条件后，很为不满地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于是，他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给罗汉转交秦邦宪、叶剑英，作为他的答复。秦邦宪认为陈独秀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写的路线“并无不合”，等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独秀交换意见，使问题处理尽量完满些。

张云逸、叶剑英、陈绍禹、秦邦宪、周恩来、曾山、项英(左起)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秦邦宪预料。11月27日，陈绍禹、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中央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陈绍禹、康生参加讨论了陈独秀要求回到共产党队伍来的问题，毛泽东觉得中国托派不能与苏联托派相提并论，可以考虑与陈独秀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便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然而，陈绍禹听到这个消息就大为恼火，他说我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斯大林正在反对托派，怎么能和托派联合呢？他提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甚至用了“汉奸”“托匪”“杀人犯”等词语来说托派。他还毫无根据地说陈独秀每月拿着日本人300元的津贴，是汉奸。紧接着，康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诬陷陈独秀与上海的日本侦特机关合作。

1938年3月16日，武汉的各家报纸刊登了傅斯年、张西曼等9位知名人士为陈独秀打抱不平的文章。张西曼还写信给《新华日报》为陈独秀辩护。陈绍禹是《新华日报》董事长，《新华日报》从3月17日到20日，就陈独秀是不是汉奸问题连续发表了四篇短评，批评傅斯年、张西曼等人的意见。陈独秀见报后十分气愤，3月17日，他公开写信给《新华日报》，说：“……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在政府机关未判定是否汉奸以前，任何私人无权决定他们为汉奸，更不容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手段。”

新四军军长叶挺(左三)、副军长项英(左四)、参谋长张云逸(左二)、副参谋长周子昆(左一)和曾山(左五)在武汉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秦邦宪等也感到十分棘手。为了平息争论，3月20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三人的联名信：

九月初，陈氏出狱后托罗汉来谈：陈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我们因陈为中国托派之领袖，事关重大，应与中共中央商谈决定，故嘱罗汉赴陕。罗离京后，陈又托李先生来谈：陈氏已与托派决裂，极欲一见。我们以陈未公开表示政治立场，认为未便于工作。李先生说：陈氏正欲面向我们声明政治立场，故有秦邦宪、叶剑英与陈氏之见面。当时我们要求陈氏表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及脱离托派。并告以托派已成为汉奸，如不公开反对托派一切均说不上。陈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对托派不明确表态。事后陈又托人来说：因李在座，未便无顾忌的说话，要求剑英再和他见面。会见时，剑英曾要求陈氏公开向全国表示三点：对抗战的态度，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及公开的反对托派之理论与行动，但陈始终不曾实践。罗汉在陕及返京时，两处均以中共中央的三条件书面交罗，并说明在上述三条件实现后方能考虑其他关系问题。且再三向罗汉说：托派已成日寇工具之汉奸组织，陈氏必须坚决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作为先于一切的条件。当时陈已赴汉，必武在汉见陈亦为督促陈氏实行此项条件。然而，陈氏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汉奸之理论及行动，及坦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是三次与陈会见，再三要求陈氏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反对托派汉奸行为及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经过，特请加以披露为荷。

叶剑英、秦邦宪、董必武

三月十九日

以后，周恩来也曾多次请陈独秀到延安去，但都被陈独秀拒绝了。

来源：吴葆朴 李志英著《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