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加拿大女医生简·陶

校庆聚会时，遇到了退休多年的老上级卜兰德。她是历史学家，曾任滑铁卢大学副校长。得知我近年来致力于挖掘中加两国民间交流史，她提醒道：“彦，你为何不研究一下Jean Isabelle Dow呢？据我所知，她是加拿大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女医生，在河南乡村服务了一辈子，很值得你关注啊！”

Jean Isabelle Dow？这位女性的芳名，我从未注意过。在中文网络上草草搜索了一下，看她是否与许多西方传教士一样，也有个优雅的中文名字。然而，与她的生命轨迹相关的，有几个不同的中文名字，譬如登美百、科玉贞，还有窦大夫，究竟哪个才是她呢？也许是年代久远、资料缺乏之故，中文网络上有关豫北传教士的几篇综述性文章，凡是提到那些可能是她的名字时，皆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未留下更多信息可供捕捉。无奈，只好再次采取我一贯的笨拙手法，去浩瀚的英文史海中撒网，探索这位神秘女性了。

为行文方便，我暂且根据英文发音，把这位女医生的姓名译为简·陶。

01

加拿大土地广袤，但简·陶的故乡，距我家算得上近在咫尺，相距仅几十公里。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早晨，我沿着宽阔的泓河，在连绵起伏的印第安原野上驱车北行，很快便驰入了那座宁静的小镇福阁司(Fergus)。

小镇远离通衢闹市，仅有两万多人口，依旧保留着加拿大的传统风貌。没有高楼大厦遮蔽视野，那座屹立在街头的红砖教堂，便显得分外巍峨。据悉，当年这座教堂的父老乡亲，曾集资奉献善款，派遣简·陶前往中国传教。我拾级而上，推开了那道厚重的木门。宽敞的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赞美诗的乐曲在天花板下悠悠地回荡。观众席上空无一人。仅在最前排中央，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垂首祈祷。明明是做礼拜的时间，教堂竟门可罗雀。日渐衰落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犯罪率逐年攀升、光怪陆离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已成鲜明对比。

沉思间，迎面走来了一位白人男士。他是退休不久的工程师，眼下在教堂里做义工。我说明来意。他带我穿越迷宫式的教堂，迈入了一间展室。墙上悬挂着一排排镜框。在众多黑白照片中，一眼便看到那个清纯高雅的形象，气质如兰，颇似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

那幅肖像照摄于1895年夏天。在多伦多市中心一座大楼里，简·陶正在与“加拿大女子传教协会”的朋友们告别。据当事者的回忆：“出席那次活动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个形象。阳光从她背后的落地窗洒入，照亮了她金色的柔发，在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庞上形成了一道光环。她的美丽浑然天成，毫无矫饰，肤色如象牙般光滑细腻，一双感情充沛的深棕色眼睛，闪烁出变幻莫测的光芒，令人着迷神往。展现给众人的，是一位沉静坚毅、朝气蓬勃的高贵女性。”

简·陶(摄于1895年)

那年夏天，简·陶刚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芳龄25。那个时代，女医生属凤毛麟角。毕业典礼上，台下的男生一片赞叹：“噢，简！没想到她真成功了！”

从这所录取和培训都极为严苛的医学院毕业，难于上青天。同一所校门里走出来的校友，且为中国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有白求恩、布朗、麦克卢尔、夏理逊等名扬海内外的白衣战士。但比他们早毕业好几十年，先期踏上华夏大地，并长眠于殷墟故址、黄土陇中的这位女校友，却鲜为人知。

02

无缘前往豫北寻找埋葬着简·陶尸骨的地方，但我看到了一块墓碑静静地矗立在她故乡的墓园里。墓碑上刻着的，是两个人的名字和简介。一个是“简·陶，1870年6月26日生于福阁司，1927年1月17日死于北京，为中国河南妇女服务了31年的深受爱戴的医生。”另一个名字是她早夭弟弟的。显然，在这片墓园里，亲友们为这个远行不归的女儿，留下了供后人凭吊的一隅。

看到简·陶的生日，我心头一颤，想起了我们这代人都熟悉的“六二六指示”。20世纪60年代，那个胸怀天下的伟人曾在这个日子里发出了号召，动员医务人员到农村去，为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人口服务。虽系巧合，但冥冥中，孰知一切不是天意？

夫妻合用一块墓碑，屡见不鲜。但姐弟合用的，我还是头回遇到。

加拿大一座墓园里的简·陶和她弟弟的墓碑

据资料统计，早年赴华的北美女传教士，大多来自偏僻乡镇。她们的成长环境封闭狭窄，教堂几乎成了唯一的社交场所。因此，选择去海外传教，不仅是她们纯朴虔诚的信仰，也是为不在传统生活中消磨生命提供一个逃离琐碎平庸的契机。然而，与不少赴华女传教士不同的是，简·陶并非底层女性。她的父亲在小镇拥有举足轻重的教堂“长老”身份。他们所居住的由苏格兰移民建造的豪宅，被当地人誉为“典范”——室外花木葱茏，森林环绕，室内拥有一座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八个子女中，简·陶排行第五，自幼矜持羞涩，但天资聪颖过人。年仅15岁时，她就取得了教师资格证书，在父亲开办的“陶氏学校”里开始执教。据说，这个亭亭玉立、仪态端庄的年轻姑娘，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都会引来惊羡的目光。

不难推测，假如她留在加拿大，定能度过鲜花着锦的一生。然而，人们都未料到，简·陶拿到医学院的毕业证书后，却选择了一条坎坷艰辛之路——远赴异国他乡当传教士。

当年，由“加拿大女子传教协会”出资派遣的女性，必须是单身。倘若嫁了人，便会从协会中除名。有不少年轻漂亮、性情温顺的女传教士在抵达中国后不久，便纷纷嫁人，升格为“牧师夫人”，或是“医生太太”，从此过上了在中国有仆役服侍、回国则备受尊崇的“上流人”生活。而那些至老未婚的女传教士，却往往被视为“缺乏魅力”的女性。

为何像简·陶这样才貌超群的女子，竟没有遇到一位心仪的男子，愿与她携手，共度人生？抑或她宁愿终身不嫁，以保持她极为珍视的“独立女性”身份？

03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自西半球的人们，乘着传播神圣理念的大潮，纷纷涌入中国。沿海地区的通商口岸、繁华都市，多被捷足先登的英美传教士占据了。

1887年秋天，黄河决口，洪灾泛滥，哀鸿遍野。消息传至加拿大后，基督教长老会总部及时捐出一笔救济款，派人前往豫北赈灾，以期寻找传教的突破口。第二年，7个加拿大人一路跋涉，从山东进入豫北，试图在那块贫瘠落后的黄土地上，开拓立锥之地。带领这支小小队伍的，是个身材瘦削的牧师，中文名字叫古约翰(Johnathan Goforth)。大家风餐露宿，与臭虫跳蚤为伍，他们的热心却遭到了冷眼，屡屡被乡绅驱逐，遭土匪抢劫，受丐帮敲诈。这支队伍虽受尽挫折，却坚韧不拔。他们的执着，赢得了加拿大同行的赞叹，因此获得“河南七贤”的美誉。

寸步难行时，转机出现了。年底某日，在好奇的人群围观下，队伍里那位年轻的医生在露天院落里为一个双目失明的周姓老人治好了白内障。接下来，在三个星期内，他一共治愈了280个蜂拥而至的患者，声名大噪。

“古约翰们”恍然悟到，中国人是注重实际的民族。一千个夜晚的空谈，也抵不上一次“重见光明”的神迹。于是，用医疗打头阵，辅以说教，便成了新的传教模式。赢得民心后，加拿大人得以在楚旺镇建立了一家简陋的教堂，附带着一个小诊所。

第一个掌管诊所的医生，是“河南七贤”之一的威廉·麦克卢尔(William McClure)。他的中文名字是罗维灵。我曾撰写过一篇记叙文《白求恩的“老乡”麦克卢尔医生》。那篇文章的主人公，恰是罗维灵医生的独子罗明远。

楚旺的小诊所，是用砖头和土坯垒砌的几间茅草房，内有一间诊室、一间手术室、一间药房，外加几间仅有土炕、连被褥枕头都没有的寒酸的病房。手术室的顶棚是秫秸杆编的，手术台是一块架起的木板，病人头下枕的，则是一块砖。然而，患者从四面八方涌入了小镇。诊所开张一年内，罗维灵医生共做了560多例手术。但他发现，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妇女根本无法接受男医生的治疗，何况是金发碧眼的“洋鬼子”。在妇婴死亡率极高的乡间，若能拥有一位女医生，无疑会大大提高教会的吸引力。

其实，简·陶并非第一个抵达豫北的女医生。在她之前，曾有一位叫露辛达·葛兰哈姆(Lucinda Graham)的年轻女医生，于1892年就到了豫北。消息传出后，大批女患者前来楚旺求医。遗憾的是，不到两年，露辛达便染上瘟疫去世了。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中，接替她的简·陶乘坐着远洋轮船，靠近了吴淞口。那时，铁路在中国大地上才出现不久，尚未通往闭塞的豫北。所以，她只能转乘汽船先赴天津塘沽，再改坐木舟在大运河与卫河上晃荡了三个星期，才终于踏上了豫北大地。

简·陶首先面临的挑战，是攻克中文这道难关。许多传教士深感苦恼的语言问题，似乎并没吓倒这位天资聪颖的女医生。她跟随一位乡间塾师(这位塾师是“范先生”还是“樊先生”已无从考证，姑且下文都称“范先生”)，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河南话及汉字的读写。此外，在罗维灵医生的培训下，她不仅掌握了与医学术语相对应的中文词汇，还熟悉了在当地猖獗肆虐的流行病，譬如天花、痢疾、斑疹伤寒，还有置露辛达于死地的霍乱。两年多后，简·陶开始为妇女治病，第一个月就为400名患者做了治疗。据说，她的身旁常常围满了与她闲聊的妇女，除了家长里短，她也为那些足不出户的农村妇女带去了梦想。

罗维灵医生曾感叹：“虽然中文这种表意文字难学得令人恐惧，她却很快就掌握了一口流利的中文。如果有人在门外听到她和女病人谈话，只听声音，而看不到脸的话，就会断定那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女性在讲话！”

尽管白天的工作十分疲劳，简·陶却常在夜晚降临时，弹奏着风琴，教那些聚在小院里的儿童歌唱。大字不识的乡下孩子们，在她的调教下，不但学会了识五线谱，还一传十，十传百地教会了镇上的其他孩子们。在写给加拿大朋友的信中，简·陶曾这样说：“学习中文的经历，为我的英语舌头松了绑。”换言之，在故乡时沉默寡言的女医生，来到陌生的黄土地上，反而变成了一个爽朗健谈的人。是什么导致了她这种变化呢？

04

简·陶抵达楚旺五年之后，1900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导致数千名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丧生，厄运当然也波及了豫北，不少加拿大传教士都留下了惨痛记忆。这年豫北遭遇大旱，庄稼枯死在田中。楚旺镇上风传，有人看到在洋人新盖的小楼中，有个洋女人手拿白布一挥一挥地，是女巫在做法术撵走了天空中的云彩，导致了干旱无雨。他们并不清楚，那是牧师太太们在擦窗玻璃。数千人冲入教堂和诊所，一通打砸抢。好在简·陶等人及时逃走，躲在了一个中国妇女家中，直到夜深人静，暴民散去后，才匆匆乘坐马车，逃往一百里外的豫北重镇彰德府(今安阳)。传教士们决定南下，抵达襄阳府后走水路去上海。他们雇佣了十辆牛车，仓皇逃出豫北。然而过了黄河，行至南阳时，却遭遇了堵截追杀。据说，官府收到朝廷密令，凡是洋人，一律斩杀。

带队的古约翰向领头的暴民万般乞求无用，连吃数刀，瓜皮帽被砍碎了，血流满面，好在他命大，脑袋没被劈成两瓣儿。一位男医生用身体护住他新婚的妻子，结果自己被刺穿了手腕，削掉了膝盖，砍伤了腿脚……事后，古约翰曾作出反思：“义和团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德、俄、英、法、日等国想瓜分中国；然而中国人民知道，纯正的基督教传教士与这些侵略行为并无关系，虽然他们当中也不乏少数害群之马。中国老百姓觉得，这些标榜为基督教国家的政府良心泯灭，侵犯中国的主权，因此，他们误以为，拯救中国的办法，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外国人都赶出去。中国老百姓误以为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此把仇恨转嫁到了他们身上。”那年，简·陶30岁，她没有留下关于这次逃亡的文字，但在其他人的回忆录中提到，她曾撕碎自己的衬裙，为众人包扎伤口，并一路照料所有伤员。

逃离南阳后，大家在樊城乘坐小船，沿汉江漂到武汉，才算松了口气。抵达上海后，黄浦江边的码头上挤满了外国人。此时，简·陶决定回国休假，以便“除掉锈迹”。

是留在心灵上的斑斑锈迹吗？这种隐晦的表达，展示了女医生豁达的胸襟。尽管环境异常残酷，她却从未丧失对豫北百姓的怜悯与关爱。也许，刻印在她脑中的，是那个教了她两年多中文的“范先生”。当初，这位先生答应教中文时，曾与她有个君子协定，即绝不能要求他皈依洋教。在两年多的学习过程中，二人常进行探讨，但自始至终，这位先生都恪守着儒家学说，敬鬼神而远之。

那年夏天谣言四起时，范先生已病卧床榻，不久于人世。一片喧嚣中，他仍能保持知识分子的冷静头脑，说了几句公道话。临终前，他决定接受基督教，并叮嘱家人：“那个信仰虽与我们不同，但确实是鼓励人心向善、提倡世道公平的。你们千万不要跟着别人瞎胡闹。”

简·陶也不会忘记，在逃离楚旺的前夜，那个并非基督徒的中国农村妇女曾冒着危险，让她们几个女医护人员躲藏在自己家中，避免了成为刀下鬼。

此外，在南阳身陷危难时，他们也得到了素不相识的中国百姓的同情。看到传教士们被砍伤后躺倒在地上，有人从家中拿来了白色的粉末(我猜是云南白药)，撒在他们流血的伤口上。躲在树林中喘息时，有人偷偷送来了热水和馒头。甚至还有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勇敢地挺身而出，挡住了高举的屠刀，帮他们活着走出了南阳。

曾经教过简·陶的一位多伦多医学院男教授诧异地说：“真不理解，一个像她那么优秀的人，怎么会选择把生命浪费在一个充满异教徒的荒蛮之地呢？”简·陶曾在一封信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也许可以回答那位男教授：“人生，不是用你喝过多少美酒来衡量的，而是用你曾酿造出多少美酒来衡量的。”

我似乎理解了，即便是为世俗所欣羡的那类上流社会男子，也很难进入简·陶的视野。她，的确很挑剔。简·陶的父母是否出身于苏格兰的贵族家庭，我无从考证。但我欣赏这样一种说法：真正的贵族，关心的是大多数人的福祉，而非一己之利。

05

“除锈”期间，简·陶专程前往美国纽约“充电”——研修热带病医学的专业知识。1902年春天，她返回了楚旺镇。在庚子赔款的压力下，当地官府为被捣毁的教堂赔偿了白银3000两。教会决定，放弃楚旺，迁往条件较好的彰德府。

此时，简·陶提出了建议，要求建造一座独立运行的女子医院。鉴于当地卫生条件极差，70%以上的妇女都患有妇科病，宫颈癌发病率及新生儿死亡率都极高。简·陶是河南省唯一一位持有医生执照的专业女医生，在教会和医务人员中均享有极高的威望。然而，开设女子医院的主张，却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

长老会教派，传统上由清一色的男性管辖。在他们看来，本就经费紧张，加之资源有限，若在彰德修建一所大型的正规医院，男女患者均收，便利且节省资金，而为女患者单独开设一家医院则毫无必要。但简·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男女分开诊疗，会大力改善当地妇女的医疗保健。她并不孤单，身后站着数位女性，与她一样都选择了终身不嫁，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当地人民。她们能有这种觉悟，并不奇怪。传教士们在赴华前，都曾接受过培训，深谙基督教义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理念，因此甘愿为底层人民提供服务，藉以完成改造社会的重任。

尽管她的中文十分流利，与文盲村妇们在一起时谈笑自如，但面对“自己人”时，她却恢复了与生俱来的矜持缄默。当事人回忆说，简·陶非常敏感、羞涩，她的思辨能力极强，却不喜欢在公开场合发言。因此，在讨论中迫不得已必须表态时，她总是低声向坐在身旁的挚友、女护士麦柯茵托什作出回应，然后再由麦柯茵托什大声重复一遍，类似于“传声筒”。人们发现，简·陶的意见，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最佳选择，令人无法辩驳。有人认为，简·陶这种性格，大大阻碍了她与医生同人间的亲密关系。我却理解她的孤傲。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心性高洁者，眼里揉不得沙子。

1903年，简·陶在写给同事的一封信中，反思了来中国工作的部分医疗传教士的目的，指出他们的某些工作纯系出于“各种最微妙的自私动机，是为了追求享乐，而非帮助他人”。她所批评的现象确实存在。罗明远医生就曾批评过：“某些传教士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舒适和美食，还有仆人服侍，而有些传教士则甘于晚餐时仅有稀粥和热水果腹。”的确，有些人赴华，是因为在家乡找不到饭碗，才踏上传教士之路的。但甘愿在豫北的穷乡僻壤留下来，投入医疗和教育服务的传教士，绝大多数都是品行优秀的人。

面对分设男女医院的建议，掌握话语权的牧师们纷纷反对。双方争执激烈，不可调和。然而，1904年时，简·陶在一批志同道合的女伴支持下，因陋就简，在彰德开设了一所专门为女性患者服务的女子医院。

06

在简·陶的一封封信件中，可以看到她曾不厌其烦地动员加拿大的父老乡亲捐款，支持她在豫北的工作。

“我们的女子医院，外观非常简陋，仅有一排平房。我们的工作方式，也遵循当地规矩，患者们自带床上用品和食物，并由亲属陪同照料。诊所仅有三间小病房，每个病房可容纳两三名患者。我们需要更现代化的设备，弥补不足，以便为大批远道而来的女性患者提供服务。”

在医生的繁重任务之外，简·陶还挤出时间，每周一次，主持当地妇女的识字班和歌咏班。有一位加拿大男医生回忆说，某天，他闯入了女子医院的小院子，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久负盛名的女医生。只见地上坐了一群中国妇女，围着这位金发碧眼的女医生，正在跟随她识字。对这些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来说，能够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抽身，聚到一起学习和歌唱，实属前所未有的人生快乐。

1905年时，简·陶曾在信中描述她内心的喜悦。“我的使命中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已然过去了。如今我面对的这些灵魂都充满了活力。当她们的眼睛看着我时，我会心跳加速，无法平静。所有的痛苦和烦恼、悲伤和失望都消失殆尽，代之以喜悦和快乐、希望与信心，还有深切的关爱。生活还需要什么，才能比这一切更为有趣，更有价值呢？”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她曾言明心迹。“我很高兴来到了这里。我不会放弃如今对我而言所意味的一切，不会放弃我对人们的热爱，不会放弃我对她们的语言、思想和心灵的理解。我想，我已经拥有了为人民服务时所能够提供的一切。”

在简·陶的培养下，不少农村妇女担任助理和看护，也有人甚至担任了麻醉师。从两张图片上，我得以一窥百多年前中国农村职业女性的风貌。照片上显示了摆在药房木架上的一排排玻璃瓶罐，以及或站或坐的中年妇女。她们一律在脑后梳着发髻，身罩雪白的大襟式工作服，扎紧的裤脚下露出小脚。

在简·陶心里，中国女性是值得信赖的。她在写给加拿大的汇报中说，除了医生之外，她不需要国内派遣其他助手来，因为经过培训的中国人完全能够提供出色的服务。她对自己亲自培训的中国助手们十分满意，不仅赞扬她们“聪明伶俐”“勤奋努力”，也欣赏她们具有谦虚内敛的品德。简·陶举例说，一位韩大嫂因违反规定，受到纪律惩处，但她却无怨无悔，仍像以往一样忠实地履行职责。“而我们这些享有特权的人，一次又一次地犯下在上帝眼中比韩大嫂严重得多的罪行，但在教会的任何会议上却未引起注意。想到这点，实在令人无语。”

在简·陶的鼓励下，当地不少农村妇女不但学会了读书识字，还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甩掉了缠足陋习，并掌握了自食其力的谋生技能。在豫北闭塞落后的氛围中，吹入了一股新鲜空气。

07

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拉锯战，简·陶终于等来了鸟枪换炮的那一天。1913年，当一座大型的现代化教会医院在彰德落成时，她趁热打铁，接手医院原来的那座旧建筑，改造成了一所正式的女子医院。

简·陶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全能型外科医生，她在各种眼科手术方面的造诣也很高超。而自从拥有了水、电和病床，能使用比较像样的医疗设备后，她的业务范围也从针对白内障和狼咬伤等当地常见病的手术，发展到复杂的妇产科治疗和X光诊断了。此外，她长期与罗维灵医生合作，共同取得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即对引发黑热病的微生物学研究。黑热病是一种通过白蛉传播的疾病，主要在儿童中蔓延，曾导致华北地区的儿童大量死亡，也被称为“黑死病”。简·陶通过显微镜分离出导致这种疾病的微生物后，大胆尝试了一般人不敢采用的新方法，并在女子医院实施，通过反复长期的静脉注射，治愈了这种顽疾。

简·陶为安阳儿童注射牛痘疫苗

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简·陶是豫北唯一的一位女医生。每次休假离开中国期间，她都前往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的大医院进修，拓展专业知识，提高医疗水平。1915年，另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医生梅秀英(Isabel McTavish)抵达豫北，加入了简·陶的女性医护人员队伍，使女子医院如虎添翼。两位矢志不婚的女医生合住在一座古老的中式平房里，内有两间卧室，窗外是赏心悦目的花圃。

女护士麦柯茵托什擅长园艺，在那个狭小的天地里，精心营造出了姹紫嫣红。春日里，小院杏花如雪，盛夏里，窗前玫瑰芬芳，即便到了冬天，被薄薄的霜雪覆盖的菜畦里，依旧可见碧绿的小白菜，为她们繁忙的生活，平添了几分温馨。

在1920年至1921年期间，华北大地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饥荒。加拿大民众捐赠了大笔救灾款。简·陶十分清楚，中国传统社会有重男轻女的陋习，每遇天灾人祸，孕妇更加得不到应有的照料，成为贫困与疾病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她及时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将医疗工作与救灾相结合，专门为孕妇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所需的食物和衣服、免费治疗，以及一切可能的援助。那段时间，简·陶和梅秀英干脆搬到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居住，以便随叫随到，减轻其他护理人员的负担。她们充满爱心的付出不仅挽救了数百人的生命，而且还传播了在危难关头如何关爱妇女儿童的常识。灾情过后，当地政府特意为这两位女医生颁发勋章，感谢她们的无私奉献。

简·陶身为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远近闻名，不少患者甚至来自黄河以南地区。在豫北行医的30多年里，她诊治了近十万名患者，施行过五六千例手术。

长年累月超高强度的工作，对人到中年的简·陶来说，逐渐变成了严峻挑战。她的一名助手曾泪流满面地回忆起多次经历的场面。在一次耗时较长的复杂手术中，简·陶因极度疲劳而晕倒在地，助手们手忙脚乱地用扇子把她扇醒，给她服用镇静剂，直到恢复意识后，她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完成手术。

08

简·陶在豫北的生活留影，我看到过几张。一张摄于早年，简陋的室内陈设，木架子上摆放着一排排药瓶。简·陶身穿白大褂，坐在桌子前，背对镜头，仅可看到她娟秀的后侧面剪影。面对镜头的，是几位身穿大襟衫的小脚妇女。露脸的机会，她都让给了中国助理们。

另一张摄于1904年，显然是由专业摄影师摆拍的。场景是几位单身女性在彰德合住的小院，窗前盛开着玫瑰花。一眼望去，画面充满了浪漫情调，颇似莫奈的油画，展现出19世纪欧洲贵妇的悠闲生活。据悉，从加拿大前来采风的摄影师刻意如此处理，目的是渲染海外传教士享有诗情画意的生活，以便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此道。虽说从19世纪下半叶就掀起的海外传教热潮鼓励了大批西方青年加入这支生力军，但战火频仍、生活艰苦，还是吓退了不少人。画面上的简·陶，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曳地长裙，领口和袖子上镶有蕾丝花边。她风姿绰约，仪态优雅，靠在一张摇椅上，背对着花丛，侧脸目视前方。那时的她，已在豫北工作了九个年头。紧挨在摇椅后站立的，是身材瘦小的女护士麦柯茵托什。她挺直腰杆，一手扶在椅背上。这幅画面突显了简·陶与麦柯茵托什二人的亲密关系。

简·陶在诊所中与中国女助理们在工作

我查找了麦柯茵托什的资料，得知她年轻时，曾在多伦多的医院里担任护士。30岁出头时，她加入了“河南七贤”在楚旺的开拓工作，并陪伴第一位来到豫北的女医生露辛达，悉心照料了她近两年。女医生染霍乱病逝后，麦柯茵托什心灰意冷，回国休假。幸好，在故乡停留期间，她获知了一个喜讯，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简·陶将去接替露辛达。于是，麦柯茵托什重振精神，返回了豫北大地。从此，她就忠诚地守候在这位年轻女医生身旁，再也没有分开。

而第三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画面上的几个人围绕着坐在椅子上的一位男性。多年前用白内障手术敲开了豫北大门的那位年轻医生，已垂垂老矣。简·陶和麦柯茵托什分别站立在这位男医生两旁。她俩面颊瘦削，神情严肃，目光凝视着前方。光阴荏苒，又是20年过去了，变化的，不仅是朴素简洁的衣裙，还有那曾经沧海的容颜。简·陶的梦想，是在豫北大地上建造一座全新的现代化女子医院。年复一年，她在加拿大故乡积极筹款。人们听说了她所投入的高尚事业后，无不感动，纷纷解囊。

然而，简·陶是否意识到了呢，死神的翅膀，已开始在她的头顶悄悄盘旋？当这座凝结着她数十年心血的现代化女子医院刚刚落成剪彩，这位杰出的女医生就永远地离开了她所热爱的人们。

09

简·陶最后一次返回故乡加拿大休假，是1925年6月，时值五卅事件后中国掀起了反帝爱国浪潮。1926年初秋，尽管中国大地仍处在熊熊燃烧的大革命战火中，简·陶却毅然登上了轮船，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为女子医院招募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同船而行。

10月中旬，简·陶抵达了彰德，看上去健康状况良好。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她却因“原因不明的疾病”，不得不前往北京，去协和医院寻求专家诊治。岁月动荡，火车票一票难求，北上的旅程，一再被耽搁，直到圣诞节那天，简·陶才终于在梅秀英医生的陪伴下，挤上了火车。

人们回忆，在那些焦虑等待的日子里，简·陶一如既往，镇定自若，写圣诞卡、回复信件、准备圣诞礼物。她的冷静沉着，瞒过了所有人。然而，从她留给福阁司的亲友们那些含有告别意味的圣诞卡中，简·陶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她将要结束在尘世的使命。

简·陶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之后，豫北的朋友们通过电报，不断获悉她的治疗进展。日复一日，人们在恐惧的气氛中集体为她祈祷。然而，尽管协和的专家们为她施行了两次手术，仍未能挽救她的生命。终于，在1927年1月17日那天，最后一封电报——“安息了”传到了彰德。教堂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临终前，简·陶留下最后的叮咛：“我觉得，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上帝仍会为我的工作、为你和我，制定出他的规划吧。”我相信，她是带着满足的心情，告别人间的。在那座刚刚落成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女子医院里，简·陶虽然仅仅工作了短短几个星期，但豫北几百万妇女的健康从此有人照料，她可以安然离去了。

福阁斯小镇教堂里悬挂的“劳模”图片。上排中间是 简·陶

她的遗体被抬上了平汉铁路最后一班能通行的南下列车，在同事们的陪伴下，被送回了彰德。安葬简·陶的那天，她教过的学生们都回来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仍在读小学，有的已经毕业，有的在大学读书，有的已成为教师或从事其他行业。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围绕在简·陶的遗体旁，用颤抖的声音、压抑的抽泣，合唱着一首首她教给他们的赞美歌。

10

噩耗传来时，麦柯茵托什悲痛欲绝。自从1894年亲自送别了女医生露辛达，她再次送别了亲密战友。

麦柯茵托什比简·陶年长13岁。她像个慈爱的大姐，也像个忠实的家仆，不离不弃，一直守护在心爱的小妹妹身边。简·陶染上过伤寒、白喉，幸有麦柯茵托什悉心照料，使她都一一挺了过来。在她们相依为命的31年岁月里，那种建立在虔诚信仰上的亲密而温柔、纯洁而高尚的友情，代替了一切世俗意义的情感。

简·陶离去时，麦柯茵托什整整70岁。在教堂旁那块小小的墓地里安葬了挚友后，麦柯茵托什告老还乡，离开了那块为之奉献了38年青春血汗的黄土地。她的走，并非心甘情愿。一位女传教士留下的笔记，描述了1927年的风云变幻。

那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城内北洋溃兵与不法分子制造骚乱，枪杀了数位西方传教士。面对局势的混乱，麦柯茵托什返回阔别半生的故乡，独自居住在温哥华。1934年，77岁的麦柯茵托什再次登上了远洋轮船，回到了豫北彰德。也许，她瘦弱的胸膛里藏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在那块已被视为故乡的黄土地上，燃尽最后一滴烛泪，从此永远留在亲爱的简身旁。

然而，女子医院已与男子医院合并。在年轻一代医护人员眼中，麦柯茵托什年迈体衰，不但无法胜任医院里的任何工作，反而处处给人添麻烦。于是，她再次被送上了轮船。1936年，感恩节的夜晚，在温哥华海边的一座小屋里，麦柯茵托什合上了她孤寂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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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档案馆时，我心中留下了一个疑问。简·陶究竟是因何种疾病，在56岁时英年早逝的呢？所有英文资料涉及她的死因时，仅仅提及因罹患一种不知名的奇怪的病，在北京协和医院经两次手术后，不治而亡。

我理解，简·陶的自尊、敏感，不允许她的病情症状向任何人透露。那么，在她罹患疾病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究竟出现过哪些症状？接受过哪些治疗呢？为何送入北京协和医院，仅仅20天，就离开了人间？蹉跎中，炎热的夏季进入了尾声，我也终于想明白了。既然简·陶至死也不愿透露她的病情，我就应当尊重她的在天之灵，哪怕时光已逝去了百年。

我期盼着，有朝一日，亲赴如今叫作安阳的彰德古城，寻找埋葬着简·陶尸骨的地方，在她的墓前，献上一束圣洁的百合花。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那座爬满青藤的教学楼底层，荧光灯照亮了长长的走廊。壁上悬挂着一块块铭牌。一个又一个，我寻找到了镌刻在中国人民心上那些不朽的名字：

1895：简·依莎贝拉·陶(Jean Isabelle Dow)；1895：詹姆士·孟席斯(James R. Menzies孟恩赐)；1907: 蒂尔森·夏理逊(Tillson Harrison)；1916：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1922：罗伯特·巴尔德·麦克卢尔(Robert Baird McClure罗明远)；1930：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包志德)

“衡量人生，不是你曾喝过多少美酒，而是你曾酿造过多少美酒。”简·陶曾如此告诫芸芸众生。但愿我所讲述的故事，会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面对各种考验，依旧恪守高贵的人生理念。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5期、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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