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1916年9月《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逐渐成为马列主义扎根中国的思想沃土，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

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这群先进知识分子时刻关注世界变化，试图为中国探寻一条崭新的出路。不久后的俄国革命成为他们密切注视的一个焦点。

《新青年》杂志

作为《新青年》的主要创办人，陈独秀很早就关注到俄国的社会革命。1917年4月，他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一文。文章对1917年发生的俄国二月革命给予肯定，认为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对于中国的前途，文章指出，中国国民应该觉悟到，中国不能长久在列强的均势之下生存，应该把国家“生存之运命”掌握在自己手中，“适用近世文明，以固国力之发展”。

李大钊既是《新青年》的作者，也是《新青年》的轮值编辑。1916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青春》一文，号召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担任《新青年》轮值主编后，他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文章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1919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洞察到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并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他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推动《新青年》从新文化运动中兼容并包的思想启蒙阵地向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转型。1919年9月，李大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尝试，也使《新青年》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期专号除刊载《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生涯》《马克思传略》《马克思研究》等重要文章外，还刊登了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该文下篇发表在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6号。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誉为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影响一大批进步青年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本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他还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阅读报纸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还曾慕名前往上海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仅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邓小平等，也都深受《新青年》的影响。周恩来1918年在日本留学时，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周恩来还在当天的日记里兴奋地写下两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从诗句可见，《新青年》对他的思想观念冲击之大。1919年9月，刘少奇来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在这里，他看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了解国内形势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情况，受到很大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恽代英当年给《新青年》编辑部写信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邓小平在回忆留法勤工俭学岁月时说：“我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我起初在看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可见，《新青年》对一代进步青年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孕育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摇篮

1920年初，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追捕，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掩护陈独秀离京，二人在途中相约建党。陈独秀抵达上海后，《新青年》也随之迁到上海，编辑部设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新青年》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很快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来到《新青年》编辑部找到陈独秀，商讨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在《新青年》编辑部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在征询李大钊的意见后定名为“共产党”。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同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从《新青年》编辑部寄出要求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信函，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出版，并成为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理论刊物。

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前，《新青年》编辑部秘密发出要求各地派出代表前来上海开会的通知，同时寄去了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一大召开期间遭遇密探袭扰后，代表们汇集《新青年》编辑部，经过紧急商量后决定向嘉兴南湖转移。《新青年》编辑部事实上发挥了建党“筹备处”“秘书处”的作用，被誉为孕育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秘密摇篮。

(来源：“河北共产党员”网站。原文载《河北共产党员》2026年8月上半月版，作者单位：何玉怀，石家庄铁道大学；刘帅，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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