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丈量了万水千山，也为千千万万中国女性踏出了一条新生道路

“人过腊子口，如过老虎口。”自古以来，甘肃迭部腊子口就是甘川古道的“咽喉”，兵家必争的“门户”。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经过一天一夜苦战，终于打败甘肃军阀鲁大昌部守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这场战役，后人大多知晓。

其实，11个月后的1936年8月，这里又发生了另一场悲壮的战斗，同样值得铭记。

▲天险腊子口

彼时，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八十八师来到这里，一举击溃鲁大昌部一个营的守军。随后，红军主力长驱直入。其中，这支队伍中的妇女独立团，承担着战地救护、重伤员转运、后勤运输、警戒掩护的关键任务。它是红军长征中唯一一支成建制女性作战部队。

1936年8月9日，妇女独立团第1营1连接受重任，护送五百多名伤病员穿越腊子口天险。连长向翠华带领一个排在前方开路；指导员刘桂兰率一个排于侧翼掩护，守护行进中的伤病员；副连长谭怀明率领余下战士就地布防，阻击尾随袭来的敌骑兵。

敌骑兵来势汹汹。枪声、战马嘶鸣、刀刃撞击与喊杀声在山谷间交织回荡。女红军战士与敌骑兵近身扭打。经浴血苦战，敌人的进攻终被击退。妇女独立团一营一连近百人的战斗连队，七十余名女战士用生命换来了五百多名伤病员安全脱险。

这些倒下去的女战士，很多人没有留下姓名。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原是妇女独立师，后缩编为团。最初，妇女独立师有2000多人，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但损失也最大，最终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妇女独立团红军女战士

这些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战士，跟着红军队伍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走过草地，历经磨难，九死一生。

从于都河到延河，从大别山到河西走廊，女红军的身影几乎出现在每一支长征队伍里。湘江战役期间，女红军李坚真担任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民运科科长，白天，她带领女战士躲避轰炸、抢运物资，深夜借着月色掩埋牺牲战友的遗体，安抚伤员情绪，数次身陷重围，又数次死里逃生；长征中，邓颖超因重病在身，只能随休养连一起行动，队伍在向赤水河行军途中突遭伏击，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走远，她和红军战士并肩作战，一连打退敌人数次进攻，直至安全撤离……

两万五千里征途中，女红军们同男红军一样，穿越枪林弹雨，艰苦跋涉、浴血奋战，写下了属于女性的篇章。她们中有人走到了终点，有人倒在了雪山草地，有人埋骨于祁连山下的风雪之中，更多的人没有留下照片，名字无人知晓。

有人说：“长征二万五千里，女红军要走三万五千里”。这是女红军的真实写照。

▲《长征中的女红军》群像雕塑

不仅是高强度的行军、频繁战斗，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往往还要身兼数职。在战前、行军路上、宿营休息时，女战士们要开展宣传活动，鼓舞红军士气、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扩红工作，有时每天走的路比男红军还要多。每到宿营地，她们要安顿伤员。急行军的间隙，她们还要抬担架、保护伤员。

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的贾德福，常年背着一口行军大锅跟随部队转战，过草地时遭遇敌机轰炸，她用身体护住铁锅，最终中弹牺牲；红二十五军的七名女护士，被战士亲切称作 “七仙女”，在战火中抢救伤员、进山采草药，兼顾看护、宣传、群众工作，五人坚持走到陕北，两人牺牲在长征路上……

▲红二十五军“七仙女”之一周东屏

女红军的很多工作听起来平淡，但在日均行军数十里、头顶有敌机、身后有追兵的条件下，每一项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极限考验。

即便如此艰苦，女红军在行军路上依然坚持学习、追求进步。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幼年即被送作童养媳，参加红军时不识一个字。她把识字当成仗来打，朱德教她，她自己也抓紧行军间隙学。后来，她曾自己拟写了部队渡江的命令，而此前，她还是个目不识丁的渔家女。还有一些女红军有时认了几个字怕忘记，行军时就在前面走的同志的背上挂一小块布，上面写着刚学会的字，边走边记。

一路走，一路学，对这些女性而言，识字不只是习得文字，更是在挣脱愚昧枷锁。知识让他们读懂革命理想，更加理解自己选择的路。

这是一条艰难且险峻的路，但她们不曾畏惧，始终乐观且昂扬。35岁的蔡畅踏上长征路时是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一直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鼓舞长征士气。她曾赴法留学，会唱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长征队伍中许多战士都认识她，见到她就纷纷要求她“来支歌”，她从不推辞。蔡畅的《马赛曲》被康克清称为战士们的“精神食粮”，她也被亲切地称为“蔡大姐”。

▲女红军蔡畅

就是这样一群乐观且坚韧的女性，把雪山草地的苦寒、枪林弹雨的凶险，都化作心底不息的歌声。苦难压不垮她们的意志，征途磨不灭她们的热忱。

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访这些女战士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长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1984年与丈夫一起走访长征路的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在《长征日记：中国史诗》一书中写道，“参加长征的妇女们是尤其令人感动的”。

那么，是什么召唤着她们走上这条路，又是什么支撑她们一路走下去？

长征队伍中，中央红军32名女干部，绝大部分走到了陕北；红二、六军团的二十多名女红军走完了全程；红二十五军的“七仙女”，5人走到陕北，2人牺牲在路上；红四方面军的数千名女战士，以整建制的姿态走进了历史。

一位老红军在讲述妇女独立团的故事时，说过一句话：“她们大多是童养媳。”翻开这支队伍的花名册，的确如此：红军女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四川大巴山地区，没有文化，没有地位。

这其实也是长征队伍中大部分女红军的命运。她们大多是旧社会饱受压迫的劳动妇女。她们曾困于封建枷锁，而革命给了她们挣脱苦难、追寻光明的机会。当她们背起行囊奔赴征途，本身踏上的就是一条解放的路。

对于这些女红军来说，长征从来不只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场关于自身命运的选择。她们走进的是一支把她们当作同志而不是附属品的队伍。她们所追求的个人解放，与这支队伍所追求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在这条路上紧紧连在了一起。

长征是在找寻革命的出路，也给予了这群女性找寻自身命运出路的机会。革命唤醒了深陷压迫的她们，为她们打开了全新的人生，她们在长征的路途中接受锻造，从寻求自我解脱的女性，一步步淬炼成为为广大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革命战士。革命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她们也以血肉之躯，成就革命事业、扛起救亡重任。

长征结束后，很多女性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蔡畅、康克清先后担任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长期参与领导妇女工作；女红军李贞在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为延安《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中写道：“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长征中的她们，正是这些词句的最佳写照。她们英勇抗争的毅力、活下去的韧性、跟着走的执念、无私的奉献与牺牲，是长征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如果在那场史诗般的迁移中，没有了她们的存在，那一定是不完整的，也是缺少色彩的。

九十年过去，长征中的女红军已经渐次离去，但她们的故事我们永远不会忘。今天，当我们能够自由地读书、工作、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时，应当记得，这条路上曾经有她们走过，她们丈量了万水千山，也为后来千千万万的中国女性，踏出了一条通往新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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