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日内瓦会议时向美国代表伸手握手被拒真相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

有传闻，1954年夏天，日内瓦万国宫的走廊里，周恩来带着惯有的温文微笑，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去，而对方板着脸、视若无睹地走了过去。

这个故事流传之广，几乎成了冷战外交史上最著名的一件“小事”。基辛格在《白宫岁月》里写得言之凿凿，尼克松在回忆录里把它当作1972年主动伸手的缘由，甚至周恩来也在不同场合提到过“杜勒斯不许握手”的禁令。然而，当年始终跟在周恩来身边的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晚年却在回忆录里斩钉截铁地写下七个字：“实际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一边是两位美国总统级人物的白纸黑字，一边是现场亲历者的断然否认。这桩公案，到底谁在说谎？

要理解这件事，首先得承认一个被反复确认的事实核心：会议召开前，杜勒斯这位美国国务卿确实亲自向代表团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人员同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杜勒斯在日内瓦机场被记者问及是否会与周恩来接触时，耸耸肩回答：“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坐车和周恩来的坐车在日内瓦大街上相撞。”会议期间，美联社发自日内瓦的报道也白纸黑字地写着：一位美国发言人说，杜勒斯“从来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谈过话，甚至没有朝他那方向看一眼”。

禁令是真实的，敌意是真实的。问题在于，“禁止握手”是否必然意味着“周恩来主动伸手，杜勒斯当面拒绝”这特定的一幕真实发生过。

王炳南的否认，依据的不是印象，而是物理空间和外交纪律。他在《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还原了日内瓦会场的日常：会场座位按英文字母排列，中国CHINA的C在前，美国USA的U在后，两国席位相距很远；国联大厦有好几个入口，中美代表团从来不是从同一扇门进入会场；中间休息时，中国代表团也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同一个角落。更关键的是，周恩来本人为中国代表团定下了明确规矩：“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王炳南说，在杜勒斯这种反共分子面前，“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

周恩来的俄文翻译李越然的回忆提供了一个侧面的印证。他说自己在走廊和休息室多次与杜勒斯迎面走过，周恩来总是面色庄严而从容，杜勒斯则每次相遇都“板紧”脸，目不斜视，“动作明显变得僵硬机械”。李越然的结论是：所谓拒绝握手的事根本没有过，周恩来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主动伸手。

那么，美方言之凿凿的“目击”又从何而来？

最关键的美方证词，来自美国代表团重要成员亚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 Johnson)1984年出版的回忆录《大权之在》。约翰逊声称，在朝鲜问题第一次会议的间歇，杜勒斯走进休息室，周恩来从屋子另一边走来，“像往常那样温文尔雅地带着笑意打算和杜勒斯握手”，杜勒斯瞥了一眼旁边等着拍“和解象征”照片的记者，很快背过身去，不理会周恩来伸出的手。约翰逊还说，周恩来“从没有忘记此事”，经常向来访者提及。

这段叙述之所以在西方流传甚广，恰恰因为它符合冷战双方各自的某种心理需要。对美国而言，这个故事可以证明杜勒斯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对中国而言，它记录了一个可以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受辱”时刻，日后尼克松的主动伸手便有了戏剧性的救赎意义。基辛格在《白宫岁月》里把这件事整合进“周恩来耿耿于怀”的叙事，尼克松则在回忆录里把它写成自己走下舷梯时“决心伸出我的手”的直接动因。一个可能从未以“当面拒绝”形式发生过的瞬间，就这样被反复书写。

真正接近历史底色的，是熊向晖披露的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中间环节。日内瓦会议开幕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转达了艾登外相的一个设想：由艾登出面，在第二次会议前后介绍杜勒斯与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周恩来答复说，赞赏这个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愿意经过艾登介绍同杜勒斯握手。但第二天，杜威廉带回的回话是：杜勒斯不能接受艾登的建议。

熊向晖的结论因此极为精确：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不是当面甩开一只已经伸出的手，而是通过第三方渠道，拒绝了“被介绍相识并握手”的安排。这是一个外交姿态上的拒绝，不是一个肢体动作上的羞辱。但在口耳相传中，“通过英国人婉拒握手安排”被压缩、变形、戏剧化为“周恩来伸手，杜勒斯扭头就走”，最终凝固成一个近乎神话的画面。熊向晖在《百年潮》1997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传闻》一文中，对此作了系统澄清，这也是目前中文世界关于此事最扎实的第一手辨析。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后续细节，恰好从反面说明“当面拒绝握手”的故事为什么显得不太对劲。杜勒斯5月初离开日内瓦后，副国务卿史密斯主持美国代表团。有一次在休息场合，史密斯见周恩来走近，自己右手夹着雪茄、左手端着咖啡，连忙把咖啡从左手换到右手，用这个动作表示“双手不空，不便握手”，但同时含笑向周恩来致意。后来在会议复会后，史密斯还隔着会场，拿起一支笔向周恩来摇了摇，周恩来也拿起铅笔回摇。如果日内瓦真的发生过一次戏剧性的“当面伸手被拒”，美方后续人员恐怕很难用这种近乎孩子气的“摇笔示意”来替代握手。熊向晖在其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里记述了这一幕。这种小心翼翼的、带有歉意色彩的回避，恰恰说明双方都在一套心照不宣的规则下行动，而不是一方已经公然羞辱了另一方。

回到最初的问题。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回忆录“有”这件事，熊向晖和王炳南的回忆录“没有”这件事，二者并非简单的一方说谎。美方记录的是一个被简化和戏剧化了的“传说版本”；中方亲历者否定的是“周恩来主动伸手而被当面拒绝”这一特定动作的真实性。两者之间，隔着“杜勒斯下令不许握手”这个真实背景，隔着“艾登调停失败、杜勒斯拒绝被介绍相识”这个真实事件，也隔着二十年间无数次转述和书写对细节的侵蚀。

日内瓦没有留下过一张周恩来向杜勒斯伸出手而被晾在半空的照片，也没有任何一份当时的中美档案记载过那一幕。留下来的，是杜勒斯冷冰冰的禁令，是艾登未能完成的介绍，是史密斯手中那支摇了摇的笔，以及一个在冷战记忆中不断被需要、被重述、最终变得比事实本身更有色彩的故事。

参考资料：

[1]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2]熊向晖：《关于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传闻》，《百年潮》1997年第4期。

[3]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4](美)亨利·基辛格著，范益世、殷汶祖译：《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5]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所著《大权之在》(The Right Hand of Power，1984)中关于休息室一幕的叙述，转引自观察者网《杜勒斯拒绝握手事件的罗生门(之一)》，以及新华社前驻日内瓦记者对美联社记者阿兰·斯克特所述内容的记录，《文摘报》2013年4月18日。

[6]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7]钱江著：《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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