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巨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探析

张巨成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p.12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农民起义最多的国家，是世界上平等思想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最大独特性之一。习近平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评价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他指出：“马克思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有过敏锐的观察，他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1](p.120)“等贵贱均贫富”，就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因素的革命口号、革命思想。

一、“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悠久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的大同理想和平等观念。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因素的大同理想和平等观念，是中国人认同马克思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化基础。

梁启超认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三大特色：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曰民本主义，社会主义。“要之此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2](p.3)“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唱导在近百余年间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致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2](p.7)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之目的何为?即孔子之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建国方略》)郭沫若在1925年写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说，“孔子是王道的国家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大同主义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世界是不谋而合”的。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p.355)2016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一生坚持以‘天下为公’为最高思想境界。”[4]

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具有或多或少调节、平衡作用。天下为公、公正平等的理想信念，对那些追求不平等、追求不公正、追求私利的行为具有一定抑制、调节、平衡作用，使中国社会能够从乱世走向治世，在稳定中发展。

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因素的大同理想和平等观念，在中国已有2000年以上历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中国是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

追求平等平均、公平正义是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的理念、思想、实践。平等平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精神之一。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就是平等、平均、公正思想的主张者之一。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中国历史上平均、平等思想经久不息，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传统社会观和伦理道德观，与孔子这段话的影响是有重要关系的。孔子主张为政要公正、公平。“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尧曰》)孔子主张“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5](p.502)孔子的主张，是参照、依据、效法大自然的公正、无私、平等的规律、法则来主张人类社会的公正、无私、平等的。“三无私”是天道，是天理之公，是自然之公，同样是“王道”“仁政”，是人类应当遵循的道德。孔子还主张“泛爱众”，认为“均无贫”(《史记·孔子世家》)。《尸子·广泽》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公”：“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公、公平、公正是孔子思想一个方面本质、关键的概念和理念。晏婴也主张“权有无，均贫富”(《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老子认为“损有余而补不足”是“天之道”，就是说平等是天道，也是施政原则，即以均平、平衡的原则方法去协调、平衡地区之间、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不平等。庄子齐物论也是主张平等的。章太炎说：“逍遥者，自由之义;齐物者，平等之旨。”庄子认为“道无私”。《庄子·则阳》说：“万物殊理，道无私，故无名。”“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韩非子认为：“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管子》认为，“私者，乱天下者也”(《管子·心术下》)。《管子》反对贫富严重不均，并认为贫富严重不均是国家法令不能有效贯彻执行、人民得不到有效治理的根本原因。“贫富无度则失……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管子·国蓄》)“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管子·五辅》)在否定“贫富无度”的基础上，《管子》主张“贫富有度”，“上下有义，贫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管子·五辅》)《管子》反对贫富两极分化，主张“贫富有度”，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管子》认为，“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中国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礼记·礼运》在理论上构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社会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基本原则是公有、公正、共有、共享、平等、互助、友爱、劳动等。大同思想是中国文明中的伟大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伟大贡献。汤因比对大同思想评价很高。“汤因比在评论儒教思想对中国的伟大统一作的贡献时，首先提到了儒教的大同思想。中国的大同思想来源有二，一是公羊学家的世界大同主义，再就是《礼记》中的大同之世思想。”[6](p.88)“中国的大同思想是中国能够长期形成统一国家的一个根本动力。”[6](p.90)《礼记·乐记》更有“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这样的主张。《吕氏春秋·贵公》说：“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天地广大……万物皆被泽，得其利……”《吕氏春秋》主张的“公”，同样是自然之公、天理之公，人类的道德和政治应当效法天地(自然)之公、天理之公，像天地一样公正平等、无私不偏。“天下为公”追求公平公正、不偏不倚，正如《尚书·洪范》总结三代为政之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宋代程颐认为：“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7](p.144)“公则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天心。”[7](p.145)朱熹认为人的仁心、仁义就是天理，就是“公”。“而今须要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得明白。”“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朱子语类》)中国古代天下为公、平均平等、公正无私的主张，追求的是目标、过程、结果、政治、社会、道德的平均平等、公正无私。

在中国古代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主张平等平均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并且还有相关政策举措。我国历史上，有的王朝实行的井田制、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平等平均性质。北宋时期，王安石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严重、国家税收减少、国力下降的情况，主张“抑豪强、伸贫弱”，调节贫富不均，缓和贫富矛盾。张载提出“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崇高理想，针对贫富不均问题，还提出了具体的“井地治天下”的平等(均平)思想。明代王廷相认为：“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均万民焉。所谓均者，至公无私，民各得其分愿之谓也，非曰夺彼以益此也。盖贫富有定分，贡赋有定制，凡立法行政，使各得其分愿，斯善矣。”(《明经世文编》卷一四九《与开封赵二守书》)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根据“天下为公”的理念，深刻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思想。王夫之提出“公天下”“均天下”思想。他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一》)“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王夫之《读通鉴论·敬帝三》)“聚者有余，有余者，不均也。聚以之于彼，则此不足。不足者，不均也。……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王夫之《诗广传》卷四)顾炎武弘扬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主张平均平等并提出“均无贫”思想。顾炎武认为：“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此所谓‘均无贫’者，而财用有不足乎?”(顾炎武《日知录》卷八)

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中的“天下之公”“天理之公”“公天下”“均天下”“三无私”等主张的“公”和“平等”“平均”等理念，还具有超越王朝、帝国、主权国家、党派等的内涵。这一方面，正是中国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平等主义思想的独特价值。相较于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激进、革命的平等主义，儒家、道家、官僚士大夫等的平等思想，是保守的平等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

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众生平等”是身份平等。梁启超说：“他教者，率众生以受治于一尊者之下者也。惟佛教不然。故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又曰‘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般，皆如昨梦’。其立教之目的，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8](p.49)佛教的“极乐世界”就是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

近代以来，大同思想有了大发展、大进步，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集中反映于《大同书》。康有为在1884年写的《礼运注》中阐扬了《春秋》“三世”之义和《礼运》大同小康之道，指出社会进化和必须因时而变的观点，并初步提出他的大同思想。康有为在《礼运注》中注释说：“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故只有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分、等、殊、异，此狭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同，此广大之道也。无所谓君，无所谓国，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内外如一，无所防虞，故外户不闭，不知兵革，此大同之道，太平之世，行之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康有为《大同书》构建的大同社会蓝图，是一个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制、人人劳动、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家庭、人人平等的社会。“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9](p.7)“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无有教主教皇，孔子所谓‘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之世也。”[10](p.350)康有为“十分自信地认为大同乃是指引人类社会前进的可行理想。在1919年，他显然认为实行理想中的政治部分时机已到，乃出版了《大同书》的前一二部分”。[11](p.324)

康有为在大同思想的基础上，基于大同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激烈地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文化、社会、经济，也激烈批判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对欧美资本主义进行了多方面批判。例如，康有为在《礼运注》中批判了君主帝王世袭制度和封建门阀等级制度，主张政治上人人平等，选任贤能。他在《礼运注》中说：“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众，公选贤能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其子孙兄弟也，此君臣之公理也。”康有为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他在《大同书》中说：“一厂一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亦富，贫者亦贫矣。”萧公权评价说：“康有为的《大同书》可能是最有系统、最有想象力的著作。”[11](p.335)“康氏的‘大同’乃是一‘有效的乌托邦’，而不是脱离社会发展与近代中国想想路向的白日梦。”“他对中国传统的知识以及对西方的认识，使他能看到中国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在《大同书》中，他则定下极大的改革计划，其影响的深远，非同时代的任何人可相比拟。他的乌托邦构想极具想象力与挑战性，他足列世界上伟大乌托邦思想家之林。”[11](p.298)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对毛泽东也有一定影响。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2](p.76)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传统的大同思想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思想渊源之一。他说：“毛泽东革命以农村无产阶级为基础，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并因此而更有资格成为大同式近代正统的继承人。”[13](p.19)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14](p.1471)

1939年4月18日，艾思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15](pp.682-683)艾思奇的观点很明确，在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共产主义的种子。正是“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

二、我国农民起义提出过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因素的口号和纲领

在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中，平等平均思想普遍存在，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都以平等平均为口号或纲领。秦朝末年，“天下苦秦久矣”。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伐无道，诛暴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对天命观的不认同和抗议，是要求身份平等的革命主张。“伐无道，诛暴秦”是对秦朝暴政的不服从和反抗。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以道教经典《太平经》为思想理论基础，创立太平道，提出“太平”口号。《太平经》的主题就是“致太平”。《太平经》提出并阐释了“太平”理想。《太平经》把人类社会分为太平、中平、不平三个等次。何谓“太平”?《太平经》回答：“太者，大也”。“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比若地居下执平。”[16](p.155)“太平者，乃无一伤物，为太平气之为言也。凡事无一伤病者，悉得其处，故为平也。”[16](p.411)“调和平均，使各从其愿，不夺其所安。”[16](p.632)“太平”是汉代社会思潮的主题之一，人们对“太平”谈论较多，把“太平”作为理想的社会、政治形态，其中有社会主义价值因素。《韩诗外传》卷三建构的太平理想社会是，“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人事备乎下，天道应乎上。故天不变经，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其寒暑，万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国用。故国有所安，地有所主，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橶，以通四方之物，使泽人足乎水，山人足乎鱼，余衍之财有所流。故丰膏不独乐，硗确不独苦，虽遭凶年饥岁，禹汤之水旱，而民无冻饿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转尸，夫是之谓乐”。

在《太平经》构建的太平社会中，有这样的内涵和特色(1)：第一，太平社会是平等、平均、和谐的社会，各阶级、阶层各得其所，官不扰民，人民安居乐业。第二，财产公有。《太平经》严厉批判、否定剥削压迫严重、贫富分化悬殊的社会现实，认为天地不仅生人，而且还生财物养人，所以社会上的财物属于“天地中和所有”，任何人不能独占。人们在财产面前是平等的，人人都有权享用社会财富。第三，人人劳动，按劳分配。《太平经》主张人人都应参加劳动，自食其力。人们通过劳动获得社会产品的分配权。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不劳而获者应当受到惩罚。第四，相爱互助。在太平社会中，所有成员都应友好相处，互爱互助，不相侵争。富人应散其余财，“常力周穷救急，助天地爱物，助人君养民，救穷乏不止”，[16](p.260)且不可见死不救，穷人受到帮助后，则应感恩报德，不能自以为理所当然。第五，免除刑罚。在太平社会中，“人民相爱，万物各得其所，自有天法常格在不匿”，[16](p.224)“常思太平，令刑格而不用也”，[16](p.84)整个社会“日兴太平，无有刑，无穷物，无冤民”。[16](p.213)正是现实中存在的严重不平等、严重不太平，使人们向往平等、太平。太平理想，能给处于苦难中的人民带来希望。在《太平经》构建的太平社会中，有社会主义价值因素，也可以说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因素。东汉末年，张鲁在汉中、川北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太平思想，取得了一定成功。

1958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为印发《张鲁传》写的两个批语中说，(黄巾起义之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17](pp.628、629)从毛泽东的批语和人民公社的历史可以看到，太平理想和“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对毛泽东建立人民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有一定启示。

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领袖张角提出“太平”口号到近代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我国农民起义提出了“太平”“平均”“均平”“等贵贱、均贫富”等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因素的口号和纲领，在经济上要求平均，在政治上要求平等，在身份上要求平等。唐朝末期，“贫富”问题比以前朝代更严重。土地占有，“贫富悬绝”。贫富的赋役负担，严重不均，“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元氏长庆集》卷38)。859年，裘甫起义，曾改元为“罗平”，铸印曰“天平”。875年，王仙芝发动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明确提出“平均”口号。878年，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北宋王朝建立初期，朝廷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结果是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甲午李觉奏疏)贫富不均问题仍然严重。993年，王小波在四川青城发动武装起义，明确提出“均贫富”口号。起义一爆发，他就愤慨地对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通鉴长篇纪事本末》卷十三《李顺之变》)“均贫富”这个革命口号非常有号召力，口号提出后，“贫者附之益众”(王渑之：《渑水燕谈录》卷8)，“贫民由是附之者众”(曾巩：《隆平集》卷20)，“贫民多来附者”(陈均：《皇朝编年备要》卷4)。1130年，钟相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政权，号“大楚”。起义前，钟相进行了20多年宣传组织工作。他用“平均”“平等”思想组织发动群众。他经常向群众宣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37)农民起义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明确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平等思想，就是要求经济、身份和政治上的平等。列宁曾高度评价农民阶级的平等思想。他说：“在农民同农奴主、地主进行斗争时，平等思想是为土地而斗争的最强有力的思想动力。而在小生产者之间建立平等，能最彻底地消灭所有一切的农奴制残余。因此，说平等思想是农民运动中最革命的思想，这不仅仅因为它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推动力，而且因为它是从经济上清除农业中的农奴制残余的推动力。”[18](p.193)明末李自成在起义过程中，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赋税繁重、贫富悬殊的情况，提出“均田免粮”政策。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引用《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的全部文字，反映了他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后来由于独尊上帝的需要，把这段文字删掉了。尽管上帝教具有强烈排他性，但洪秀全在描绘未来理想社会时，却大量利用儒家思想资料。[19](p.125)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产品分配方面，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和生活供给平均消费的“国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太平天国的大同社会理想，发展了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的平等思想。著名历史学家简又文评论说：“太平天国运动独特而又激进的一面，便是其大胆的折中路线：这一路线结合了以周代社会和军事管理体系为代表的古典文化体制，以及西方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创新的菁华。这一点将太平天国的革命者和他们之前的起义者们彻底区别开来。”[20](p.8)“太平天国的社会系统以周代的民政系统为蓝本，却将基督教的教义原则和《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勾画的儒家理想世界(大同)紧密结合了起来。”[20](p.133)我国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因素的口号和纲领，反映了中国农民对不平等、不平均、不公正社会的反抗，对暴政的不承认、不服从和反抗，对平等、平均、公正、公平的向往。这些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因素的口号和纲领，尽管其中有平均主义甚至绝对平均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有空想、幻想的缺点和错误，但仍是中国历史中先进、革命的思想，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儒家、道家、官僚士大夫等的保守平等主义、保守社会主义价值因素来说，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平等主张，是激进、革命的平等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焕发蓬勃生机的坚实文化基础。

三、社会主义才是人间正道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相结合，把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阶级，公正平等，生产资料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终奋斗目标，赋予传统大同思想(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使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深入人心，使远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2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深厚文化底蕴。在今天的“中国具体实际”中，仍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平均”“平等”“公平”“太平”等社会主义价值因素。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辩证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在当代中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时，必须辩证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拜金主义、资本主义等糟粕，进行分析、批判、斗争和扬弃。

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相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相通。“在中国，社会主义易于与传统思想相结合，或者甚至可以说，中国天下之公的传统因其包含着天下整体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22](p.42)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2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基础。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相结合，进一步拓展和巩固了中国人民认同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基础，使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了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充分的文化底气。

习近平强调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对“天下为公”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太平”思想。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对“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共产主义的种子，在20世纪、21世纪的中国已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根深叶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其中天下为公、公正、平等、太平等观念、主张、理想、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清流，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崇高理想，是支撑中华历史、文化、文明连续发展而没有中断的精神力量。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要深入挖掘其丰富的内涵和时代价值，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根脉，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观念、理想、思想、制度。

“公正与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公正与平等就没有社会主义。”[24]公正与平等是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社会更要有公正、平等的精神和理想，更要体现出公正、平等的本质。社会主义社会要逐步实现政治与经济、空间与身份的公正与平等。在实现这些公正与平等的过程中，要有一定程度过程与结果的公正与平等。

拥有天下为公、公正、平等、太平等社会主义理想的人民，才是有美好希望的，才是有美好前途的。总想着剥削、奴役、压迫、掠夺其他人、其他阶级、其他阶层、其他国家的人、阶级、阶层、国家、社会是没有前途的。总想着扩大贫富差距而不是缩小贫富差距，让少数人通过对大多数人的剥削、掠夺而暴富，让穷人更穷，让富人更富的国家或社会，是没有美好希望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制度下，资本和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没有公正的分配，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而只能是少数人的富裕，大多数人的贫穷。被生产资料所有者雇佣的劳工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永远不可能富裕起来。即使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情况下，劳工阶级也只能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即使那些开明的政治家和高明的理论家希望并努力使他们富裕起来，也只能是徒劳无功，因为资产阶级不希望劳工阶级富裕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只有用社会主义才能有效解决。如用资本主义的方法，结果必然是火上浇油、扬汤止沸。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天下为公、公正、平等、太平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人间正道。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梁启超.梁启超论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1-12.

[5]陈襄民等.五经全译·礼经[M].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6][日]山本新、秀村欣二编.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M].杨栋梁，赵德宇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7]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M].北京：中华书局，2015.

[9]康有为全集(第7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康有为.大同书·辛部·去乱界治太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1]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M].汪荣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2]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3][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孙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艾思奇全书(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6]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8]列宁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9]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太平天国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0]简有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M].王然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

[2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

[22][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M].郑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24]张巨成.构建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底蕴[N].光明日报，2006-12-21.

注释：

(1)主要参考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394页。

(作者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11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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