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渝南：怀念潜艇核动力装置工程研究所所长周圣洋

1960年周圣洋(薛平提供)

中国海军百科全书对周圣洋有一段简短的介绍;周圣洋，中国核动力工程专家。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作者注：实际上1960年周圣洋提前离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去领导核潜艇研究工作)。长期从事潜艇核动力装置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领导了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究、设计、调试、运行和定型，经历了核潜艇动力装置研制与建造的全过程，对核动力科研队伍的建设和研究机构的组建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3年3月23日在上海病逝。

1956年周圣洋夫妇(赵国玺提供)

1960年11月，周圣洋中校(2排中)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学合影(后排左1朱绍文提供)

1964年2月,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核动力装置(5年半学制)毕业后，分到了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十五研究所(代号总字907部队)动力装置研究室工作，工作了7年多。1971年后，我调入719所。那时正是1965年核潜艇第二次上马，直到1970年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成并达到满功率的重要时刻。当时的所长是周圣洋，政委苏萍，副所长杨履新，副总工彭士禄和黄旭华。这是一个团结和坚强的班子。

由于搞三线建设，该所搬迁到四川夹江后对外称西南水电研究所，以后改称二机部第一研究设计院(简称核一院)，现在称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在他们具体和直接领导下，建成了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除了在核一院产生过彭士禄、赵仁恺、周永茂、周邦新、孙玉发、于俊崇6位院士，上海核工程设计院耿其瑞、钱觉新、张维忠等有关领导，还有广东核电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昝云龙，海军核潜艇基地装备修理部原总工程师焦增庚少将，武汉核动力运行研究所曾任所长、总工程师李乐福、居玉鑫、王明新，719研究所前所长、院士黄旭华、张金麟，核工业总公司有关领导和对核工业有较大贡献的精英，都曾在周圣洋的领导下工作过。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核潜艇工程的研制比原子弹和导弹复杂得多。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成功除了有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百忙之中的巨大关怀和具体指导，还有一、二、六机部、海军领导以及09办公室主任陈右铭的具体领导和管理外，周圣洋是在一线带领科技人员科研攻关的直接领导。

周圣洋同志从1960年开始领导核潜艇设计研究工作，直到1982年脱离该工作，应该说他是核潜艇研究设计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他一直是715所和核一院的第一把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至1971年，他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接待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时，周所长亲切地对我说，我跟你是宜兴老乡。在所里，我听过周所长的报告，他事业心和责任心强，全力推动工程建设。他是品德高尚、平易近人的好领导。最近几年我看了一些文章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是核潜艇的功臣，为人楷模。为了赓续红色基因，弘扬传承核潜艇精神，我撰写了这篇文章以抛砖引玉。

一、1959年至1963年10月之前核潜艇研制概况

在1958年10月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团长的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完成中苏“二四协定”技术转让的考察和谈判。1959年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后，按照苏联一回路较高参数列宁号破冰船，1960年6月原子能所12室赵仁恺为首的第五大组完成了原则设计，上报了部里《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初步设计(草案)》，该草案采用了难度较高的直流式蒸汽发生器，并配以较高参数和小流量的反应堆。这期间造船技术研究室收集、仔细阅读了各种有关的资料，讨论分析。为今后核潜艇总体方案设计打下了基础。

1962年，全班22人从哈军工毕业合影时缺调干生海军中校周圣洋。1960年，他已调任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主任，苏萍同志被任命为该室政委。周圣洋上任后，组织室里的同志继续搜集有关资料，并认真阅读消化。正如当时担任海军科研部部长于笑虹说的，要像用解剖刀做解剖那样细致，从资料中榨出油水来。同时研究室也派了一部分同志到原子能所学习和工作。

1960年10月，二机部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初步设计(草案)》向国防科工委和海军汇报审查，09工程领导小组认为研究设计应落实在我国科研与工业水平的基础上。按初步设计要求，开展全国科研和工业水平大调查。同时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代表海军也提出了压水堆一回路的参数要满足二回路所需的饱和蒸汽的要求。接着以周圣洋为组长，组成海军和二机部有关人员到全国调研各主要工厂设备制造和生产能力。由于草案采用了难度较高的、不符合国内的实际工业水平状况的方案。为此，二机部47-1室在上任不久的彭士禄副主任领导下决定重启炉灶，即放弃了难度较高的列宁号方案。根据近期可能实现的实际状况，调整了参数。为此降低一回路压力，并改用自然循环式饱和蒸汽发生器的方案。由于降低设计参数，这样减少了工业部门研制设备的困难。实践证明这个顶层框架设计方案是正确可行的，以后还需做许多细化的工作。

当时海军政委苏振华同志是国防科委09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他在报告中说，第一首核潜艇作为反潜鱼雷攻击型核潜艇。要以堆为纲，造船技术研究室要以将核动力装置上艇作为首要任务。技术指标要留有余地，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是有害的，技术指标应立足于我国的工业水平。会后，周圣洋主任和苏萍政委组织研究室的人员反复讨论统一思想。

1960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苏联撕毁了中苏“二四协定”和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在此形势下，中央决定确保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暂停核潜艇研制项目。1961年国防部舰船研究院正式成立。造船技术研究室就脱离了海军建制，改为舰船研究院领导。但是海军仍负责党政日常工作的组织领导。1961年5月周圣洋主任针对导弹核潜艇指标过高问题，组织了一个工作组，海军也组织了一、二机部人员组成调查组，到渤海造船厂、大连造船厂等有关设备厂调查其生产能力，以修整设计基本方案。

1962年2月原子能所决定将潜艇核动力设计组200余人减少到留守人员65人，改称为47-1室。除保留部分总体人员和核动力装置人员外，其余人员分别调去搞常规潜艇。依据海军提出的“以堆为纲，船、机、电紧紧跟上的方针”，调整了海军最初提出的参数，于1962年3月形成了《原子导弹核潜艇初步设计基本方案(初稿)》。1962年4月，经海军政委苏振华与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商议，造船技术研究室从海军大院搬至北太平庄的铁道干校的单身宿舍楼内办公和住宿。

1963年3月，中央专委第四、第五次会议原则同意海军党委和二机部党组在1962年7月20日上报的请示报告。暂时停止导弹核潜艇的全面研制工作，习惯上称“下马”。但是，批准保留少数核潜艇研究的技术力量，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潜艇总体等关键项目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为设计试制核潜艇做准备。在核潜艇项目下马后，为有效保存核潜艇总体和二机部核动力装置两个专业的技术骨干力量，1963年8月由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决定将两部分人员合并，在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成立核动力工程研究所(七院十五所)，全所约160人。任命周圣洋为副所长，苏萍为副政委，彭士禄和黄旭华为副总工程师。1964年下半年将杨履新调入715所，任命为副所长。这期间留下人员继续深入地调研文献资料，设备制造能力调研，以及大量的分析计算和论证等工作，以积极的态度做重新“上马”准备。部分47-1室的人也从北京郊外的原子能所搬到了北太平庄。若干年之后成为核潜艇第一、二、三任总设计师的彭士禄、黄旭华和张金麟当时均在周圣洋的领导下工作。

二、1963年10月至1965年6月715所核潜艇研制概况

七院十五所成立前，反应堆和一回路的设计，在北京远郊的原子能所。艇总体和二回路设计在海军大院。两个部门之间联系较为困难。双方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开展本专业的调研和工作。领导们充分认识到潜艇核动力装置主参数、主方案的认证工作是核动力装置设计的关键前提，其主要任务是根据艇总体的战术技术要求，选择最佳的主参数和主方案，才能完成核动力装置的设计。主参数决定了核动力装置的尺寸和重量，它直接影响艇的排水量和航速。而这些数据又是艇总体设计的重要参数。所以所领导紧紧抓住两部门合并的有利时机全盘统一考虑。

七院十五所成立后，设有四个室和四个科。一室主要负责反应堆物理、热工水利、屏蔽设计，室主任韩铎。二室主要负责反应堆内结构、控制棒驱动机构、压力壳、燃料元件等设计，室主任是陈志捷。三室主要负责一回路和二回路系统和设备的动力装置设计，室主任李乐福。四室主要负责核动力功率自动控制系统、安全保护系统、核测量、热工测量与控制、安全供电、剂量防护等专业，室主任郭作东，副主任是李宜传。船体科主要负责艇总体设计，科长由黄旭华副总工兼任。情报科负责情报资料、图书的收集，翻译和情报分析，科长张廷阁。计划科负责全所的科研计划，外协和设备研制的管理工作，科长王梓生，后勤保障科负责全所的的后勤保障，科长孙斌久。

认证工作遇到的困难非常多，科研技术要求与工厂设备制造，材料等方面诸多矛盾十分突出。所领导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充分调动每一个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发扬技术民主，发挥集体智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主设备上采取外调内研与有关研究院、所和工厂进行联合攻关。在实验研究上，更是充分利用原子能所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实验设施和条件，进行了许多有效的核实验项目的试验。当时全体技术人员不怕疲劳，不辞辛苦，不畏困难进行科研工作，全面地归纳总结前几年探索和调研的成果，突破了主攻主方案、主参数及其系统和回路的认证。

在1964年6月确定了核潜艇的主方案和主参数后，列出了一系列与各部委协同攻关的材料和设备清单，联合攻关的厂所院校达千余家。七院十五所成立后，在一年多时间大量扎实的工作，有效地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主参数、主方案的认证工作。方案论证中发扬技术民主，发挥集体智慧的一个典型例子如下：三室一回路付组长张维忠曾是蒸汽发生器课题组的组长。蒸汽发生器是动力装置中连接一回路、二回路的重要设备。接口关系复杂，直接影响到动力装置的主参数、主方案和艇的总体性能。当时一回路、二回路分别在原子能所和造船技术研究室两个不同的单位。因此，接口设备——蒸汽发生器的参数和结构形式长期定不下来。现在两个单位合并在一起，他就向所、室领导建议，组织艇总体和动力装置各专业共同论证动力装置主参数、主方案。在周圣洋所长、彭士禄和黄旭华副总工统一领导下，充分论证了4个方案。

1964年上半年，在建设任务极端繁重的情况下，周圣洋带领计划科的同志多次去二机部、一机部、水电部、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七院三所等有关单位了解设备研制和外协实验项目情况，理顺协作关系。在七院器材部和二机部的帮助指导下，经过一年的努力，某些中断停滞的研制项目得以恢复，沟通了研制渠道，基本摸清了情况。1964年6月14日召开了方案审查会，确定了反应堆和核动力装置主方案和主参数,并提出了今后初步设计的方向与步骤。为工程建设再次上马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方向。于1964年底全面完成了各专业的说明书、计算书和认证书等文件的方案设计。钱觉新回忆：“周圣洋平易近人，配有华沙牌小轿车，但他每天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来回于海军大院和马神庙之间。他深入实验室指导工作。晚饭后，他经常和我们在马神庙后院球场一起打篮球，他魁梧的身材是抢篮板球的高手。”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先念、彭真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中国舰船研究院首届党代会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907部队的代表有周圣洋、苏萍、彭士禄、李宜传，赵锡镇，邢志林。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先念、彭真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中国舰船研究院首届党代会代表合影(选自1961-1986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院庆专刊)

1964年7月23日，国家领导人放大照片的剪影，左起：彭真、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李先念

合影中，周圣洋(前排左6)、陈右铭(前排右1)、赵锡镇(2排左6)、彭士禄(3排左3)

所里安排1964年2月新入职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5年半学制、堆工专业的毕业生自1964年4月至1965年1月劳动锻炼,其中我们7人在旅顺海军修船厂劳动，照片中有一同志生病缺席。8人在青岛海军修船厂劳动，还有几人去二机部211图书馆描图锻炼。

1965年元旦于旅顺，前排左起：陈君尧、罗守仁、张世权;后排左起：周渝南、乌茹芬、赵文轩

三、1965年6月至1971年4月，核潜艇研制的概况和四川909基地的建设

1.核潜艇动力装置研究设计和设备制造概况

1965年国家调整了体制，合并了国防科委的研究院与相关工业部门，职工集体转业脱军装。在所长周圣洋、政委苏萍、副所长杨履新、副总工彭士禄领导下的核动力装置研究设计部分，划归了二机部第二研究设计院(简称核二院)，成立二部，对外称北京十五所。715所的艇总体科划归六机部，以后并入7l9所。由于核二院办公楼和宿舍不能容纳整个北京十五所，所以只能将所机关、三室、四室、五室、情报室搬在二院大楼办公，二室在北太平庄办公，一室仍留47-1室办公。周圣洋此时被任命为核二院的副院长。

1965年6月核潜艇工程上马，二机部抽调了不少同志支援北京十五所，其中包括一些有经验的工程师，赵仁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调入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所里也招收了不少新的大学毕业生，大大地增加整个所的人数。当时有经验的老同志比较少，要保证完成初步设计任务，就必须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所里采取了发扬民主和老同志带新同志的办法，要求每个科研人员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充分地调研和编写每个系统和重要设备设计的论证材料。在每个设计的阶段组织了规模较大的会审，以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使技术责任制得到了贯彻和执行，从而保证了设计的质量。当时每个科研人员都生怕自己的工作拖了整个设计后腿，所以每天晚上都自觉到办公室学习和工作。很多科技人员经常去情报所、二机部211图书馆、中科院、设计院等有关单位查阅资料或向有经验的专家和工程师请教。

中央专委1965年8月第13次会议决定：1970年建成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对于核动力研究所来说，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核潜艇动力装置的设计必须安全可靠，还要满足艇总体的战术技术要求，它受到总体对核动力装置尺寸和重量方面的严格要求。在有限的空间内布置复杂繁多的设备和管路。一方面要考虑可靠运行和维修方便，也要考虑到安装可行性和安装顺序。所以说布置设计是核潜艇动力装置设计的难点之一。对此三室李乐福主任和有关组长讨论后认为，应该做模型来解决此问题。

做模型的问题上报所里后，得到了周圣洋和彭士禄的大力支持。这样在初步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自己动手，制作了堆舱、辅机舱和主机舱三个动力舱1:10模型和堆舱1:5的局部模型。该模型对施工设计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1965年十九所派一批同志到北京十五所的有关室学习和工作。同志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一起干分配的工作，有问题一起讨论。根本分不出这是两个所在一起搞联合设计。全所领导和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在1965年年底成了初步设计，1967年完成了扩大初步设计，1969年完成了全部施工设计。

1965年周所长和彭总当时决定将三个台架组临时合并，成立联合台架组，由4室陈来鑫带三个同志来配合这三个台架组的工作。大组长是陈来鑫，三位副组长分别是张金麟、焦增庚、张汉周。数月后，4室为各个台架组配齐了仪表、电气的专业人员，联合台架组就此解散，回到原来各个室。

1965年北京十五所划归二机部，设备研制项目也全部由二机部归口管理。当时所领导决定把两套核动力装置设备同时制造生产。一套用于陆上模式堆，一套用于第一艘核潜艇。否则赶不上核潜艇的工程进度。同时还要生产实验基地各实验室的设备，所以工程量很大，进度又很紧急，归口管理的范围也很宽。而当时的设计与设备研制进度不相匹配。相当数量的设备只有参数和技术条件或方案设计，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核潜艇这样一个大型的工程，它的设备研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时北京十五所缺乏实践经验。而二机部以前搞过核武器研制的经验，有专门的管理专用非标准设备的一个机构，名称为十局。为了开展工作，创造有利的组织领导保证条件，周圣洋带领计划科有关人员去找他们的局长、总师和有关处领导。十局对核潜艇设备研制非常重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一些项目只有方案设计、技术条件和要求，就委托工业部门设计或联合设计。每次开设备协调会议的前夕，十局的有关领导和所里的同志都去国防工办、一机部等部门联系，一起做会议的准备工作，保证每次协调会达到预期的效果。1965年6月1日，总字907部隊(715所)于集体转业成为二机部二院的二部，周圣洋任二院副院长兼二部主任，苏萍任书记，彭士禄、赵仁恺任副总工程师。在陆上模式堆建设期间，将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符德璠调到十五所任副总工程师。

1965年的下半年，北京十五所组长以上的负责人和清华大学核能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和十多个技术骨干开会辩论了核动力装置的方案。清华大学认为北京十五所的设计方案落后，设备的布置分散，流程过长，阀门多、管道长。不如他们一体化方案体积小，有利于提高核潜艇性能。北京十五所的同志认为一体化方案从理论上讲优点多，但国内也没有开展过试验研究工作，国外也没有‘一体化’的核潜艇，缺乏实际经验。一体化方案最大的缺点是主回路设备制造、运行难度大、维修困难、尤其在带放射性的反应堆周围检修更困难。一体化方案装卸核燃料要在艇体上开更大的洞、多次切割、焊接艇体后，艇体安全性能下降。北京十五所的方案经过国内多年大量工作，已完成了主参数、主方案论证和方案设计，大批试制项目国内已做过大量工作，关键的研制项目已经过关。它是一个现实可行、力求先进的方案。经过三天的辩论和对比分析，与会领导和同志们认为，北京十五所的方案更为稳妥可行。此后上级领导部门批准了北京十五所的核动力装置分散布置的方案。

1966年二院副院长张昕到基地二号点指导工作。基地二号点还调来一位副所长许锐，二院一位刘处长曾长期负责二号点行政工作。

周圣洋和彭士禄等领导把设备研制工作都列入了所里重要议事日程。每次设备协调会议前后，都召集计划科和研究室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会议的准备和会后的落实工作。基本解决了设备研制工作中的生产定点、设计、单位之间协作配套等问题，研制工作才得以全面展开。1967年6月20日召开了核潜艇设备研制过程中规模最大的第三次设备协调会，北京十五所的领导周圣洋，彭士禄和军管组副组长等自始至终参与会议的准备和活动。通过设备的协调会，进一步核定了研制任务，协调了单位之间的关系;落实了研制进度，签订了陆上模式堆和基地实验室以及首艇设备的研制协议，极大地推动了设备研制的步伐。

当时所里也派了许多同志去厂里联合设计、并长期驻厂、解决设计和制造中的问题、跟踪重要设备的制造过程。对制造过程中的关键节点，驻厂代表都亲自参加，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及时纠正。按照出厂试验要求，完成的产品达标后才能出厂。在二机部的领导和帮助下，北京十五所在东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上海，中南地区和成都设立了设备制造、交货和运输的办事机构。

核潜艇研制的重大工程涉及24个省、市、自治区，21个工业部、研究院，2000多个工厂、研究所、院校和海、陆、空部队，是一项浩大的大协作工程。核潜艇的设备、仪器仪表附件共有2600多项，46000多台件。这些设备和材料中60%为新研制产品。这个重大工程主要是通过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来规划、计划、管理和抓总协调技术。在09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强有力地组织和协调下，才完成了如此艰巨的任务。陈右铭是集行政指挥与技术指挥于一身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主任。

1967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使各地许多担负有09工程任务的科研生产单位停工、停产，许多项目的研制任务无法进行。鉴于这种情况，09工程办公室提出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一个《特别公函》的设想，陈右铭主任上报刘华清后，刘华清上报聂帅很快得到了批准。《特别公函》发表以后，09工程办公室组织到全国各地宣讲，取得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都把它按照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去执行，排除各种干扰，克服了许多困难，保证了09工程研制工作的继续进行。

当时对要不要建陆上模式堆，所里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周圣洋和彭士禄决定一定要建，认为只有陆上模式堆安全运行并解决调试中发现了各种问题，才能确保核潜艇动力装置安全和可靠的运行。在周圣洋所长和的彭士禄、赵仁恺副总工的领导下，与各室的领导讨论确定要筹建十四个实验室。其中五个重点实验室有的是国内没有的，有的是达到国内同专业领先水平。这些实验室的研究和实验课题，均是为确保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安全运行。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北京十五所原所领导机构被三结合革委会取代。彭士禄被选为革委会主任，周圣洋任生产组长。

北京十五所在核二院办公大楼(核二院提供)

2.909基地二号点的建设(包括少量一号点的内容)

1965年9月决定北京十五所(715所)和二机部二院五部(即反应堆工程研究所,简称194所)中与09项目有关的研究室都要搬迁到四川夹江去。后来有人认为715加194等于909，所以那儿就称为909基地，这是一种巧合。当时所里委派副所长杨履新负责基地的选点和建设。他到四川后，在二机部三线建设指挥部和四川省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他和有关同志经过了多次实地勘察，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思想，选取的方案是十五所设计部分和整个试验室放在铁路沿线，这样进出成都方便，然后可转到全国各地，那儿称为二号点。陆上模式堆则选择在不通铁路和公路更隐蔽的山沟，那儿称为一号点。二号点到一号点准备新修公路将两地连接起来。杨履新带领同志们经过若干次十分艰辛野外勘察，才将这条约18多公里长的公路线路定了下来。在1966年初，二号点开始基建。一号至二号点交通称双木公路。

1966年2月底，在科技处王克强的带领下，五个重点实验室的现场工艺代表十几人奔赴试验基地，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其任务是进行各自专业的工艺设计、配合土建和安装工作。在4月份核二院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副院长张昕带领核二院的土建设计队也到了现场。副院长张昕曾经在延安搞过试验工作。他在会上讲，我们要发扬延安精神和延安的做法搞科研。实验室可像化工厂那样放在露天，最多搞一个小房间作控制室就行了。开始建造的宿舍和办公室都是用泥土干打垒建的，由于四川多雨潮湿，不久屋顶开始漏雨，墙壁也开始脱落。以后用灰砂砖和砖块来建造房屋。当时用砖块建造的第一栋二层楼的办公用房，被称为‘黑楼’作为反面教材。他过度片面地理解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政策，将整个二号点分布在一个狭长的地带上，从生活区到最远的试验室大约要走一个小时以上。

整个二号点由四个片区组成：(1)桥头片区包括加工厂、家属宿舍、医院、小学和小卖部等生活设施。最近几年在那里新建了摇篮广场、院史陈列馆、909纪念墙,恢复了彭士禄故居等有意义的建筑,成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2)平坝片区包括办公和设计楼、情报资料和图书楼、部分试验室和单身宿舍。(3)3#点试验区包括若干个实验室，其中三个重点实验室建在这儿，以及家属宿舍和单身宿舍。(4)4#点试验区包括两个重点实验室。

1966年5月初，由周圣洋所长率领考察组，到四川夹江实地考察了陆上模式堆工程现场。随同人员有赵仁恺副总工、高云鹏主任、徐长荣、黄永愚和王天锡。考察组认为一号点建在山区符合靠山、分散、掩蔽的要求，处在江边有充足的水源，并可少占良田、需迁出居民也少。综和这些因素，考察组认为这里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厂址，陆上模式堆工程项目确定可在此定点，并要求尽快实现三通一平，为施工和设计队伍进场创造条件。

1966年国庆前夕，周圣洋所长找张兆丰个别谈话，因为张兆丰同志从1961年大学毕业后，就从事非标准设备外协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周圣洋所长要他国庆节后立即到909基地生产准备办公室协助王克强同志工作。生产准备办公室是北京所部科技办公室在现场的派出机构。其任务是负责二号点全部实验室生产准备工作。该办公室带领和统筹各个实验室按照总体进度计划，按时建成高质量的实验室。每年基建处制定年度基建计划时，都要征求生产准备办公室的意见。他们平时也会将现场发现的问题以及各实验室代表要求协助解决的问题与基建处、现场设计队、基建和安装单位联系解决。各部门把生产准备办公室看作是各个实验室代表的总代表。

1966年11月陆上模式堆现场基础设施设计队，在赵仁恺副总工的带领下进驻一号点，开展陆上模式堆配套设施设计工作。当时一号点三通一平已基本完成，可以乘汽车从二号点直达一号点。1967年从北京来到909基地二号点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原来成昆铁路只停夹江火车站。火车到达后，所里派卡车去接送职工。基地有关同志与铁道部门请示商量后，在二号点附近设一个小站，火车在那儿停靠2分钟。为方便了职工的出差，这期间所里在成都一旅社租了一层楼作为在成都中转的接待站。这两件事大大的提高了职工出行的便利。

大约在1967年，西南水电研究所获得“成字137部队”的代号。我们没有工作证出差开军人通行证，可入住军人招待所。二机部派何谦(局级，曾任周总理秘书)到909基地一号点任196工程现场总指挥。

1967年以李晓泉为首的军管组和以马师傅为首的工宣隊(门头沟矿工组成)进驻十五所，工宣隊抓革命军管组促生产。719所和431厂用木材、塑料、铁皮制作完成1:1核潜艇全尺寸模型，促成了全艇施工设计完成。在1968年底和1969年初，由于生产准备办公室、各实验室同志以及现场设计队、基建和安装单位的共同努力，基地的各个实验室都陆续建成，并开始实验。实验验证了核动力装置的主参数、主方案的可行性，提供了大量的实验数据，积累了高温、高压回路的运行经验，对陆上模式堆的安全运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杨履新副所长的领导下，基地基建处的同志每年都编制详细的进度计划，工作中克服了多种困难，并与土建设计队和二机部的建筑公司之间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在三方共同努力下，经过三年多的艰辛劳动，终于在1969年6月份之前，完成了所有的土建任务，基本满足了办公和住宿的要求。1969年9月3日北京十五所全体职工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乘军列秘密迁往四川909基地二号点。

3.陆上模式堆的建造概况

1968年初，陆上模式堆开始了土建施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派性斗争，领导靠边，施工人员窝工，工程进度拖延。1968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央文件，决定派出解放军部队支援核潜艇陆上模式反应堆的建设工作，即著名的“718”批示。这使参加此项工程建设的所有单位和人员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对促进工程建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抢回了许多失去的时间。在陆上模式堆主体厂房基建施工的同时，模拟实艇的堆舱、辅机舱和主机舱三个动力舱的耐压壳体制造完毕，并运到了现场拼装。以后安装一次屏蔽,设备基座等舱内设备等安装的前期工作。1968年8月由聂总任命的十五所所长孟戈非到任。同年，原子能所101堆曹关平等一批有丰富经验的反应堆装置运行维修人员调到十五所组建196工程运行维修室(196室)负责模式堆运行维修直至安全退役。

在《特别公函》和“718”批示的推动下，基地8000军民于1969年四季度开始了大规模的设备、管道、电缆等安装工作。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经过现场检查和与有关方面协商，报请工程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为了加强试验的组织领导，由军管会主任王汉亭、建设指挥部主任何谦、政委张志信、核动力研究所所长张远征、政委朱勤、副总工程师彭士禄，原所长周圣洋组成试验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全体工作人员努力奋战，终于在1970年4月底安装完毕，整个安装工作历时半年左右。

在调试的前夕持不同意见的部分专家，认为有些研制的设备与技术指标有差距。彭士禄副总工在听取了各方意见，经过科学分析和计算之后，认为可以验收交付使用。这些人仍然不服，并向中央写信说，陆上模式堆设备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制造了耸人听闻的理论，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等等。他们想以此来影响中央批准陆上模式堆的启动试验。

周希汉同志在接到中央批转的信件后，立刻要09办公室研究，提出实事求是的意见。09办公室研究后向他汇报了设备存在问题的性质，并表示问题没有信中说的那么吓人。这些问题不但可以，而且已经采取了措施，且都有了预察防范和解决的办法，完全可以安全可靠地进行启动试验。周希汉同志听了09办公室的汇报后，心里有了底。随后周希汉同志据理力争、带着深入了解和调研的结果几次向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等作了汇报，并提出了自己明确的意见，使领导小组上报中央申请批准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的报告得以顺利签署。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审议批准启动试验可以进行。

909基地首届代表大会

1970年4月陆上模式堆装料现场

反应堆压力容器安装

1970年7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启堆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先向专委汇报，科委和工程领导小组派人领导这次启动”。7月15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了核动力基地军管会主任王汉亭，革委会主任彭士禄和，科技处处长昝云龙，关于陆上模式堆启堆前准备情况的汇报，汇报以昝云龙为主。7月16日上午一机部的李水清、冶金部的陈绍昆、二机部的李觉、朱光亚、四机部的伊文、七机部的钱学森、09办公室主任陈右铭等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上，194所徐传效总工、徐江清工程师、一机部、二机部、六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海军领导相继发言，表示支持继续进行后续工作。

周总理认真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指示说说：“试验要有步骤，要积极稳妥。当然，首先要有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具体工作要做好。”‘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总理对彭士禄说;‘不要说满足的话，要多想一下意外的事情’。周总理不仅主持会议做出重大研究实验的决策，还亲自派飞机运送参试人员、询问气象情况，以及下飞机后的具体安排。总理确定了参试领导和专家的名字，对这些人说：“你们去基地，指导和帮助他们启堆试验。”7月16日汇报完毕，有关人员、专家和领导走出人民大会堂，车队直奔南苑机场，乘专机返回909基地。

提升功率后，碰到了一些问题。在周总理、罗舜初等中央领导指导下、在陈右铭主任和专家组的指导和帮助下，十五所全体调试人员、重要设备制造厂代表以及有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把碰到的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终于在8月30日陆上模式堆满功率试验成功，这为核潜艇下水提供了技术保证。

科技人员在陆上模式堆控制室工作的留影

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成功后，09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总结它主要完成了六个方面的任务：一是验证了核动力装置的设计、总体布置和设备安装、为核潜艇和下一代核动力装置的设计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二是对系统、设备暴露出来的设计、制造工艺、材料等方面210余项问题，大都做了改进完善，对保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核动力装置定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三是通过物理、热工、控制、仪表、屏蔽、计量、振动、噪音、应力等530余项次的试验，基本上摸清了核动力装置的性能，对科技、使用都有价值。四是积累了大量运行、检修和管理的经验，初步完善了运行、检修规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对指导核潜艇运行、检修起了很大的作用。五是培训了1100余名核动力装置运行、设备安装、调试、检修和各种专业的科技人员、技术工人，为压水堆发展储备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六是重点开展了物理、热工、化学和控制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对改进提高第一代核潜艇动力装置及第二代核动力装置的研究设计很有意义，对发展我国反应堆工程事业和核能源事业，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完成的上述任务看，建设陆上模式堆的决策是正确的，达到了预期目的。

四、1971年5月至1982年核一院研究、设计工作概况

在二机部一院第一任院长周圣洋，杨履新、郭作东、赵仁恺副院长以及副总工李乐福等的领导下，这些年核一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陆上模式堆运行期间完成了500多项实验项目、共进行了210项改进工作。并在10年后采取了安全措施，进行反应堆开盖取出核燃料,核燃料元件无一破损。实践证明反应堆设计和核燃料设计、制造都是成功的。(2)完成了一代艇反应堆定型和改进工作。(3)为后续核潜艇反应堆安装、调试进行现场技术服务。对运行中发生的问题加以研究并解决。(4)对各种反应堆型进行了调查研究以及为第二代核潜艇进行了方案论证。(5)建造高通量试验反应堆。

1978年2月13日周圣洋院长在第二次工业学大庆暨科学大会上作报告留影(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907部队集体转业军人联谊册)

2008年，周圣洋夫人林明(前排左五)与在中广核的907战友合影(姚增华提供)

2023年4月18日，我有幸和719所研究员级高工、张金麟院士助理叶水生，中国核动力院研究员级高工孙先科陪同计划撰写《张金麟》传的海军作家李忠效、作家郭晓晔访问了909基地。我们于909基地纪念碑前合影，照片中左起：叶水生、李忠效、周渝南、孙先科、郭晓晔

为了赓续红色基因，弘扬传承核潜艇精神，正本清源，我在《09追忆群》里提交了文章的初稿，征求意见。我衷心地感谢各位专家和09老同志提出不少宝贵修改意见，并提供了有关周圣洋所长的事迹和照片，这篇文章是大家共同编写的。

参考文献：

(按文献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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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陈右铭，顾汉祥.大海不会忘记——周恩来与新中国核潜艇[M].中国当代教育出版社，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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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昝云龙.参加907部队成立60周年庆典讲话文稿,2023年10月10日.

[24]杨连新.周总理在核潜艇研制中的历史功勋.炎黄子孙，2024.10,Vol(3)：34-37.

(作者系中国船舶七一九所退休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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