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志平：回忆父亲邓稼先

我的父亲邓稼先，工作单位同志习惯称他“老邓”，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白林村的“铁砚山房”，家中悬挂着一块“守艺堂”匾额，意味着“始终如一地守好一艺，方是长久之道”。

在“各守一艺”的家风影响下，邓氏子孙各有所成。邓氏家族六世祖邓石如，是清代著名的篆学大师，在书法、篆刻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邓石如的艺术造诣对邓家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体现在后辈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上。我曾祖父邓艺荪作为清末教育家，对邓家的教育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的爷爷邓以蛰则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学术造诣深厚，不仅在哲学和美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有“南宗北邓”的称号，更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感和民族自尊心的教授。爷爷邓以蛰的教育理念和爱国情怀对我父亲邓稼先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他不仅具备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更有着坚定的爱国信念。

我的爷爷邓以蛰是中国现代著名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著有《艺术家的难关》《画理探微》《六法通诠》《书法之欣赏》等著作。

1962年拍摄于北京大学润园，前排左起：邓志平、奶奶王淑蠲、爷爷邓以蛰、姐姐邓志典；后排是我父亲邓稼先和母亲许鹿希。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背景下，父亲得以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爱国情怀中成长。优良的家风家教为他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被杨振宁誉为“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曾历尽磨难。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受到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包括核武器的威胁与讹诈。严酷的现实使新中国最高决策者意识到，中国要生存、要发展，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铸造自己的利剑和盾牌。1955年1月，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了创建核工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并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实施。国家需要选出优秀的科技人员来组织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经二机部副部长兼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教授推荐，并得到二机部、中国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的同意，首选第一个人就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的我父亲。这一年他34岁，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国家形势的需要直接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

一天，钱三强所长把邓稼先找去了，钱所长问道：“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父亲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接着钱三强把工作的意义和任务艰巨性告诉他，父亲没辜负领导的期望，服从了组织的调动。父亲明白，搞原子弹研制工作，就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参加公开的学术活动，从此他在物理学界消失了。国家需要原子弹以壮国威，能参加到这个国家最需要的工作行列，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信任由衷感到极其光荣。

1958年接受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后摄于北京，前排邓志典(左)、邓志平(右)，后排许鹿希(左)、邓稼先(右)。

一、深究打基础

1958年8月，父亲被调到二机部九所(九院前身)，被组织任命为理论部主任。建所初期，父亲只是做苏联专家助手和建设原子弹模型厅土木工程的工作。苏联专家开了一些原子物理基础的书单，让父亲和同事们找来读，但拒绝回答有关制造原子弹的任何问题，因此九所的同事背地里给专家起外号叫“哑巴和尚”。父亲带领九所的同事在建设工地边做小工，边读书。这样过了一年，模型厅都建好了原子弹模型也没来，苏联专家倒撤走了。

1959年6月，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这时候刘杰副部长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父亲和同事们知道，从今以后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干。二机部把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任务的代号定为596。任务内容：从1960年起三年突破原子弹技术，五年原子弹研制成功进行爆炸试验，八年达到一定的储备数量。

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写道，理论部好比龙头的三次方：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当时父亲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带着一群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出23岁，从“零”开始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的探索。

父亲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这是原子弹理论设计攻关进程中的三个桥头堡。根据三个方向攻关的需要，理论部年轻的科研人员编为状态方程组、力学组、中子物理组和数学组。研究工作开始了入门补课阶段。父亲亲自讲课，有些知识对他来说也是生疏的，只能是他先学一步，边学边讲。就这样，父亲带领年轻人们读完《中子输运理论》《爆震原理》《原子核反应堆理论纲要》等资料。当时的条件极差，这些书并不是人手一本，他们的办法是手刻蜡纸自己油印。读书的方法采用大家读、大家讲的方式，每一章节都有一个人作重点发言，每个发言人等于是一个小教员。在相互启发式的学习和讨论中，逐渐了解和掌握了设计原子弹的一些基本知识，有了一些思路。

父亲亲自领导状态方程组，同时全面掌握各个组的进展。在原子弹的爆炸过程中，原子弹中的各种材料会经受很高的压力和温度，需要知道核材料在这时的状态方程。经过努力，他们用巧妙的方法得出核材料铀在相当大区域之内完整的状态方程，并用爆轰实验证明其有效，满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要求。父亲带领同事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对原子弹研制成功的最大贡献。

从1960年开始，父亲领着这些年轻人踏上突破原子弹原理的征途。当时仅有的资料只是苏联专家向二机部领导们，就原定提供给我国的原子弹教学模型讲了一次课，钱三强副部长做了笔记，记录下来的一些数据。父亲带领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复算。由于计算方法和公式都得靠自己推导出来，复算过程中，发生了有一处计算结果数值与苏联专家介绍不符的情况。理论部的专家们和年轻人经常围在一起讨论出现差异的原因，首先当然还是怀疑自己在计算中有哪些环节出了毛病。物理学家、力学家、数学家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对结果进行审议，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质疑。青年人则尽量详细地解释自己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辩论经常进行得很激烈，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高度激发出来。

大型油画《邓稼先》再现了父亲和同事们一起进行民主讨论的场景。

这种讨论有时要持续好几天。最后在提出一些改进条件之后，决定再进行新的一轮计算。这样的过程一共进行了九次。最后，周光召从理论上论证了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肯定是错了，从而结束了这场历时几个月的迷惑——这算得上是在中国核武器研究历史上的开局战役，使中国的科学家终于摸清了原子弹内爆过程的物理规律和诸多作用因素的交互影响，为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培养、锻炼了人才，更重要的是坚定了自力更生搞原子弹的信心。二机部宋任穷部长鼓励他们说：“你们干得不错，没有被困难吓倒。”

通过理论部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1962年11月，父亲领导起草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并派理论部青年研究人员到221厂参加现场试验，共同解决实验中遇到的理论问题。他自己也参加冷实验委员会，到实验现场指导理论部人员做好实验预估和结果分析。经过一段时间，在221厂做了多次冷实验，最终在1963年3月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定稿。又经过一年的制造，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父亲主持的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得到圆满检验，提前完成了596计划任务。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核试验基地爆炸成功后，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在现场合影，前排13人中有9人是九院领导和科学家，即郭永怀、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亚、李觉、吴际霖、陈能宽、邓稼先。

二、团结带队伍

我父亲为人随和，很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与人相处从来没有身份上的等级感。他和同志们相处非常大方，年轻同事到他办公室去开会，就经常会翻他的衣袋找好烟抽，翻他的抽屉，找糖和点心吃。他认为这是同事们跟他“不见外”，视为极大的精神安慰。

依靠领导、依靠助手、依靠骨干、依靠群众，这是父亲工作中的重要特点。在长期工作中，父亲得到所领导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他又充分发挥理论部副手的作用，同时还紧密依靠技术骨干和群众的力量。因而在理论部形成了一个团结协作战斗力很强的集体，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一次又一次的艰巨任务。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他的老同事杜祥琬在怀念他的诗中说：“手挽左右成集体，尊上爱下好中坚。”便是对父亲的为人给出一个非常生动的写照。

除了团结协作之外，高度的责任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是他做好组织领导工作更为重要的准则。他担任九院领导后，工作范围超出了理论设计范畴，他总是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方针要求去做。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岗位上，核试验时，给核装置插雷管，是一件非常关键的动作，要求操作员特别小心谨慎，他经常无言地站在操作者的身后，稳住人心。

1973年，与父亲一起参加核试验的九院党委书记刁筠寿赋诗一首，描述当时的情况：

浪淘沙·试验前夕

(1973年6月25日)

戈壁似无边，好大晴天。

万无一失记心间，

最怕粗心有失误，叮嘱万千。

严谨出安全，思虑难眠。

辛勤应数邓稼先，

入夜三更犹未睡，不语抽烟。

父亲担任九院院长时，与几位院领导在一起，左起：宋绍俊(九院副院长)、田子钦(九院副院长)、毕庶恺(九院政治部主任)、刁筠寿(九院党委书记)、邓稼先(九院院长)、苗兆瑞(九院党委副书记)。

三、善抓真问题

从科学原理上讲，原子弹是在原子核裂变时，发出巨大能量，产生核爆炸，即核裂变，也就是说，关键处是打碎原子核。

而氢弹正相反，是在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的时候，发出更加巨大的能量，产生核爆炸，叫作核聚变。这个聚变要求有极高的温度才能实现，即在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高温，可以导致核聚变。打个容易懂的比方：点燃香烟要用火柴，而点燃氢弹则要用原子弹。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是先有了原子弹才能有氢弹的道理。

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领导让九所理论部中研制原子弹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随后，在1965年，又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调进了黄祖洽、于敏等一批科研骨干力量，到九院(1964年九所改称九院)理论部共同工作。在院领导指挥下，父亲和各位专家组织科技人员总结前一阶段的研究工作，制定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

确立关键架构，给出方向判断，把握本质特征。理论部的人员，兵分几路，分解课题、多方探索。提出设想、辩论，又提出新的设想，又辩论，无数次反复，努力寻找最好的方案。氢弹技术途径大讨论中提出的各种设想，经过科学家分析处理，取其合理的内涵，并巧妙联结，在关键的环节上做些补充，逐步形成了氢弹物理过程的雏形。

在院领导支持下，父亲安排理论部几路人马分头到计算机上去实际运算，探索研制氢弹的可能途径。其中有一支队伍由于敏率领，1965年9月去上海，利用那里的高性能计算机进行计算。

在于敏的指导下，科技工作者终于发现可能通向研制氢弹的捷径。于敏马上通知了正在掌握着各路进程的我父亲。

这是一个使人心跳加快的消息，父亲立即带人飞往上海。一到上海，没顾上休息，父亲和于敏带着他们的助手在计算所就投入了紧张的连轴转的工作。晚上，他们多是在机房地板上和衣而卧，有时是通宵不眠。因为当时有消息说，法国要在1967年秋季爆炸氢弹，大家只有一个信念：赶在法国前实现我国氢弹实验成功。

后来父亲组织理论部反复讨论，集思广益，终于形成了一个有充分论据、比较完善的氢弹方案。不久又进行的几次冷试验，证明了这个方案的正确。1966年12月底，氢弹原理冷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

后来得知，法国在1968年8月才爆炸了氢弹。

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的我国第一颗氢弹模型(左)和爆炸时腾空的蘑菇云(右)。

1972年，父亲走上九院领导岗位，负责核武器小型化和新型核武器试验的抓总工作。当时，中国经济十分落后，为了研制核武器，使之能装备部队，国家倾囊投入，如果实验失败，将给国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作为核武器研制的总负责人，父亲把国家的核武事业和财产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核试验中，倒计时之后，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哪里去了?

知道出了事故，父亲非常揪心，为了弄清楚是化学爆炸还是核爆炸，父亲决定亲自去现场察看。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陈彬同志阻挡他，出语是非常感人的，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父亲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但他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劝阻，上了吉普车立即出发。

到了发生事故的地区，他边走边找。终于，看到了碎弹片和弹坑，得知没有发生核爆炸，是化学爆炸，原因是降落伞没打开，核弹直接落地摔碎，导致试验失败。他立即放心了，向同行的二机部赵敬璞副部长说：“平安无事。”

父亲(左)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在事故现场的留影。

这次事故使父亲受到很大的放射性辐射。几天之后，回北京住进医院做检查，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1985年8月10日，父亲因患直肠癌住院治疗。1986年3月之后，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疼痛剧烈，父亲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病房中，他和同事们商讨，组织力量调查核大国的发展情况、国际上核禁试动向，并由父亲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加快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战略规划建议书》，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作重要决策提供参考。

中央领导很快就对这份报告做了重要批示。10年后，有纪念文章写道：“这份建议书具有超常价值的地方”，它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地列出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抢在全面核禁试前面完成了几项重大科学难题与技术关键。

1996年7月29日，父亲逝世10周年之际，我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同年10月联合国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此后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均受到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制裁。

我的父亲是一个忠诚、纯正的人。从他一生的经历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爱国青年通过海内外求索，学有所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祖国百废待兴之时，回国参加建设，在工作中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人。父亲和同事们一起组建了一支能攻克科研难关的队伍，取得了非凡成绩，被国家授予了荣誉，但父亲生前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我国核武器事业众多参与者中的普通一员。

本文作者邓志平回到故乡安徽怀宁，参加父亲逝世40周年的纪念活动。

今天，在老一代核武事业先驱者的精神感召下，在发展强国之路的征程上，需要更多像父亲一样的爱国科学家，具备创新的思维，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勇于尝试新技术和新方法，为推动国家的科技创新贡献力量。

(本文原载公众号“曙光初照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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